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

第一節 明清消費文化研究的興起

中國大陸的明清史學界從1950年代開始流行「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但是在「資本主義」的概念和理論並不清晰的狀況之下，出現五花八門的「萌芽論」。在研究上有幾個大方向，一是側重在明清商業擴展與商品化的現象，藉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標誌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另一方面側重「封建」生產關係的鬆弛和衰落，而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係的出現；還有學者研究明末清初「啟蒙思想」的出現，認為這是資本主義萌芽；也有學者研究明清江南城鎮中「市民階級」的形成，當作資本主義萌芽等等。這些研究在本質上是把生產關係當作資本主義形成的要件，無意識地成為了「唯生產關係」論者。在這類研究中，生產力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地位。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的影響，學界才開始轉而重視生產力。 西方學界在1980年代有一批研究「近代早期」(early modern)的學者，也開始強調明清經濟的大規模商品化。 然而以上的這些研究模式，無論是側重交換的市場與商品化，或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仍然都是站在供給的一方面，而忽略了需求面的研究，也就是消費方面的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時期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的學者，有兩位專家已意識到消費面的重要性。他們就是在大陸的傅衣凌和在美國的楊聯陞，兩位先生幾乎是在同時都注意到明人陸楫(1515-1552)有關奢侈的言論。前者認為陸楫的言論主張奢侈可以助長社會經濟的發達，反映出「啟蒙思想的特點」，「和當時資本主義生產萌芽的歷史條件相適應。」後者認為陸楫的言論提出鼓勵奢侈消費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接近「經濟分析」的方式。

 

從1980年代開始，兩岸明清史學界不約而同地都開始關注到奢侈消費的問題。台灣在1980年代以來經濟空前繁榮，對政治民主化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引起歷史學者探索明清消費文化的興趣。大陸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因為消費經濟抬頭，推動了消費文化的探索。於是近十年來，興起一股明清奢侈風氣的研究風潮，過去所作的討論與關注的議題，包括明清奢侈風氣的時空變化、奢侈風氣風行與普及的程度、奢侈風氣興起的原因、奢侈風氣的帶動者，以及奢侈風氣的歷史作用。 這類的研究把消費視為一種「社會風氣」或「社會風尚」，因為是在既有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範疇下所衍生出來的新方向，故在方法論方面與原有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取向，不致有太大的斷裂；然而所得出的結論，彼此之間卻呈現很大的矛盾。

 

有關明清奢侈風氣的研究討論中，有些議題在觀點和立場上是頗有爭議的，特別是關於奢侈風氣的普及問題及其歷史作用，呈現了非常兩極化的看法。有些學者持較保守的態度，例如劉志琴認為奢侈消費在城鄉之間呈現兩極分化，奢侈風氣主要集中在商業繁榮、消費人口集中的江南及沿海的城市與市鎮，而廣大的農村則仍沿襲著故有的生活方式。 即使是在這些城市中，謀食的眾多下層人民仍是生活在最低水平線上，他們用繁重勞動換取的是僅供維持生存的消費品。 王家範就主張明清江南的高消費，「仍具有傳統的貴族奢侈消費的性質，它與宮廷消費相互激蕩，形成病狀的畸形消費，只能導致商品經濟的虛假繁榮，無益於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有人批評上述的觀點是因為還沒有從傳統農本思想的框框跳出來的緣故，但是仍主張由於社會條件的限制，使得奢侈風氣朝向負面的惡性膨脹，尤其是加劇了統治者的腐化。 另外一方面，別的學者對奢侈消費風氣的探討，顯示這類現象不該如此簡單地化約。徐泓研究明末江浙地區的地方志記載，已經呈現出奢侈風氣不限於城市，也不局限在富商大賈與豪家巨富，城郊市鎮與一般小民即便是「僕隸賣傭」、「娼優賤婢」亦是如此；如此現象再進一步地會影響既有的社會秩序之安定，且對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也造成衝擊。 也有學者強調這波風氣的散播形式是由城市為中心，再往鄉村傳佈，所以鄉村亦受影響。

 

對奢侈的歷史作用也出現對立的看法，有些學者的評價是負面的，認為奢侈消費只限於流通領域而未轉化到生產領域，對社會經濟並沒有幫助；或是認為這種奢侈性消費把更多的人吸引到奢侈品的生產和奢侈服務業上來，而對小農經濟是嚴重的衝擊，也對國家賦稅財政造成極負面的影響。 近年對明清奢侈風氣的研究，則有不少是提出正面的評價，例如有學者認為奢侈風氣的盛行，增加了人們對社會產品的需求，擴大了商品市場，從而刺激了商品的生產和流通。奢侈風氣還刺激了手工藝業的進步與特色產品的產生，所以出現了一批能工巧匠，以及經營特產品的著名店號；其結果是使手工業和商業內部分工越來越細，也加劇了產品之間的競爭。大陸學者遂將此現象與「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聯上關係。 陳國棟的研究則進一步地指出了奢侈消費的發達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經濟層面，還包括制度與社會層面的影響。諸如手工業或手工藝製品的需求快速增長，促進工藝技術的改良，造就工匠從業人數的增長，加快官手工業與匠籍制度的解體，提升手工業與手工藝者的社會地位等等。

 

歐美學者開始致力於明清消費文化的研究，相較中文學界稍晚，約自1990年代起開啟的研究，在方法論與研究取向，甚至關心的議題都與中文學界有很大的不同。他們把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消費文化理論帶進了中國史的研究，如柯律格(Craig Clunas)的《長物志研究：近代早期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地位》(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1991]及卜正明(Timothy Brook)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1998]這兩本著作，為明清社會文化史開闢了另一條路。

 

柯律格指出在晚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原先象徵身分地位的土地財富，轉變成奢侈品的收藏。特別是文化消費方面，古物經商品化後成了「優雅的裝飾」，只要有錢即可購買得到，也造成一種求過於供的社會競賽。當購買古董成了流行風吹到富人階層時，他們也紛紛搶購以附庸風雅。原來是士人獨有的特殊消費活動，卻被商人甚至平民所模仿，於是他們面臨了社會競爭的極大壓力，焦慮感由然而生。他又指出像《長物志》這類品味鑑賞手冊，體現出文人眼中的精品分類，書中用「雅／俗」（狹／精、用／玩、奇／巧）等對立字眼，有意地將物質文化的消費作普遍性化約。這類以古物的有無來區分雅、俗的文化，形成一種流行的炫耀性消費，造成流行時尚與社會倣傚之風，漸漸從精英士紳普及擴大到富人（尤其是徽商）。概言之，「時尚」觀念的出現，反映的是明代士人對物品的一種焦慮，於是用其特殊的「雅」品味，來區分與其他「俗」人之不同，而《長物志》這些書籍的作者，其實也就是時尚品味的創造者。所以柯律格認為商品化的文物，應該從社會的角度來理解。 該書從社會的角度，重新解釋晚明時期的文化消費現象，堪稱經典之作。然而，他所指出的現象，不只是出現在文物與藝術品這類文化消費，就是一般日常生活的物質消費方面，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現象。本書將在其理論基礎上，作進一步多面向地探析。

 

卜正明的專書表面上看似一本描述明代社會文化史的通論書籍，但內容則是深入淺出地探析明朝各個時期重要的變化與特徵。該書第三章中關於晚明的部分有許多涉及消費，首先作者指出因為晚明糧食市場的穩定，人們可依賴市場取得糧食，於是促使其它物品的商品生產成為可能，特別是紡織品的生產。其次，作者在談到貿易方面時，特別注意白銀流通的問題，因為「在明代後期，白銀是所有消費和生產的潤滑劑。」作者最重要的貢獻是舉出晚明的「時尚」現象，他強調晚明多變的時尚舞台，是社會階層追逐與競爭名分地位的場所。時尚是上層社會既得地位者所創造與裁定的，為的是阻止與排擠上流社會的追隨者，於是兩者之間會發生永無止境的衝突。卜正明並以時尚服裝業為例，指出百姓仿效士紳，而士紳同時扮演了時尚變化的代言人和反對者的雙重角色。接著又引述柯律格關晚明文化消費與品味鑑賞手冊的研究，指出鑑賞知識在身分區別的重要性。 可能因為篇幅的限制，作者對於物品消費的時尚所討論的僅止於此。本書第三章中將以實例討論晚明的流行時尚對生產面的影響、流行時尚與商人的的關係，以及士大夫的「雙重角色」。

 

另一類著作是嘗試將中國與西歐比較，或把明清的消費現象放入世界史，以重新檢視西歐的歷史發展是否真得如此「特別」。雖然從某種角度來說，他們的研究取向與企圖仍然難逃「西方中心論」，不過，已不再是過去看到的「西方衝擊／中國回應」說或「現代化」這類理論，不再將西方文明視為世界歷史發展的唯一動力。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有S. A. M. Adshead所撰之《15至18世紀間歐洲與中國的物質文化：消費主義的興起》(Material Culture in Europe and China, 1400-1800: The Rise of Consumerism)[1997]與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2000]二書。

 

S. A. M. Adshead 全書的假設是在於：在15世紀以降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的發展，某些地區對食、衣、住、能源等物質的消費，不僅發生性質上的重要改變，也在產量上鉅幅增加，從而在對本國經濟帶來「進口替代」的效應，刺激並提昇了本國的經濟成長。15世紀以後促使物質文化產生鉅變的主要動力，是一種心態上的鉅變，即是他所謂的「消費主義」(consumerism)的形成和發展。作者強調「消費主義」不只是經濟行為，而是一種面對物質世界的特殊心態，這種心態不僅要的是消費享受得更多，也要消費享受得更好。 他將物質文化區分為飲食、服飾、居室、能源、訊息、象徵符號等六個不同範疇(fields)，藉以考察15至18世紀間歐洲與中國消費者，如何在六個不同範疇做出選擇、如何在各自選擇過程中表達出不同程度的價值觀。他的結論指出：中國由南宋時一般消費能力領先的局面，轉變為15世紀以後反由西北歐超前，特別在服飾時尚、能源使用這兩方面趨勢最為明顯。歐洲與中國在消費心態的發展方向以及消費能力的優劣消長，決定了雙方近代經濟成長的先後順序與速率的快慢。他的比較策略非常地新穎，但是關於中國在消費主義的心態方面所作的評估，仍有需要重新檢視的空間，本書第三章中將有進一步地討論。

 

彭慕蘭的新書嘗試扭轉過去西方學界流行的觀點，也就是認為近代早期的西方優勢勝過東方，此論一出果然引起中西學界熱烈地討論。 書中有專章從三個角度來比較中、西的消費情況。首先是從奢侈品大眾化、普及化的角度，以日用奢侈品的茶、糖為例作比較，結果顯示：在15至18世紀的歐洲，糖、茶還不算普及的大眾消費，直到1850年以後才真正普及；而同時期的中國在糖、茶的消費量與普及程度要更高過歐洲。其次，他從耐久品與奢侈品消費的角度出發，探討奢侈品的擁有取代扈從制度，成為身分地位的代表，在中、西都有如此相同的變化。當奢侈物品的消費成為身分地位的競爭，是否會推動消費「量」的增長？他比較中、西方非菁英階層在棉織品方面的消費量，估計結果是中國不比西方少。再就其他庶民消費率而言，如廟會節慶、進香、買書、建築與娛樂、家具的消費等等，彼此相似的地方頗多。第三，他比較中、西方對舶來品的需求與時尚的變化速度，他認為中國對西方輸入的舶來品，除了白銀之外，其它的商品興趣不大；而進口中國的舶來品大多是東南亞的燕窩、魚翅，這些屬於採集而來的稀有奢侈品，對中國國內產業的刺激毫無幫助。相對地，同時期的歐洲用殖民地白銀換取東南亞商品，造就快速運轉與淘汰的時尚體系。故而中、西方在18世紀中葉以後消費速度出現西快而中慢的差異。 該書和前書有相類似的企圖心，但在比較策略上更清楚地接近歐洲史的研究取向，而在結論上前書強調此時期中、西兩方的差異性，而後者較傾向突顯此時期兩方的相似處。筆者基本上贊同該書作者的看法，惟書中在統計數量作比較時，常會受到史料的限制。本書第五章的附錄中，將利用新的史料，修正該書對中、西方家庭擁有家具數量的比較結果。

 

在西方無論是歐美史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等學門，開始盛行消費文化的研究都比中文學界來得更早，所以在歷史實證與理論層次方面都有更豐富的研究成果。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研究明清消費文化的西方學者，也是從這些實證與理論中吸取了許多養分，進而豐富了明清消費文化的解釋。下一節將嘗試整理西方消費文化研究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