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共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永續建言，如何實現人類最大多數的幸福！

導讀／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節錄）

林明仁

經濟學曾是一門很入世的學科：從早期亞當斯密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與李嘉圖強烈反對禁止低價穀物進口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再到近代凱因斯對大蕭條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在直觀的推理之後，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解方。而這些建議，似乎有不少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達成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自 1950年代起，在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推動之下，嚴謹複雜的經濟學模型成為主流。本書作者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箇中翹楚。

梯若爾出身自有數學與機率紮實訓練傳統的法國經濟學界。原本就讀於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高等工程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這是全世界第一所工程學校，後來轉行至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每年也會有固定時間回MIT 開課。他寫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與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著）、《公司財務》（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等經典教科書，數十年來都是全球經濟學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書架上的必備讀（毒？）物。諾貝爾獎委員會在2014年則是因其「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研究（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而頒發給他經濟學獎。一直到得獎之前，他的寫作對象主要都是專業的經濟學者，Google scholar 上也列出了梯若爾的數百篇論文與超過20萬次的引用。有評論者開玩笑說：「他一年寫的論文，就已經超過我一輩子能理解的量！（he writes more in one year than I can understand in a lifetime）」

然而，經濟學家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同儕的批評、研究的品質，教學品質都是最主要的事。而讓經濟學更平易近人，反倒會讓他們從本業分心」，梯若爾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那麼問題來了，他花時間寫這本書的動機為何？

「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後，一位學者某種程度上就變成大眾知識分子了。我經常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詢問我對某些議題的意見，不論我的專業與這個議題的距離有多遠。」將艱澀難懂的數理模型轉譯或簡化成可與公眾溝通的語言，本來就非常困難。但梯若爾也認知到，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社會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開始下降，陷入所謂「雙重赤字」的窘境。而這都是我們（經濟學家）自找的。我們如果不更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經濟學，那我們認為的好政策，就難以被政治人物推動。「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而選舉就是他們的誘因。」這段話，對照此序言寫作的當下，川普無視於經濟學家的反對，對全世界課徵高額關稅，的確是有滿滿的既視感。

因此，除了一般讀者，本書也是寫給經濟學家看的：要能為經濟學辯護，重拾大眾對經濟學的信任，構建一個褪去菁英色彩，更能與大眾溝通，並與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重新建立連結的經濟學，至關重要。

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經濟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著重在經濟學如何與社會大眾互動，以及市場的道德邊界。第二部分討論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包括我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策討論時應注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第四及第五部分針對目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氣候變遷到失業，數位經濟到創新和智慧產權，提供他的看法。

本書企圖宏大，討論的政策主題也很多，更包含經濟學者對研究與政策介入的自省。我認為，閱讀全書、反覆咀嚼並形成自己（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才是重點。導讀不應該也無法剝奪這種樂趣。不過，我還是在此提出兩點，與讀者分享我的心得。

首先，是經濟學數學化與政策建議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經濟學是最依賴數學工具的，因此我們也常收到過於抽象與形式化的批評，但這卻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許多創新的觀點一開始都是模糊的，如果沒有數學，我們很難將政策推動中各類的因果關係及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表達清楚。這需要透過將重要的變數內生化到模型中來完成。

許多人也對利用模型來表達問題的做法有所疑慮。的確，模型一定得簡化現實，所有理論都建立在不完全真實的假設上。但這個過程逼迫經濟學家明確地說出其假設到底有哪些，在推理過程中創造一定的透明度，讓其他人理解並且判斷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模型一開始可以非常簡單，但隨著對行為人的描述變得複雜（內生化更多變數），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改變的各個面向是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數學是目前已知檢查論證邏輯的最佳工具，有助我們避免被自己的直覺與文字誤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得好：「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另外，模型也可以引導實證研究，提供一個直覺與資料對話的指南。我們可以從現實資料中估計出模型的各個參數，再推導出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結果會是什麼（即所謂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重點應該是模型與現實世界的對話有多真實，而不是模型的數學美感有多優意的事項。第三部分則從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制度框架來討論市場的優劣，雅。許多經濟學家也同意，我們有時太注重數學，而忘記本來要分析的問題本質。就如同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論文除非構成一種方法論上的進步，從而對研究的應用有所貢獻，否則巧妙但內容膚淺的論文很快就會遭人遺忘。」

（中略）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梯若爾對於經濟學（家）在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決策中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做到什麼，以及更重要的，不能做到什麼的說明。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書中最難能可貴，也是我希望讀者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是他優雅、博學但又謙遜、有耐心的筆調。讀者甚至可能會訝異於他多次直接說：「我不知道。」這世界宣稱自己知道些什麼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專家）真的還不少，但真正好的經濟學家卻不多。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

前言／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節錄）

自從計畫經濟在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徹底失敗以來，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和中國經濟轉型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導、甚至唯一的組織模式。即使在「自由世界」（monde libre），政治權力也已經失去了影響力，轉而讓位給市場和新的參與者。私有化、開放競爭、全球化，以及在公共採購中更為系統性地使用拍賣（mises aux enchères）機制，在在限制了公共決策的空間。也因此，司法體系和獨立管制機構等不受政治力主導的機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市場經濟的成功仍是毀譽參半，因為它未教世人心悅誠服。我們的同胞中只有少數人相信市場優於一切，而大多數人則以逆來順受的心情勉強接納，其中更有一些人心懷憤慨。普遍的反對聲浪多譴責以下現象：經濟戰勝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世界不見憐憫或同情心、唯個人利益是圖；事關人類尊嚴的社會關係及價值觀瓦解；政治與公共服務衰落；以及我們的環境缺乏永續性。有句不分國界的流行口號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商品。」在當前金融危機、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在執政者面對氣候變遷時無計可施、歐洲建構搖搖欲墜、地緣政治不穩定與其所導致的移民危機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勃興等背景下，上述問題尤其顯得尖銳。

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到哪裡去了？經濟學能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要定義共同利益（bien commun）此一大家期盼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多少需要價值判斷。這一判斷可以反映我們的偏好、掌握資訊的程度，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就算我們都同意這些目標值得追求，但是我們對公平、購買力、環境、工作或私人生活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在道德價值、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面向的看法，可能會有深刻的分歧。

不過，還是可以在界定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減少一些主觀隨意性。以下的思想經驗為這一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設想你尚未出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被賦予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以及家庭、社會、種族、宗教、國家等環境將會如何，這時你問自己：「如果我可能生而為男或女，身體健康或有疾病，家庭富裕或貧困，接受良好教育或文化水準不高，信神或不信神，成長在巴黎市中心或洛澤爾省（Lozère），想在工作上實現自我或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等等，那麼我打算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這種站在「無知之幕」（voile d’ignorance）後面，忽略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屬性的提問方式，其實源於悠久的知識傳統。該傳統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創立；十八世紀由歐陸的伊曼紐爾．康德（Emmanuel Kant）和讓－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社會契約說」（contrat social）繼續發揚光大；而最近在美國，則由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71）提出的「正義論」（théorie de la justice）和經濟學家約翰．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5）提出的「個體間的福利比較理論」（comparaison interpersonnelle des bien-être）踵事增華。

為了限制選項數量，並防止你以不著邊際的回答加以敷衍，且讓我來稍微重新表述問題：「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中？」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中，比如活在一個公民、工人、經濟界決策者、政治負責人和政府會自動自發優先考慮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社會中。正如我們將在下文所見，人類並不總是只追求物質利益，然而卻會傾向於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於是，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誘因與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例如對「新人類」的理想化），曾在歷史上導致某些社會組織走上極端，壓抑了人性，甚至使整個社會陷入貧困。

因此，本書乃從以下原則出發：無論我們是政治家、企業家、員工、失業者、自營業者、高級公務員、農民、研究人員，無論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我們都會對自己所面對的誘因措施做出反應。這些誘因措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和我們的偏好結合起來，型塑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然而，這類行為卻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因此，要實現共同利益，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能夠盡量調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機構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本身絕不是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個人、社會群體和政府在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市場經濟仍是一個頗不完美的工具。儘管我們在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已然影響我們，因此很難重新置身於「無知之幕」後面，不過這一思想實驗能夠更可靠地引導我們走向共識。

我可能會消耗過多的水或造成汙染，並不是因為我從中享受什麼樂趣，而是因為這滿足了我的物質利益：我能藉此生產更多蔬菜或節省隔熱成本，或者免去了購買環保車輛的需求。而你們這些受我行為影響的人，將會反對這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思考，便可假設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並針對我的行為是否可取這個問題，達成一致看法。也就是說，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超過了受益者的獲益。當我的自由意志與你的利益衝突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會產生分歧；但在「無知之幕」後，兩者多少能趨於一致。

「無知之幕」這一抽象的推理工具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權利獲得了理性的基礎，不再只是簡單的口號。例如：健康權（le droit à la santé）是一種針對不良基因遺傳的保障；教育機會平等權應該確保我們免受出生和成長環境的差異所擺布；而人權和自由旨在保護個人對抗政府的專斷作為等等。權利不再是一些抽象、由社會決定是否給予的概念。相反，它們變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因為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權利可以在不同層次上被授予，且可能彼此衝突（例如，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自由範圍內受到限制）。

共同利益所依憑的標準即是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的福祉。它不預設任何解決方案，也沒有集體福祉以外的標準。它允許私人使用財貨以促進個人福祉，但前提是此舉不得損及他人利益。以共有財為例，基於公平，這些資源（地球、水、空氣、生物多樣性、遺產、美麗風景⋯⋯）在「無知之幕」下，應該歸屬於社群，但最終仍將由個人消費、使用。無論是誰都可以消費，只要我的消費不會排斥你的消費（例如知識、公共道路照明、國防或空氣）。然而，如果物資數量有限，或者集體想要限制其使用（如碳排放），那麼這種使用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加以私有化。也因此，水、碳或無線電頻道的訂價將其消費私有化，然後授予經濟個體獨占使用權，前提是他們必須支付集體所要求的費用。而私有化的目的正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公權力希望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希望經濟個體為自己的碳排放負責，並希望將稀缺資源（如無線電頻道）分配給能有效利用的經營者。

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經濟學對於追求共同利益的貢獻。經濟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並非想要代替社會來定義何謂共同利益。不過，它可以用兩種方式做出貢獻。一方面，它可以將辯論引導到共同利益概念的具體目標上，並將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區分開來。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工具──不論為某一機構制度（例如市場）、某一「權利」或是某一經濟政策，經常發展到與其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獨立出來，從而違背其最初服務共同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視為必要的前提，經濟學可以發展出相應的工具來為其做出貢獻。

經濟學既不服務於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也不服務於那些想利用政府來強加自身價值觀或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它拒絕全面採取市場或全面採取政府的觀點。經濟學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其目的在使世界更臻完善。為此，它的任務是識別能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與政策。在研究社會福祉的過程中，經濟學涵蓋了個人和群體兩個面向。它分析個人利益與群體福祉相容的情況，但也研究個人利益妨礙集體福祉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