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心盲：台灣、香港、大陸與全球大學的困境和危機 The Absence of Soulware in Higher Education

高教工作者的挑戰與解方

G.P. “Bud ” Peterson／喬治亞理工學院校長（2009–19）

能從國際視野縱覽高教的趨勢、挑戰及機遇，郭位教授可謂不二人選。
郭教授擁有豐富的國際學術經歷。他在2008年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之前，先後於美國田納西大學、德州農工大學、愛荷華州立大學任職高級管理層。他先後在台灣及美國獲得學位，並且獲頒多個國家的榮譽學位。
我與郭位相識於1970年代中期，當時我們都是堪薩斯州立大學的工程學研究生。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我在攻讀理學碩士學位，共用了一個學期的辦公室，直到我不得不做回全職工作，同時繼續修讀兼職研究生。有意思的是，後來我們都去德州農工大學擔任工程學領導，兩人得以重逢，我是機械工程學系主任，他是工業工程學系主任。郭教授在德州農工擔任終身教授期間，其中一段時間是Wisenbaker 創新工程學講座教授。談到下文之前，這點須著重指出，因為在郭位的全部學術生涯中，他以創新思維而著稱，尤其是問題驅動式研究。他亦一直專心研究高教用到的各種方法及其與社會之關聯，並對此作了深入思考。
郭教授在其近著中，介紹了「心件」的概念，並將之與高教國際化聯繫。 他首先描述了數個可察覺的衝突、教學與研究、質量與評鑑、創意與創新。他從高教的歷史及文化角度介紹了上述概念，並以親身經歷分享全球大學如何籌劃各自的道路，以應對全球化，隨後探討了簡化的優點、操守及溝通的重要性。對於高教工作者面對的諸多問題及挑戰，他作了大膽的探討，並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
技術變革、交互式教學方法的採用、研究突破與全球化，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跨越國界將高教緊密聯繫。郭教授的大作不只是與今昔有關，更對未來提出有益的見解。現今的時代，機械人與人工智能影響著我們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他獨創了「心件」的概念，分析了「心件」對高教的重要性。健全的「心件」對人類價值觀有深摯的了解，幫助學生為變幻莫測的未來做好準備。推動心件的發展可教誨學生講效率、立大志，其方法是透過體驗式學習和國際交流，讓他們參與解決現實問題，培育他們的同理心能力。
健康的心件可促進合作，使科技人性化，改善人與機器的聯繫。它開啟了新思路，並拓寬了界限。
對全球高教感興趣的教育人士、決策者與其他讀者來說，此書提供了寶貴的參照體系。郭教授的分析鞭辟入裡，內容有條不紊，讀者能夠充分利用這種相互聯繫，解決我們作為教育者面臨的許多挑戰，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努力追求卓越的高教。

對未來大學發展提供睿智的思考

邱勇／北京清華大學校長（2015–22）

得知郭教授出版新作，表述他對高教的思考，深感高興。作為一位經驗豐富的大學領導和學者，郭教授為高教獨創了一個新詞「心件」，將其定義為「許下承諾，真心真意接受應有的程序，在我們努力教書育人時遵循國際規範。」他比較了北美與中國大陸以及兩岸（包括台、港、大陸）的高教體系，從自己豐富的教育及工作經驗中提煉了這個概念。
在現代大學的悠久歷史中，19世紀德國教育家威廉洪堡、英國約翰紐曼等偉人對大學之宗旨與角色已作了定義和討論。英國伯特蘭羅素對現代大學的定義值得留意，「大學乃是為了兩個目的而存在：一方面是要訓練男女習得某種專業；另一方面是不講急功近利，而專門從事學術及研究。」（《論教育，特別是幼年教育》，1926年）除了專業訓練與學習知識外，大學的辦學宗旨亦包括貢獻社會，保存發展文化，促進全球化合作。羅素還說過：「就某些方面，傳統的中國教育在若干方面與鼎盛時期的雅典教育頗為相似。雅典的男童被要求從頭到尾背誦荷馬史詩，中國的男童被要求完整領會儒家的經典。」（《教育的目的》，1936年）
若比較當代中國大學與西方大學，可以發現不少近似之處。 教育資助、建築物及設備自然不可或缺，但是一所大學遠不止於此。大學是師生的知識共同體與精神家園，他們聚集在校園以獲取知識、靈感、理解及鑒賞。過去數十年，中國高教有了飛速的發展，迄今最重要的成就是硬體，軟體尚須付出更多努力來完善，這是世所公認的。心件一詞正好促使我們思考高教的整體發展。
能為郭教授的書作序，我深感榮幸。我們擁有某些共同的高教背景。他於1972年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獲得核子工程學士學位，我1988年在清華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並在1994年獲頒博士學位。目前，我們都擔任大學管理工作，他是香港城市大學校長，我是清華大學校長。身為校長，我們不僅對大學當前的狀況做著同樣的思量，而且思考著大學未來的發展。
中國高教機構近年來取得令人振奮的進步，有目共睹。在2021年，清華大學慶祝建校110週年。與西方大學相比，中國的大學還年輕。 但是，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政府大量撥款，中國的大學展現出更強的活力。但高教的發展絕非一場短跑，而是一場追求卓越素質的馬拉松。
21世紀的特點是創新與開放。 再過70年，我們將見證現代大學的千禧年周年紀念。大學為人類的發展貢獻良多，並將繼續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教育後人以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
中國的大學會以獨特的方式發展嗎？很多高教觀察人士有此一問。 我相信，未來的中國高校會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創新，將通過國際合作向西方大學學習，這不僅對中國的大學，而且對全球高教都大有裨益。
眾所周知，大學的創意通常源自文化。 我相信中國的大學會不忘初心，獲得中國文化的熏陶。中國的大學將展示有別於西方大學的獨有文化特色。 就此而言，郭教授的大作為我們提供了不少睿智的見解。

點燃火花，啟迪讀者的智慧之作

徐遐生／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校長（2002–06）、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榮休教授

郭位教長的最新著作是對美式（美國、日本）及中式（台灣、香港、中國大陸）高教方法之優劣所作的精闢分析。要討論這個重要問題，郭位教授完全勝任。他在台灣接受大學教育，到美國攻讀研究生，後在貝爾實驗室從事科研工作。作為可靠性工程的研究員、教師及管理者，他在出任現職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之前，曾在美國愛阿華州立大學、德州農工大學、田納西大學和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擔任過重要職位。
對於高教事業，郭教授開出的成功秘訣以教研的協同融合為基礎。高教基礎設施的有形資產和營運管理，是高教事業的硬體和軟體，對以創新為基礎的未來競爭具有深遠影響。對於這場競賽的硬體及軟體，郭教授對台、港、大陸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及彼此關係作了尖銳深刻的分析。要建立和維護硬體/軟體的基礎結構，前提自然是要有足夠的資金。不過，郭教授的見解之所以高出平庸之見，在於他認為，中國高教方法未如美國的高教那麼成功，是因為缺乏學術文化的「心件」（或心態）。
郭教授認為，「心件」包含多個相互對立的矛盾：
• 國際化與本土化；
• 大學運作自治與受政治機構監督；
• 權責分明的主管部門與多個大型委員會，前者要對不良後果負責，後者的職權已超出諮詢範圍，而進入決策層次，但對決策後果卻不承擔責任；
• 學術機構與政治活動人士組織；
• 修學求知與追逐權力或利潤；
• 專業操守的標準與常見之商業行為；
• 簡單的行為準則與因缺乏信任及對優秀同事的嫉妒，而導致產生的錯綜複雜的規則；
• 同行評審及專家體系對績效進行定性和定量評估與因私人關係獲得獎勵；
• 為共同目標而協同合作與為牟取私利而四分五裂；
• 獎勵創意與對創新口惠而不實，並牟取他人開拓性努力的成果；
• 以有意義的獎項及排名為基準，與亂頒學位和虛銜或自吹自擂；
• 理解學術自由及隨之而來的責任，與投機利用給予學術界的豁免權。
通過統計分析和趣聞軼事，郭教授按照一個又一個主題，具體而微地介紹了中國大陸及台、港的高教在實踐中落後於全球先進大學（常以美國為榜樣）的多種弊端。
郭教授強調「研究」與高教的「教學」使命密不可分，並將「研究型大學」細分為以下四個不同類別（附示例）的大學，既發人深省，又令人增長見識：
• 以人文科學為中心（例如普林斯頓大學）
• 以科學和技術為中心（例如麻省理工學院）
• 綜合大學（例如柏克萊加州大學）
• 匯聚學有專長的精英, 例如Cal Tech (加州理工學院)或Rockfeller Univeristy (洛克菲勒大學）

他指出，美國沒有聯邦教育部來規定各大學應在社會教育中扮演什麼角色。美國在高教領域取得成功，是因為從本質而言，美國允許私立大學（由校董會管理）和公立大學（由州政府指派的校董會管理）探討各自擅長的學術領域。美國是個大國，擁有眾多高等學府，經過反覆嘗試與摸索制定了不同的治理制度，「容易做對的事情，但要做錯卻很難。」
發展和維持優良的高教營運系統，其關鍵之處是社會對專業知識的重視。可惜的是，正如郭教授幽默地指出的那樣，在兩岸三地，人人都自認是高教專家：計程車司機、學生家長、各派政壇人物、成功或失敗的商人、環保主義者……真是數不勝數。其實，只有具遠見卓識的學者才是知曉大學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的專家。
大學自主賦予的權力越大，隨之而來的責任亦越大。從品質保證角度來看，郭教授提出，只有大學接受評估和問責制，大學教研人員才配享有他們如此珍視的學術自由。他甚至認為，無法經受專家評審的學科，稱不上真正的學術領域，現代研究型大學裡不該有這樣的學科。這種觀點是極有魄力的常識，並在幾個評選頂尖研究型大學的排名榜中得到證實；譬如，這些排名榜普遍認定哪些大學位列前一百名。
高教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健康，乃至公民的身心健康和福祉，都頗為重要。有鑒於此，不禁會有人問，郭教授此書是寫給誰看的？在兩岸三地，決策者、大學管理人員、教員、學生及有文化的公眾很可能會讀中文版。那麼根據2015年發行的中文版經過大幅度更新擴充的英文版，讀者又會是誰呢？是對大陸及台、港為何落後於高教國際領先者這個問題感興趣的美國人，或其他英語國家或地區的讀者嗎？
我個人的回答是：是的，這本書應該也會吸引大量國際讀者，即使是母語不是英語的讀者。 21世紀出現了不少大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全球合作並對何為可實現的目標達成共識。其中最主要的困難可能是氣候變化和環境嚴重惡化帶來的挑戰，這兩者都是因營銷技術進步而造成不斷擴張的消費主義造成的。要挽救人類文明的未來，可能需要我們對能源及經濟體系進行重大變革。如果不對全球大部分地區的高教體系進行重大改革，又安可實現這種變革？
我們同樣可以質問另一個問題：為何21世紀的民主政體受到日益走向獨裁政體之趨勢的困擾？而這些獨裁政體對高教的高尚理想懷有惡意。某些專家將這種隱疾歸咎於不斷增長的貧富收入差距，隨之而來的，是富人凌駕於法律和慣例的相對能力不斷增強，從而加劇了收入差距。若未作深思即行推廣，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人的興起，會加劇在職貧窮人士的焦慮，視有錢有勢的精英階層如寇仇。
其他專家強調，全球大國的軍事及經濟實力發生重大轉變時，就會發生「文明衝突」。解決這些衝突究竟是採用和平方式抑或戰爭，或許取決於受過良好教育的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因此，對於兩岸三地高教界的遠大宏圖，英語世界中許多有同情心的人沒有嘲笑或者恐懼，而是將其視為造就人才的途徑，以求為這些難題找到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法。其實，正如郭教授極力主張的那樣，要解決不良財政投資、收入不平等、環境汙染及氣候變化的方法，並非是遠離科學、工程與人文科學的創新，而是明智地運用人類的思想和對人類精神的同情。高教的最終目標是獲得智慧。郭教授的大作是希望點燃火花，啟迪英語世界或中文世界讀者的智慧。祝他好運。

第一章 高教的心件與心盲
美國30年前興起高教國際化的熱潮，除了推廣美國文化，舉凡有關中文或中國的事務都曾經引起關注。那些年，香港可能因為處於離英國殖民統治結束的九七關頭不遠，因而自顧不暇，也可能認為本來就是國際都市，所以並不在意那股潮流；台灣力行本土化運動，忙著為國、閩、客、原住民四語並行而方興未艾，哪有心力研究國際化的原委與規範國際化的內涵；大陸百廢待舉，千山萬水， 迷茫之中，棄俄文、唯英文是從，人手一冊學習英語的課本。有些英文文法與基礎讀物，曾經列入大陸暢銷書榜單上，即為明證。
30年後的今天，兩岸三地討論國際化，不但沒有信心展現自己的文化，反而經常做些皮毛工作，把推行英文當成共識，視講英文為時尚。
全球大學的國際分校
大學設立外地分校被認為是當代現象。其實早在19世紀殖民時代，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的做法已很普遍。其中，黎巴嫩的貝魯特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成立於1866年。1954年，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於屬地剛果建立分校；1960年，剛果獨立後，該校和其他兩間剛果的大學合併。截至2020年，共81個國家或地區開設外國分校，而開設分支校園的發起國則有33個。 引進國外大學設立分校的東道國熱衷於西化；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日本分校是日本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外國大學。
根據2020年11月的C-BERT數據庫（http://cbert.org/？page_id=34），全球有308個國際分校，美國開設了其中的86個分校，是最大的發起國，其中多個分校設於波斯灣及亞洲。俄羅斯有好幾所大學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設立分校，而英國遙遙領先其他歐洲國家，在已有的128個國外分校中占了44個。儘管謹慎建立分校，英國的大學表現頗佳，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位於馬來西亞和大陸的分校招生人數占英國海外分校招生人數的九成。 英美率先創建海外校園，促使英語成為20世紀廣泛使用的國際語言。
截至2022年1月，澳洲、歐洲和北美共有42個國際分校設在大陸及香港，提供學位課程，除了寧波諾丁漢大學，還有杜克大學昆山分校（Duke Kunshan University）、西交利物浦大學（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上海交通大學密西根學院（University of Michigan-Shanghai Tong Joint Institute）、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Guangdong 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香港伍倫貢學院（UOW College Hong Kong）和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香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in Hong Kong）等。為提升中國的高教，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等許多一流大學皆曾經應邀在大陸開設分校。
2019年2月，中國政府印發《粤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力圖發展新技術、新產業，誓言將粵港澳建設成充滿活力的經濟中心。因應訴求，香港各大學紛紛在珠江三角洲設立分校。大陸嚴管大學，強力主導國際合作建校。國際合作的大學的確吸引學生就讀，但是大體而言，只算差強人意。
與此同時，大陸的大學也積極在外地安排開設分校。 例如，深圳大學有意到香港設立分校。2018年，北京大學於英國牛津創立分校，清華大學與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及微軟攜手在美國西雅圖近郊提供碩士學位課程。復旦大學預計於2024年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設立分校，此議被當地居民要求暫時擱置；若順利，此為首個大陸在歐盟成立的大學分校。
跨國教育成為一種趨勢，創建分校對東道國的跨國教育有益，原因如下：
1. 分校可以為想要接受優質大學教育的個人提供額外的學習途徑。許多學生尋求海外學習經歷，希望滿足雇主要求的技能，又能夠跨越機構、國界及學科解決共同關心的問題。決定留在原地的國內學生，將有較多的機會經由分校接觸全球視野和國際教研環境。
2. 外國大學可以透過短距離交流，加速本地大學的現代化。外來的影響力和東道國的現代化，都與促進東道國社會的進步息息相關。
3. 成功的國際分校獲得必要的收入，活化當地城市的經濟。
瑞登 (Elizabeth Redden）在其〈海外分校激增〉一文（2015年3月16日《高校情報》，Inside Higher Education）中表示，根據德國漢諾威高教及科學研究方法論考斯慕斯基 (Anna Kosmützky) 的研究，把建立國際分校視為優先項目的議題，始於1990年代末。當時一些澳洲、歐美的大學把卡塔爾、新加坡及阿聯酋等吸引外國高校開設國際校園定為優先政策的國家，視為開設分校的熱門地點。
國外設立分校是東道國的國力展示，但是困難重重，因此儘管開設分校的活動有增無減，卻有不少分校在短暫成立後被關閉。根據考斯慕斯基的說法，在杜拜國際學術城內的26個分校中，有5個已經關閉。 Yale News 2021年8 月26日報導，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與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le）合作成立的「耶魯-新加坡國立大學學院」將於2025年結束。至今，許多歐、美及香港設在大陸的分校表現並不出色。
設立海外分校可以增加外國大學的知名度及對東道國的影響力。考斯慕斯基指出，對於來源國的大學來說，海外分校「關注的主要不是營收，而是冀望在國際市場上推廣品牌、提升校譽。很多大學都想實現這些目標，但僅有極少數能夠維持或達成所訂下的目標」。當然，除了設立海外分校，還有其他舉措可能更為有效，例如確定策略夥伴關係、國際研究、學者交流以及課程規畫。然而，開設海外分校經常遭到來源國的大學教授及所在地區居民的層層阻力，擔心經費分配、人力不足、校譽受損。很多人懷疑行無餘力，何生分校。
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歐美學生可以選擇去自己國家的國外分校學習，獲得具有國際經歷的本國大學學位。
除了設立海外分校，各大學共同合作，每年頒發成千上萬個學、碩、博士網路學位及短期課程結業證書。根據中國教育部2021年7月的公告，多達286個大陸與外國大學之間的合作課程項目，被官方喊停。被中止的包括北京大學和香港大學間關於經濟和金融的碩士學位課程，華東師範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社會工作等課程。外界認為，這是大陸整頓校外培訓領域的延伸。
國際化的精髓
國際化並不只是一個形式，由各地大學簽約合作，互派學者、交換學生；國際化更是一個內容，推廣先進的課程與研究，以科學化的教育理念、運用經驗證後的教學與研究方式，培育合乎國際視野與創新的新世代先進人才。國際化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種思維的方式。兩岸三地的大學及社會應體會進行先進教研的必然性，以評估教研品質、追求卓越為目標。跨國企業與公益團體為教師與學生提供實習機會，以便他們體驗社會的脈動與成功的經驗，這算是國際化的一種實踐（realization）。
對兩岸的大學而言，國際化的精髓應該是重制度、重職業道德，崇尚品質，強調高效率，帶頭節能與環保，講究邊際效益，可隨時被檢驗，豐富學習研究的內涵，並關注教育成果以與社會相輔相成。
大學可以是當今衝突與不確定性世界的穩定力量。國際化的大學推廣與實踐多元化，注重永續發展，尊重年齡、語言、國籍、種族與性別的差異，政治、宗教與文化的多樣性，以及意見與思想的多樣化。因此，國際化促進了世界各文化與經濟體制的相互激盪。在技術層面上，與人為善，遵守制度，鼓勵學生與教授交流。在內容上，兼容並蓄，藉學術與教育造福人群。
硬體與軟體
精確而言，國際化的高教可以振聾發聵、引領社會進步。準此鵠的，兩岸三地的高教界做到了嗎？
大學必須提供充分的教學研究經費，添置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等物件，提升教員素質，並且延攬大師及國際優秀的教研人員、招收好學的學生，與先進學府及科研機構合作交流，提供先進的教學、從事先進的研究及創新創業。
此外，大學必須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規章制度，以執行教研與行政事務。這是許多人熟知的。姑且把這些與設備相關的物件稱為大學的硬體（hardware，香港、大陸稱之硬件），而把包括禮聘大師、行政制度、政策等相關的人或事視做大學的軟體（software，香港、大陸稱之軟件）。
心件與心盲
《華嚴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
國際化更需要一種心態的確認。硬、軟體終究要靠人運作使用、溝通協調。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所以執政者的見解，社會的進取心，教育工作者的心態，可以說是高教國際化不可忽視的要件，稱之為心件（soulware 或 heartware）。
萬法心想生。心件是一種專業精神和文化，一種行為習慣和思想模式，一種需要學習、反思、沉澱的教育氣質。大學並非沽名釣譽的地方，兩岸三地學位至上的傳統文化，使得追逐學位的人如過江之鯽，失掉了方向，也失去了個人原有的利基。少了正確的心件，大學的價值必然極其有限。
大學以發現新知、培養學生為己任，但是越來越多的公眾期望名校的教研人員能夠造福社會，這可以由學生及其畢業後為社會做的貢獻，大學對社會的直接影響，或者大學、合作夥伴或教師設立初創公司的研究應用來實現。
兩岸三地的大學在硬、軟體上大體追上了國際標準，香港和大陸因此在國際評比上有些進展。然則台、港、大陸的高教包括政府及社會在心件上仍然阻力橫生，尚難與硬、軟體的進步相提並論。
舉例來說，台、港各大學仿效歐美大學設立委員會，負責大小事務。與西方大學相比，台、港的大學委員會人數甚多。按理說應該能集思廣益、擇善而行，擇其不善而避之，可是實際上決策效果及執行效率反而欠佳。為避免教師勾結營私和各自群體利益之間的爭議與衝突，委員會往往被複雜又難以理解的規章法條綁架。若沒有主管的判斷力，而由委員會全權定奪人事，因缺乏判斷互動等隱形因素，往往問題叢生，應引以為戒。
這種大行其道的現象，反映了高等院校的一大弊病。因為舞弊營私難以杜絕，成員在委員會中任職，本來是要防止他人牟取私利，然而不肯同流合汙的人規避加入，更多的則是設法避免個人責任，因為任何事故都可以視為集體決定，而非個人失誤、錯誤與否得以掩蓋。
西方的大學設立委員會、平衡任命各種背景的委員，其心態卻是：既已銜命授權，則應秉公辦事，而各委員也以此自律。委員會的成員不以人多取勝，而以負責為指標，這就是問責制的由來。委員會的決議，在許多時候僅做為主管決策的參考，並非完全有束縛性（binding），此與兩岸通行的委員制不太相同。
香港政府及大學常聘用商業顧問公司、外籍顧問，甚至運用政界人士的影響力，處理高教問題。這些外地、外行顧問往往不了解高教文化，所提供的建議隔靴搔癢的成分居多，因此諮議中要由大學解釋相關議題，甚至說明大學的運行方式。有一次，還要大學介紹Postdoc 是怎麼一回事。他們的結論常被用為政令背書，以利執行事先規畫好的政策。正因為如此，曾開玩笑地說，這些外行顧問應該為如此得到的教育諮詢，付費給大學，而不是由政府及大學付錢給他們。
這種請外行人或商業顧問公司為教研政策背書的行事作風，不足為訓，至少在外地或高教先進的美國甚為罕見。在美國，設立委員會是為了集思廣益，簡單但有足夠廣泛的代表性；委員發言表態，心口如一。而台、港的大學根據複雜的規條設立委員會，多是為了防範其他人的不當行為，並且許多委員會的委員不具代表性、也無多元化的考量，香港各大學的學生會清一色幾乎只有本地生參與，就是個好例子。若委員會只是依例設立，而無相應的心件，自我關照，心術不正，即使開會如儀，也難確保運作得宜，又難服眾。
以上的盲點統稱心盲（The Absence of Soulware）。
黑函、耳語
擔負社會責任是高教的道德原則，大學負有謀求創造社會福利的職責。
在委員制大行其道的台灣和香港，照說眾人應該口服心服，事實卻非如此；而委員制未必盛行的大陸，問題更多。此中又以委員會成員不遵守保密守則，為人詬病。兩岸三地高教界常收到無署名的來信，不是指控某委員會處事不公，就是檢舉某人行為不當。這種黑函，或稱匿名信、打小報告，針對委員會決策。因匿名的關係，確實難以處理。指控而不署名，再次反映了不負責任的心態。
曾接到一名母親寄來黑函，要求接受其子入學。但是信件既不署名，連孩子的姓名也不說明，即便有權且考慮順其所請，也無從著手。更糟糕的是，匿名信與打小報告的習慣，在耳濡目染之下，有年輕化的趨勢。近年來，憑藉著網路、Google、YouTube 等的便利，黑函及匿名的行為在台、港猖獗。另外常有個別人士在會議或交談中，偷偷錄音錄影。因此而誕生的網路媒體，常假藉新聞自由的面罩，謀求私利或凝聚個人的政治能量，其橫行無阻、囂張如無物，都不是普通的可惡可以形容。
相比之下，西方人遵從決議，心態磊落。在田納西大學（Univeris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當工學院院長時，曾收到老美當面遞交的信函，遞信者面有愧色地說:「對不起，這封信沒有署名。」至少知道他是誰。 西方的處事規矩是黑函概不受理；即便告密者致函有關當局，也須署名以示負責。
大學須抵制破壞專業精神、干擾追求真理的外部力量。香港擁有頗為完善的規章制度，台灣則以其民主制度而自豪。那麼，即使決議不被接受或不獲認同，又有何理由去寫匿名信、打小報告呢？
或許有人辯駁，東西歷史文化有本質上的差異，違反保密協議、告發他人、黑函或發匿名信等惡習是中國社會的傳統。社會互信不足，還有一層原因，很多時候告發他人、黑函或發匿名信等惡習由政府、政黨帶頭示範，藉此以示威信。因此政府不能服眾是高教邁向國際化的一個瓶頸，也是心盲的表現。兩岸三地的高教界若想培養遵守現代標準與規則的意願，當務之急先要政府自清，放棄過時的行為，重立現代標準。否則，即使這個地區有一些知名的大學，國際化仍是空洞的口號。
五四運動已過百年，德先生（demoracy） 與賽先生（science) 略有長進，各界應尊重法制、按規章行事，莫造成心件的缺憾與社會的困擾。否則，即使再虛耗百年，依然咫尺天涯於當代高教國際化的標準。
本土化
國際化不限於對硬體和軟體的投入，建設一流的大學不限於招聘名師、獲高度引用的研究人員或家喻戶曉的媒體代言人。雖然沒有一個高教體系完美無瑕，兩岸三地國際化程度則低下，其中又以台灣和大陸為甚。其中原因是缺乏良好的心態，因此無法採用現代的管理標準，施行反歧視措施，結合教學與研究，保證畢業生的素質，尊重學術自由與大學自主。
如果缺少合適的心件，吸引國際學生只能治標不治本。許多人強調全球化，大學重視以英語為傳播媒介、追逐以職業發展為目的的教育經歷。但是，國際化不僅僅是語言學習。台灣歧視外籍新娘及香港歧視外傭。台、港政府用人近親繁殖（imbreeding），以本土為主，都值得檢討改進 ，卻沒有大學生關心或探尋。
有意思的是，兩岸三地的政府官員長於大內文宣，他們雖然表面上為本土的大學感到自豪，許多人還是寧願不惜代價將自己的子女送去北美、澳洲或歐洲那些資金短缺、學費昂貴的大學學習。因此，儘管台、港、大陸大學的教研人員兢兢業業有所進步，但是大體上，本土化遠多過國際化。
心件不倚，心病難醫。
井底之蛙，誆語國際。
聽其言、觀其行，這個轇轕不清的毛病，在英語暢行的香港，可是格外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