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鄭解

序論（節錄）

本書收錄 2002 年至 2021 年個人研究《周易》的主要成果，為上、中、下編，凡十八章。年齒漸長，我愈來愈不耐煩讀太厚的書，沒想到自己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經歷二十寒暑，不知不覺間也積累了五十萬字，誠屬意料之外。
我在 2012 年由中央研究院出版的《周易玄義詮解》各章，經修訂後也收入本書，不再單獨刊行。〈《周易》全球化︰回顧與展望〉原已列入《周易階梯》第十二章，因近年我在香港籌劃「寰宇《易經》」系列演講，遂略作補充，成為新修訂版，收入本書下編〈壹〉。2002 年問世的《易圖象與易詮釋》、以及分別在 2018 和 2019 年付梓的《周易階梯》和《周易答問》，其中論點，均可與本書互參。去年（2021）春天定稿，我又將本書各章大幅修訂。像〈《易》儒道同源分流論〉一章，原發表於 2008 年，近來重籀《老子》，有靈光乍現之感，不得不將全篇重寫。
筆者治《易》，持論多與流行學說不同。輯成之後，書名擬定，頗費躊躇。內子敏慧說︰「既是你的一家之言，以為正解，可逕題為《周易鄭解》。」是為本書定名的緣起。
筆者於個人觀點，敝帚自珍，固有自信，但我所樹立的理論是否算得上「新典範」則難言，孔恩（Thomas Kuhn）「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之說，未必適用於人文學。人文學不比自然科學，難以像廣義相對論或量子力學的原理，提出後即讓人無法迴避。人文學是主觀之學，近於藝術，永遠可以迴避，再碻不可移的觀點也常被忽視，也很難有實證方法定奪誰對誰錯，最後就是眾聲喧嘩，橫看成嶺側成峰。但站在作者的角度，面對真理，必須有睥睨古今的氣魄，擇善固執，不能妄為調和之論。面對二十世紀初科學主義和疑古運動浪潮下，綿延百年之久的《易》學觀點，研究者沒有打破全局的勇氣，將難以從舊說泥淖中自拔。
本書十八章編次，頗費思量，雖劃分為上編「字義詮解」、中編「義理象數」、下編「歷史源流」，但三者既高度相關，怎麼分割都很勉強。因字義校勘剖析，必定涉及義理分判；考察歷史源流，也躲不開訓詁哲理的研討。例如下編〈伍〉，探討的是《周易》與儒、道思想軌跡糾纏的技經肯綮，雖謂考察源流，但要是手上沒有奏砉義理的遊刃，焉能謋然解牛而躊躇滿志？就課題形成次序而言，我最初讀《易》，返本溯源，對流行一世紀的「經傳分離說」於《易》學的破壞，感到痛心，不吐不快。故本書最早撰寫的，是下編〈貳、論二十世紀初《周易》「經傳分離」說的形成〉，藉由解構古史辨運動興起的隱曲，披露舊說謬誤。先破而後立，繼而撰成上編〈壹、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循訓詁入手，析論經文，嘗試重建經傳義理發展體系。故上述二篇，實為全書基礎。主幹確立，枝葉花實，循序而繁茂，漸次對經義、字義、校勘、象數、禮制、歷史、玄理，一一梳析，而有最後的規模。
為提綱絜領，謹說明本書十個主要論點如下。

一、重建經傳關係
本書的構思，肇始於 2002 年我立意重探《周易》經傳關係，以求總結一個世紀以前古史辨運動《易》家所建立的舊典範—經傳分離，為它劃下句點。
「經傳分離」是過去一世紀《易》學的主流意見，亦是不被懷疑的典範性觀點。高亨、戴君仁、屈萬里、朱伯崑、余敦康等前輩大師，無不持守此一立場。遺憾的是，似乎沒有學者注意到它是「目的論」（teleology）的論述，倡議者最終目的是摧毀《周易》經傳系統—「經」沒有了義理解釋則無異於歷史糟粕，「傳」失去「經」義的支撐，其主體性也隨之崩解。這滿足了古史辨運動反傳統文化的目的，卻誤導了學界數十年，讓學者費盡唇舌爭論《易傳》究竟屬於儒家抑或道家，渾忘了《易傳》的詮釋主體原本就是「經」—六十四卦卦爻辭。經傳分離典範一旦成形，即為《周易》的解釋與研究設下了無法消除的障礙。即使研究義理的學者，也必先承認其原本為純粹占筮之書，義理屬於後起的內容。
「經傳分離」之說，單就中國傳注傳統方法論考察，已知其無稽。《五經》的解釋，無不依賴後世的傳、箋、注等。沒有傳、注的支撐，經文意義根本無從說起。將「傳」與「經」一刀兩斷，經文被孤立了，一切所謂研究，皆無異於射覆猜謎，連帶整個學術體統也失衡。這種謬誤，就像近二十年若干漢學家未經經典文本訓詁校勘的訓練，即自恃考古出土文物而暢論中國上古文明。上一世紀也曾有學者試圖依恃出土文獻和古文字探索「經」義，雖不能說全無貢獻，終究與經文及史實大相逕庭。衡諸世界各文化系統的經典傳統，一切經典在經典化（canonization）的過程中，也不可能將經文與後來的解釋傳統切割。「經」的解釋不能捨「傳」而為，是閱讀經典的常識。就「傳」而論，《易傳》是天壤之間最早專門解《易》的著作，縱使並非孔子親撰，眾多作者的意見，價值難以估量。《易傳》年代上距經文撰著僅數百年，近現代研究者則在二千年以上，縱使近人有洞見，豈能反過來傲然否定《易傳》作者的智慧財產，動輒指控解經為無效？事實上，「經、傳」關係，有如父母子女，父母的個性習氣，常因遺傳而影響子女。「經」之基因遺留予「傳」，「傳」之血緣則承繼自「經」。研究者固然不應視「經、傳」為一體，但亦不宜認「經、傳」為毫無關係的兩種文獻；正如今天我們不會將子女視為父母的分身，亦不會視父母子女為毫無關係的陌路人。
終結了二十世紀初奠立的「經傳分離」舊典範，並不表示我們要走回二十世紀以前「經傳一體」的舊路，也不代表新典範就能建立。典範轉移，從來是多重因素促成，至為複雜。一種論點能影響一兩個世代，風行一時，很少是出於一、二人的主觀設計。倘若本書的論點有幸獲得《易》學界接受，為《周易》研究開拓出另一時代的新猷，這絕對是我的榮幸。但卑之毋甚高論，我寧可將一切研究奠基於文獻。

二、從卦爻辭一字多義探討語言哲學
「一字多義」（polysemy）本屬語言通性現象，拉丁語、梵文皆然，漢語亦不例外，例子不勝枚舉。本書上編〈壹、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提出二十多例討論卦名的多義性，並說明卦爻辭作者早已有「字義演繹」的實踐，前年（2021）就有最新研究成果刊布，延續了我的思路，探討「清華簡」卦名音義的關聯問題，說明了吾道不孤。錢鍾書《管錐編》「論易之三名︰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條，對「一字多義」所論至詳。因漢字是「形、音、義」的結合，有時同一字形有不同音韻而表述不同意義（如「樂」有動、名不同而有音、義之區別，又或上古「巳」字亦借為「已」）；有時字形不同，讀音意義卻毫無分別（如「毓」之與「育」、「身」之與「娠」），又或因古代字少，而出現「假借」（說詳上編〈貳、《易》學與校勘學—異文與「一字多義」〉），或因增添偏旁，轉成新字（即六書中之「轉注」）。這也是戴震區分「字之體、字之用」的用意。卦爻辭古奧，一字多義之情形至為複雜，研究者必先認識漢字形音義統一的本質，知三者不可分割，然後以傳統小學的方法分析探求其結構之義，同時以哲學思辨的方法，玄思冥索其抽象之義。但區分二者，最終也必然明白到︰結構、抽象二義，原本即統一於每一個字之中。傳統所謂「訓詁」、「義理」兩種進路，正是達致此二義的津梁。研究至於義理抉盡無遺之時，則必然發現二義實同出一源，孰為結構之義？孰為抽象之義？往往難以二分。此又緣於漢字形音義結合統一的本質，故雖不斷衍生新義成為「意義群」，亦始終有一根本理念作為其內核，統攝諸義。如何捕捉「字」的內核，則取決於研究者文獻訓詁的學養。

壹、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
一、問題的提出
上古經典包含了大量後人未盡明瞭的深邃智慧，其價值歷久彌新，引起後世文史哲研究者嚮慕。後人對之持續不斷的詮釋與再詮釋，除文本的內容，也必然同時包括詮經者自身的思想，而層累成為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從這個角度看，當一部書引起了世人的共鳴，而被詮釋注解，其思想內涵必然影響了詮解者（「經」影響了「傳」）；而同時解經之「傳」，受限於與「經」的時代不同，其對經典原文的解釋，必然有符合和不甚符合原義的部分。其中不符合原義的部分，成因甚多：有可能是注經者想解決其自身的時代問題，也有可能是注經者想特別發明「經」的某一層意義。無論如何，注經者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符合「經」的「原義」（假定真的有所謂「原義」），也不可能和「經」的意旨完全無關（「傳」承繼了「經」）。一旦「經」與「傳」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傳統，並對後世發生進一步的影響，該部經典（包含經與傳）即占據了一個論述主流。這時候對於「經傳」而言，「原義符合與否」，即成為次要的問題。尤其時代久遠，哪怕後人費盡文辭，亦不可能改變一種論述曾對經學史或思想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事實。因此，後世學者除非選擇不參與儒家經典詮釋的傳統，否則只要詮釋經典，就注定無法全盤推翻傳統的經說。
《十翼》是最早解釋《易》卦爻辭的著作，在經典詮釋史上，理應占有無可動搖的地位，無可置疑地成為後世學者理解《易經》經義的津梁。然而，很不幸地，作為《五經》之首的《易經》（卦爻辭），在近一個世紀以來就被無數學者將之從《十翼》中切割出來，將它對於《易傳》內容及思想體系的影響力，完全抹殺。至於以詮解《易經》為主要任務的《十翼》，竟被研究者將之與「經」一刀切斷，被限縮到不能和「經」發生任何意義聯繫的地步。「經傳分離」，被二十世紀的《易》學研究者視為治《易》基本前提。這個前提，包括下列三種觀點：
（一）認為《易經》為卜筮之書
《易經》為卜筮之書的論點，為古史辨時期學者如錢穆、顧頡剛、李鏡池、高亨等學者普遍的信念。向上追溯，北宋歐陽修《易童子問》早已對《易傳》提出種種懷疑，但僅集中辨析《十翼》非盡孔子所作。清儒崔述《考信錄》踵事增華，提出更多論據，說明《易傳》非孔子所撰著。大約一個世紀之後，錢穆先生亦於 1928-1929 年發表了〈論十翼非孔子作〉。但這些論述，不過離析《易傳》與孔子的關係而已。唯錢先生指《易傳》頗有道家及陰陽家言，開啟後來學者申言《易傳》義理並不來自《易經》而是來自戰國諸子學說，且後來學者的言論愈趨激烈。1926 年 12 月顧頡剛開始撰寫〈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考證《易經》為筮書，內容為古史之「故事」；故《易傳》義理解釋當與經文意旨不同。其後古史辨學者益衍伸此一論點。像高亨就認為「《易傳》解經與《易經》原意往往相去很遠，所以研究這兩部書，應當以經觀經，以傳觀傳」。後來學者大致承繼古史辨學者的論點。即使偶然稍作讓步，強調「經、傳」之間有某種關係，亦必歸本於經傳分離之說。如朱伯崑著《易學哲學史》即發揮此一論點，認為「《周易》是周人占筮的典籍」，又認為「依《周禮》所說，《周易》中的卦爻辭，就其素材說，是從大量的筮辭中挑選出來的」，其編纂則「企圖將卦象和筮辭系統化」，最後他得出兩點結論，其一「總的說來，這部典籍的形成是出於占筮的需要」；二是「《周易》畢竟是一部迷信的著作，將其哲理化是後來解易者的任務」。朱伯崑的論述，其實只是古史辨時期「經傳分離」說稍加改變，強調經傳是既有相同又有不同，那麼對於經傳關係相「異」的論述和相「同」的主張，都可以包括在內，而且更加強化「《周易》為迷信著作」的論述。無論如何，「《易經》（卦爻辭）為筮書」的論點是古史辨學者的基本立場，不容置疑。而出土文獻的新發現，在研究者以這種有色眼鏡的觀察下，也進一步支持了這種論述。例如從出土的甲骨、銘器、竹簡、陶罐的各類痕跡，尤其是數字卦和卜筮活動，與卦爻辭作進一步的比較研究，刻意迴避彼此之間的不同，而強化「《易經》為卜筮書，《易傳》為義理書，二者不相同」的結論。
（二）認為《易傳》是《易》義理之源
《易傳》為《易》義理之源的論點，亦是古史辨時期的學者首發其端，認為卜筮之書終究無義理可言，相對上，《易傳》發揮《易》義，具有思想體系，故《易》學之有義理，實起源自《易傳》。正如曾春海所說「《易》書漸由卜筮之書，轉進成探討宇宙與人生哲理的經典」。主張《易傳》為《易》義理之源的論著很多，例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即以《易傳》屬中國哲學史戰國階段之思想，而《易經》的卜筮內容則不屬哲學史之中，認為「在中國哲學史中，《易傳》首先比較自覺地、系統地講到範疇、公式的作用。人類在能作抽象思維的時候，就已不自覺地應用範疇和公式。這樣的應用是人類認識發展的一個進步，表示人類認識提高了一步。在中國哲學史中，《易傳》就是這步提高的表現。」而余敦康〈從《易經》到《易傳》〉則引用《左傳》、《國語》的筮例，認為在《易傳》編撰之前，春秋時期的卜筮之法有了新發展，「用象徵性的意義來解釋龜兆，引申發揮，講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這種余先生稱之為「卦象說」和殷周原始筮法相較，為「明顯的進步」，而「《易傳》的作者用陰陽範疇解釋了這兩個基本符號，《周易》的框架結構才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解釋」。總之，這一類看法，是過去一世紀以來主流見解，諸家無甚異辭。較早期的研究可參戴君仁〈易經的義理性〉、高亨《周易大傳今注》；近年來這一觀點深植人心，影響甚廣，著述之多，不遑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