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略：耶魯大學長紅20年大師課程，從歷史提煉的領導決策心法

前言（節錄）

我曉得，本書的書名可能會讓有些人不以為然。我在耶魯大學歷史系的同事提摩希．史奈德教授（Timothy Snyder）已經早我一步，於二○一七年出版了《暴政》（On Tyranny）一書，更久之前的古羅馬哲學家塞內卡（Seneca）也寫過《論生命之短暫》（On the Shortness of Life）。我最在意的，還是不知道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崇拜者會怎麼想，畢竟我自己也是其中一員。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茨在一八三二年所寫就之名作《戰爭論》（On War）幾乎已為這個主題、其必然結果和國家大戰略之論述，立下了難以超越的準則。至於為什麼需要另一本書來討論這個主題？我提出的辯解是我說話比較簡潔，以這點來說克勞塞維茨實在不擅長。《大戰略》書中所討論的歷史跨度比《戰爭論》還長，但篇幅只有不到一半。
本書是集結自我的兩段相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教學經驗。首先，我在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間於美國海軍戰爭學院（United States Naval War College）教授一門「戰略與政策」的課程，當時為什麼會去教授這門課，我會在第二章結尾的地方提及。另一段，則是我在耶魯大學與其他教授共同合授一門叫做「大戰略」的專題課程，這門課我從二○○二年教授至今。這兩門課都是討論古典著作和研究歷史案例多過於教授理論。海軍學院的課程一年只上一學期，主要授課對象是中級軍官。在耶魯的課程分上下學期，招收對象包括大學部、研究所、專業學院，另也招收美國現役陸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中校階軍官。
這兩門課都是我與其他教師共同合授的課程。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每堂專題課程通常會有一名民間教師和一名軍方教師帶領。至於在耶魯，則由我和我的同事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組成「三頭馬車」共同教授，我們每堂課會在學生面前互相辯論，課外則個別給予學生指導（不一定一直都有就是了）。特別的是，我們三位彼此一直是鄰居和很要好的朋友。
來自耶魯大學校友的捐贈，讓我們能夠在二○○六年時設立「布雷迪—強森計畫大戰略研究課程」（Brady-Johnson Program in Grand Strategy），讓我們能夠邀請實務家親臨我們的課堂。這些人包括新聞工作者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外交與人文學科教授華特．羅素．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國國家情報總監約翰．尼格羅龐提（John Negroponte）、《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佩姬．努南（Peggy Noonan）、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維多莉雅．紐蘭（Victoria Nuland）、資深財經記者保羅．索門（Paul Solman）、政策顧問傑克．蘇利文（Jake Sullivan）、人權律師伊凡．沃夫森（Evan Wolfson）。我們也有耶魯其他系的老師參與：史考特．布爾曼（Scott Boorman，社會學系）、伊莉莎白．布雷德利（Elizabeth Bradley，之前在公共衛生系，二○一六年至二○一七年擔任布雷迪—強森計畫的主任，現在在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擔任校長）、貝芙莉．葛居（Beverly Gage，歷史系，自二○一七年起擔任布雷迪—強森計畫主任）、布萊恩．葛斯頓（Byrian Garsten，政治學系和人文學系）、努諾．蒙提耶洛（Nuno Monteiro，政治學系）、克莉絲提娜．塔伯特—斯拉古（Kristina Talbert-Slagle，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系）、亞當．圖茲（Adam Tooze，先前在歷史系，現在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 。
我從這些老師身上也學到很多。因為這樣，我認為我現在有義務要說說自己學到了些什麼。我以一種非正式，完全憑印象和出於個人習慣的方式，從我的同僚身上獲益良多。他們不需要做任何事，只需要忍受我奔馳在一條他們無法控制的路徑上。因為我所追尋的戰略典範，是跨越時間、空間、規模的，我覺得不需要去自我設限，只為了達成能夠相互比較、對話的目的。就好像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和馬基維利（Machiavelli）偶爾也能夠來場對談，如果兩位主角換成是克勞塞維茨和托爾斯泰（Tolstoy）也沒什麼不可以。他正好是我覺得最擅長想像的人士，其次是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莎士比亞、美國小說家F．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等。最後，我必須得要提提以撒．柏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這位傑出的思想家，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我在牛津大學擔任訪問學者時和他有過一些交往。我希望對於我將他比為大戰略思想家，他會感到高興。我知道他一定會發笑。

推薦序（節錄）／手段、能力、目標──邁向成功的三要件／張國城（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臺灣討論戰略的書近年來在出版界的努力之下，日漸增多；但是聯經居然能有這樣的眼光將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這位在臺灣或許知名度較低，在國外卻是赫赫名家的大作推介給臺灣讀者，實在是一大幸事。

戰略有許多定義。一般對於讀者能有參考價值，並且能夠實際運用的，除了詳細闡明定義之外，更在於分析歷史上重大史事或戰爭中重要行為者採用的「戰略」究竟是什麼？他們為什麼會擬訂出這樣的戰略？實施過程當中又受到哪些限制和促進？之後是否能為我們對分析未來的公共事務（不僅是戰爭）提供可參考的典範？關於這三點，這本「大戰略」都是傑作。誠如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的：「我所追尋的戰略典範，是跨越時間、空間、規模的，我覺得不需要去自我設限，只為了達成能夠相互比較、對話的目的。」跨越時間與不同領域，將英國政治哲學家柏林、馬基維利、克勞塞維茨、英國女王、美國總統林肯與羅斯福、孫子，甚至文學家托爾斯泰與費茲傑羅，都寫入書中，更從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寫到羅馬安東尼與屋大維的爭鬥，再到伊莉莎白一世的治國，到美國南北戰爭以及二戰。作者以大量的資料，渾然天成地以這些歷史事例為骨幹，使讀者能思索大戰略的本質。可以說，本書的特色就是以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藉由分析決策者的行為，來讓讀者理解「戰略」。

和多數這個領域的著作不同，這本書並不純然是一本戰史，軍事行動不是分析的全部。作者的重點是讓讀者可以在書裡讀到為什麼在事件中，決策者會採取那樣的行為。事實上，決策的產生原本就不是只來自於理性決策，受到決策者身處的組織架構及文化，以及組織內成員之間的互動所影響；這本書對於這些部分，包括決策者的心態、抉擇和遲疑都有深入的描繪。

本書的核心概念是要讀者了解「分別目的與手段是戰略的基本內涵」，目的未必是現有的手段能夠達成的。若由作者舉出的史事來看，都是國家所處的外在及內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引起對生存和安全的嚴重威脅，這時就需要制定「大戰略」來因應。而這些需要運用「大戰略」來解決的問題，筆者認為一般包含三項必要條件，並由國家最高決策者的認知來判定其間所應達成的目的，及所需的手段：

第一、是否威脅國家的基本價值（國家生存、人民安全及避免戰爭的核心價值，以及政治理念、經濟發展與社會秩序等優先性價值）。
第二、此一情勢在軍事上面臨的敵意，抑或戰爭爆發的高度可能性。
第三、對危機情勢的反應決策時間通常是短促的。

在本書中，作者對歷史上的決策者們就這三項必要條件所提出的大戰略條分縷析，而且多有創見；譬如「孤島」戰略，也就是「放棄介入其他地方的衝突或紛爭」，其實也是戰略之一。韓戰之前美國的亞洲戰略就是作者舉出的重要事例。這也是本書另一個特色，也是這本書所能帶給讀者的巨大貢獻—藉由追求過去的知識藉以鑑往知來。作者認為「人性總是人性，歷史若不是重複上演，則必然會有類似事件再度發生」，這點其實非常重要。臺灣人經常對歷史和國際關係有非常獨特的臺式定義，或是輕視一些證明有效的策略或方法，時時對他國的思維和行為有片面的解讀。這些狀況是臺灣今天許多問題的根源。這本書正是解藥之一。關於這一點，書中提到的許多史實正可以做為今日的重要參考。

筆者印象最深刻，認為特別需要提出的，就是作者在第九章中認為二戰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等待三件事：一是美國的重整軍備，以讓經濟擺脫大蕭條時期的衰退，並讓美國有選擇性支持盟友的力量；二是蘇聯能夠撐下去，以消耗德國的實力，保護美國和英國的民主；三是羅斯福需要一場桑特堡（Sumter Fort）戰役（桑特堡戰役是南北戰爭中一場於一八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至十三日發生在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港桑特堡的戰役，南軍向聯邦軍隊駐守的桑特堡開火，此役聯邦全無傷亡，但正因為此役，林肯決定向南方宣戰，南北戰爭因此爆發），以對參加二次大戰獲得道德的制高點（美國是受到侵略才應戰的），這對今天的臺灣來說，應該相當具有啟發意義……

阿爾達班VS.薛西斯一世
希羅多德的生年介於西元前四八○年代到四二○年代之間，或許他聽過阿基洛古（前六八○年至六四五年）關於狐狸和刺蝟的詩。希羅多德在別的文章中曾引用過阿基洛古的作品，因此他有可能看過這首詩的原貌，這是假設當時還有留存。就算他未曾看過，也不難從希羅多德對於阿爾達班和薛西斯一世在赫勒斯滂海岸邊這段故事的敘述中看出，這位顧問大臣心中住著一隻不安的狐狸，而那位君王，則是一隻不願低頭的刺蝟。
阿爾達班強調他們要付出代價：精力將要耗盡、補給會發生困難、聯絡將要受阻、士氣將會低落，在他們試圖要將一支大軍橫越任何一塊大陸或水域時，一切有可能會出的錯會讓他們付出代價。成功的代價過於龐大。難道薛西斯一世沒看到，「神會用閃電劈擊」那些嘗試做大事的人，但是那些小事「並不能刺激神採取行動」？阿爾達班力主應該拆毀浮橋、解散軍隊，然後讓所有人回家，他認為他們前方有更多的惡夢在等著他們。
為了一百年後將不復存在的人而哭泣的薛西斯一世，則具有較廣大、長遠的目光。如果死亡是生命的代價，為什麼不用少一點的代價來使生命難以為人忘懷？為什麼要做一個會遭人遺忘的眾王之王？馴服了難以阻擋的赫勒斯滂海峽，這兩座跨海大橋必定要帶領他們走向某處。他的萬千大軍攜帶了所有他們需要的物品，就是為了確保所有可能會出錯的事物不會成真，或就算真的發生問題，也無關緊要。「神要帶領我們前進。所以，當我們發動我們冒險、進取的心，我們將昌盛壯大。」
阿爾達班敬重環境，他知道陸路地景有可能會阻礙或幫助軍隊的行進，船隊不可能永遠都能完全掌握航行路線的海象，預測天氣是超越凡人能力範圍的。一軍之總司令必須要根據他們必須接受的條件，去分辨他們能夠採取什麼樣行動，在情況允許之下，相信他們所能拿出的辦法能夠奏效。相反的，薛西斯一世想要「重新塑造」環境。他在赫勒斯滂搭橋，將水路轉變成（或多或少）堅硬的地面。他修造一條橫跨阿陀斯半島（Athos peninsula）的運河，把堅硬的陸路化為水路，用希羅多德的話說是「出於完全的傲慢」，好讓他的船隻不需要繞過半島航行。這位君王毫不擔心他需要對什麼事妥協，因為要是有任何事物擋住他的去路，他就要將之剷除。他唯一相信的是神之手，因為是神賦予他這樣大的權力。
目光短淺的阿爾達班朝地平線放眼望去，馬上看到行軍本身的錯綜複雜是他們最大的敵人。目光遠大的薛西斯一世則是朝地平線遠方望去，看到雄心壯志能為他創造機會，單純而專一的思路，是為他指路的探照燈。阿爾達班不斷改變主意，他的想法翻來覆去，有如奧德修斯（Odysseus）迂迴而曲折的回家路一樣，就是為了要讓他能返回家鄉。橫越赫勒斯滂的薛西斯一世則變成希臘神話中的第一勇士阿基里斯（Achilles）。除非後人用傳奇故事述說他的作為，否則，他將不會返家。
這個故事裡的狐狸和刺蝟，找不到共同的立場。眼見王聽不進他的警告，阿爾達班往東而去，離開了阿比多斯。此後，希羅多德便沒有再提起過他。薛西斯一世則率領他的陸、海軍和他的歷史學家往西而去，隨行的還包括後來負責記錄波希戰爭的記錄者。此時的赫勒斯滂，既是兩個大陸間的分界線，也分隔開了阿基洛古所預示，日後由柏林發揚光大的兩種思維模式，到了二十世紀晚期的時候將有社會學家對其賦予更深刻的探討。

思考方式影響預測正確與否
預測有可能準確，有可能不準確。為了探討這種準確性的根源，美國政治心理學家菲利浦．泰特洛克（Philip E. Tetlock）和助理搜集了兩萬七千四百五十一條，在一九八八年至二○○三年間出現，關於全球政治的預測，這些預測的作者是兩百八十四位「專家」，分別來自各大學、政府、智庫、基金會、國際機構和媒體。泰特洛克的研究結果在二○○五年集結成書，書名是《專家的政治判斷》（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暫譯），當中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表格、圖表、方程式。這本書提供了一份最嚴苛的檢視，來說明為什麼有些人對未來的預測是正確的，有些人則沒有。
「無論他們有什麼樣的專業背景或地位，這些專家是誰，跟他們的預測是否正確幾乎毫無影響」，泰特洛克在結論中如此說道。「跟他們的思想傾向，不管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現實主義派或擁護體制者、樂觀或悲觀，也沒有關係。」但是，「跟他們思考的方式，也就是進行推論的風格，卻大有關係。」這裡面最主要的變因，是泰特洛克給這些專家看柏林對「狐狸」和「刺蝟」給予的定義，然後要他們給自己做歸類。結果非常明確，狐狸都是非常嫻熟於預測的人士，遠勝於刺蝟。刺蝟所做的預測準確性，跟讓一隻黑猩猩射飛鏢（想必就是電腦的演算模擬）得到的結果差不多。
對這樣的結果感到震驚，泰特洛克尋找是什麼原因，讓狐狸和刺蝟出現如此大的差異。結果他發現，狐狸在做預測的時候，仰賴一種出於直覺的，「把來自多種源頭的情報資料直接拼在一起」，他們不會用一種「大機制」先行剔除資料。他們認為「政治就像雲一樣縹緲」，並不是「像鐘錶那樣準確、有系統可遵循」。預測結果最佳的人，「思考的時候經常有自我否定的習慣」，這種風格使他們淘澄到最後，「留下的都是批判」。然而他們的推論過程經常過於散漫，他們的意見傾向過於明顯，使他們的主張聽起來不具有公信力，他們不容易吸引到觀眾。脫口秀通常請他們上過一次節目後就沒有下一次。政策制定者則是太忙碌沒時間聽他們的意見。
至於那些刺蝟則呈現很大的反差。他們不習慣自我否定，拒絕批評的聲音。他們會來勢洶洶的搬出長篇大論解釋自己的見解，「對『聽不懂的人』表現出易怒、不耐煩的態度」。當他們一不小心把智性討論的洞挖得太深，他們只會繼續挖下去。他們容易變成自己「先入為主觀念的囚徒」，陷入自我陶醉的輪迴裡。他們懂得說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妙語，但他們對於事態的後續發展，沒什麼繼續深究、挖掘的能力。
泰特洛克從這一連串研究中發現了「做出優秀判斷的理論」。也就是，「懂得自我批判的思想家，更擅長從不斷演變的情勢中梳理出其中相互矛盾的動態。他們對於他們的預測本領保持謹慎態度，記得他們過去所犯下的錯誤，比較不會去試圖合理化那些錯誤，比較會隨著時代腳步調整他們的信念。而且，把這些優點集中起來，可以得出結論：他們更適於對下一輪事件提出較務實的預測。」簡單來說，狐狸表現得比較好。

凡人切勿妄自尊大
一項理論是否站得住腳，要看它是否能用來解釋過去，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信它能用來預測未來。泰特洛克用來進行實驗的過去，不過也才十五年的光陰。倒是，希羅多德的記述讓我們有機會將泰特洛克的發現應用到一個距今久遠以前的時代，只是這次的實驗就無法進行嚴謹的控制了。儘管有這麼大的時間跨度，泰特洛克的研究結果仍舊站得住腳，而且驚人的好。
橫越赫勒斯滂之後，薛西斯一世向前推進，他心裡深信，憑著數目龐大的波斯軍，和他富麗豪華的隨行人馬，任何反抗勢力絕對都無法與之抗衡。希羅多德記述道：「就算是所有希臘人和所有西方國家的人集結起來，都無法與我對抗。」波斯軍通過馬其頓的色雷斯城（Thrace）和色薩利（Thessaly）的時候，王的計畫似乎都還行得通。不過，他的行進當然非常緩慢。
波斯軍的規模是如此龐大，以至於在所有部隊都能渡到河或湖的對岸之前，他們的人就已經把河湖的水都給喝光了。獅子（至今還棲息在這個區域）食髓知味，發現可以去捕獵那些載運補給品的駱駝。而且，薛西斯一世甚至還消耗那些願意合作的希臘人的飲食資源。有一個人表示感激，因為薛西斯一世一天只吃一餐，要是他們的城市還得要再供應規模與前一天晚餐相同的早餐，那麼許多居民都只好逃走，不然就要「被磨成粉末，那是任何人所能遇過最慘的遭遇」。
薛西斯一世也未能剷平地形上的障礙。波斯軍隊要進入位於希臘的阿提卡（Attica），必須要先通過狹窄的溫泉關（Thermopylae）隘口。在這裡，斯巴達王李奧尼達斯（Leonidas）面對大軍壓境，在倉促間只能召募三百名斯巴達勇士，以相差如此懸殊的兵力，他們卻成功拖延了敵軍好幾天的時間。雖然最後李奧尼達斯和三百壯士全數戰死，但斯巴達人拒絕投降的決心，讓薛西斯一世看到他無法繼續靠著鎮嚇對手來得到他想要的勝利。同時間，愛琴海夏末時期常出現的暴風雨也在折損他的艦隊，更別說，雅典人聽從他們海軍司令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的指令，紛紛棄城出逃。這讓薛西斯一世面臨了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遠征莫斯科時遇到的相同困境：當你確定你的目標已成囊中物，卻發現它已經是空城一座，而且還要遭受惡劣天氣的攪擾，此時該怎麼做？
很符合他的性格，這位眾王之王回去採取更多鎮嚇手段。薛西斯一世燒毀雅典的衛城（Acropolis），在另一座能夠俯瞰另一片水域的岬角頂端升起王座，好讓他能夠親眼目睹他剩餘的海軍為他完成他想要的勝利。當然，聖殿冒起的濃煙讓雅典水手的士氣受到打擊。但那裡是薩拉米斯灣（Salamis），配備有三列槳座的希臘式戰船十分熟悉這片水域，而且德爾菲神殿傳出的神諭說躲在「木牆」的後面能保證安全，想必那片木牆應該是會浮在水上的那種。好吧，當薛西斯一世看著戰事進行，卻目睹希臘人將波斯戰船掀翻、葬送海底，大肆屠殺逃過一劫的人，波斯人無論如何都沒學過游泳。薛西斯一世現在別無選擇，雖然為時已晚，但也只能採納叔父的建議，儘速歸返自己的國度。
地米斯托克利為了加快波斯王離去的腳步，還散布謠言說赫勒斯滂大橋是雅典人下一個目標。嚇壞了的薛西斯一世拋下士氣已潰敗一地的波斯軍，自己倉皇撤退。希臘人接著在普拉提亞（Plataea）打敗波斯軍，不過他們卻將應該施予的懲罰，留給想像力豐富的劇作家去發揮。希臘悲劇作家艾斯奇勒斯（Aeschylus）所寫的《波斯人》（The Persians），在薩拉米斯海戰後八年首次搬上舞臺，內容描述渾身濕透、骯髒的薛西斯一世，拖著沮喪的腳步回到他自己的國都，為先前還向他歡呼、喝采的子民而哀悼。以此為戒，受到教訓的鬼魂大流士說：「千萬不要，凡人切勿妄自尊大。」
希羅多德在他的《歷史》一書中提到了艾斯奇勒斯。他是否也為了這場夢境而召喚大流士的幽靈？不知是否和一開始催促薛西斯一世橫越赫勒斯滂的是同一個？當然我們現在不得而知，幽靈只是一片朦朧的黑影。不過，或許我們可以想像這片黑影（無論他是誰），並借助他的超自然力量將時間軸撥快，去體會後來這位眾王之王憂傷頹喪的心情，就像泰特洛克教授發出的警語：狐狸說的通常都是正確的，而刺蝟則是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