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扭曲的中國：誤導全世界的49個迷思

推薦序／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

中國變得愈重要，似乎就愈難掌握它真正的樣貌。拜西方企業人士、學生和觀光客到中國旅遊的人數激增所賜，今日每個人都能自稱中國專家。但專家愈多，反而使我們愈困惑。現在，有兩位極為權威、博學且風趣的挪威專家，將為我們解開疑惑。
挪威可能不是我們預期會出中國專家的地方──但這種看法卻也透露對挪威的迷思：挪威是個偏遠、只管自己的國家。事實上，作為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稀少、高度繁榮且極為依賴出口石油到世界各地的國家，全球安定對挪威相當重要。挪威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是堅定的美國盟邦，並且擁有強大精實的國防武力。它也擁抱世界一家的文化，並接納世界各地的難民成為其公民。挪威關注全世界的潮流趨勢，包括中國的發展，其和平獎委員會（不屬於政府機構）曾頒發兩座和平獎給中國人──1989年頒給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出生於西藏，但在一九五九年流亡海外），以及2010年頒給人權異議人士劉曉波。
因此，對於挪威的外交和安全當局密切注意全球事務，我們不應感到驚訝。對小國家來說，安全政策與硬體關係較小，關係較大的是了解其他國家的語言、文化和歷史，以便得知驅動各國政策的因素，進而採取順應或抗拒的最佳方法。作者小高和史丹斯利──兩人都是挪威國防參謀部的幕僚──應用他們在人類學和政治科學領域的人文訓練，以及區域研究專長，藉評論常見中國迷思的形式，針對驅動中國的因素，為我們做言簡意賅的介紹。他們表達的是自己的意見，而非其政府的觀點，但兩人的洞見反映出他們來自一個必須以公正客觀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國家，它既不與中國競爭、也不仰賴中國，卻嚴肅看待中國崛起的意義。
不斷變遷且急於定義和再定義自身的西方世界，往往把中國視為「另一個」世界，正如對待阿拉伯世界一樣。生於十三世紀雄心勃勃但危懼不安的商業、軍事強權威尼斯的馬可波羅，把中國描繪成極其富裕和強大。對伏爾泰來說，中國是一個世俗理性的世界。對亞當斯密而言，工業革命早期的中國則是經濟停滯警訊的例子。黑格爾在拿破崙時代寫道，中國代表一個沒有英雄、革命或進步的國家，淪落到沒有歷史的地步。長期以來，我們看待中國是一個貧窮或富裕、迷信或理性、野蠻或文明、被動或好戰的國家。實際上，西方是透過創造一個與自身相反的中國形象來定義自己。
今日，我們正處於所謂的西方沒落時期──這不是第一次。西方感到分裂、猶豫、無能和軟弱。透過將「崛起的中國」描繪為統一、果斷、有效率和強大，給了這些西方特性具體的意義。
這不是說中國沒有真正崛起，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已以雙位數比率成長三十年，其軍事預算也隨之大幅增加。中國愈來愈堅決主張其「國家核心利益」。然而，問題是中國崛起是否真的就等於西方沒落──其自然的結果，甚至其原因？當我們把中國視為威脅時，我們是否以中國的真實面貌看待它？
所謂的中國威脅，是一個變形者（shape-shifter）──借用馬克思（Karl Marx）的用語，是後冷戰世界美國霸權時代「遊蕩的神靈」（specter haunting）──因此難以確定中國威脅論者真正害怕的是什麼。我們可以把這些說法歸結為三種有時候糾結在一起的憂慮：
經濟：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它將吸光我們所有的科技，並以其產品淹沒我們；中國貨幣將變成世界的準備貨幣；中國將為技術和消費產品設定標準；它將強迫全世界採用中國人做生意的方式。
軍事：中國經濟成長將使其軍力愈來愈強大，進而遂行其既有的領土主張和擴大其區域影響力，同時擴展其海外戰略利益，例如勞工、油田、投資等，且中國將發現擴展用以保護這些利益的軍力受到阻礙。中國將先在自己的區域稱霸，然後成為世界霸權。
規範：中國模式的成功，將終結民主和人權等軟國力（soft power）的優勢。中國將改寫自由貿易、人權、人道干預、發展援助等既有的國際規範，並將利用其財政影響力影響國內外的媒體、學界和大眾文化。
有兩種方法可以評估這些憂慮。第一，我們可以預測既有趨勢的未來──可稱之為「軌道」預測。這種預測大部分時候很正確，因為趨勢通常繼續往相同方向發展。但這種預測最終一定會出錯，因為歷史遲早會出乎我們意料。
第二種方法，是思考所有事情不大可能偏離軌道的方式，並嘗試找出「最可能的不可能」情況。這類預測大部分時候是錯的，但遲早很有可能是對的，因為長期來看一定會發生出人意表的情況。
如果以第一種方法思考中國威脅，我們應該把以下的事實和趨勢納入分析中：中國政權仍然穩穩掌控國家，儘管其統治遭遇多樣的挑戰。只要未爆發政治脫序，經濟將持續成長。但中國經濟已開始減緩，正如所有快速發展的經濟體終究會發生這種情況，而且我們應預期其成長率將繼續減緩。在長遠的未來，中國政府將面對複雜的國內外安全問題。中國必須管理來自快速社會變遷、意識型態懷疑論，以及種族與宗教群體不滿的國內挑戰。中國也必須處理農村居民土地被掠奪或汙染，以及都市居民反對工廠汙染和消費產品不安全的抗議。
台灣將繼續抗拒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大鄰國──日本、印度和俄羅斯──以及強大的中型鄰國如南韓、越南和印尼，將繼續抗拒中國霸權。美國不會撤出亞洲。中國的繁榮將繼續仰賴與全球經濟交互依賴的關係，以全球作為原物料和能源的來源，和中國製造商的市場。中國將繼續高度需要區域和全球的和平與穩定，以便其經濟不受破壞。如果這些都是事實，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不大可能尋求或有能力把美國推出亞洲之外，或是推翻全球體系。
這不意謂中國崛起不會為現狀帶來挑戰。我們應預期中國將因嘗試提高在領土爭議的優勢地位，而繼續與許多鄰國摩擦。中國將繼續挑戰美國主張的可以合法在中國沿岸十二海里外進行軍艦調查和情報作業。中國也將繼續向台灣施壓，以求兩岸統一。因此我們可以預期中國與美國及其區域盟邦之間的摩擦，且這種摩擦有升高的風險，可能導致武裝衝突。但若把這種地區衝突的風險與中國稱霸世界混為一談，將失之過度誇張。
偏離軌道的改變會是何種情況？時間的框架愈長，就愈可能發生非常不同的事（想想蘇聯瓦解或阿拉伯之春）。當然，這類預料之外的改變本來就無法預測，但我們應能辨識某類急劇的歷史改變比其他改變更不可能發生。
例如，觀察中國的國內情勢，我們可以辨識其經濟模式的主要弱點，包括環境惡化已使土地、水源、空氣和公眾健康付出沉重代價，將導致目前的成長模式難以長久持續。另一個經濟弱點是人口老化的結構。第三是國家（透過國有銀行）在基礎建設和房地產進行龐大、且往往沒有生產力的投資。考慮這類因素後，我們可以排除雙位數比率成長再發生的可能性，納入成長遲早會大幅減緩或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雖然並非無法避免。
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有弱點，它缺少在即使是日本、法國以及美國等民主效能不佳的國家都可發現的長期穩定感。中國領導階層本身也公開表示必須「改革」或「改善」其政治體制，創造「社會主義式民主」和建立「社會主義法治」──這表示中國政治制度仍在建構中。雖然廣大的社會大眾給予中國政權的表現高評價，但也認為目前的體制是邁向未來不可知的政治形式的中途站。儘管面對嚴厲的鎮壓，遭囚禁或放逐的新舊異議分子仍前仆後繼，要求根本的變革。政治改革可能是和平而漸進的，也可能在危機中發生─但改變確實可能發生。同樣的，我們必須加上「遲早」這個限定語。
中國的國際情勢也可能動盪不安。中國毗鄰世界最不穩定的國家之一──北韓，由一個無法無天的個人獨裁政權掌控、內部因黨派鬥爭而分裂、擁有核子武器，並統治極度貧窮的人口。如果這個政權崩潰或發動戰爭，中國勢必付出沉重代價。其他毗鄰中國的不穩定政權包括緬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吉爾吉斯和哈薩克。種族衝突或極端主義運動興起，可能在這些地方製造難民潮或恐怖分子的避難所，並危及中國的安全。距離較遠的非洲或中東若陷於動亂，將危及中國的石油、銅和其他商品的供應。與歐洲和美國關係的兩極化可能危及中國的出口市場和金融穩定。
對照之下，在中國外交政策情勢方面，我們難以想像可能發生何種能增進中國安全的偏離軌道式改變。例如，中國的大鄰國都不大可能決定與北京結盟，因為區域內彌漫著不信任的氣氛。總而言之，遲早會發生的偏離軌道式改變降低中國威脅的可能性，超過升高中國威脅。
當然，有些中國的迷思確實是真的。中國的位置與西方相隔遙遠，中國有自身的優先順序、安全需求、對未來的願景，而且看待世界的方式與西方並非總是相同。中國與西方的連結正愈來愈緊密，而且將繼續如此，所以我們必須了解中國。
小高和史丹斯利提供一個活潑、愉悅的方法以增廣我們的見識。很少讀者能做到完全不相信本書所列的種種迷思。你可以藉由瀏覽本書目錄並自問是否同意各項陳述來測驗自己，然後才閱讀作者怎麼說，看小高和史丹斯利如何糾正你的錯誤。但是別擔心，他們不會讓你自覺愚蠢，因為他們並非反對迷思，而只是細細探究真相。他們敏銳的方法將讓初學者感到充滿趣味，讓專家獲得更多知識。在讀完他們的四十九篇短文後，讀者將解開額外的第五十個迷思：「外行人無法了解中國」這個謬誤而危險的想法。

前言（節錄）

中國熱vs.中國恐懼症
西方人相信的中國迷思有無數種，本書挑戰其中一些迷思，希望在這麼做的過程中不至於製造出更多迷思。
「迷思」（myth）是指普遍被接受的虛假觀念。我們討論的部分迷思已廣為人們所接受，其他迷思則被一些與中國有關的特殊群體所相信。這些迷思中有些是中國人本身──一般人或政府──鼓勵我們對他們存有的錯誤觀念，但大部分實際上是與西方人如何看待自己有關，因為我們把中國或中國人看成非我族類。這些迷思會助長彼此的疏離。西方對這個東方帝國的觀念，數世紀以來一直在中國熱和中國恐懼症間擺盪，其原因不只是中國的發展，也是西方歷史變遷的反映。

從中世紀以來，中國在歐洲人心中就占有重要地位。威尼斯商人兼探險家馬可波羅（1257─1324年）最先激發歐洲人對這個遙遠東方帝國的夢想。威尼斯人對曾見過當時中國統治者成吉思汗的馬可波羅所說的故事深感著迷，馬可波羅也把他在中國的見聞寫成一本書。
馬可波羅別號「米里翁」（Millione），也許是因為「百萬」（million）這個字不斷地出現在他對中國的記敘：成吉思汗有百萬名騎兵；他有數百萬艘船；他的王國有數百萬個城市。馬可波羅時代的歐洲人無法想像這麼大的數字，因此許多人斥之為浮誇或幻想。儘管如此，數世紀以來，馬可波羅引人入勝的故事形塑了歐洲人對中國的了解：奢華和富足；異國文化；婦女性感、卑屈和工於心計的特質；知識和新發明。這些都讓中國──在西方人心中──變成一個未知、遙遠、神祕和極度吸引人的地方。

西方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
毛澤東在世期間吸引一些西方的左派人士和團體，他們欣賞他解放中國人民免於帝國主義和貧窮。儘管如此，西方大多數人對毛澤東的觀感是負面的。中華民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存在二十多年，且被美國正式承認。直到1971年前，美國認為台灣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在1970和198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關係改善，對中國的西方觀點逐漸好轉。尼克森總統1972年震驚世界與毛澤東在北京會談帶來突破，中國和美國想讓關係正常化，他們開始視蘇聯為彼此的更大威脅。在前一年，聯合國已承認北京的共黨政府為中國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取代台灣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1976年毛澤東逝世，鄧小平崛起成為中國新領導人。鄧小平保護共產黨獨占權力，但推動漸進的經濟改革，包括對世界開放中國經濟。西方對中國的看法改善，中國人似乎變得更像我們，不再是威脅──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潛力自不待言。
1989年6月的天安門屠殺改變了一切。它正好與蘇聯的東歐集團崩潰同時發生，中國不再是兩惡中較不惡者。北京被視為全球爭取自由與民主的主要反對勢力，西方注意力轉向中國嚴重侵害人權。
但潮流在二十一世紀初再度轉向─同樣是中國與美國關係改善的結果。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在同年美國發生九一一攻擊事件後熱心加入「反恐戰爭」。在西方，安全的論述改變：現在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脅是激進伊斯蘭主義，不再是共產主義。小布希總統在歐洲和中東受到惡評，但在中國經過初期的挫折後聲望終於提高。他與北京協商確保台灣海峽兩岸的現狀，並與中國當局合作尋求北韓核武計畫威脅的外交對策。
在寫作本書時，中國恐懼症再度流行於西方。中國被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視為威脅──反映在一些暢銷書的書名上，如賈克（Martin Jacques）的《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哈爾珀（Stefan Halper）的《北京說了算？中國的威權模式將如何主導二十一世紀》（The Beijing Consensus: 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以及蘇布拉曼尼恩（Arvind Subramanian）的《日蝕：活在中國經濟支配的陰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這些書名相當驚悚的著作，問世時正值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危機在2008年始於美國，並迅速蔓延至歐洲。中國也感受到危機的衝擊，出口呈現多年來僅見的衰退。但中國藉由大規模投資新基礎建設，讓經濟度過危機，保持強勁成長。中國對自己的經濟管理模式信心大增，許多中國企業因為投資國際知名品牌、先進科技，和生產石油與其他商品的公司而欣欣向榮。在西方，中國人的收購案往往被視為威脅，而非促進世界經濟巨輪加快旋轉的貢獻。
當西方在經濟危機中舉步維艱時，中國透過像2008年北京奧運和2009年建國六十年慶典，公開展現其強權的雄心。許多人預測中國的經濟規模幾年內將超越美國。這似乎還不夠，中國人也比以往更加強硬地展示其軍事力量，尤其是在領海爭議上。
對中國的負面印象，因為中國嚴厲鎮壓西藏和新疆的種族暴動、高階領導階層成員涉入貪瀆醜聞，以及對待如陳光誠（爭取勞工權利並在2012年流亡美國的盲人倡議者）和劉曉波（因參與人權活動目前在中國監獄服十一年徒刑）等知名異議人士而加劇。當劉曉波2010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時，中國政府停止與挪威的所有政治對話。中國把這個獎視為挪威當局對中國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攻擊。在中國官方觀點中，它證實西方的妄自尊大，喚起中國對始於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的「百年恥辱」記憶。
不過，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看法當然不是非黑即白，中國熱仍有存在空間。儘管中國政府令人難以了解，中國人民卻較容易受歡迎。國際公司為了爭取中國消費者，愈來愈多著名的中國演員在全球廣告活動擔任代言人。手表製造商豪雅（TAG Heuer）聘用有「中國影視皇帝」之稱的《英雄》明星陳道明，歐米茄（Omega）則聘用主演《十面埋伏》、《藝伎回憶錄》和《臥虎藏龍》等電影而成名的美女章子怡。藝術和文化提振了中國的聲譽。北京宏偉的「鳥巢」體育館設計者艾未未是舉世公認的中國批評者，劉曉波的詩和散文廣受讚譽，他們的作品和敢言一樣受到肯定。其他藝術家則不是異議人士──例如電影導演李安是台灣人，以《綠巨人浩克》、《斷背山》、《少年Pi的奇幻漂流》和《臥虎藏龍》等國際賣座電影而聞名；還有《英雄》、《大紅燈籠高高掛》和《十面埋伏》的知名導演張藝謀──也吸引廣泛的國際注意。
在目前，北京政權為聲譽惡化操心的程度超過一般人民。以下篇章將討論和當代中國各方面有關的種種迷思，包括政治、文化、經濟、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和歷史等層面。我們總共舉出四十九個迷思。由於中國很大，而本書很小，我們無法很深入討論這些迷思，但我們希望藉由解開這些核心的迷思，讓讀者更清楚地了解有關今日中國的事實與想像。

第二篇　人民
迷思10　中國人沒禮貌
西方人往往對中國人很直接的問題感到驚訝。「你多大年紀了？」「你賺多少錢？」「你爸爸和你先生賺多少錢？」「你這件大衣多少錢買的？」「你結婚了嗎？」還有「什麼？你真的結婚了？你臉上還長了那麼醜的斑？」如果你結婚而且沒小孩，碰上要你解釋的要求也不奇怪。如果你穿一件新毛衣，認識你的中國人可能驚呼：「哇，醜死了！」如果你大啖了幾週中國的美食後又遇見她，她劈頭說的第一句話可能是：「哇，你體重增加不少，對不對？」
旅遊中國的人，經常被這種隱私而直接的問題與評論嚇到，或感覺被冒犯，而且往往是在第一次交談的幾分鐘後就有這種體驗。
外國人在中國經常被瞪著眼看或指指點點。他們很快就發現，中國人對身體發出的怪聲百無禁忌。氣被從所有管道大聲排放。吐痰很常見，不管在擁擠的街上、餐廳、商店、甚至在飛機上，而且總是大聲咕嚕地從喉中咳出。「謝謝」和「對不起」很少聽到。許多中國人在商店或售票亭看到人龍太長，會直接插隊到前面。上擁擠的巴士需要勇氣和警覺。皮包帶、手機和眼鏡會被人牆擠掉，瘀青是常事。一旦上了擠滿人的巴士，人們大聲叫囂，好像身處空曠的山巔，無視於其他乘客的存在。懷孕婦女和老人必須保護自己。
在中國，服務往往差得令人搖頭，尤其是公務員、警察、銀行職員的服務。如果你在兩小時的午休前十五分鐘到郵局，職員可能對你說：「哎！這下子我睡午覺的時間要縮短到四十五分鐘了！」
中國當局知道西方人有時候對中國人的舉止很訝異。2013年10月，中國國家旅遊局出版一本六十四頁、有插畫的書，建議中國人在海外旅遊的行為準則。這本書建議中國旅客不要在公共場所挖鼻屎、在游泳池小便和吐痰、問別人是否吃飽飯、以問別人去哪裡來打招呼、強迫別人為他們拍照、插隊、表演者在舞台上跌倒時別歡呼或吹口哨，或者別以為鋼製餐具、枕頭和飛機上的救生背心是禮物。這本書的出版正值一名中國男孩在埃及三千五百年的古神廟上刻了「丁錦昊到此一遊」、引起國際注意後不久。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這些都只是單純的文化差異。每個國家的禮儀沒有絕對的標準，也沒有好壞之別。
事實上，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行為也有類似的反應。
根據中國人的標準，西方人在商務會議還沒坐定前，就已經表現出沒有禮貌。西方人的問候被認為自以為是和不尊重（握手太用力）、冷淡和不友善（握手時間太短），以及具有侵略性和挑釁（直接的目光接觸）。西方人常在稱呼中國人夥伴時犯錯；我們應該以比實際高一階的職銜稱呼對方：應該以經理稱呼部門主任，以教授稱呼博士班學生。西方人以單手接受中國人雙手奉上的名片，很快看一眼就放進口袋裡，這對名片主人實在太不尊重。我們坐定後，馬上就切入主題，談論合約的措辭，毫不顧慮彼此沒有先吃過幾餐飯（少不了喝酒助興和唱卡拉OK），也沒有先聊聊個人私事。我們直接指出提案第三和第八項實際上行不通，是太輕視和負面的態度。我們只想到讓所有人一開始就熟悉用語，但對中國人來說，我們是「不懂禮節」。
在待客之道上，西方人不見得比中國人高明。如果讚美中國主人家裡的一樣東西，你告辭時可能得帶著它走。即使最窮的人家招待你的飯菜，也會豐盛到令你慚愧。在中國餐廳裡結帳時，經常看得到賓客搶帳單──每個人都想付錢。到外國團體旅遊的中國人，看到行程裡有「自由支配時間」，往往覺得不高興。主事者顯然沒有善盡領隊的責任！
我們連在正式場合也會直接問「你叫什麼名字？」但中國人出於對家庭和祖先的尊重，會問：「請問您貴姓？」
在用餐時，我們常自己取用食物或喝茶，不先幫鄰座的人取用──在同桌的中國人眼中，這是不體貼和粗魯。站在中國人旁邊的西方人若點香菸而不請每個人抽菸，也會給人相同的感覺。如果有人送禮，我們總是隨手接過，不會大驚小怪，並立即打開來。中國送禮者會想，這是貪婪和不得體，他原本以為必須堅持兩、三次我們才會接受，而且我們會等回家後才打開。
幽默過後，言歸正傳。禮貌可能是文化中最難翻譯的東西。西方和中國的行為準則有巨大的差異，在許多方面適用的準則恰恰相反。西方人對中國人閃避的回答感到惱怒，而中國人覺得西方人直截了當說不，是涵養不夠、粗陋和具侵略性。中國人的好客可能讓西方人透不過氣來；西方人的主隨客便可能被視為怠慢客人。我們認為刺探隱私的中國人沒禮貌，中國人則覺得不談私事的西方人冷漠和不關心，甚至輕慢。當中國人很直接時──令人不舒服的直接──正說明了關係的親近。太過禮貌象徵有距離。當中國人問彼此年齡時，往往是因為他們想稱呼彼此「大哥」或「大姊」以建立關係，並遵從以年齡階層相待的禮節。
有時候我們最注重的東西就是不一樣。中國人認為把氣和黏液留在身體裡不健康，畢竟身體很顯然想清除它們。所以我們很容易──不正確地──以為中國人比其他人沒禮貌。

第三篇　企業與經濟
迷思23　中國人只會模仿
中國人就像吸血鬼，他們來這裡吸乾我們的科技，帶回中國。
──葛蘭瓊（Jean Granjon），法國藍星有機硅公司（Bluestar Silicones）

有人說，凡是天下和地上之間的任何東西都被無恥的中國人盜版了：挪威煙燻鮭魚、日本汽車、俄羅斯武器、芬蘭諾基亞（Nokia）手機、瑞典宜家家居（IKEA）家具等，不勝枚舉。中國西南部的昆明有一家完全假冒的蘋果商店。風景優美的奧地利山城賀斯特（Hallstätt），被中國房地產開發商鉅細靡遺地仿造，蓋在距離較不美麗的惠州市一個半小時車程的地方，連種的花（假花）也一樣。這讓賀斯特居民感覺既榮幸又怪異。
實際上，仿冒產業在中國話被稱作「山寨」，意即山中的村落。這個詞顯示它們遠離政府的控制，因為山寨在歷史上往往由盜匪和軍閥所控制。
中國人有悠久的仿冒傳統，而仿冒本身則是一種尊貴的藝術形式。畫家往往仿摹昔日大師的作品，精確的仿摹受到幾乎與真跡一樣的尊敬。許多古代的中國繪畫已不復存在，但數世紀後仿摹的版本被珍藏和景仰。作家余華在談到1989年後的中國時說：「山寨勢力和規模顯示，整個國家已經把它當成一種表演藝術那樣喜歡它。」
顯然所有這些仿冒也有法律上的成因。仿冒者往往受到地方官員和警察的保護，因為他們分享仿冒的利潤：這個鐵三角使得刑事起訴幾乎不可能。中國市場的性質也助長盜版：人均購買力低落，許多消費者買不起高品質的、尤其是高科技的產品。儘管如此，消費文化正逐漸興起，因此對仿冒產品的需求也與日俱增。總之，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西方人把中國人和仿冒及製造廉價產品聯想在一起，而非創新及品質。
在西方，人們深信政治自由是創新的基本條件。不過，歷史證據並不支持這種看法。古代世界最創新的社會很少是自由的，包括發明了紙、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的中國。大約兩百年前，工業革命在政治自由仍然有限的歐洲展開並蓬勃發展。較晚近的納粹德國和蘇聯在創新上有超凡的表現，儘管兩國都有極為獨裁的政府。
我們也不能忽視當代中國的趨勢是朝向更創新發展。
中國在研發上已有長足的進步。皇家科學學會（Royal Society Science Academy）2011年發表的報告指出，傳統上具支配性的研發強國──美國、歐洲和日本──已面臨激烈的競爭。該報告預測中國幾年後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科學論文，將超越美國。中國科學家被引述的次數仍然較少──引述的頻繁度是衡量學術品質的常用方法──但即使在這方面也已進步。
這些發現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中國人正大舉投資在創新上。中國的研發資金自一九九九年以來每年增加20％。2012年的研發預算為1989億美元，高於日本同年1576億美元的預算，約為歐盟3381億美元的半數。以國家來比較，只有美國的預算更高，達4360億美元。如果中國當局讓預算持續以這種速度增加，中國的研發投資將在幾年內超越歐盟，接近美國的水準。據聯合國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的數據，2006到2010年間，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增加兩倍。雖然申請案大部分是既有產品的修正，但這種發展清楚顯示出創新增加。而在2009年，有多達一萬名中國學生進行科學和工程的論文答辯，這將為未來的創新奠定基礎。
尋找創新的中國公司已不再困難。《富比士》（Forbes）雜誌2013年把中國的搜尋引擎業者百度，評為全球第六最創新的公司，領先亞馬遜（Amazon）和其他公司。《富比士》評選的前五十家公司中還包括河南雙匯投資發展、騰訊控股、貴州茅台和中海油田服務等公司。中國人的創新在國際排行榜上將持續增加。多達八八％的中國企業領導人表示，他們計畫增加創新預算，相較之下只有四八％的美國企業主管打算這麼做。
數家中國企業也在《高速企業》（Fast Company）雜誌網站的世界最創新公司排名找到立足之地。電子業者小米排名第三，只落後網路巨擘谷歌（Google）和彭博慈善基金會（Bloomberg Philanthropies）。名列前五十名的還有貞（Mary Ching）、怡夕（nisiss）和玫瑰坊（Rose Studio）等中國時尚設計公司，以及旅遊業者碧山（WildChina）、禮儀學校瑞雅（Sarita）和華大基因（BGI）。
不過，大多數西方人仍然無法說出一個著名的中國品牌。數家中國公司想改變這種情形，包括運動設備製造商李寧、電信業者中國移動和華為、電腦製造商聯想，以及再生能源業者尚德電力控股等。在2008年，有三十四家中國公司名列財星五百大企業排行榜。五年後，這個數字增加到八十九家，若包括台灣公司總共有九十五家。
但這對北京來說還不夠快。中國當局擔心地方企業沒有能力靠自己成長到夠大，而且它們彼此競爭太激烈。在2013年1月，工業部提出一項新計畫，目標是藉由合併中國公司創造全球性的大公司，例如希望把中國汽車製造商的家數，從今日的六十五家減少到不超過五家，以便與南韓和日本公司從事國際競爭。
中國愈來愈從眾多受良好教育的海外僑民受益。在美國，人數最多的外國學生是中國人，2009年有近十萬名中國學生進入美國高等學府，其中有許多是頂尖的大學。過去的趨勢是畢業生在美國尋找高薪的工作；矽谷每三名專家就有一名是中國人。但愈來愈多畢業生受到祖國待遇優渥的工作吸引，今日有20％在海外受教育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他們帶回很有價值的專長：著名的中國科學院有81％的科學家是回國的留學生，中國工程院有54％的僱員是回國留學生。
中國人只會模仿而不會創新的印象，可能很快成為歷史。中國正追隨其他國家用過且極為成功的創新策略。一九八○年代初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神奇重建的日本已然成為經濟強權，但當時西方人仍懷著「日本製」是笑話的兒時記憶，大多數人認為這個標記代表低品質的廉價產品，且很可能是仿冒品。早一輩的西方人戲稱日本車為「燒米車」（rice burner），寧可買紳寶（Saab）或富豪（Volvo）。今日的日本工業被認為代表創新與品質，在汽車、家電和各類高科技產品上都是全球佼佼者。南韓和台灣採取類似的策略，例如，本書有一半是用一台台灣宏碁（Acer）電腦寫的。
在未來，如果中國人持續投資在研發且有成果，「中國製」也可能被視為創新和品質的代表。中國人在這個領域有很值得驕傲的古老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