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日記（一）～（八）

前言

一、關於本書

先祖父周作人先生生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六日，幼年和少年時期生活在家鄉浙江紹興，一九〇一年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後追隨兄長魯迅往日本留學，在日與先祖母相識並結婚，回國後於一九一七年移居北京，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在北京去世，享年八十二歲。周作人先生生活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他引人注目的成就和曲折複雜的經歷以及他周邊的人和事，在國內外受到廣泛關注，他的日記是對歷史忠實的記錄，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也是他重要的著作之一，這一點已成為學界的共識，本書即是這部史料性的著作。

本書著者現存的日記自一八九八年二月十八日即戊戌一月二十八日開始，終止日期為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時中國大陸處於「文革」的「破四舊」混亂中，著者也因「紅衛兵」次日破門而入的「抄家」而被迫停筆。本日記記錄時間跨六十九年，除日本留學六年、入獄三年和臨終的一九六七年沒有記寫外，覆蓋了其它所有年分。這些日記也命運曲折，有的已丟失，目前尚存者分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和著者後人保管。

一九六六年「紅衛兵」掠走了著者家中的大量物品包括日記，「文革」後，著者後人追尋多年，一九八八年終於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找到了部分物品並予索回，時其中的日記已做封套，保管尚好。

「文革」後的五十多年裡，筆者三代家人一直不斷努力收集和整理這些日記，四處聯繫出版，希望能以原貌全部公諸於世，還公眾以歷史的真實，如果以上世紀四十年代筆者祖母率家人轉移、保護這些日記計起，則四代家人努力已近八十載。

長期以來，周作人先生的日記一直未能全文發表，但部分內容可散見於海內外某些書籍、期刊、報紙，其內容與原日記相較，文字嚴謹者有之，誤傳誤讀者有之，疑似受非技術性因素干擾與原文原意明顯相悖者亦有之（詳參見〈關於周作人研究史料〉，發表於二〇一八年早稻田大學「第一屆周作人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大陸華東師大《現代中文學刊》二〇一八年第六期），影響公眾和學界對歷史真相的了解。

本書的整理依據為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影印版《周作人日記》、日記複印件和家藏日記原件。影印版《周作人日記》在出版中對頁面做了剪裁、拼接及順序編輯，個別地方字跡模糊，這種情況影響了我們的整理工作，但因種種原因我們未能和原件進行比對，如果讀者在閱讀中因此出現困擾，我們謹表歉意，並希望以後有機會改進。

關於本書的文字和符號，由於時代和習慣的變化，大概也由於著者記寫這些日記是為了自用，書寫上除使用正體字外還用了很多異體字，寫法上除了正楷外還有行、草以及當時流行寫法和著者個人習用寫法，不同時期對同一人物、事物的書寫表述也有差異，而且行文通常不加標點；日記中還有一些注音字母、日文假名、日文漢字、希臘文、英文以及某些特別的符號如紅色圓圈等；有些西文書名、人名使用注音字母拼寫；數字方面則除使用漢字和阿拉伯字碼外也多處出現「蘇州碼」。此外，在漫長的歲月裡，著者採用日記本的樣式不一，記錄格式上也多有變化，使用普通宣紙時格式自由，使用制式日記本時便按照頁面印好的表格書寫，頁眉頁腳等空白處也按著者自己所需，有時加文字有時加標記，有些年分又什麼也不寫。年分日期的記法也有明顯的時代印記，如早期採用太歲、年號、干支等中國傳統的紀年方式，自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五日開始出現公曆記法，但有時又使用陰曆記法。此外，日記的年末月尾甚至正文位置也可見有書單帳單、通訊錄、紀事乃至短文等，在沒有原件參照的情況下，有時難以確定這些內容與具體日期的關係，但我們認為，既然記在日記本裡，都屬著者所記，自然應視為「日記」的一部分，作為史料這些也都是了解著者的窗口，因此悉數予以原樣保留。

在整理工作中，出於對歷史和學術的尊重，也出於對著者的尊重，我們主張「保持原貌」，即所有內容都與原著相同，有些地方日記日期出現重複，如一九〇一年舊曆八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相鄰的兩冊日記裡均有記錄，但内容不同（著者自己有說明），本書一仍其舊，不避諱日期重複。但有些情況在排字版中無法實現與原文一樣，如日記中的符號標記，凡本排字版能表現的都按原文再現，本排字版無法表現的變通以相近符號或「☆」來代表，原彩色內容改以黑色表示，如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壬辰元旦）等多處原標記的紅色圓環，以及日記中著者加蓋的紅色、藍色印鑒（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者為藍色），本排字版也統一以黑色，想一探究竟的讀者只好等待未來的日記影印本了，我們希望影印本能早日面世。而這些地方的處理方式也只好變通為「盡量保持原貌」了。此外，涉及「保持原貌」問題的地方還有：日記原稿中有著者所做刪除標記者本書不予收錄，但與著者所寫眉批有關者除外，收錄時加刪除線或底色與其它文字相區別，以利讀者閱讀。

應社方的要求，我們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日記全文進行了斷句和標點，接受止庵先生的建議，以盡量簡潔的原則選擇標點符號的種類，希望能方便廣大讀者的閱讀，但限於我們的水準，這些斷句和標點符號僅供參考。

關於體例方面，前述各項具體處理規則可見止庵先生編訂的「凡例」，但有些事情我們想盡量說詳細，為避免「凡例」過於繁冗，所以寫在此處，重複之處請讀者諒解。

當然，從公布完整研究資料的角度來看，本書的內容仍有些許遺憾。如著者在其它文章中引用過不少自己以往的日記，並加以斷句和標點，個別地方還出現用字的不同，這些內容約有二萬字上下，為我們的整理工作提供了參考，但在本書中未明確予以體現。我們知道，為書籍體例一致計，原著者在各種引用中做的改變是難以一一體現的，這部日記時間跨度幾十年，著者在從少年走到老年的漫長歲月裡不可能始終保持同一的表達習慣，這使得全部完成還原日記中著者斷句和添加標點的工作具有極大的難度，實際上已超出了我輩的能力。如果書籍需要某種連貫性和一致性，那麼斷句和標點就只能由整理者來決定。對於文字的變動，雖與原日記在意思上無悖，但畢竟日記原稿上沒有改寫，本書文字既依據日記原稿，則這些在其他文章裡出現的改變即不宜採用了。如對於這些情況以註釋或附錄方式盡數予以包容，學術研究者想必是歡迎的，但對於廣大普通讀者恐怕徒增篇幅，社方提出對此進行取捨是有道理的，我們也表示贊成，只在這裡做一個說明，提示有需要的讀者。

此外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參與整理工作的家人均無文史資料研究整理專業背景，這次付梓的文本，疏漏和錯誤一定會有，只是自信不會有篡改和隱瞞。我們希望，隨著這套排字版日記以及日後手稿影印版的面世，史料原貌大白天下，可以破除既往的話語壟斷、減少誤讀，同時，我們也熱切希望各界讀者對我們提供的文本給予指正。

二、關於日記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著者因收入減少和家人臥病經濟緊張，為解燃急意欲出售自己的日記，當時的國家文化部認為一九三六年魯迅逝世之前的日記有研究魯迅的參考價值，准予收購並交北京魯迅博物館保管，其他部分便仍然留在了著者家中。此為現在周作人先生日記原件兩存的歷史緣由。

關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日記，家母在世時曾告訴我們：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國民黨軍警來八道灣十一號帶走了祖父，之後祖母從原居室移出祖父的日記，交家母轉藏到位於南長街的娘家，祖父出獄後又陸續找出取回。「文革」後，家母娘家被通知拆遷，搬家清理物品又發現了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日記各一冊，至此這兩年日記告「失而復得」，也因此沒有在六十年代與其他一九三六年以前日記一併賣給文化部。

關於一九四四年日記，六十年代曾有香港友人向著者提出郵寄借閱舊日記，每次一冊，閱畢寄還更替，至寄出一九四四年冊後來信云未收到，至此郵寄停止，而該冊日記則再無下落。另據筆者所知，日記被借閱的事發生過多次，曾有頁面被借閱者私自剪下又以不乾膠薄帶黏回，現在黏接處紙張已變色變質，幸文字尚可辨識。

至於一九二八、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的日記究竟如何失卻蹤跡暫無可考。一併寫在這裡對讀者做個交代。

三、結尾

顯然，把一位知識淵博的著名文人學者從少年到老年悠長歲月裡寫就的日記整理成統一格式、統一體例的排字文本不是件易事，這項工作似乎應該由一個專業團隊來承擔，但長期以來沒有出現這樣的機會。隨著家中長輩們陸續離世，諸姐弟家人勉為其難，各盡所能通力合作，自己動手歷時十數年完成了本書的整理；其中繁體版舍弟出力最多，適署名最後，亦天意也。

此外，家人也曾根據大陸學術刊物發文的要求，整理發表了部分年分日記的簡體字文本，為學術研究提供方便，但長期以來無法匯總各年日記印成書籍，簡體版和影印版的《周作人日記》簽訂了出版合同但仍不能付梓的情況均曾發生，這當然不全是因技術性困難所致。無論如何，現在承聯經出版公司陳逸華先生領銜，止庵先生撥冗編訂凡例並參與審核文本，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使全部日記的真實內容以繁體字印刷成書公諸於世，有如幫我們卸下了一副重擔，了卻了我們和家中已過世的長輩們的心願，是以向上述各方表示衷心的感謝。

周吉宜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