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張灝與林毓生（思想48）

致讀者

新冠肺炎侵擾世界三年之後，終於逐漸遠離。這場疫情帶給人類的傷害之廣泛與嚴重，是承平時代難以想像的。據統計，全球死亡696萬人，其中美國117萬，巴西70萬，印度53萬，台灣1.9萬人，中國大陸則只死亡5千人。統計數字的可靠姑且不論，不過按人口比例來說，新冠疫情在中國大陸造成的直接死亡顯然比較輕微，可是在中國的獨特體制和管理方式之下，每個角落裡每個人切身承受的高昂社會代價和生活干擾卻獨步全球，在其他災情嚴重的國家裡反而罕見。疫情過後，這麼切身而沉重的一場集體經驗，特別值得留下記錄，吸取教訓。
這正是本期甄彥先生的長文格外有價值之處。他選擇性地描寫了幾個地區跟城市的防疫景觀，讀起來亦幻亦真，幻的是切斷了常態生活，真的則是舉國體制的強制和滲透。這篇文章除了為中國三年的防控作了見證，也是一個留下集體記憶的範例，適用於中國大陸，也可以供台灣乃至於其他社會的寫作者參考。
本刊編委周保松先生專攻政治哲學，但他的政治哲學跟政治生活一體兩面，是在公共環境中進行的公共思辯，不取現代學院著眼於經典的高頭講章。本著這種認識，他邀約了另外兩位同道撰寫文章，探討政治哲學的「公共性」。其實政治哲學的公共化，意思即是公共生活也是一種哲學所帶動的生活，時時對社會的種種現象有所理解、評價，以及改變。
從這個角度看，林毓生與張灝兩位先生所從事的思想史研究，也是典型的公共哲學。兩位先生在2022年先後去世後，從各地中文知識分子的眾多悼念文字，可以看出他們針對現代中國巨變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問題意識，對我們這一代人的政治思考和文化想像，起了莫大的塑造效應。我們的政治思考，幾乎是在他們的啟發跟層層詰問之間轉折進行的。本期的專輯集中探討他們二位的思想遺產，讀者翻讀其中的各篇文章，立即可以驗證他們二位著作中的各個關鍵概念，對我們的思想濡化極深，當代的中國學人大概難有其他人可以比擬。《重訪張灝與林毓生》清點了他們的思想遺產，也寄望後來者繼續推進。
關心中共歷史的讀者，對本期寫康生以及杜導正的兩篇文章一定倍感興趣。康生在中共核心扮演一個奇特的角色：40年代延安整風的執行者，以及60年代文革的厲害人物。這兩個角色，都使他成為各級幹部既怕又恨的整人王。
杜導正先生雖然也是中共的高級老幹部，但在各個方面都跟康生構成強烈的對比。他是改革開放的功臣，自由化的推手，退休之後主持《炎黃春秋》雜誌25年，形成了黨內民主派的言論平台。
兩篇文章的作者最後都著眼今日，丁學良認為康生雖死卻能再生，吳思則相信剛慶百歲壽辰的杜導正雖挫敗但於心無愧。我們讀者如何想呢？

■ 密涅瓦的智慧貓頭鷹：林毓生、張灝與台灣自由主義的傳承／蕭高彥
一、楔子
近一兩年，林毓生與張灝兩位先生繼余英時先生之後相繼辭世，華人思想史學界痛失重要引頸人物，損失巨大。由於兩位均為殷海光先生的得意門生，財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會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因此共同於四月主辦了「創造性轉化與幽暗意識──紀念林毓生院士與張灝院士論壇」，邀請學者對台灣自由主義的傳承以及公民社會與憲政民主等議題發表個人見解，以感念兩位院士的畢生貢獻。由於與談內容相當豐富，主辦單位與《思想》遂請與會者撰寫短文共同在《思想》發表，以資留念。身為晚輩，個人與張先生惜無一面之緣；與林先生則於本世紀初以來則有學術性的來往；故以下先以對林先生的回憶做為楔子，然後再以政治思想史工作者的角度，觀察兩位先生的學術貢獻。
林載爵先生在《思想》前一期的文章中生動描述了1975年，余英時先生與林毓生先生回到台灣並開始以中文為主撰寫論文之後，對台灣思想史發展所產生的關鍵性影響。吾生也魯且較晚，無緣參與七○年代末期狂飆年代的盛會。然而時至今日，個人仍清晰地記得1981年6月，社團學長將刊載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文章〈一個培育博士的獨特機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兼論為麼什麼要精讀原典？〉剪報貼在社辦公告欄時所引起的心靈震動。那年暑假，我將升大二，受到學長的影響，對於政治社會理論開始產生興趣。林先生於文中介紹社會思想委員會的知識訓練方法，認為研究生應依其興趣擬定研讀原典並與老師精讀和討論，從中培養學生潛移默化的「支援意識」，以便最後能在自己的研究議題中產生具有高度的問題意識和深入的解釋。林先生行文與其師殷海光先生風格相近，析理時明白透徹，需要說服讀者時，又能筆帶情感，娓娓道來：這樣的教育過程培養出「比慢」的精神，以期成就更高的學術目標。讀此文章，令人心馳神往！此後，筆者持續關注林先生發表的文字，尤其是他強調韋伯比較社會學重要性的篇章，更讓我在大學時期花了不少時間研讀。
與林毓生先生的實際互動始自2000年。由於國科會朱敬一與王汎森前後兩位人文處處長的大力支持，以及時報文教基金會余範英女士的鼎力相助，林先生開始執行「公民社會基本政治社會觀念研究」計畫。錢永祥先生為該計畫之總襄贊，工作小組則包括沈松僑、蔡英文、陳弱水、李孝悌、江宜樺、謝世民與筆者，預計邀集台灣、香港，以及中國大陸學者共襄盛舉，冀望共同撰寫一部公民社會常用基本觀念的參考書，以建立華人世界公民社會的思想資源。由於林先生的學術權威與「奇力斯瑪」（charisma），方有可能邀集到當時許多中壯代學者共同參與，區分為「觀念」以及「歷史」兩組，分別處理公民社會核心概念在西方的起源以及在近代中國的發展與變化。雖然林先生希望作者們以辭典條目型論述的方式寫作，但由於當時華人世界的學術環境，參與計畫的學者們所提出來的仍是相當實質的綜合性學術論文。這些論文剛開始由各位作者自行投稿發表，之後集結成為《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上下兩卷，由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出版。此書後來成為該中心需求量最大的出版品。
個人在參與此計畫的過程中與不同領域的學者多方交流，實為人生一大快事。在學術經驗累積方面，我撰寫〈共和主義〉一文，在此過程中，更對個人的學思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該文初稿發表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一期，當時，筆者的共和主義思想研究已經有部分的成果累積，發表了有關西塞羅、馬基維利與盧梭等思想家的文章。在其他部分尚有待進一步探討之際，我啣命必須拔高視界，轉而撰寫關於共和主義的思想史的通論，挑戰可謂巨大。幸而，當時以「民主共和主義」與「憲政共和主義」兩種現代共和主義典範作為對比進行論述，之後，藉由分析《聯邦論》與西耶斯思想與當代理論，加以印證，最終在2013年匯聚成《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一書，本文則擴大改寫成為全書的導論。由於台灣相當多學者是依著國科會計畫的執行節奏而進行論文寫作，往往會出現點狀的樣態，撰寫〈共和主義〉一文的經驗讓我得以克服這個癥結，建立了構思專書時所必須具備的綜觀全局、提綱挈領的思維認知。
除了參與計畫的互動，林先生並且擔任了筆者所隸屬的政治思想專題研究中心在2014年的單位評鑑，提出了許多中肯的評價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