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基層文官

序

這本書我構思了整整二十二年。
一九八○年夏天，我從臺大外文系畢業；一九八一年秋天，我遠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直攻博士學位，師從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教授初習唐史。他是西方最有名望的唐史專家，專長唐代經濟史和唐代史學史，又是《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的主編，但對我非常寬厚仁慈，給了我許多的研究自由，沒有壓力。當時，我最大的課業困擾，反而是唐代的職官制度。讀新舊《唐書》，讀《資治通鑑》等史書，甚至讀《全唐文》和《全唐詩》，處處都是唐代官名，可是卻沒有一本書可以教我怎麼解讀這些官名的意義。比如，《舊唐書》卷一八七下〈庾敬休傳〉有一段話，很有意思，很能代表正統史書處理唐人官銜的方式﹕
敬休舉進士，以宏詞登科，授祕書省校書郎，從事宣州。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遷右拾遺、集賢學士。歷右補闕，稱職，轉起居舍人，俄遷禮部員外郎。入為翰林學士，遷禮部郎中，罷職歸官。又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丁憂，服闋，改工部侍郎，權知吏部選事，遷吏部侍郎。
這一小段文字，幾乎全是官名，問題真不少。當年我沒讀懂，於是就像許多唐史研究生那樣略過不讀，但這樣也就等於完全不瞭解庾敬休 這麼一個精彩的唐史人物，和他所走過的路。而今，我不敢說完全讀懂了，且試為解答如下。
庾敬休舉了進士又「以宏詞登科」，意味著甚麼？答案﹕只考中進士不能馬上做官，需「守選」等待約三年。於是有人就去考「宏詞」，即博學宏詞科，考中便可馬上得官。這跟明清時代考中進士即可授官不一樣。此外，唐人進士及第已很了不起，再中宏詞，表示他是精英中的精英。相比之下，才高如韓愈，三試宏詞都不中。
甚麼是「旋授渭南尉、集賢校理」？為甚麼兩個官名連在一起書寫？答案﹕這表示庾敬休是以渭南尉的官位去出任集賢校理。集賢校理是集賢院中一種校書工作，屬基層，但沒有品秩，所以任此職照例都帶一個縣尉如渭南尉之類的基層官，以秩品階，寄俸祿。他後來的集賢學士比校理高一級，但也同樣沒有品秩，所以要帶一個右拾遺的官。按《唐六典》和《新唐書‧百官志》等書的規定，「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右拾遺為從八品上，所以庾敬休出任的可能是「集賢院直學士」。他傳中所說的「集賢學士」可能省略一個「直」字。這一類官是所謂的「本官」。詳見本書第三章〈縣尉〉中「以縣尉作階官充館職」一節。
從右補闕，轉起居舍人，遷禮部員外郎，又意味著甚麼？答案﹕這是一幅很典型的升官圖。這幾個官都屬中層。員外郎是一種郎官，是通往高層官員的一個重要門戶。以庾敬休為例，他便先任員外郎，接著任郎中，最後才升為侍郎。
甚麼是「罷職歸官」？答案﹕唐人對「官」與「職」有清楚的區分。詳見下面討論白居易〈有唐善人墓碑銘并序〉部分。翰林學士屬無品秩的館職，和前面的集賢校理及集賢學士一樣，都是一種「職」，照例帶有禮部郎中等有品秩的「本官」。這裡是說他現在罷去翰林學士此「職」，回去任禮部郎中的「官」。
他任過禮部郎中，又遷兵部郎中，改工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這又有甚麼意義？答案﹕禮部為「後行」，其郎中地位低於「前行」的兵部郎中。所以從禮部郎中轉為兵部郎中是正常的升遷。侍郎地位又比郎中高。這裡主要是說庾敬休步步升為高官。吏部為「前行」，高於「後行」的工部。從工部侍郎遷吏部侍郎也是正常的升遷（韓愈最後一個官正是吏部侍郎）。不過，庾敬休沒有繼續升為更高一層的尚書，也沒有做過宰相，所以他是很有成就的高官，從九品的校書郎小官一路官至四品的侍郎高官，仕途顯達，但還不算頂尖人物。
唐人任官，一般都得從八、九品小官做起，然後按部就班升遷。五、六、七品通常已是中層官員，三、四品為高官，一到二品祇用以酬勳臣，很少見。粗略而言，唐朝廷相當嚴格遵守這種依序授官的規則，很少例外。若違背這規則，超序授官，比如胡亂授官給安祿山、楊國忠、仇士良等人，後來都出了問題。這些人都成了「亂臣」。
在普林斯頓那些年，我多希望世界上能有這樣一本專論唐代職官的專書或辭典，能夠給我提供這樣的答案！可惜沒有。
當然，唐史研究領域已有好幾種常用的工具書如《唐六典》、《通典》，《舊唐書‧職官志》和《新唐書‧百官志》可查，可是這些書都有侷限，查了往往也沒有解答，不能提供類似以上的「答案」，因為這些書主要講官署組織，旁及官品和十分簡略的職掌描寫，但從來不解釋唐代官職的深層含意，也並非為此目的而編。
這些書甚至連「從事」都查不到。那是中晚唐方鎮使府中各種僚佐如巡官、推官、掌書記和判官的通稱。在上引《舊唐書‧庾敬休傳》中，「從事」是當動詞使用。「從事宣州」即是說庾敬休曾經在宣州充當過巡官、推官之類的幕職。這也是古代官制的一大特色﹕官名往往可以當動詞使用。比如，詩人李商隱任過弘農縣尉，於是就有人說他「尉弘農」時怎樣怎樣，說他如何「黃昏封印點刑徒」，日子不好過。
二十多年前，我便常幻想有一天能解開這些唐代官名後面隱藏著的「秘碼」。但限於當年的學養，我不敢去研究唐代的職官制度，祇寫了一本《唐代軍事與邊防制度》的博士論文就畢業離校。然後，到香港等地教書，一晃十多年。在這十多年當中，我開始認真思考唐代職官和官制的問題，不斷在收集材料，但由於教學忙碌，瑣事繁多，研究進度十分緩慢。二○○二年初，我終於痛下決心，辭去教職，從此得以日以繼夜，傾全力梳理這個困擾了我二十年的課題，追補過去十多年來流失的歲月。一年多以後，我終於寫完了這本書，嘗試解開唐代基層文官的一些「謎」，希望能幫助初習唐史的學生，也請同行專家學者指正。
將來的工作環境和條件若有改善，我還要繼續研究中、高層官員，並且撰寫《唐代中層文官》和《唐代高層文官》兩書，和本書合為姊妹篇。我構想中的中層官員包括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拾遺、補闕、員外郎、郎中、主簿、縣丞、縣令、州錄事參軍、州司馬、長史、使府判官等；高層則包含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中書舍人、給事中、侍郎、尚書、秘書監等長官、州別駕、刺史、節度使、觀察使等。
經過這些年來的研究和寫作，我發現我的「解碼」能力慢慢增強了。比如，前幾天讀白居易寫的〈有唐善人墓碑銘并序〉，便覺得很能「欣賞」他所列出的墓主人李建的長串官銜﹕「公官歷校書郎，左拾遺，詹府司直，殿中侍御史，比部、兵部、吏部員外郎，兵部、吏部郎中，京兆少尹，灃州刺史，太常少卿，禮部、刑部侍郎，工部尚書。職歷容州招討判官，翰林學士，鄜州防禦副使，轉運判官，知制誥，吏部選事。階中大夫。勳上柱國。爵隴西縣開國男。」而且更能理解他所謂「官」和「職」的分別﹕「官」是有品秩的正式編制官位；「職」是中晚唐方鎮使府幕職，翰林院、集賢院等沒有品秩的館職，或「知制誥」、「知吏部選事」等差遣職。中晚唐做官的人經常有「官」又有「職」，更有散階、勳官和爵等等。他們死後，這些長串官職名都會很隆重地一一刻在他們的墓誌上或神道碑上。今人若能正確解讀，單憑這長串官銜，也就能充分瞭解死者生前的功業，知道他走的是一條怎樣的仕途，官運順達與否。
在本書完稿時刻，我想特別感謝杜希德教授當年給我的教導，並啟發我研究唐史的熱誠。沒有他當年的鼓勵和他這些年來以身作則，雖年邁仍奮力做研究的榜樣，我想我可能會半途而廢。
二十多年前在臺大外文系，王秋桂老師在「西方漢學」和「中國書目學」的課堂上，引導我走上漢學研究的道路，傳授給我中國書目、版本和考證之學的精萃，並且引薦我到普林斯頓去讀博士，讓我這一生受用無窮。我的感激之情是任何語言都難以充分表達的。
去年初，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的總編輯林載爵先生，讀了我那本中國旅行書《杜甫的五城﹕一個火車迷的中國壯遊》（臺北爾雅出版社），寫電郵來表示讚賞，並問我有沒有唐史書稿可以交給他出版。這樣便促成了這本書的誕生。我要衷心謝謝林先生。沒有他的那封電郵，這本書還不知甚麼時候才能面世。
本書初稿曾經為兩位聯經特約的專家學者審查並推薦出版，謹此致謝。其中一位審查人北京中華書局的原總編輯傅璇琮先生（亦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審稿後特別託人傳話給我，告知他的審查結果，讓我感到深受鼓舞，更覺得我應當努力繼續撰寫《唐代中層文官》和《唐代高層文官》兩姊妹篇。兩位審查人詳細、認真的審稿意見，也對本書的修訂大有幫助。
本書第一章〈校書郎〉，曾以期刊論文〈唐代校書郎考釋〉的形式，發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四本第三分（二○○三年九月）。第三章〈縣尉〉，則以會議論文〈唐代縣尉考釋〉，在二○○三年十一月六、七日臺北舉行的第六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此研討會由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暨研究所和中國唐代學會主辦。兩文都經過不少修改，始收入本書。在此我想感謝史語所陳弱水教授寶貴的修訂建議，唐代學會秘書長桂齊遜教授的通融和協助，以及幾位匿名審稿人的指正。
臺灣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的陳郁夫教授，去年初特別寄贈他開發的《全唐詩》和《太平廣記》電子資料庫，讓我每次在浩瀚文海中撈到「針」時，都不禁要想起他，默默感謝他。市面上和網上的《全唐詩》電子文庫很多，但多為簡體字版，且校對欠佳，又無卷數頁數，都不合學術用途。最合乎學界需要，校對精細，且以繁體字製作的，據我所知就祇有陳教授這一套了。
在我寫作中途，廣州華南師範大學的戴偉華教授及時寄贈他的大作《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和《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解決了我覓書的困難，十分感謝。此兩書在海外不易購得，甚至連海外許多大型中文研究圖書館也遺漏未購置。如今，《唐方鎮文職僚佐考》成了我經常需要翻查的一本工具書，極為有用。此外，我也要感謝廈門大學陳明光教授，在二○○一年夏，在青島開唐史學會會議期間，持贈其大作《唐代財政史新編》，讓我能夠追上唐代經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動向。青島會議期間，承蒙史念海教授家人、朱雷、胡戟、李鴻賓和魏明孔諸教授惠贈大作多種，令我深受鼓舞和感動，感覺到唐史研究路上沒那麼寂寞。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楊宿珍小姐，在本書寫作期間，常替我影印郵寄一些我找不到的材料，在緊急時刻給我幫了大忙，並且萬里迢迢寄贈Charles Hucker 那本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帝制中國官名辭典），真謝謝她。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朱振宏兄，常替我影印郵寄難得的唐史學術論文。老友張錦忠兄，曾經從高雄中山大學給我郵寄過影印材料。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李志賢博士和我的前學生馮白羽小姐，曾幫我到圖書館借書。這些朋友的善舉，使我身處在馬來西亞最南端的邊城（也是亞洲大陸最南的一個城鎮）新山市 (Johor Bahru)，遠離學術中心，還能完成這本唐史專書，不能不說是功德無量。
最後，感謝我的妻子，在我辭去教職，過著韓愈式「閉門讀書史，窗戶忽已涼」的日子，沒有甚麼抱怨。幼女維維安，在爸爸閉門寫書的時候，懂得安靜、自立，不必爸爸分心，也是爸爸深深感激的。本書獻給她們——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生。
賴 瑞 和

■ 導言
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
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
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
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
‧杜牧〈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杜牧這首詩，很能反映唐代士人家庭對做官的重視。他這個侄兒，還「未得三尺長」，但杜牧已經在盼望他將來好好讀書，以便來日可以「取官如驅羊」。做官是中國最古老的行業之一，也是古人讀書最重要的目的之一。《論語‧泰伯篇》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楊伯峻把這一句翻成白話﹕「讀書三年並不存做官的念頭，這是難得的。」 可知先秦古人讀了三年書都想做官。到了唐代，這一行業早已發展出一套非常細緻的官場規則。唐代朝廷「大開官職場」，成了中古時代最大的僱主，其職官和官制體制，比起前幾代也就更為複雜了。
初習唐史的學生，或者對唐人任官制度感興趣的讀者和歷史迷，面對錯綜複雜的唐代職官和官制，不免感到困擾，不知該如何去正確解讀。他們的疑問很多，但如果按一個唐代年輕人從讀書、考科舉到做官整個過程來分階段考察，大致可以分為四大類﹕（一）唐人做官的最起碼資歷是甚麼？怎樣取得這些資歷？（二）有了這些資歷，可以擔任怎樣的官？有哪些基層入階官職可供選擇？各官職的入仕條件如何？仕途前景如何？職務如何？（三）甚麼是職事官？流內官？流外官？散官？階官？勳官？衛官？試銜？（四）唐人做了官又意味著甚麼？和今人做官有甚麼不同？特色有哪些？薪俸如何？需不需要經常為做官遠行？可不可以攜家帶眷？
像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可是即使專門的唐史教科書，比如前輩學者岑仲勉那本著名的《隋唐史》，也常無法解答，或根本未涉及。然而，這些問題卻是唐史學生和學者在閱讀唐代史料（包括史書、詩文和墓誌）時，經常又會碰見和發出的，所以看來又不能置之不理。
第一大類問題比較容易解答，主要因為在過去十多二十年，唐史學者在這方面做過不少研究工作，為我們解開了不少謎團。粗略而言，在初唐高祖和太宗朝，任官沒有嚴格的資歷要求。有人以輔佐高祖和太宗起家（如魏徵和房玄齡等人），有人以軍功入官（如李勣和唐儉），有人從下層的吏員仕至高官（如張玄素和孫伏伽），甚至有人以隋朝的官資任唐官（如詩人王績）。但從高宗朝起，科舉制度日趨成熟，任官的途徑便逐漸固定下來，直到唐末。其中最重要的兩種任官方式是﹕（一）以門蔭入仕；（二）參加各種科舉考試。
過去幾十年來，唐代門蔭研究很有些成績，如張兆凱、毛漢光、愛宕元、王永興、張澤咸和寧欣諸家，大抵澄清了門蔭制度的各個面貌。 唐人以蔭入仕，到中晚唐仍有，例如晚唐兩大才子李德裕和段成式，都是以蔭入官。然而，唐人更常以各種科舉方式入仕。這當中，主要有明經、進士、制科、博學宏詞和書判拔萃。進士比明經清貴，也較難考上，但此兩科即使考上，也需「守選」等候約三年（進士）到約七年（明經）左右才能分配到官職。 制科名義上是皇帝殿試，主要試「策」文，考中即可授官，不必「守選」。博學宏詞和書判拔萃也不必「守選」，但卻是難度最高的兩種考試。不少唐人考過明經或進士後，又再考此兩科。百人當中祇錄取大約三人，其難度可以想見。考中者都是唐代士子當中的精英，如白居易（中進士、書判拔萃和制科）、元稹（中明經、書判拔萃和制科）和李商隱（中進士和書判拔萃，文場戰績非凡，但官運欠佳）。古文大師韓愈雖考中進士，三試博學宏詞卻都沒有考中，因此他在〈上宰相書〉中說「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又寫信給友人崔立之說他「以至辱於再三」， 有一種落第的苦楚。
關於科舉制度的研究，傳統上最重要的一本書，當數清代徐松的《登科記考》。近數十年來的專著也有好幾種。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最先面世，主要論進士考試和相關題目，引用詩文材料尤多。卓遵宏的《唐代進士與政治》專研進士出身者的仕途和遷轉。閻文儒的《唐代貢舉制度》頗有新意，但常為人忽略。吳宗國的《唐代科舉制度研究》範圍較廣，甚至也涉及門蔭入仕、流外入流、學校和科舉等。劉海峰的《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偏重學校、教育和選舉制度的關係。高明士的《隋唐貢舉制度》，除了論及隋唐貢舉，也觸及「賓貢」科、武舉和貢舉制對韓國和日本的影響。
蘭州大學中文系王勛成教授的《唐代銓選與文學》最晚出，也最有創見。此書在「關試」、「吏部試」、「釋褐試」、「科目選」、「制授」、「敕授」等方面，釐清了許多過去含糊不清的觀念和事例。尤其難得的是，此書第一次探討過去幾乎無人研究的唐代「守選」制度，為我們解開了唐代科舉和銓選制度中的許多「謎團」，澄清了史料中的許多疑點，貢獻良多。 有了王勛成此書，上面所提第一大類問題，大抵都可以在書中找到答案。筆者也就不必再花費筆墨去描述唐人怎樣取得做官資歷，怎麼進入官場。在這些問題上，筆者多引用王勛成的研究成果為證。
第二大類問題才是本書所要深入討論的課題。唐人取得進士、明經或其他做官資格後，可以擔任怎樣的入門或釋褐官職，過去一直無人研究。這原本屬於唐代職官研究的範圍。但這個領域過去的研究，幾乎全偏向中、高層官職。例如，清代勞格和趙鉞的《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及《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吳廷燮的《唐方鎮年表》、近人嚴耕望的《唐僕尚丞郎表》、孫國棟的《唐代中央重要文官遷轉途徑研究》、盧建榮的〈唐代後期（西元七五六至八九三年）戶部侍郎人物的任官分析〉、何汝泉的《唐代轉運使初探》、張榮芳的《唐代的史館與史官》及《唐代京兆尹研究》、郁賢皓的《唐刺史考全編》、毛漢光的〈唐代給事中之分析〉、胡滄澤的《唐代御史制度研究》、毛蕾的《唐代翰林學士》、曾賢熙的〈唐代御史大夫中丞試探〉以及最近郁賢皓和胡可先的《唐九卿考》等大作，全都是關於中層或高層官員的研究論著。 至於這些中、高層官員年輕時擔任過甚麼基層職位，這些基層職位的入仕和職掌等任官詳情又如何，我們可說一無所知，或所知十分有限。本書擬詳考唐代基層文官的各個面貌，以釐清唐人剛出來做官時的一些實況，特別是他們的入仕條件、仕途前景和職務等細節。
唐代的基層文官，當然不祇限於本書所論的幾種。在中央低層官職當中，唐人有釋褐為太樂丞者，如詩人王維， 或從太常寺太祝起家，如詩人張籍， 但這類事例不多見，這些官職也比較不重要。最常見到的情況是，他們許多從校書郎和正字出身。這兩種官也被杜佑和封演稱為美職，被白居易譽為「公卿之濫觴」。在縣官方面，唐人固然也有從主簿甚至縣丞、縣令起家，但案例不多，最多的還是從縣尉幹起。縣尉也是縣官當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史料中屢見不鮮，不容忽視。在州官當中，士人剛出來做官，最常任的就是州參軍和各曹判司。至於中晚唐的幕職，唐人一開始入幕最常擔任的便是巡官、推官和掌書記。這也是基層幕職當中最重要的三個。所以本書精選這幾種最常見的基層文官，分章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討論。這幾種文官，分布在京城官署、州縣和幕府，也讓我們可以籍此觀察這些官署的地位和運作。近數十年來，今人在巡官、推官和掌書記方面的論著還有一些，但對校書郎、正字、縣尉、參軍和判司，則幾乎一無研究。 本書或可彌補這方面的一大片空白。
研究唐代基層文官，材料頗不少，但星散各處，收集不易。過去的研究方法一般是以《唐六典》、《通典》和《舊唐書‧職官志》和《新唐書‧百官志》等書中所記為主，但這些材料非常簡略，而且缺乏具體事例，令人無法理解制度的實際運作。以校書郎為例，《唐六典》祇說﹕「校書郎六人，正九品下」，然後是一大段歷史回顧，敘說校書郎這種官職從漢代到唐初的演變，如此而己。《通典》的材料也約略相似，但添加了職掌和唐人對校書郎的評價﹕「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祕書省為最。」 這段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校書郎在整個基層文官體系中的地位，不過缺點是沒有舉任何事例來說明何以校書郎為「美職」。兩《唐書》的記載更為簡單，祇有官品或寥寥一兩句話。至於《唐律疏議》和《唐令拾遺》等律令彙編，也和《唐六典》等書相似，僅有條文，沒有實例，對筆者的用處不大。比如，《唐律疏議》甚至沒有任何「校書」的材料。《唐令拾遺》則僅把校書郎、太子校書、弘文館校書和崇文館校書，作為官名各列了一次罷了。
若僅依據《唐六典》和《通典》等典志來瞭解校書郎或其他唐代官職，那是嚴重不足的。但歷來注釋唐代詩文者，以及唐人年譜和評傳的作者，在碰到校書郎或其他唐代官名時，往往別無他法，祇能引用《唐六典》和《通典》等書的簡便材料了事，無法再深考。然而，若單以此類材料來處理和考察唐代官職，那必將淪於平板、片面的描述，所呈現的祇是一個制度的空架子。
本書的做法是﹕儘量擺脫這種制度空文的描寫，儘量從唐人的生平經歷，從眾多唐人的官歷著手，去梳理出最具體的事例和細節。這種研究途徑，無以名之，故且稱之為「在傳記中考掘制度史」。 此法非筆者發明。早在三、四十年前，嚴耕望先生即以此法考史見重於世。他的《唐僕尚丞郎表》及《唐史研究叢稿》中許多論文，莫不竭力在史傳和墓誌中挖掘制度史的材料，「竭澤而漁」。 筆者深受啟發而師其法。
但這樣一來，研究難度便大大提高，因為兩《唐書》的列傳部分，也成了研究官職的重要材料，需要全面徹底「考掘」。同理，近世出土的大量唐代墓誌和神道碑文，也需仔細爬梳，因為它提供很有用的素材，本書都儘量充分利用。 墓誌中所見的唐代官員，絕大部分是低層的州縣級官員和京官，在兩《唐書》中無傳。兩《唐書》所收的，又絕大部分是中、高級官員，正好和墓誌相異。據毛漢光的研究，「如將正史列傳與墓誌銘對照，重疊者不超過百分之五」， 可知墓誌提供了一大批低層唐官員的生平和官歷材料，史料價值很高，可以補充兩《唐書》的不足。此外，筆者發覺，《唐會要》（以及性質相近的《冊府元龜》），經常遠比《唐六典》等典志有用，因為它提供許多的詔敕和奏疏，為最原始的歷史文獻，內含許多事例，而且都有很明確的年代日期，也更便於考史。
唐人的詩文集、《全唐詩》和《全唐文》等書，收集了唐代許許多多做官的人所留下來的詩文。 這些當然都是極重要的原始文獻。唐代官員，不管是高層或低層，在他們的官場生活中，不免有許多迎送、互相贈詩的場合，常需要寫寫詩或贈序。在他們的公私事務上，也常要寫寫表啟書奏等公文（如獨孤及和李商隱等人），寫寫祭文（如韓愈等人），寫寫墓誌（如柳宗元和權德輿等人），或撰寫制誥（如白居易、杜牧等人）。這些公私文書後來都收集在他們傳世的文集裡，或保存在《全唐文》中，成了我們今天窺探唐代官場運作的絕佳史料，也是反映唐代官員們日常生活和心靈狀態的最佳材料。從這類詩文所見的唐代職官制度，往往更為生動、精彩。比如，本書引用了韓愈的〈送鄭十校理序〉多次，不但可補中晚唐集賢院的藏書狀況，可考集賢校理這官職，更可證集賢校理所帶的縣尉官銜為階官。
《唐六典》等典志沒有說明那些唐代官名的深層意義，其實是很自然的，因為這些書並非為今人而編，原本即為唐人而撰。唐人應當都知道這些官名的含意，因此根本無需解說。舉一個現代例子來作對比。在今天的學術界，界內人士應當都很清楚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等職稱的含意，無需多加說明。如果一個人到五十歲還在任助理教授，或到六十多歲快退休時，還在任副教授，圈內人馬上可以明白這人的學術事業如何，可以「心照不宣」地正確解讀。同理，唐人對某官在整個職官制度中的地位如何，在甚麼年齡應當任甚麼層次的官等問題上，其實也都有一套憑見聞自然形成的看法。唐代封演所描繪的「八雋」圖，正可幫助我們瞭解唐人的想法﹕
仕宦自進士而歷清貫，有八雋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赤尉〕不入； 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不入； 五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言此八者尤加雋捷，直登宰相，不要歷綰餘官也。朋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
這就是唐人眼中的升官圖，極具時代特徵。本書接下來的幾章還要討論封演此說的其他意義。但此說祇涉及有品秩的「官」，不理會無品秩的「職」，因此封演完全沒有提巡官、推官和掌書記等「幕職」，也沒有提翰林學士等「館職」。然而，單就任官層次和年齡而言，他所列的校書郎、正字和赤、畿縣尉，正是本書所論的基層官員，任官年齡約在二十五到三十五歲之間。筆者認為，「八雋」中的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拾遺、補闕、員外郎和郎中，可算是中層官員，任官年齡約在三十五到四十五歲之間。至於中書舍人、給事中、中書侍郎、中書令和宰相等，則屬高官，一般年齡約在四十五歲以上。
英國唐史學者杜希德 (Denis C. Twitchett) 教授曾經很敏銳地指出，史書列傳中的唐人官歷，即使被簡化得僅剩連串的官銜，沒有任何背景說明等細節，也能讓唐朝同時代的士人讀得「很有意思」(“meaningfully”)，就像今人讀報章上同個專業的某名人訃聞，或閱讀求職者的履歷表，讀到那連串職稱，也能從字裡行間，輕易正確解讀那人從前的專業經歷和就業狀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