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與塔樓：從印刷術誕生到網路社群力爆發，顛覆權力階級，改變人類歷史的network

導讀（節錄）／新網絡時代底下的新史學方法與弗格森的親身示範／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用一個方程式來證明，時間是有起點的，是不是很棒，教授？以一個簡單優美的方程式來解釋萬物。
──英國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

幾年前看過霍金傳記電影《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人，或許記得這位提出宇宙模型來解釋時間起源的偉大物理學家，從學生時代起就想要找一個可以解釋宇宙萬物的理論。或許，一個傑出科學家與天才科學家的差異，就在於後者擁有這種尋找一把鑰匙打開宇宙祕密的瘋狂想法——雖然那一句關於「萬物論」的口頭禪，實際上是語出霍金擔任劍橋大學數學系教授時的一場公開演講，而且說的是這種能統一所有理論的方程式乃自然科學的聖杯，人人想找。
相較於自然科學，人文學科似乎不以尋求這種聖杯為研究目的，因為前者以大自然界為研究對象，關切的是事物的因果關係以及運作於現象背後的自然定律，但後者的對象卻是具有心思意念和意圖動機的人類自己，且研究的目的旨在理解人類所建構的社會或創造的文化，及其背後的思想理念和事件所表達的意義。也因此，除了某些特別標榜自己是「社會科學家」的史學工作者，會致力於尋找那種可以解釋不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或類似事件背後的普遍性模型之外，大多數的歷史學家會把焦點放在特定事件的細節以及人物身上，意圖讓人們看到每個事件、不同時代以及特定歷史人物的獨特之處。
然而，本書作者弗格森卻不這麼想。這位畢業於牛津，任教過母校以及劍橋、哈佛、史丹佛等名校的英國史學家，似乎有霍金身上那一種狂放與反傳統，且天分也到位。《廣場與塔樓》一書不僅想告訴讀者水平連結的「網絡」（networks）結構之於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性，遠高於垂直關係的「階層」（hierarchies）結構，而且史學家自古以來全都搞錯方向、走錯了路，只想透過「大人物」或官方檔案來理解一個時代，而此舉—─借用一下政治評論員納伊姆（Moisés Naím）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評論這本書時用的比喻——猶如喝醉酒的人會在路燈下找鑰匙，而不是在暗處，因為那是他唯一能看得到東西的地方。
換言之，歷史不該是帝王史或偉人史，那假定了人物的重要性可做出等級區分，依序從大人物到小人物，然後聚焦於大人物身上。史料的採用也不該過度仰賴國家文獻，因為那本身也鑲嵌於一種階層制想像。
唯有網絡才是答案。唯有從人際網絡的角度來建構一幅人物互動與權力交織的圖像，才符合真相，才能真正掌握歷史的真正動力！不論是宗教改革的成功與啟蒙運動的興起仰賴了網絡，或大清帝國的「塔樓」階層統治模式和太平天國始於「廣場」般連結邊緣團體的網絡之間的較量，二十世紀蘇聯垮台與冷戰結束的緣由，甚至川普為何能當選美國總統，弗格森幾乎把半部人類世界史以「網絡／階層」概念及其對立模式，重講一次。
弗格森對傳統歷史書寫方式的批評，當然也沒忘記自己。而根據他的坦誠，他本人是在撰寫美國外交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授權傳記時，才真正體會到了網絡的重要性，而此前即使包括在一九九八和二○○一年替他贏得不少讚譽，分別關於歐洲銀行家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以及討論從工業時代到網路時代的經濟與政治關係的《金錢與權力》（The Cash Nexus）兩本書，也都忽略了網絡所真正扮演的關鍵角色，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相當鬆散的家族關係或關聯性的理解。當然，前述兩本書足以讓弗格森從牛津大學歷史系這座學術象牙塔，轉到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去任教，兩年後再讓哈佛大學商學院挖角，從此逐步建立起自己在美國的人際網絡。然而，是季辛吉本人以長袖善舞的能力建構了一個結合政客、商人、外國大使、國家元首、新聞從業員等在內的龐大人際社會網絡，不能以追求單一目標的階層結構來描繪，才讓作者意識到過去以族譜與姻親關係為核心的關係圖，仍然是一種圍繞於特定甚至單一大人物之上的史觀，既不能掌握季辛吉的權力組成結構和影響力範圍，也不足以應付我們正處的第二個「網絡時代」。
進一步解釋，首先，原本即著作等身的他，不僅博學多聞，歷史敘事也總能展現卓越的說書能力，其視野更是遼闊，橫跨許多年代。掌握了「網絡」此一概念利器之後，讓他重新思考過去的不下於十五本歷史專書的各種事件，並藉此做出了大膽的歷史宣稱：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真正的「網絡時代」。第一個始於古騰堡活字印刷的發明，先是讓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成為可能，繼而有了啟蒙運動，先是在巴黎與愛丁堡分別形成了規模不小的文人學者圈，直到促成了十八世紀末的各種思想革命，其過程當中一路推倒中世紀以羅馬天主教教會為核心的階層體系。第二個則是上世紀七○年代因為個人電腦的發明到普及，到網路崛起及至當今方興未艾的社群媒體世界，中間曾讓蘇聯解體，終結冷戰格局。其他時間則大抵都是網絡與階層並存的年代。
想必讀者會問：中間那僅僅一百七十年左右的時間，是否其實不過是同一個歷史發展當中遭遇了特定阻力或攔截？的確，弗格森認為這段期間是階層制度的復辟。而這復辟其實就是國家取代了過去的教會，成為領土內唯一的最高權力，並據此重建了新的權力塔樓。換言之，國內政府某種程度取代了教宗，甚至坐上了上帝留下的空位，讓國族主義取代了普世基督王國。直到網際網路出現，讓權力的高塔去中心化，最終瓦解成散落一地的點狀分布，才讓世界回到原本已開始的全球化軌道。
不意外，眼尖的讀者也會追問：那麼，這兩個網絡時代的屬性是否一樣？難道沒有多種的網絡？當然多種，正如本書第一部花了三章的篇幅來簡述網絡研究的發展史以及網絡的種類。姑且不論研究起源，弗格森告訴讀者不論是電子回路、有機成分同質異構物乃至人類的社交關係，都存在網絡。市場和網際網路本身也是。幾乎生命的任何層次，從神經元到器官到人體到團體到社會乃至國際關係體系，全都是網絡。至此，我們不得不說「網絡」和「階層」果真是一組可以解釋萬物的簡單理論。

前言（節錄）／網絡化的史學家

我們住在一個網絡化（networked）的世界，起碼人們總是這麼說。「網絡」（network）一詞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前是罕用字彙，如今卻被過度使用，既可作動詞，也可作名詞。對有遠大抱負的年輕局內人而言，不管手錶上的時間多晚，為了拓展人脈（networking），總是值得再去下一個派對。睡眠也許誘人，但錯失機會的恐懼更嚇人。對滿腹牢騷的年邁局外人而言，網絡一詞有不同的含義。有人懷疑世界被有權有勢的獨家網絡控制：銀行家、權貴、體制、猶太人、共濟會、光明會。持此立場的論點幾乎全是一派胡言。然而，倘若這樣的網絡根本不存在，陰謀論似乎不大可能如此陰魂不散。
陰謀論者的問題在於，身為忿忿不平的局外人，他們總是一貫地誤解及歪曲網絡運作的方式。尤其是，他們傾向一口咬定菁英網絡在暗地裡控制著檯面上的權力結構。我的研究──以及我的親身經驗──證明事實並非如此。相反的，非正式網絡通常和主流機構有某種高度矛盾的關係，有時甚至是敵對的關係。相比之下，專業史學家直到非常近期仍傾向忽略網絡的角色，或至少是貶低網絡的角色。即便到今天，多數學術圈史家總是研究會創造與保存檔案的那種機構，彷彿沒有留下井然有序書面證據的那些都不算數。我的研究及親身經驗也告訴我，要提防檔案文獻的專橫。歷史上最叱吒風雲的改變，經常是由缺乏文獻記載、非正式組織的群體所實現。
這本書是關於參差不齊的歷史消長。本書將階級式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s）主宰人們生活的漫長時期，和由網絡當道難得一見但更有活力的時代區分開來。簡單來說：當階級為盛行的主流時，一個人的力量取決於他在政府、企業或類似垂直排列機構內的組織階梯的層級。當網絡取得上風時，一個人的力量取決於他在一個或多個橫向組織的社會團體中的地位。誠如後文所示，這樣的階級和網絡二分法有過分簡單化的問題。儘管如此，藉由透露一點個資，或可說明以此二分法為起點的用處。
二〇一六年二月，在寫下這篇前言初稿的那晚，我參加了一場新書派對。派對的主人是前紐約市長。使眾人齊聚一堂祝賀其心血結晶的作者是《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的專欄作家，也是前總統的演講撰稿人。我應彭博新聞社（Bloomberg News）總編輯之邀共襄盛舉，我和這位總編輯認識，是因為我倆在二十五年多前皆就讀於牛津的同一個學院。在派對上，我大概和十個人打了招呼並簡短交談，這些人當中有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總裁；美國鋁業公司（Alcoa Inc.，美國前幾大工業公司之一）的執行長；《華爾街日報》評論頁的主編；福斯新聞頻道（Fox News）的節目主持人；一名紐約殖民地俱樂部（Colony Club）的會員和她先生；以及自介說曾讀過我某本書（絕對是搭訕一名教授的不二法門）的一位年輕演講撰稿人。
一方面我出席那場派對的原因顯而易見。我曾任職於一連串知名學府──牛津、劍橋、紐約、哈佛和史丹佛──的事實，自動使我成為多重大學校友網的一分子。由於寫作與教授工作的關係，我也加入了像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和畢德堡會議（Bilderberg Meetings）等經濟與政治網絡。我是三間倫敦俱樂部和一間紐約俱樂部的會員。我目前是三個法人實體董事會的成員：一個是某全球資產經紀，一個是英國某智庫，一個是紐約某博物館。
儘管網絡化程度相對偏高，但我幾乎無足輕重。那場派對上的一個饒富興味之處，是前市長趁此機會在簡短的歡迎演說中，（不是太熱切地）暗示他正考慮以獨立候選人身分參加下一屆美國總統選舉。然而，身為英國公民，我根本不能投票。我的支持背書也絕不可能有助於提高他或任何其他候選人勝選的機會。因為作為一個學者，絕大多數美國人會直接假定我和一般人的真實生活完全脫節。不同於我的牛津前同事們，我對大學招生沒有生殺大權。在哈佛教課時，我可以給學生們高分或普通成績，但基本上沒有能力阻止哪怕是表現最差的學生從學校畢業。
至於博士招生，我不過是眾多資深教員票之一；還是一樣，無足輕重。我對我的顧問公司員工有一定支配權，但在五年的時間裡，我總共只開除過一名職員。我是四個孩子的爸，但我對其中三個孩子的影響力（說權力太牽強）微乎其微。就連我最小的孩子，現在五歲，也開始學會反抗我的權威。
長話短說，我不是個太統治階級型的人。出於個人意願，我比較是個網絡型的人。念大學的時候，我喜歡大學生活的不分階層，特別是各種隨意組織的社團。我加入很多社團，然後毫無規律可言地在其中少數幾個社團現身。我在牛津最喜歡的兩件事是在爵士五重奏樂團彈低音提琴──直到今天這個樂團最驕傲的仍是沒有主帥的事實──以及參加一個小型保守派談話俱樂部的聚會。我選擇踏進學術圈，因為在二十初歲時，我非常渴望不受金錢拘束。看著和我同年齡的人以及他們的父親，受僱於傳統的垂直管理體系，我感到害怕。觀察那些教我的牛津教授──中世紀原始法人實體的成員，古老文人圈共和國的公民，汗牛充棟書房的所有者──我有種難以遏制的渴望，我想像他們一樣穿著皮鞋慢悠悠地走動。當我發現做學者的薪資報酬遠不如我生命中女伴們的預期後，我在不屈從於正式就業之辱的前提下拚命掙錢。作為一名記者，我偏好自由接案，最多只能接受到做兼職記者的程度，最好是能接有預付金的專欄。當我開始從事廣播，我以獨立承攬者的身分寫稿和主持，後來開了我自己的製作公司。創業適合我對自由的熱愛，不過我得澄清，我創辦公司是為了保有自由勝過累積財富。我最大的享受是針對感興趣的主題寫書。我最棒的寫作計畫──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歷史、西格蒙德‧華寶（Siegmund Warburg）的事業、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生平──的靈感都是來自我的網絡。直到不久前我才意識到，這些作品也都是關於網絡的研究。
在我這個年紀，有些人追逐財富；其中只有寥寥可數的人獲得財富，卻連一秒契約奴工（通常是替銀行工作）都沒當過。有些人追逐權力；他們從政黨底層一路向上爬，如今無疑對自己曾經忍受的羞辱感到不可思議。無庸置疑，學術生活之初也有種種不堪，但和當高盛（Goldman Sachs）實習生或反對黨候選人低階競選義工相比，完全是小巫見大巫。進入階級必須卑躬屈膝，起碼一開始都得如此。然而，少數幾個牛津同學如今以部長或執行長的身分，高踞權力機構頂端。他們的決定直接影響數百萬、乃至數十億美金的分配額，有時甚至直接影響世界各國的命運。某從政牛津同儕的妻子曾抱怨他的工作時數太長，沒有個人隱私，薪水又低，而且很少能夠休假──外加民主制度固有的職業不穩定性。「但我願意容忍這一切，」他回道，「不就證明了權力有多美好。」
權力真的美好嗎？成為網絡的一分子，在今天難道不比成為階級的一份子好嗎？擁有影響力，難道不比擁有權力好嗎？你的立場是什麼呢？我們每個人必定都屬於一個以上的階級結構。幾乎人人都是至少一個國家的公民。絕大多數人都是至少一間公司的員工（仍直接或間接由國家控制的公司，占世界上所有公司的比例高得驚人）。今天，已開發世界二十歲以下的多數人應該都隸屬於某種教育機構；無論這些機構的說法為何，它們的結構本質上都是階級式的。（沒錯，哈佛校長對終身職教授的控制相當有限；但她和在她之下的系主任階級，對於從助理教授到最低階的大一新生有莫大控制權。）世界上有相當比例的年輕男女──但比過去四千年大部分時候低了許多──投身軍旅，軍隊可謂傳統上最階級式的活動。如果你得向任何人「匯報」，即便對象是董事會，你就是階級的一分子。越多人向你「匯報」，你離階級的底層就越遠。
但絕大多數人隸屬的網絡數量多過階級，我指的不只是現代人使用過去十多年在網際網路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臉書、推特或其他以電腦為基礎的網絡。我們有親戚網絡（今日西方世界的家族鮮少是階級式的）、朋友網絡、鄰居網絡、同好網絡。我們是教育機構的校友。我們是美式足球隊的球迷。我們是俱樂部與社團的成員，或慈善機構的贊助者。就連參加教會或政黨等階級式機構的活動，其拓展人脈成分都勝過工作，因為我們的參與投入是出於自願，而不是期待獲得金錢補償。
階級和網絡的世界交會互動。任何大企業都有截然不同於公司「組織結構圖」的許多網絡。當老闆被部分員工指控偏袒不公，言下之意就是，某些非正式的關係凌駕於由五樓「人力資源部」管理的正式銓敘流程。不同公司的員工下班後聚會小酌，等於是從垂直的企業塔樓，移動到水平的社會網絡廣場。關鍵在於，當一群人見面，每個人在不同的階層結構各有各的權力，他們的網絡交流可能產生深刻後果。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在巴里賽系列小說（Palliser novels）中，描述維多利亞時代政治人物在下議院公開相互譴責，然後又在他們各自所屬的倫敦俱樂部網絡私下交換祕密，令人難忘地捕捉了正式權力和非正式影響力之間的差別。在本書中，我想證明幾乎所有人類歷史都存在這樣的網絡，而且它們遠比多數歷史著作引導其讀者相信的還要重要。
前文已經提到，在過去，史學家不太善於重建歷史網絡。對網絡的忽略，一部分是因為傳統史學研究太過信賴來源出處為國家之類的階級機構的文獻。網絡也會保存紀錄，只不過它們並不容易找到。我記得，還是個青澀研究生時，我到漢堡的國家檔案館找資料，被帶到一間令人眼花撩亂滿是「Findbücher」（字面意思為「找書」，是皮革裝訂的大部頭卷帙，以難以辨識的手寫古德文書寫──也就是檔案館的目錄）的房間。這些目錄引導讀者找到由漢薩同盟城邦（Hanseatic city-state）頗為古板的官僚體系生產的無數報告、小書和信件。我檢索著對應我當時研究時期的書籍，然後驚恐地發現竟沒有一頁內容和我的研究興趣有任何關聯。不難想見，在度過悲慘的幾個禮拜後，當我被帶進收藏了銀行家馬克斯‧華寶私人書信的橡木地板小房間，內心鬆了多大一口氣。但我純粹是運氣好才在英國領事館的茶會上遇到了華寶的兒子艾瑞克（Eric）。不出幾個小時，我便意識到，就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德國惡性通膨（我的研究題目）的歷史而言，華寶和他的網絡成員的通信能提供的比國家檔案館所有文件加起來還要多的歷史洞察。
但多年來，我和大部分史學家一樣，以一種隨意的態度思考與書寫著網絡。我腦中有一幅模糊的圖表，將華寶和其他德國猶太商業菁英的成員，透過親族、生意和「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等五花八門的關係連在一起。但我從未想過要以一種嚴謹縝密的態度看待網絡。我願意（懶惰地）思考他的社會「圈子」（非常不專業的行話）。而且我必須承認，幾年後，當我動筆寫羅斯柴爾德家族銀行的歷史，也沒有比過去更具條理。我太專注於羅斯柴爾德家族複雜的譜系，太專注在並非不常見的表親婚姻系統，而忽略了由代理人和附屬銀行組成的更廣泛的網絡，但它在羅斯柴爾德家族成為十九世紀世上最富有家族的過程中也同樣重要。事後諸葛，我當初應該更注意二十世紀中期開拓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那些史學家，像是路易士‧納米爾（Lewis Namier）或納德‧賽姆（Ronald Syme），而不是把群體傳記視為對意識形態本身的歷史意義的貶低。不過，他們的成果還稱不上正規網絡分析。此外，他們後來被一心想展現階級興衰才是歷史變遷推進器的社會（主義）史學家世代取代。當時我已知道維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的菁英──舉凡革命時代法國的「要人」到威廉時代德意志的社會名流（Honoratioren）等等──在歷史進程中通常比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階級更重要，但我並不知道如何分析菁英結構。
本書嘗試彌補當年犯下的疏忽之罪。訴說網絡和階級互動的故事，從上古時代直到不久前的過去。將來自無數領域的理論洞察集合在一起，包括從經濟學到社會學、從神經科學到組織行為學的內容。本書的核心論點是，社會網絡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向來比多數史學家願意承認的更高，因為他們老是把目光凝聚在國家之類的階級式組織──其中又以兩段時期為甚。第一個「網絡化時代」在十五世紀晚期歐洲初次接觸印刷機之後出現，並持續直到十八世紀劃下句點。第二個網絡化時代（也就是我們的時代）始於一九七〇年代，不過我認為總是令人聯想到矽谷的科技革命，其實是一場階級式機構危機的起因，而不是其後果。從一七九〇年代末直到一九六〇年代末這段期間，歷史見證了相反的趨勢：階級式機構與制度重新掌權，並成功使相互合作的網絡停止運轉。事實上，二十世紀中期是階級式結構之權力的鼎盛期──極權主義政權和總體戰的年代。

2. 我們的網絡化時代
網絡在今日似乎無所不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在二〇一七年伊始的第一週，共刊載了一百三十六篇含有「網絡」二字的報導。三分之一的報導是關於電視網絡，十二則報導關於電腦網絡，十則關於各式各樣的政治網絡，但也有關於運輸網絡、金融網絡、恐怖主義網絡、健保網絡的報導──更別說還有社會、教育、犯罪、電話、廣播、電力及知識網絡。借用一個老套的形容，閱讀這些報導就好像看見一個「一切都環環相扣」的世界。有些網絡聯結激進分子，有些網絡聯結醫護人員，另外還有網絡結合自動提款機。癌症有網絡，聖戰士有網絡，虎鯨也有網絡。有些網絡──太常被形容為「浩瀚的」──是國際性的，有些網絡則是區域性的；有些網絡虛無飄渺，有些網絡則是地下組織。貪汙賄賂有網絡，隧道有網絡，諜報也有網絡；就連網球比賽配對的網絡都存在。網絡攻擊者對抗網絡捍衛者。而這一切全都疾速地被陸地的、電纜的及衛星的網絡促成。
在《荒涼山莊》（Bleak House）裡隨處可見的是霧氣。借用狄更斯（Dickens）的文句，今天聚集在上游和下游的是網絡。「不拓展人脈（networking）就等著失敗，」《哈佛商業評論》（Havard Business Review）說道。「女人在領導職位上輸給男人的一個關鍵原因，」同一份期刊斷言，「是因為她們比較不可能有廣闊人脈支持與推舉她們成為潛在領袖。」另一篇《哈佛商業評論》文章表明「共同基金投資組合管理人偏好壓注在和自己所屬教育網絡有關的公司」，而且那些投資的表現高於平均。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由此推斷「男同學會」（old boy）網絡是一股有益的力量，值得女同學會仿效。在金融圈，有些「專家網絡」已被披露是內線交易或利率操縱的管道。網絡也被認為要為二〇〇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負責：具體來說，益發錯綜複雜的網絡，把全世界的銀行變成將美國次級房貸損失朝全球傳布與擴大的系統。桑德拉‧納維迪（Sandra Navidi）在《超級中樞》（Superhubs）描繪的世界可能令某些人心生嚮往。她是這麼說的，「極少數菁英」（select few）──她總共只點名了二十人──「掌管著最獨家且最有影響力的資產：一個覆蓋全球的私人交誼獨特網絡。」這些關係更是在少於二十個機構裡建立並維持：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高盛、世界經濟論壇、包括柯林頓全球行動（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在內的三個慈善實體，還有紐約的四季餐廳（Four Seasons restaurant）。唐諾‧J‧川普（Donald J. Trump）二〇一六年成功競選宣傳的其中一個核心訊息指出，正是這個「全球性特殊利益集團」在背後支持由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他的手下敗將）為代表的「失職與腐敗的政治統治階級」。
任何對二〇一六美國總統選舉的完整報導，一定不能不討論從福斯新聞到臉書到推特等媒體網絡（也就是勝選者偏好使用的網絡），在選舉中所扮演的角色。這次選舉有很多諷刺之處，其一是川普受網絡驅動的宣傳竟如此強力地抨擊柯林頓的菁英網絡──一個川普自己過去所屬的網絡，柯林頓夫婦曾出席他第三次婚禮就是證據。在選舉的幾年前，某個名為「川普網」（The Trump Network，成立於二〇〇九年，販售像是獲得川普背書的維生素補給品等商品）的商業實體宣告破產。倘若川普敗選，大概會發起一個叫Trump TV的川普電視網。他之所以沒輸的原因之一是，俄國情報網絡以維基解密網站和RT電視臺為主要工具，竭盡所能地破壞其對手的名聲。一份美國情報體系發布的部分解密報告表示，「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亭（Vladimir Putin）在二〇一六年下令展開一場影響選情活動」，意圖「誹謗柯林頓國務卿，傷害其勝選機會，以及可能獲得的總統職權」，反映出俄國克里姆林宮當局對川普的「明顯偏好」。二〇一五年七月，根據報告指出，「俄羅斯情報機構進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的網絡，並維持此管道暢通起碼直到二〇一六年六月」，有計畫地透過維基解密（WikiLeaks）發布它取得的電子郵件。在此同時，「俄羅斯的國家控制政治宣傳機器──由國內媒體機構，RT電視網、Sputnik俄羅斯衛星社等以全球觀眾為受眾的發布管道，以及一個半官方的鄉民網絡所組成──藉由作為克里姆林宮當局對俄國人及國際觀眾傳達訊息的平臺，對影響選情活動有所貢獻。」
然而，川普勝選的另一個原因是，以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為名的伊斯蘭恐怖主義網絡，在選舉前十二個月內，發動了多次攻擊，其中兩次在美國（聖伯納迪諾〔San Bernardino〕和奧蘭多〔Orlando〕）。這些恐怖攻擊使川普誓言「揪出」、「拆散」然後「一個接一個地根除……這個國家內支持伊斯蘭激進分子的網絡」，以及「徹底瓦解伊朗的全球恐怖網絡」的保證，吸引力大增。
簡言之，我們活在「網絡的時代」（the network age）。喬舒亞‧拉莫（Joshua Ramo）稱之為「網絡力（社群力）時代」（the Age of Network Power）。雅里安娜‧拉佛蘭斯（Adrienne Lafrance）喜歡形容現在是「糾纏時代」（the Age of Entanglement）。帕拉格‧科納（Parag Khanna）甚至提出了一個全新學科──「連結學」（Connectography）──以繪製「全球性網絡革命」的版圖。「網絡社會，」在曼紐爾‧卡斯特爾（Manuel Castells）看來，「代表人類經驗的一場質變。」網絡正在重新塑造公領域，連帶也正改變民主本身。但改變是變得更好？還是更糟？「當前的網絡科技……確實有利於公民，」谷歌的吉拉德‧柯恩（Jared Cohen）和艾瑞克‧史密特（Eric Schmidt）寫道。「史上不曾有這麼多人，透過一個具有立即反應力的網絡與彼此相連」，世界各地的政治面臨可能真的會「改變遊戲規則的」後果。另一個替代觀點認為，諸如谷歌等全球性企業（global corporation）藉由利用網絡削弱國家主權及其所創造的集體主義政治，正有計畫地實現「結構宰制」（structural domination）。
我們也能用同樣問題檢視網絡對國際體制的影響：更好？還是更糟？對安─瑪麗‧史勞特（Anne-Marie Slaughter）而言，藉由結合國與國外交的傳統「西洋棋盤」和新興的「網絡……網際網路」，利用後者的優勢（譬如透明、適應性和可擴展性），重新配置全球政治是可行的。她認為未來的女政治家，是以「各種連結策略」（strategies of connection）「和政府一起行使權力與施展領導力的網際網路行動者（web actors）」。科納期待看到一個「供應鏈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全球性企業、巨型城市（megacities）、「航空城」（aerotropolises）和「區域聯邦」（regional commonwealths）投身一場永無止盡但大體上和平的「拔河賽」，競逐經濟優勢，好似「一個規模龐大的多玩家遊戲」。不過，不僅拉莫，就連他的導師季辛吉，都懷疑這些趨勢能夠增進全球穩定性。「網絡化通訊在社會、金融、工業與軍事等部門的全面滲透，」季辛吉指出：

已經……使弱點發生革命性劇變。因為在速度上超越多數規章制度（以及很多監管機構的科技理解），它在某種程度上創造出了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霍布斯（Hobbes）表示，從自然狀態脫逃，提供創造一個政治秩序的積極動力……[不]對稱性與先天的世界秩序失調內建在……網絡強權（cyber powers）在外交和戰略兩個領域的互動裡……若不就國際舉止明訂規則，體制的內在動態將帶來危機。

如果「第一次世界網路戰（cyberwar）」已經開始，誠如某些人所宣稱，那麼它是一場網絡之間的戰爭。
最令人擔憂的可能發展是，一個單一的全球網絡最終將使智人（Homo sapiens）變得多餘而滅絕。哈拉瑞（Yuval Harari）在《人類大命運》（Homo Deus）主張，以文字、金錢、文化和意識形態──碳基人類神經網絡的產物──為基礎的大規模「集體合作網絡」（mass cooperation networks）時代，正逐漸被以演算法為根據的矽基電腦網絡新紀元取代。我們很快會發現，人類在那個網絡裡之於演算法的重要性，就好像當下的動物之於我們人類。對個體而言，和網絡切斷關係將等同死亡，因為網絡將全天候二十四小時地維繫我們的健康。但與網絡連結根本上意味著物種的滅絕：「被我們自己奉為圭臬的衡量標準，將迫使我們成為下一個被遺忘的長毛象和長江豚。」根據哈拉瑞對人類歷史的慘澹評價，這樣的發展大概是我們罪有應得。
本書關注過去勝過未來；更精確地說，這是一本主要透過研究過去以學習未來的書，而非一股腦地栽進憑空想像，或不負責任地根據最新趨勢從事預測。社會上有些人（特別是矽谷新貴）認為在這個科技創新日新月異的時代，人類能以古為鑑之處相當有限。事實上，我在前文中摘要概述的論點，大多理所當然地認為社會網絡乃一全新現象，而且它們在當前的普遍性可謂前所未見。這是錯的。儘管三句不離網絡，事實是，絕大多數人對於網絡運作的方式理解有限，而且對於它們從何而來幾乎一無所知。多半時候，我們忽略了它們在自然界的普遍程度，忽略了它們在人類物種演化過程扮演的關鍵角色，也忽略了它們一直是人類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們往往低估了網絡在過去的重要性，於是錯誤地假設歷史在這個主題上無法提供任何教訓。
我們在今日世界所見的網絡規模是史無前例的，這點無庸置疑。資訊的流動──抑或疾病的流動──從未如此迅速。但規模和速度不等於一切。如果不去研究規模較小、傳播較慢的昔日網絡，我們不可能理解自身時代那些規模龐大、傳播迅速的網絡──特別是我們將無從得知這個網絡時代，究竟是快樂的自由解放時代，抑或是醜陋的無法無天時代。因為這些昔日網絡，也曾經無所不在，而且有些時候，它們真的非常強大。

（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