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的野心：改寫世界經濟的中國貨幣發展史

序文（節錄）／台灣版序

致各位台灣讀者：

我現在正位在香港的金融街道上。聳立於眼前的是總部設在倫敦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HSBC）、渣打銀行，以及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中國銀行大樓。身穿黑色衣服且戴著口罩的示威群眾被警察追著四散奔逃，跑到發行香港貨幣港幣的三家銀行旁。
因要將刑事案件嫌疑人自香港引渡至中國的《逃犯條例》修正案而引發的市民抗議行動，自二○一九年六月開始已持續了超過三個月。示威群眾與警察的衝突越演越烈，也擴及到了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心臟地帶—金融街。警察投擲催淚彈，示威群眾在地下鐵出口放火。即使香港政府已經決定撤回逃犯條例，依然無法平息市民們的怒火。對中國政府唯命是從的香港政府已然失去信用，以激烈的手段暴力相向的警察更是大失民心。自英國於一九九七年將香港歸還給中國已二十多年過去，可以看到香港人民面對香港不斷被「中國化」所產生的恐懼，以及在這刺激下所激起的香港民族主義正壟罩著香港社會。
在「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今天的新疆、明天的香港」、「停止白色恐怖」這類口號的塗鴉當中，我看到了當時協商歸還香港的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中國最高掌權者鄧小平並列的海報，上頭寫了「RESPECT ONE COUNTRY WHILE WE NEGLECT TWO SYSTEMS」（尊重一國之時，漠視兩制）。中國承諾香港回歸之後的五十年間，可繼續維持諸如資本主義這些跟中國本土不同的政治、經濟制度，並保有除外交與國防之外的「高度自治」。這個「一國兩制」的承諾，在中國習近平政權的強硬政策之下逐漸遭到剝奪，那張海報就是在諷刺這樣的現況。
不僅僅只是限制了政治與言論的自由，香港經濟看似也正遭到中國蠶食鯨吞。每年有五千萬名中國旅客到訪香港，而該人數約莫是香港人口的七倍。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曾是香港的五倍，現在則已經膨脹至三十七倍。單就經濟規模而言，香港不過是中國的一個地區都市。從能夠顯示富足程度的平均每人國內生產毛額來看，北京、上海、深圳超越了香港，廣州則是逼近香港的水準。
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金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維持著繼紐約與倫敦之後的地位，而其金融核心就是香港的貨幣──港幣。中國的企業在香港股票市場上市，利用能自由兌換成美元等外幣的港幣籌措金錢，將事業版圖擴及世界，至今中國與外國之間仍有不少投資資金透過香港進行往來。在背後支撐港幣信用的，是香港有、而中國沒有的東西──法治與自由。
一旦香港失去法治與自由，港幣所擁有的價值也就會隨之消失了吧。反過來說，中國貨幣人民幣的國際化在經濟規模擴大之下裹足不前，在在顯示出了欠缺法治與自由的中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上的弱點。中國當局本身因為擔心國內動盪，所以才無法認可人民幣自由匯兌外幣、在國際市場上自由交易，人民幣的國際化仍是一個尚未實現的夢想。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應該要察覺到，「香港就是香港」對中國來說也是一件重要的事。當市民的群情激憤與對中國的抵抗之情擺在眼前，這場戰爭可以說是才剛剛開始。
「一國兩制」原本就只是中國為統一台灣而挖空心思提出的論點，身在台灣的各位應該比世界上的其他人都更嚴肅地看待香港所面對的問題吧！之所以在一開始，就先對接下來要閱讀《人民幣的野心》的各位讀者提到香港，是因為本書的內容不但論及金融與經濟層面，還涉及了貨幣所背負的歷史、所體現的主權與國家形態。從中國視為屈辱歷史起點的十九世紀中葉「鴉片戰爭」開始，再到崛起的中國與其唯一視為對手的二十一世紀霸權國家美國之間的對立，對於這些國際政治也有廣泛著墨。尤其是，在胡錦濤政權移交為習近平政權的那個時代，我自己就親自在當地進行採訪。並且還從日本銀行總裁、日本政府官員，以及亞洲開發銀行總裁等日本的相關人員口中得到各種證言。針對日本過去是如何透過貨幣面對中國這個大國、未來又將會如何去面對進行探討，也是本書的特色所在。也收錄了當時亞洲開發銀行的日本人總裁的證言，指出中國加入亞洲開發銀行以後，曾想要將已經先行加入的台灣踢出組織，後來經過一番與中國之間的竭力交涉，才贏得了留下台灣這個成員的結果。由衷希望各位與日本關係深厚的台灣讀者都能一讀。
讓我們將目光望向未來吧。眼下，為世界帶來不確定性的美中霸權爭奪中，貨幣是中國最居下風的領域之一。人民幣仍處在無法立即就撼動也支撐著軍事霸權的美元關鍵貨幣地位的階段。正因為如此，投資銀行等金融領域仍舊是中美合作的舞台。只不過，當世界開始邁入無現金時代，整體局勢便漸漸發生微妙改變。而站在最前方的也是中國。舉例來說，世界大型資訊科技企業阿里巴巴所建立起來的智慧型手機支付網路，其累積記錄下來的大眾行為或購物資訊大數據，會被誰掌握在手中，又會被如何利用呢？在貨幣的價值逐漸轉變為情報訊息的發展中，人民幣又會占據什麼樣的地位呢？
即便是在以被稱為「區塊鏈」的新技術為基礎的「加密資產」上面，中國也打算要走自己的路。由美國Facebook 等多數跨國企業齊聚的協會所管理的話題性貨幣「Libra」，令日本、美國、歐洲已開發國家的政府與中央銀行疲於思索對策。而中國也急於著手準備由中央銀行自行發行加密資產。無論是不景氣時期的舊人民幣或是未來的數位人民幣，中國共產黨都不會放棄對貨幣的嚴格管制。其歷史背景與涵義，似乎能在直視中國一路走來的貨幣興亡史中，看得清楚一些。
在美國川普政權打亂世界秩序的時候，中國作為以一黨獨裁為背景的特殊技術革新大國，以經濟實力為武器不斷地進行擴張。人民幣象徵著中國經濟核心，如果對人民幣有所了解，能夠為亞洲這個地區，以及對台灣未來的思考有所幫助，那將會是我的榮幸。

與世界銀行的蜜月期
一九七○年代開始，中美關係進入修復期，毛澤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社會中，開始代表「中國」。一九七一年，季辛吉祕密訪問中國後僅三個月，中國便決定加入聯合國，還獲得擁有否決權的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自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之初便加入的會員—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為表達抗議，退出聯合國。
中國於一九七二年與日本建交，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建交，推行改革開放的鄧小平親自出訪日本與美國，急切地尋求外交上的支援、資金和先進技術。他在日本搭乘東海道新幹線；在美國戴著牛仔帽，現身休士頓的牛仔競技賽事會場。鄧小平是東西冷戰期間，「改變中的中國」的推銷員。
中國大陸也在一九八○年取代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關聯機構—以美國為最大出資者，並擁有強大發言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開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國際金融秩序中露臉。這對高舉著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發展為目標，試圖從世界導入資金的鄧小平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盟國聚集在美國的避暑勝地布列敦森林，一起構思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決定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各國代表團以美國的規模最為龐大，其次是如第二章提到的，由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權「中華民國」。
明明接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中取得勝利，中國卻仍是貧窮的大國。從一九五○年代到一九七○年代，中國實施讓數千萬人死於饑荒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自取滅亡的失政不斷。一九八○年代初期，將近九成的中國人一天只靠不到一．九美元的預算過日子。一九八○年代，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台灣的七分之一。
過去，中國實行計畫經濟，生產或價格都由政府主導、決定，並提出「自力更生」的口號，遠離外國的貿易與投資，對於外國的援助深懷警戒，也不與國際金融接觸。
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推動了高舉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改革開放的實施。鄧小平一邊利用國際機構的承諾與保證，一邊積極吸收外國的融資與投資，在整備好條件的地區，實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先富論」，這是兼具本錢與智慧的策略。而與世界銀行的深厚淵源，則是關鍵。
位於鄧小平故鄉四川省廣安市的紀念館裡有一張老照片，照片中，坐在鄧小平左側的是羅伯特．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麥納馬拉曾在太平洋戰爭中參與轟炸日本，戰後曾任福特汽車總裁，一九六○年代，在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及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執政時期擔任美國國防部長，負責指揮越戰。從一九六八年起，麥納馬拉成為世界銀行第五任總裁，任期長達十三年。照片裡，穿著西裝的麥納馬拉，低頭看著整個人幾乎陷入椅子裡的鄧小平。
照片的拍攝時間是一九八○年四月，麥納馬拉以世界銀行總裁身分，第一次造訪中國，同時會見鄧小平。一個月後，中國成為世界銀行的會員國。二○○七年，第十一任世界銀行總裁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參訪鄧小平紀念館時特地贈送這張照片，他曾表示，鄧小平是他尊敬的人。
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網站刊登了鄧小平與麥納馬拉當時交談的內容。
「我們很窮。我們與世界失去了連繫，需要世界銀行幫我們趕上去。」鄧小平直率地說。
「希望世界銀行能因此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夥伴之一。」麥納馬拉回答。
然而，鄧小平要求得到全面性的協助，「對中國來說，更重要的不是資金，而是觀念。中國的現代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有世界銀行的協助，中國就能加速前進。」
對此，麥納馬拉表現得相當積極，「世界銀行有最優秀的人才，可以幫助中國實現未來的藍圖。」
鄧小平設定目標，到二十世紀末，中國的經濟規模要擴大四倍。這是表現富裕程度，一個清楚明瞭的指標。
世界銀行雖然伴隨著「觀念」送來「人才」與聲援，但中國當下最想要的，應該還是資金吧。那個時代，國家對於外匯的集中管理比現在嚴格，中國在一九八○年外匯存底是負十三億美元，經過整個一九八○年代，仍未達到一百億美元。為了經濟建設，只要稍有進口就會見底。
鄧小平故鄉四川省的地方報紙稱世界銀行總裁是「洋財神」，是從外國來的財神爺。
世界銀行與中國的距離一下子縮短了。一九八○年秋天，世界銀行派遣約三十人的專家團隊來到中國。根據報導，中國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北京飯店準備了雙人房，專家們卻要求：「兩個男人住一間？希望可以一人一個房間。」到晚上，這些專家搭車行經大馬路時，還問道：「北京的電燈為什麼這麼暗？」
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的方向在哪裡？事實上，是在一片模糊的黑暗之中。世界銀行的專家們一邊摸索，一邊詢問政策的負責人、研究員，一再交換彼此的意見。世界銀行最初提供的低利融資兩億美元，照鄧小平欲培育人才的意思，用於更新中國各地二十六所大學的設備，以及派遣教授與學生出國的計畫。
中國將世界銀行的建議靈活運用在國內改革上，佐利克對此也相當肯定：「中國充分利用與國際經濟系統的強化關係，根據當時的需要推動改革，是非常合理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