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

導讀／《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一書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天皇以玉音承認戰敗後告終，日本被美軍占領，民主主義的思想再次取得正統地位，而對「過去的」近代文學深刻反省，也成為文壇的主流趨勢。
身為文壇耆老，白鳥選擇在1948年3月開始於雜誌《風雪》連載〈自然主義盛衰史〉，一共連載十回。同年11月由六興出版社將連載內容集結成冊出版。1951年由創元文庫出版的新版，在書名中加進了「文學」兩字，改為「自然主義文學盛衰史」。本譯注所使用的本文，選擇以福武書店版《正宗白鳥全集》收錄的為主，是再次修訂創元文庫版後的本文。附帶一提，講談社文藝文庫版的本書，則是目前日本一般讀者最方便購入、閱讀的文本。此次經由科技部計畫將這本書譯為中文，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得以接觸到較為陌生的這個層面，譯者最後將書名定為《日本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以強調這是一本關於日本獨特的自然主義的文學史。以下本書簡稱為《興衰史》。
有關《興衰史》的內容，我們可以引用當年連載雜誌《風雪》4月號〈編輯雜筆〉裡的具體說明：「這是以泡鳴、花袋、秋聲、藤村等作家編織而成的親身回顧，亦是橫跨明治、大正、昭和的日本文學生成歷史，重要的文獻。」在一般文學史教材之中，日本的自然主義是個在日俄戰爭結束後興起，到了明治末年便已衰退的思潮，前後算起來不過五、六年光陰，但是這些被歸類為自然主義的作家，並未因為思潮有了新的轉向便從文壇銷聲匿跡，他們各自有著自己的作家人生，並且各自在大正、昭和時期交出了成熟的作品，這些累積讓白鳥的《興衰史》一書敘述得以橫跨近六十年時光：由坪內逍遙與二葉亭四迷的登場開始，一直到昭和時期島崎藤村開始寫《東方之門》（1942-1943，未完），德田秋聲書寫《縮圖》（1941開始連載，1946集結為單行本，未完），這些自然主義作家一個又一個離開人世為止。
換句話說，白鳥身為最長壽的自然主義作家，回顧起自己進入文壇以來的一切。他看到的不光是自然主義，在《興衰史》中登場的當然有島崎藤村、田山花袋、岩野泡鳴、德田秋聲等自然主義作家，同時亦論及夏目漱石、森鷗外，甚至是菊池寬等身處同一個時代的作家活動。讓我引用學者佐佐木徹關於本書的精要解說如下：

《自然主義文學興衰史》是回想，同時也是自敘傳；是自敘傳，同時也是文壇史；是文壇史，同時也是研究性的文學史，還多少有著讓作品成為可讀之物的些許苦心。因此，這本書得以是自然主義文學研究上（包含白鳥研究），不可缺少的參考文獻。而且，白鳥的書寫並未固執於身為自然主義作家的次元，所以並未偏袒自然主義。

談及日本戰後的文藝評論家，最廣為人知，現今依然擁有眾多讀者，首推小林秀雄吧！在日本文學史上，他被視為讓評論得以離開小說、詩作，成為一種獨立文類的關鍵人物。小林秀雄生涯最後的作品，是在雜誌《文學界》連載的〈關於正宗白鳥的作品〉，始於1981年1月，但小林秀雄卻在連載中去世，無法完成。小林秀雄在這篇作品中提及，正宗白鳥晚年作品有著強烈吸引他的力量，讓他所獲甚多，其中戰後的代表作，毫無疑問的是《興衰史》，白鳥的文章「達到了驚人的純度」，並展現了他那「依循現實且天才般的眼光」。儘管白鳥肩負著自然主義作家之名，卻依然保有著他那撰寫評論一貫的態度，凝視現實，這是本書受到諸多正面評價的重要原因。
而不管是在《興衰史》，或是白鳥的其他評論中，我們會發現一個相當顯著，卻又困擾著讀者的特徵。那就是白鳥面對他的論述對象，時常晃動自己的準星，讓人無法嘗到一槍斃命的快感。高橋英夫便說：「經常才剛覺得他在讚揚對方，卻馬上就變成冷漠的口吻，開始說這無聊、乏味，這點也讓人無法掌握白鳥真正的意思。」正是如此。
於是我們會在《興衰史》中，看到白鳥毫不避諱地說著那些日本自然主義的「壞話」，卻又同時把看來正面的意義攤在讀者眼前。
日本自然主義作家與作品是特別的群體，在世界文學史中無法找到類似的例子，這一派的作品靠著稚拙的技巧、雜亂的文筆描寫平凡人的困難與苦悶，而且，不試著引起讀者興趣，是特色之一。

如何內省自己生存之苦，又該如何呈現出來，這些問題在自然主義者之間沉重地飄盪。名為「私小說」的自我告白作品，時至今日仍未在文壇絕跡，但現在的，比起當時，態度上可是悠然自得。當時的作者，對於他人閱讀自己的作品，多少抱持著羞愧之情。

夏目漱石的《吾輩是貓》這篇異色之作於《杜鵑》連載，成為世人談論的話題時，自然主義尚未萌芽。當他接連不斷地發表《倫敦塔》、《少爺》、《草枕》等等風格多樣的作品，名聲響徹文壇內外，此時，另一群人開始鼓吹自然主義，席捲文壇。站在自然主義文學的立場而言，漱石文學可以說是敵人之一。自然主義思想興起於必然，共鳴者亦絡繹不絕，但是，不知道是否因為此派作家鮮少秀逸之作，小說的銷路無人可及漱石。當然，有部分的原因是作品品質不佳，稍嫌無趣等等，另一方面國木田獨步、島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人與官學出身、曾任帝大講師的漱石不同，他們既無官學的學歷，也並非官學的教授或講師，自然在讀者之間的評判落於下風。現在回想起來有些愚蠢，但直到明治末期為止，世人對官學與私學價值輕重的觀感無可動搖，漱石與森鷗外的作品不管如何，總因作者之名而得到重視。

從作風來說，漱石的作品與自然主義有著無法相容之處，田山花袋、岩野泡鳴等人屢屢批判漱石，但事實上並非所有的自然主義追隨者都討厭漱石。長谷川天溪強調暴露現實所生的悲哀以及人生幻滅，但他也喜歡《少爺》，曾經寫下善意之評；我們也對《草枕》一書愛不釋手。話說如果我的記憶無誤，島崎藤村從未對漱石有所評論，我也未曾從藤村口中聽到有關漱石的是非之評。此乃藤村之所以為藤村之處，我覺得非常有趣。《破戒》甫問世不久，在上野精養軒有場聚會，漱石與藤村均到場參加，漱石喜歡《破戒》一書，便拜託同樣出席的某人，「幫我跟藤村介紹一下」，那人便詢問藤村，據說藤村堅辭。耳聞此事，我試著去想像藤村的內心，端看解釋之法，這種作家的心理實在相當耐人尋味。

究竟是誰先開始這麼說的呢，我的記憶並不清晰，說是漱石文學乃低徊意趣的產物，是一種文字遊戲，這話成為自然派的意見，一種定論，就連鷗外的文學，也被說是遊戲文學。坪內逍遙創設文藝協會，在大久保余丁町的自宅設立演劇研究所時，試演場正面的匾額上便寫著「遊於藝」三個大字，據說臨摹自弘法大師的筆跡，逍遙想必認為遊於藝是戲劇的本質，也是正確的藝術觀吧。然而，花袋、泡鳴、藤村等人卻不喜歡「低徊意趣」、「遊於藝」等字眼。花袋在書寫時，嘴巴總掛著水火之苦，把生存的苦惱比喻成溺水、火炙之苦，甚至還說是「扒皮」，意指在創作過程中，感受到的是自己扒下自己皮膚的痛苦。想當然耳，藝術不是種遊戲。泡鳴也頻頻述說苦痛的心理或苦悶的哲理。漱石在《後來的事》中寫道：「要是說起討厭什麼，他內心明白，沒有什麼比矯揉做作的眼淚、煩悶、真摯、熱誠等等更讓人厭惡。」諷刺當時的自然主義文學，不過，漱石的這種批判卻非確當之言。花袋撰寫《棉被》、《生》、《妻》時，又或是藤村書寫《家》、《新生》時，他們確實感受到漱石等人無法窺知的苦痛，泡鳴或近松秋江書寫自身經驗的時候，也感受到不為人知的苦痛。我與他們來往，所以非常清楚。從漱石或逍遙等人的藝術觀來看，這種苦痛或許是一種愚昧的苦痛。自己扒除自己的皮，亦是愚昧之舉。甘願躍進濁水之中泅泳，躍入火焰之中，實是無益。一般的文學家或許會說，就以《少爺》、《草枕》那樣的態度開拓自己的藝術世界不就好了嗎？

但是，他們這些自然主義作家，熬過苦痛進行創作，才交出了那些作品，在日本文學史上，或是世界文學史上，皆未有前例。暴露自己的醜態，認為這是文學的正道，這卻不是生性謹慎的鷗外、逍遙、漱石等人可以辦到的事情，甚至以旁觀者的身分看著他們，自然覺得像個蠢蛋。因為最為魯直才看來不像個蠢蛋的是藤村，他最深知創作之苦、水火之惱。《家》以及《新生》可以說是當時自然主義文學目標的苦痛結晶。創作之際的苦痛，古往今來眾多作家均有所體驗，像是紅葉等人，一字一句理應都經過削骨之痛，就連才氣縱橫的漱石，或許也為創作經歷了無法安眠之苦。然而，當時的自然主義者之中，卻存在著與共通感受相異的，一種特別的苦痛。如何內省自己生存之苦，又該如何呈現出來，這些問題在自然主義者之間沉重地飄盪。名為「私小說」的自我告白作品，時至今日仍未在文壇絕跡，但現在的，比起當時，態度上可是悠然自得。當時的作者，對於他人閱讀自己的作品，多少抱持著羞愧之情。

近松秋江說他自己並不是自然主義者，他的作品比起我稍遲才獲得認可，富含情意纏綿之趣是他的特色，批評家也就不把他視為自然主義一員，但此時回首觀之，我堅信他的作品，可以歸類為自然主義。在暴露自我的這一點上，他的作品堪稱鶴立雞群。《給離去妻子的信》是成名之作，在這之前，他在《早稻田文學》發表了短篇《餐後》，這篇可說是他的處女作，德田秋聲對我讚賞過這篇作品。小說中主角，也就是作者，一邊聽著同居女性談起過去與男性的回憶，另一方面卻描繪他不堪嫉妒的心境，而秋聲那陣子的作品之中剛好也描寫了類似的心理，我們對於描繪與自己相同經驗的作品共鳴、感到有趣，是種普遍的讀書心態。秋江很早就推崇秋聲的小說技巧，私下也進而深交，但因為他本姓「德田」，總被人誤會德田秋江是德田秋聲的親人或是門人，只好搬出自己過去崇拜不已的近松門左衛門，冠在自己雅號前頭。以上是我的推斷，但這推斷不會有錯。

儘管秋江聲明自己並非自然主義信徒，但卻與此派的主要人物交情深厚，樂於拜訪人的他，有著頻繁拜訪各方文壇人士的癖好，就連漱石府上也時常登門打擾。於是，他曾經在某篇文章寫道：「漱石家中，門生聚首談笑，和氣藹譪，而自然派的人們只要湊在一起，便要爭個面紅耳赤。」泡鳴讀到這段文字，大表不平，說：「漱石的朋友們把秋江當外來之客，自是客氣應對，怎會拿這種事來比較兩邊。」花袋的文章中曾經提到：「把〔齋藤〕綠雨身上的嘲諷拿掉，就是秋江。」不識綠雨的我，讀了這段也能想像綠雨的個性。綠雨經常拜訪他人，把東邊耳語送至西邊，又把西邊耳語傳至東邊，不免遭人厭惡，秋江也有相似之處。儘管我不善社交，但在橫跨半世紀的文壇生活中，不免與形形色色的人有所接觸，我最熟知的文壇人士，應當就是這位近松秋江。透過雙親、弟妹、妻以及幾位親戚，我好不容易才了解人為何物，若是要談及文壇知交，則是靠著秋江，我才了解人是什麼。學生時代的他，遭到同窗輕視，進入文壇後，為了生活資金掙扎，依然被雜誌編輯以及友人看輕，不當一回事。他熱切追求的那些女性也是，並不把他當一回事。在我的眼中，他那可悲的一輩子，扮演著沒有價值的生命，微不足道的存在，但是，你若仔細端詳，卻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打從學生時代直到後期，他一直有著夢想，儘管事與願違而心有煩憂，但卻能持續做夢，這可說是一件幸福的事。他那以「離去妻子」揭開序幕的數篇愛欲小說，不管是《疑惑》，或是《黑髮》，盡皆清楚地展現了他糾纏不清、優柔寡斷的本性。這糾纏不清、優柔寡斷之處，正是他作品的特色，但其實在藤村、花袋身上也能看到糾纏不清、優柔寡斷，並不稀罕，但卻只有秋江不像他人苦心思慮、運用理智，而是單純地暴露糾纏不清的事實，這點與藤村等人有所不同。我好幾次聽能言善道的他談起《疑惑》素材的現實故事，一開始覺得有趣，後來不免生厭，而且不光是我，連其他朋友也這麼說。藤村等人一定不會像秋江這樣，隨便抓個人，就把那樣見不得人的內心話掏出來。想想自己，假設我有了與秋江相同的經驗，必然不會像他那樣毫無保留地寫下來。因此，我懷疑藤村的《家》、《新生》是否隱藏著應寫而未寫之事。我記得藤村曾經針對泡鳴說過：「不管什麼事都赤裸裸地寫出，並不盡然是件好事。」秋江的書寫，定然並無保留，畢竟他所寫的，全是自己經歷的事實。如同藤村所言，赤裸裸地什麼都寫，並非優秀的小說作法，因此，拙劣的作家要是以這種方法寫，可能會交出不堪卒讀的作品，但就秋江的作品來說，他不客氣地信筆寫下事實，同時展現了抓住讀者內心的筆法。在一個個場景的描寫中，他同時把「我」這個角色的心理動搖細膩地描繪出來，在描寫娼妓或其他女性時，也比藤村、花袋等等不解風情的作家更加出色，比之於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正統的女性描寫，反倒在質樸的筆法中讓女性更加活靈活現。秋江經常舉出實例，談起秋聲描寫絕佳之處。

在這裡，我試著提出一個文學鑑賞的問題。認識作家的人物原型，是會讓閱讀更為豐富，或是反會阻礙正確的鑑賞呢？泡鳴作品中的女性，有兩三位我經常碰面，但我自己卻無法從她們身上感受到絲毫魅力。而且，在讀泡鳴作品時，對這些人物的認識，會讓他的作品像是散文，失去情調，大殺風景。就連秋江的「離去妻子」，亦是我熟識的人物，閱讀之中一邊想到當事人，一邊看著作品中細緻描述的人物行動、言語，的確有些樂趣，但在同時，他居然固執地對那樣的女子糾纏不清，讓我心生厭惡。不過，這文學鑑賞方式僅限於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