精神的複調：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

序一／複調視野下的催眠術／黃克武

催眠已有數千年歷史，在埃及、希臘、中國與一些古代文明都有跡可尋，然而現代催眠術則始於18世紀的奧地利人梅斯梅爾（Franz Anton Mesmer），至19世紀末經由日本傳入中國。催眠術的吸引力在於它可以親眼目睹，卻又不可盡知，屬於所謂「不可思議」（源於佛教語彙）的現象。它與心理治療、氣功、靈魂學、前世回溯等都有關係，也有催眠師將此一技藝以「幻術」的姿態用在娛樂表演而引起轟動。一般人認為它出於腦波作用、潛意識（或無意識）、變態或暗示的心理現象等等。無論如何，直至今日催眠術仍充滿了神祕色彩。
十多年前我到日本京都訪問，在圖書館中無意中讀到一柳廣孝的《催眠術の日本近代》一書，又接觸到井上圓了的妖怪學、日本心靈協會的雜誌及大量關於明治時代心靈研究與催眠術的書籍。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有一本書處理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催眠術。後來我開始探索此一領域，撰寫了嚴復與上海靈學會，以及近代中國有關科學、宗教與迷信之論爭等主題的文章；也曾關注革命黨人陶成章在1905年「因中國人迷信最深，乃約陳大齊在東京學習催眠術」，藉催眠為革命之手段；國學大師錢穆年輕時曾與友人朱懷天以函授方式修習此術，認為催眠與傳統之「靜坐」類似。然而我並沒有深入了解這方面的問題。
2017年1月初王文基教授邀請我參加他在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張邦彥先生的一篇碩士論文研究計畫的口試。張先生有醫學的專業訓練之背景，又對人文與歷史很感興趣，其論文主題即為近代中國催眠術的歷史，我對此一計畫頗為讚賞。一年半之後，2018年6月，張邦彥先生順利完成碩士論文並通過口試。這一篇碩士論文即為本書之雛形。我還記得2018年7月20日邦彥將最後修訂過的論文送到我在中研院近史所的辦公室，我問了他對以後的生涯規劃，建議他將論文再作修改之後投稿聯經出版公司。我又把聯經出版公司負責學術出版的沙主編的電子郵件信箱給他，寫了一段推薦的話：「張邦彥先生是我參與口試的一位學生，他有關近代中國催眠術的書稿修改自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指導老師王文基教授）。我覺得此一書稿不但主題有趣，而且內容充實，又符合學術規範，是一本值得出版的好書。希望貴公司能予以考量」。我很高興在一年多後此一書稿通過審查而即將問世。
我在台灣幾所大學任教有十多年了，曾擔任博士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也考過可能大約有近百篇的學位論文。我認為邦彥的論文是少數選題佳、內容紮實、思慮周密的一篇佳作，所以考試結束之後我即建議他修改出版。
這一本書從一個全球史的觀點考察催眠術由西方經日本傳入中國的知識流動，以及催眠術在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各種變化。作者的主旨在將近代中國催眠術放在中西、古今交織的歷史脈絡之中來觀察其多元之意涵。本書的書名為「精神的複調：近代中國的催眠術與大眾科學」。我覺得「複調」二字最能彰顯全書之旨趣。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的書籍，無論是政治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多強調以菁英階層為中心，追求現代民主、科學與救國之主旋律。本書則嘗試呈現另一圖景。催眠術一方面為主旋律所排斥、壓抑的異端、邪說，另一方面又因處於社會下層與學科的邊緣地帶，是一種或是迎合或是背離主旋律的「大眾科學」。
「大眾科學」是一個頗啟人疑竇的觀念。何以催眠術既是「大眾」的，又可以稱為科學呢？這主要是因為催眠術的施行者多為體制外的催眠師與自學者，而非學院內的專業人士。再者，催眠術與心理學、醫學、靈學、超心理學等「科學的學科」又有密切的關係。大眾科學一詞即因應此一狀況而出現。
本書所環繞著以大眾科學為中心的「複調」其實有好幾層的意義。第一層含義是科學實踐之複調，即是上述菁英、專家與學院的科學研究與業餘、常民等大眾科學實踐的複合交織。這兩者之間的界線是游移浮動又相互界定，既有區隔、又相重疊。菁英階層對催眠術等怪異現象頗感興趣。中研院物理所的王唯工與臺大前校長李嗣涔有關「特異功能」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過他們的研究滋生了許多爭議。李嗣涔有關手指識字的研究發現：受試者觸摸到佛道相關的字詞，會看見亮光或宗教圖像。據此，他們提出「信息場」的物理學假設，並宣稱「這個實驗已為傳統佛教的世界觀開始建立科學的基礎，也為『信息場』研究領域開啟了一嶄新的研究方向」。然而此一宣稱並不為學界所普遍認可，專業與大眾之間的鴻溝難以跨越。與此同時舞台上的催眠術或特異功能之表演其真偽仍撲朔迷離。
第二是地理的複調。以往催眠術的歷史多處理西方催眠術，而忽略或排斥它在其他地區的發展。這是長期以來西方科學史研究強調中心而忽略「邊陲」的偏見。本書則以東亞地區的歷史為焦點，研究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大陸等地的知識轉譯，以及本土文化因素與外來因素之交織。從中心與邊陲之互動、傳統與現代之互釋展現多重面貌。
第三是身體的複調。催眠術的風行也涉及身體觀的變化。在傳統中國身體觀有陰陽五行與氣的身體觀，也有下層社會宗教實踐的通靈身體觀，如扶乩現象，或義和團的「自我催眠」等。近代以後，大約在19世紀末葉，隨著電學、磁學、以太觀念的輸入，而有電磁化身體觀的導入，部分士人（如譚嗣同）從傳教士得知這些觀點，又將之與張載、王夫之的「氣」的觀念結合在一起。催眠術的流行得力於此一新的身體觀。另一方面，催眠術也與臨床的身體治療相結合。科學家探究催眠術的用途，研究催眠術在疼痛、分娩、安寧照護、戒菸等身體健康問題上的應用。不過大多數的研究都「受限於病患樣本數，未有定於一尊的結論」。
第四是精神的複調。催眠術多被歸為心理與精神上的研究（即「精神科學」），也涉及心理治療與靈學研究。在這方面以往的心理研究主要關注理性的層面，然而有許多心理現象是理性所無法解釋的。很多人會認為在理性壓抑之下或超越理性範圍之外，有一個廣闊的未知領域。人類的憂懼何來？力量何自？為什麼會有扶乩現象？這與神佛或前世來生有何關連？催眠術正針對這些問題，嘗試提出一套「俗世」與「科學」的解釋。
第五是科學的複調。處於學科邊緣地帶的催眠術顯示科學邊界的模糊性。人們所面臨的世界除了科學所處理的實證的世界之外，仍有許多未知的領域，包括神祕現象與生死問題、今生與來世等，這也象徵著人類具有一個難以為現代科學所完全「馴服」的徬徨心靈。在近代中國，科學作為一知識範疇，一直是多元、模糊且游移的，並與哲學、宗教和迷信等相互界定。有關催眠術的爭議深化人們對科學、宗教、哲學、迷信等議題的討論。
上述五個層面的複調是作者嘗試透過催眠術所展示的近代中國。歷史的複雜性當然不只於此，然而邦彥這一本書卻展示了與主旋律並存的多彩繽紛的催眠世界。我認為這一本書揭露了一部分催眠術的面紗，又引導我們再進一步思索沉吟，去探討更為廣闊而未知的世界。我相信許多讀者會和我一樣在捧讀之下立刻覺得愛不釋手。

序二／精神與科學的另類史／王文基

清末至民國時期，催眠術大為流行。各界人士透過學會、研究會或函授學習這項新奇事物。1930年代初期，重要推廣組織之一「中國心靈研究會」便宣稱正式會員超過八萬人。從史料我們也可得知這些會員如何看待、體驗此一科學技術。1923年秋，《心靈》雜誌刊載來自大連的畢業學員陳舜英的報告。他共進行15次實驗，皆施術成功：或引發幻覺，或治癒頭痛，或戒斷吸菸飲酒惡癖，或使友人隔空萬里省親等等。大約同一時間，旅居小呂宋的函授學員蘇邦財接到講義後，便為兩位菲律賓人施術，使他們產生幻覺，將紙塊誤認為糖、洋燭或冰等。數月後，蘇邦材在友人見證下，以電鏡施術法將另一菲人陷入僵直狀態，全身如「鐵棒之硬。無論偌大之壓力，亦不能屈」。他在文末結論指出，上述試驗在在證實「電鏡催眠之靈驗」。
如《精神的複調》一書所言，迄今有關近現代中國科學史研究，多探討菁英知識分子的科學觀，或重要機構與技術之發展。至於社會大眾如何了解科學，乃至科學觀念的普及過程及程度，研究相較不足。《心靈》及《精神》等雜誌中的「實驗報告」或「成功鐵證」，呈現中下層男性知識分子擁抱科學新知的殷切之情。藉由這新奇的外來之物，施術者、受試者及見證人也得以一窺科學操縱萬物及解釋神祕現象的力量，擁抱現代文明。這顯示在當時「科學」並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深植於各式人際關係，服膺於不同目的，且在相當多樣的空間與地域操演的神妙體驗。透過追溯催眠術的軌跡，本書也梳理出某些科學概念與技術得以在民國社會流動的管道。
作者張邦彥醫師在研究所階段投身科學史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關切特定時空下的人們如何理解科學並實際進行科學活動。若以現代的眼光，催眠術常與迷信、心靈研究（psychical research）、偽科學混為一談，實不足為道。但讀者從本書內容可得知，當時催眠術所引發的熱烈回響與爭議，清楚說明中國社會對科學的理解、想像與期待有相當大的差異。換言之，關於「科學」的定義不僅會因時間而改變，同一個時代對科學的理解，往往也相當分歧。催眠術曖昧的地位，正好成為理解當時科學觀的極佳切入點。另一方面，歷史研究也具有當代意義。如本書所言，催眠的歷史與科學價值看似已蓋棺論定，但直到今日科學家及醫師對其興趣依舊不減。例如，英國頂尖醫學期刊The Lancet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前年（2018）方才刊登一篇以催眠治療大腸激躁症的實證研究。過去數百年間催眠術的歷史不斷提醒我們，放下成見有時可以看得更遠更廣。
本書的另一個貢獻，在於重新梳理中國催眠術與東亞精神科學（psy sciences）發展間的關係。催眠術自18世紀末在西歐發明迄今，引發爭議不斷，其科學性也屢受質疑。但若細究西方及東亞的歷史，催眠術因強調精神的力量之故，又經常與精神醫學、病態心理學及心理學等學科的發展相關。從清末以來的催眠教本及函授講義可發現，推廣者在羅列催眠術的功效之餘，也解釋人類心智運作的原理，以及疾病生成的源由。在此過程中，諸如「精神」、「暗示」、「意識」、「意志」、「注意力」、「自我」、「人格」、「妄想」、「二重人格」及「第二自我」等觀念隨之進入中國社會。本書各章更反覆強調，催眠術在當時不單被視為是科學試驗的例證、療病的妙方，亦是了解人類心智運作、身心關係，甚至宇宙萬物之間關連的知識資源。《精神的複調》一書提醒，在心理學、教育學及精神醫學之外，作為大眾科學（popular science）的催眠術很可能是協助時人理解及身體力行「精神」、「心理」與「自我」等新事物的重要管道。當思想史、政治史與心理學史探討譚嗣同、孫文、蔣介石、郭任遠及高覺敷等人是如何理解、運用「精神」與「心理」等詞的意涵時，我們亦可透過催眠術所展現的「精神的複調」，捕捉其他社會成員是以何種方式理解自己，以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邦彥博學強記，不將視野局限於醫學及歷史領域，又能觸類旁通，增加此書的豐富性。重新瀏覽這本以碩士論文為根底發展出的精彩論著，不禁回想起這些年來與邦彥等年輕學人一同學習科學史與精神醫學史的點點滴滴。所謂「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謹以此序記錄這「教學相長，自反自強」的美好過程，並向讀者推薦邦彥數年來辛勤工作的成果。

導論

在那個彷彿才剛告別不久的20世紀90年代，台灣颳起了一陣我們如今或許遺忘的催眠風潮。許多人讀到了美國精神科醫師魏斯（Brian Weiss）寫的《前世今生》，決定前往診所尋求催眠治療，探索他們尚未發掘的、根植於前世生命的傷痕。起初，這只是些私下的行動，但沒過多久，節目製作人發覺了人們對催眠術的龐大好奇，各大電視節目紛紛邀請催眠師公開談論、示範催眠術。1994年，白冰冰在《接觸第六感》節目中，找來中國精神學研究所所長徐鼎銘從催眠術的角度談論今生前世。而最引發議論的一場節目莫過於1997年時，來自澳洲的催眠師馬汀（Martin St. James）在李濤主持的《2100全民開講》，催眠了時任市議員的璩美鳳。她在馬汀的引導下陷入意識迷濛的狀態，表情呆滯地反覆數著一到十，卻始終遺漏了「七」。隨後，她又在暗示下，隨著瑪丹娜的歌曲Like a Virgin當眾熱舞，引發現場一陣驚呼。馬汀的一系列表演激起輿論譁然，有人驚嘆，有人不安，亦有人質疑串通造假，甚至引來精神科醫師楊幹雄與馬汀之間的激烈爭辯。
同一時期，台灣學術界也有一群科學家開始關注催眠與超感官知覺的研究。1991年，後來成為臺大校長的電機系教授李嗣涔，同樣邀請中國精神學研究所所長徐鼎銘赴臺大醫院，進行「精神基本實修法」的腦波實驗。無獨有偶，年輕時師承徐鼎銘的中央大學光電科學系教授張榮森，則在2000年後開始發展結合催眠術的光電研究，號稱透過催眠訓練後的腦波控制，能夠在將來憑意志操控人機複合體。
在世紀轉換之際，催眠術不僅反映出人們對深層意識和另一個自我的好奇及困惑，也在腦科學的中介下，將神祕難解的現象轉換為令人期待的科技許諾。某個意義上來說，透過影像的遠端放送和科技的數位編碼，催眠術的再現形式呼應了台灣社會從現代邁入後現代的轉型過程。然而，當我們再回望更遠一點的過去，卻會發現台灣的這一波催眠風潮，與一個世紀之前——也就是19、20世紀之交——中國的另一波催眠風潮，有著某種連結。徐鼎銘主持的「中國精神學研究所」，原名為「中國精神研究會」，由旅日學人鮑芳洲創立於1909年。徐鼎銘是鮑芳洲的學生，曾擔任過研究會的教療主任及汕頭公立精神病院院長。中日戰爭期間，研究會更名為研究所，並於1948年遷台。徐鼎銘的催眠方法基本上承襲了鮑芳洲的教導。
在19、20世紀之交，華人社會第一次系統性地接觸到源於歐洲的催眠術和動力心理學說，為數眾多的民眾受到吸引，選擇投身其中。爾後，包括台灣的催眠熱，中國的氣功熱、心理熱，縱或出現的時間與社會場景已有極大差異，卻都在歷史發展上隱微延續了當年的某些元素，或呈現若干相似性。例如，不少西方媒體都對1990年代後中國以短期課程、線上教學的方式，培養大批心理治療師的現象感到好奇，也發現中國的心理治療往往融合了傳統的思想及倫理觀；論者往往視之為改革開放後所浮現出來的特殊文化。然而，回顧歷史即可發現，這類心理治療大眾化的現象絕非當代中國特有。民國初年鮑芳洲、余萍客等催眠術研究者，就已經藉由函授方式培訓大批民眾成為催眠師，進行精神治療或自我修養。而政府對大眾催眠活動的干預、催眠術在政治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積極角色，以及學院派和社會派之間的衝突等主題，也都曾在清末民初上演。
事實上，不惟今日，早在一個多世紀前，中國人便已深深著迷於腦或精神的科學，並經常以「不可思議」、「奇妙」等詞彙來形容他們目睹、體驗的新奇現象。這類科學概念、話語所產生的吸引力幾乎是跨越階層的：上至知識分子如譚嗣同，便曾在傅蘭雅處聽聞有一新法「能測知人腦氣筋，繪其人此時心中所思為何事」，遂記下傅蘭雅之言：「格致而有止境，即格致可廢也。……況累千年、萬年、十萬年、百萬年、千萬年、萬萬年，殆於不可思議。」下至粗具識字能力的下層民眾所閱讀的科幻小說，亦有描繪主角經歷一段身心分離的旅程，復受催眠講習的啟發，頓時感到「腦臟中有一種不可思議之變化」的情節。對精神力量的謳頌到了1920、30年代依舊歷歷可見，如余萍客所屬的「中國心靈研究會」，其出版刊物便不時出現「蓋心靈力原屬不可思議」、「心靈界一切奇妙不可思議的現象便產生了」等語句。
本書寫作的企圖，便是要捕捉百年前「腦或精神的科學」在中國萌芽的關鍵時刻，催眠術作為一脈重要的線索，如何形塑當下的科學文化氛圍。本書主張，清末民初這個歷史時刻的人們所感到的「不可思議」，以及所進行的嘗試，在一定程度上替往後華人社會的心理學、心理治療、動力精神醫學發展，埋下歷史、語言、制度、知識的種子。我們可以發現，這一百多年以來，華人社會對心理知識的熱切探索，幾乎廣及各個階層，遠遠超出學院活動的範圍之外。本書即是循著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一面考察催眠術的歷史，一面探問更廣泛的科學史問題：我們如何超越菁英敘事的單一旋律，以複調式的眼光看待近代中國的心理知識發展？哪些人應該被當成科學活動的主體？我們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角度，來理解科學論述、科學實踐之於近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意義？

後記

25歲那年，我即將從醫學系畢業，面臨了何去何從的抉擇。進入醫院，完成專科訓練，人生的道路看似自然而然向前延伸；但我不免遲疑，是否要將青春的大好時光投擲於日復一日的醫療工作？在一場醫院忘年會結束後，幾個一同實習、喝得微醺的朋友仍意猶未盡，跑到醫院對面的超商繼續閒聊。我們人手一瓶啤酒，漫無目的地展開話題。忽然有人問我：「這真的是條你想走的路嗎？」聽到這句再普通不過的問句，我竟沒來由地開始啜泣，終至哭掉一整包面紙。誰知道這個令人詫異、尷尬的反應，竟改變了我接下來幾年的旅程。就像催眠術一樣，酒精在那個當下也催化了一場無意識之旅，讓我聽見內心的聲音。在成書之際，我必須要感謝那個令人尷尬的時刻、在場的友人，以及手中的啤酒，讓個性謹小慎微的我，決定做出不一樣的嘗試，最終孕育了這本作品。
本書改寫自我的碩士論文。2015年我離開醫院進入研究所，踏入我的指導老師王文基教授的研究室，跟他說我想學習怎麼做歷史研究。我在大學剛入學時曾修過他開設的「身體史」課程，懵懵懂懂地讀了Foucault、Elias、栗山茂久等人的名作，當時想不到八年後還能有一段師生緣分。從學於王文基教授的這些年，對我而言是彌足珍貴的回憶，我所獲得的不只有知識上的累積，他更為我示範嚴謹、謙遜的治學態度。身為一個學術新手，我深感幸運他願意撥出許多時間、心力，逐字逐句閱讀我的論文，並提出深刻、鉅細靡遺的建議。如果沒有他的期待與付出，我無法一次又一次撐開自己的極限，讓自己走得更遠一點。我同樣感謝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的其他師長們，包括傅大為、林宜平、陳嘉新、楊弘任、郭文華、范玫芳幾位教授，他們總是能帶給我啟發與溫暖。而我對臺大社會系的賴曉黎教授也感念在心，大學時期他接受我旁聽他的幾門課程，當時打下的人文社會思想的基礎，至今依然受用。
兩位參與我學位考試的師長提拱我關鍵的幫助。黃克武教授過去關於上海靈學會的研究啟發我甚多，通過學位考後他更鼓勵我將論文改寫成專書出版，並將我的作品引介給聯經出版公司。若少了他的提點和鼓勵，我大概不敢奢想出書一途。巫毓荃教授跟我有著相似的求學背景，他的經驗很能支持我面對生涯抉擇時的徬徨。而他對日本催眠術史掌握精熟，一路以來不吝替我解惑，對本書建立東亞催眠術發展脈絡至為重要。
我也要感謝聯經學術叢書編輯委員會同意出版拙作，這個決議對於年輕研究者如我是莫大鼓舞。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悉心評論我也銘記於內，一位幫助我修正若干缺失並強化書稿的可讀性，一位則給予我慷慨的肯定。而主編沙女士在編務上多有費心，我亦在此獻上誠摯的感謝。
從寫作論文到完成專書，我一路上承蒙許多善意的協助，謹在此一一致意。賴品妤、蔡庭玉幾乎讀遍了我每一個版本的稿子，並每每直言不諱提供意見，陪我反覆琢磨寫作上的各種問題。李昕甯、鄒宗晏、楊文喬、趙子翔、陳俐伊、陳柏勳、陳禹安、曾心民等朋友也曾經讀過書稿的部分章節，懇切地跟我分享他們的看法。本書部分史料得自於劉紀蕙教授和陳雅妮女士，尤其是透過王文基教授取得陳女士的收藏，讓研究增色不少。我也謝謝陳建守曾跟我分享他看到的相關研究資訊，Eom Young-Moon分享他對韓國催眠術發展的觀察，以及蕭育和、洪均燊、尹燕哲幫助我取得研究需要的文獻。研究所畢業後再度進入臨床工作，行醫與寫作經常讓我蠟燭兩頭燒，幸好醫院同事們（特別是謝秉儒、廖哲緯、陳秉暉、江宛霖）願意分擔和體諒，才讓這本書能夠如期完成。
如今回想，寫作這本書的過程猶如一場奇幻之旅。幾年之前，我還不曾想過自己會縱身跳入歷史的領域，我的史學訓練近乎闕如，對學術寫作也一知半解。我不禁思考，究竟是什麼樣的動力驅使我願意另闢跑道，夜以繼日地追趕，想盡辦法克服各種自我質疑，而有目前這些初步成果？此刻要給予一個全面的解釋對我而言仍顯得艱難而費解，但我想部分可能源自於我在醫學訓練中感受到的某些匱乏吧。比起死亡率、存活期、相對風險、生命品質、疾病負荷等以測量為導向的醫學概念，一直以來我更好奇個體怎麼與自身，與他所屬的群體、群體之外的他者，以及他所身處的環境、時代，建立有意義的生命連結。我固然承認以科學的手段解決肉體耗損、病痛的重要性，但我亦在意個人與集體是如何建立他們的身心靈和外在世界的秩序，或在失序中謀求療癒、共存、革新的安身立命之道。終究，我們的生命除了是生物性的，也是文化性的，它既立足於自然世界，也同時寓居於過去記憶與未來期待的交會之所。我的日常臨床工作崇尚專注於當下的冷靜與理性，但透過書寫過去人們的諸多努力、嘗試、對理想或可欲事物的追尋，不論他們偉大或渺小、成功或失敗、脆弱或堅韌，很大程度上都讓我重新找回被壓抑的熱情與感性。這本書如果不是直接回應這些關切，也至少部分是在這樣的心態下編織出來的。
我要把這本書獻給我摯愛的家人。或許因為世代及教育背景的差異，使得我經常不知道如何向他們解釋自己在做些什麼，他們也困惑於為何我總是深鎖房門，足不出戶。但即使如此，他們仍然寬厚地支持我的每一個選擇。從過去到現在，我何其有幸能帶著他們的祝福及體諒，朝向未知而開放的將來。

第二章 驚奇與憂懼：日常生活中的催眠術
電磁化身體觀的浮現
1905年的某一段時間，上海《申報》上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同樣一則廣告——長命洋行的療病神帶。一名留著絡腮鬍、身穿西裝的外國人用雙手捧著一條電帶，電帶放出無數電氣，射向打著赤膊、留著長辮的中國男子。再仔細一看，男子的腰上也纏著這麼一條電帶，電帶上有電鉤交通電流，電鏢控制開關，電線則連接到銅箍，銅箍貼著命門、丹田、腎部，讓電流直達腦筋、下通湧泉、旁及奇經八脈五臟六腑。廣告圖像周圍環繞文字，開頭寫著：「本行所售之電氣藥帶乃著名西醫麥克勞根所創製。」電帶號稱能治療各種疑難雜症，從身體嬴瘦、小便赤澀、月經不調，到傷寒、肺結核、癱瘓。
之所以在本章的開頭提起這一則廣告，我的目的不在於讓讀者多了解一項過去的新商品，而是希望藉此挖掘某種較深層的意義關連，以呈現中國的現代性（modernity）的其中一面。中國的現代性，如李歐梵所言，涉及一種新的時間意識，讓「今」與「古」成為對立的價值，並且將「當下」視為與過去斷裂、連結輝煌未來的轉折時刻。晚清民初的數十年間，是現代性意識萌發的關鍵年代，新事物接二連三地到來，人們的經驗之流暴露於不斷的驚奇之中。而這些新事物並非單獨地被接受；相反地，人們往往是在一種整體的轉變下，以不同於過去的方式把握個別事物之間的關連。電帶這項醫療商品，就跟本書要探討的催眠術一樣，是在一種新的身體論述浮現的前提下，才在中國社會裡獲得廣泛的接納。這種新的身體論述，我稱之為「電磁化的身體觀」，它形塑大眾的現代性經驗，並使催眠術獲得新的認識可能。
當我們細看電帶廣告的內容，會發現裡頭主張：世界中的物質無不帶有自然電氣，而人體的精神氣血亦有賴電氣維持，透過電帶由外而內補充、調節人體電氣，即能夠增進健康，緩解病痛。再考究長命洋行的產品來源，可知它來自於19世紀末美國芝加哥Dr. M. L. Mclaughlin公司出品的Dr. Mclaughlin’s electric belt。這類電氣醫療產品風行美國並暢銷中國，是一個時代集體心態的縮影，無論1890年代美國的愛迪生電力網絡，或者20世紀中國的口岸城市、殖民地台灣，人們不斷目睹電氣化帶來現代生活的改變。一名研究者曾經用「電氣神學」（electric theology）來形容當時人們對電力的崇拜，彷彿在它所及之處賦予一切事物生命與力量。李歐梵在他知名的《上海摩登》裡也提到，上海的摩登作家們「沉醉於都市的聲光化電，以至於無法做出任何超然的反思」。聲光的新形式感官體驗來自於電氣的發明，電磁相生，「電磁化」可說定義了近代中國現代性的一個重要面向。
我們在此看見事物之間的關連：電力設施作為外部技術系統，提供人們視覺、聽覺的新刺激，而身體對電流、磁力流的體驗則成為內部的對應。療病電帶以有形的方式創造電流交通的身體感，而催眠術則帶來無形的內在電磁體驗，許多人形容感應到能量在軀幹四肢流動，甚至設想腦筋能夠放射電磁波動。就此而論，現代性不只由物質的現代化所促動，也牽涉人們的身體意識及身體想像上的轉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身體觀絕非一朝一夕突然出現，而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傳遞、接觸和抗拒後，才在特定的政治社會條件下產生廣泛影響。電磁化身體觀最早在18世紀的西歐萌芽，1773年，維也納醫師梅斯梅爾宣稱在治療個案奧斯特林小姐（Fräulein Oesterlin）身上發現了先前人們不曾察覺的物質——動物磁力。這位催眠術的先驅指出，宇宙間布滿流體，且「天體、地球和有生機的身體間存在交互影響」，疾病產生於磁力流的不均勻分布及阻滯。他的磁性催眠學說吸引無數追隨者，並擴散到西歐各地。1830年代，磁性催眠術從歐洲傳入美國，昆比繼承這項磁化治療，許多昆比治癒的病患描述催眠過程像是「抱著一顆電池站在絕緣凳上」。1851年時，美國催眠師多茲甚至出版一本名為《電氣心理學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Electrical Psychology）的著作，以正負電性來解釋疾病的原理。這套疾病的電磁解釋，影響了後來療病電帶的發明。
不過，電磁化身體觀卻沒有緊接著在中國出現，而是要等到19世紀末。這段超過一世紀的時間差，不是來自知識或技術在傳遞上的延遲，而是過去天朝的優越心態，使得新的身體觀缺乏適合的出現條件。事實上，中國人在梅斯梅爾發展出這套治療的10年內就對此有所聽聞。1783年8月1日，耶穌會傳教士錢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致信給巴黎的耶穌會長官貝爾坦神父（Abbé Bertin），表示在中國發現了一種跟梅斯梅爾的磁性催眠術非常相似的學說——中國功夫（Kong-fou chinois）。「倘若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堯舜、黃帝、神農、乃至伏羲的時代，有一種差不多類似於梅斯梅爾的磁性催眠術的治病方法，那麼無疑至今仍有一些還流傳著。」他還指出，梅斯梅爾的理論中的磁性雙極（deux Pôles）即是太極系統裡陰陽的特殊、附屬形式，而氣的不平衡則造成疾病。錢德明的觀點除了來自自身觀察，也很可能來自於他跟中國人溝通的經驗。而19世紀初，法國耶穌會出版的《外派傳教士教化書信選集》（Choix des Lettres Édifiant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更印證了這點，一名傳教士寫道：
他們〔中國人〕總是希望說服我們，所有對社會有用的科學與藝術都是在歐洲人動念之前的幾世紀創造於中國。一個很簡單的證明就是：磁性催眠術的發現應歸功於他們。這門技藝被他們追溯到相當久遠的年代，而即使到今天，那些道士仍顯示他們比我們的梅斯梅爾及其他法國磁性催眠專家更加優越，不管在理論或在實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