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之後（思想 27）

一夜長大：台灣當代青年社會參與之濫觴／劉美妤
2014年3月18日凌晨，兩百名學生率先翻牆進入立法院，展開為期24天的國會占領行動。這場參與人數一度超過50萬的抗爭，不僅在台灣掀起了反服貿議題的全民關注，同時攻占世界各國媒體的國際新聞版面，可謂投下亞洲政治局勢的一枚震撼彈。
台灣當前的青年世代，從來被長輩們喚作「草莓族」，在媒體呈現的形象多是玩物喪志、不思努力、著迷小情小愛小確幸、缺乏責任感與企圖心、不關心社會脈動，和他們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父母觀念天差地遠。也正因此，這場「太陽花學運」（一個並不受核心參與者歡迎的命名）令不少中高齡族群驚訝。
但以運動脈絡而言，這不應該令人驚訝。依筆者作為同屬這個世代的社運參與者和媒體工作者所經歷與觀察，「太陽花」的龐大社會動能，不過是長期累積的社運參與行動模式，在這一波反服貿運動中串連而發揮，結合諸多不同議題的參與者一同進入運作。青年世代最顯著的特質是網路媒介的運用，而如此以網路資訊為主、不依賴傳統媒體的社運動員模式，早在2004年樂生保留運動時便開始。不少參與反服貿運動的青年運動者，也同樣是從樂生展開腳步或受其啟發。

一、邊緣苦楚：這個世代的學運起點
1994年，台北市捷運工程局選定樂生療養院為捷運新莊機廠預定地，大多數院民全然不知情。2003年進行首波拆除，2004年2月青年樂生聯盟成立，同年3月樂生保留自救會成立。日治時期為強制隔離漢生病患所設立的樂生院，病患長年隱身於社會邊緣，無人聞問，卻由於捷運開發的利益，在都市發展的藍圖下進一步遭受人權剝奪。彼時的大學校園中，樂生還是一個多數學生缺乏概念的議題，然而透過網路傳播和各校異議性學生社團的串連合作，樂生議題仍得到部分青年的積極關注。至2005年，樂生院情勢告急，樂生保留運動在大專學生之間受到廣泛討論，也吸引許多「社運素人」投入。
2005年8月開始的「大樹下音樂會」系列藝文活動，帶進了為數不少的學生群眾。這些學生還不曾經歷高強度的抗爭現場，但受到表演活動的吸引而走進樂生院，透過實地身處院內的感受及與院民直接的接觸，產生同理。這些人都成為議題擴散的種子，一部分人加入抗爭，另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持續接收議題資訊，使運動同時能在青年之間的談話和網路討論中擁有能見度。當時在大專學生最大論壇「批踢踢」上，「樂青」（青年樂生聯盟）是經常引起筆戰、遭受酸言酸語諷刺的關鍵詞，然而這種對立，卻使曾接觸樂生的學子因為對議題認知較清楚而產生「圈內」的團體認同感。這種「社運圈內」的認同情感，也在往後其他事件的戰場上扮演了助力。
筆者是在2005年開始實地接觸樂生，雖未進入核心組織工作，但數次身在阻擋拆除的人鍊當中，並參加過「六步一跪」苦行隊。在抗爭現場被強制驅離的經驗，是我與眾多走上街頭的夥伴共同的「一夜長大」。當赤裸裸的暴力加諸人身，我們僅憑肉身去面對國家政策不容妥協的壓迫，一夜之間，妳不再能夠天真，妳甚至再也不相信體制。那些真實的疼痛逼使青年正視體制中根本的病因。從樂生時便是如此，之後在野草莓、在華光、在323佔領行政院那夜，在428凌晨反核抗爭時噴水車強力驅逐人群的忠孝西路，一次又一次，更多的青年經歷了洗禮，得知了民主自由表象下的醜陋真實，而無法再信仰小確幸。
許多學生參與者都有類似的啟蒙經驗，在僅有的粗淺認識之下走進抗爭現場，親眼目睹了國家機器最猙獰的一面，親身體會被強制驅離，而就此更深地捲入。樂生保留運動承繼了台灣左派社運傳統，從找回弱勢者被剝奪的聲音出發，關懷、理解，進而展開行動。新世代抗爭者接續了這個脈絡，進一步連結上反全球化、反都更、反滅農、勞工權益、性別平權等議題。接下來幾年間，在台灣大大小小的社運中，都時常可見樂青及其外圍參與者在其中出力，尋找屬於自己的作戰位置。包括在反蘇花高、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及其他土地議題、農業、勞工、反迫遷、環境運動之中，都能找到受樂生保留運動影響的青年們，戰略上也常見以深度理解與培力／賦權支援弱勢者、結合藝文創作展演和青年網路動員為特色的「樂生模式」。
這樣的「樂生模式」可說是左派抗爭血脈下的創新，不牽涉統獨意識型態的差異，故與野草莓、太陽花等涉及中國因素的抗爭相比，較能涵括統獨不同立場的人在其中，也較能拉出論辯基本權益、發展、社會模式等主題的空間。然而，在長期受統獨紛爭左右的台灣社會，這類社運引起的媒體效應便相對有限。

二、2000年的分歧點
目前活躍在社運場景的青年世代，與過去爭取台灣民主化的「黨外」及野百合世代有根本上的思想差異。這是台灣第一個民主世代，以20至35歲間的主力群體而言，出生於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成長於台灣民主起步的時期，甫成年便擁有總統直選的投票權，更在青年或青少年階段就經歷兩度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帶給這一代社運青年的主要影響有三：其一是對藍綠兩大黨皆不信任；其二是本土意識的內化；其三是在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後，對黨國體系遲來的爆炸式覺醒。
第一個影響可直接由樂生保留運動發生的脈絡、反核運動於2001年核四復工後的消沉，以及近年社運圈對民進黨慣常的切割看出。曾參與樂生的人大概都難以忘記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那句「你咁賠得起」，樂生案是貨真價實的藍綠共業，歷經中央政府和地方首長的政黨輪替，無論蘇貞昌還是周錫瑋，國民黨政府或民進黨政府，都未能真正回應老院民們原地保留安養天年的悲願。2005-06年是最多學生捲入樂生運動的時期，彼時中央是民進黨陳水扁政府，台北縣長為國民黨籍的周錫瑋，因此，這群年輕的街頭新血多數無法產生強烈的政黨認同。
反核運動則從更漫長的脈絡而來。「廢除核四」曾經是民進黨黨綱，但2001年初停工僅110天後，又宣佈復工，時任行政院長的張俊雄稱此決定為「痛苦的抉擇」。此舉造成反核運動的重挫，直到2010年，由於行政院預計於隔年民國一百年商轉核四作為「建國百年大禮」，反核聲浪才在告急的情勢下再度拉高；而至民國一百年的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311核災，反核運動方才取回全國性的關注。在這個脈絡下參與近年反核行動的青年生力軍之中，相當多都表達了對民進黨的不信任。近年其他社會運動亦然，不願遭外界抹綠，更怕被民進黨「割稻仔尾」。包括此次318學運，現場參與者盡可能切割與民進黨的關係，雖不拒絕民進黨人「以個人名義到場參加」，然而對外也同樣公開譴責在野的民進黨未盡監督之責，無疑對這個街頭出身並自稱跟人民站在一起的政黨甩了一大巴掌，也使民進黨「被社運邊緣化」的現象昭然若揭。
而本土意識的內化，除了與台灣歷史地理在這一代的學校教育中納入教材有關，更多則是因為政治氛圍的鬆動，以及成長過程中不斷看見中國對台灣的外交打壓、文攻武嚇。若以切身的事例談，如筆者出身中部，少年時遭遇921震災的痛苦洗禮，當時各國紛派救難隊來台協助搶救，唯獨不見臨近的中國大陸伸出援手，甚至傳出阻擋他國人員來台救災之事。當時的我們，開始有了不同於上一代國共情仇的敵我之分。
國族情感源自集體生活經驗，生在解嚴後言論百花齊放、出國遊玩或留學時強烈感受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差異的這一代，更加對「中國」缺乏認同。此外，中華民國政權流亡日久，如今外省家族出身的青年已是第三代，筆者聽多位外省家庭友人提過「無法認同家人的政治觀」，並強調自己是台灣人。從省籍情結的降低，也可見本土化的端倪。因此，當白狼張安樂於立院外嗆抗議學生「不配當中國人」時，立刻在網路上被搭配學生們一臉漠然的表情，做對比圖廣為流傳，圖片上的文字寫著：「本來就不是啊。」青年世代自我認同僅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比例高於其他年齡群，這也解釋了何以近年因「中國因素」而爆發的抗爭之中，總是年輕人眾多。
族群認同情感是一回事，而促成青年參與抗爭的，則是反省身處的社會之缺失。一部分青年重新思索作為台灣知識分子的公共責任，展開許多針對在地議題的行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反美麗灣、反國光石化、反迫遷、反農地徵收（例如大埔案、反中科等）的抗爭行動，都從鄉土關懷出發，重新定義人與環境，或說人與土地的關係。從土地，更延伸出人文關懷，走進農村的青年重新認識了台灣農業文化和糧食的重要性，走進（或返回）原鄉的青年學習了原住民文化及傳統知識技藝的獨特珍貴。不少企業主疑惑著為何愈來愈多青年不追求經濟發展？實際上，這一代年輕人已看見盲目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傷害，並轉而擁抱更多元的價值。
生長在解嚴後的台灣，加上歷史課本對二二八、白色恐怖等並不遠的威權統治描述籠統，不曾經歷過各種禁制的這一代，視言論集會自由為理所當然，更在匿名的網路世界無所顧忌暢所欲言，享受民主化的果實。這樣的理所當然，在被警察強行拉走、看見政府強拆民宅和古蹟時遭到了徹底的冒犯。2008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在台北攜帶自家國旗的民眾竟遭驅趕、扯下國旗，更引起社會群情激憤。以台大學生為主的青年群體11月6日當晚於行政院前靜坐抗議，演變為那年震撼台灣社會的野草莓學運。
筆者大學時代曾在野草莓學運中擔任幹部，依自身的觀察，現場以「社運素人」居多，對於經過11月7日下午的強制驅離而轉往自由廣場集結展開學運的學生們而言，領受驅離的洗禮是他們能支撐運動達一個月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這群年輕學子直到那個秋天才頓悟：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的台灣尚未落實百分之百的民主，這使國民黨過去的專制威權終於被想起、被談論。那個秋天的自由廣場，是許多大學生的台灣現代政治史啟蒙課，野草莓學運中最常使用的標語即是：「戒嚴傳統，全新感受。」

三、野草莓：太陽花之前世
野草莓的組成與樂生有小部分重疊，但性質差別甚大，且其內部異質性也遠高於其他社運。除了其親綠／傾獨成員明顯較多，比起長期蹲點、左派性格強烈的樂生，野草莓更多的是「大拜拜」的味道，類似318占領立院的情形。由於是短時間內爆發，缺乏組織下引來大量民眾參與，各方學生勢力進來爭搶主導權，再加上媒體高度注目，自然也多的是想在社運圈卡個位置、取得政治資本的年輕野心家。
當時野草莓的命名，結合向1990年「野百合」致敬的「野」和翻轉草莓族污名語境的「草莓」，被社會視為「新世代的野百合」，也有不少野百合學運世代人士前往鼓勵、給學生建議。初期形成的決策群在不由任何個人或既有團體來領導運動的考量下，採取了審議式民主的形式，此後運動中所有決策皆開放每一個具有學生身分的參與者共同討論表決。這個決定，亦排除了一開始發文號召學生靜坐的台大社會系助理教授李明璁或其他教師主導運動走向的可能。
當然，野草莓仍有核心決策小組，但按照規則，其功能是排定討論事項，交由大帳篷裡所有靜坐學生共商。然而審議式民主的冗長、無效率導致了運動能量的散逸，白天和期中考期間學生少時，大帳篷裡時常僅有個位數的學生，根本無法進行議事；部分牽涉重大的議程，更有持不同意見的雙方動員各自人際網絡前來投票的情況。實際上，後期重要討論事項多半在決策小組每晚的「九人帳篷會議」裡大致議定，許多事務也難以一一交付大會討論，便由各組執行幹部自行決定。如此等同架空了直接民主的平台，而「誰能進入小帳篷」更遭到不少參與者質疑與詬病，但同時亦證明了直接民主的難行。
另一個、也是最大爭議點的，則是「糾察線」的內外區分。野草莓為保持所謂「學運的純潔性」，將現場參與者以一條線分成學生及聲援公民兩種，明確劃出身分的分野。然而野草莓既然接受了公民社會廣大的資源，如此分割便引起內外諸多不滿。沒有線外參與者各種資源的供應與行動協助，沒有NGO工作者以經驗扶持和教戰，這個學運根本撐不起來，更別說抵禦親中幫派人士的威脅。一條糾察線壓抑的憤怒，愈往後期，愈浮上檯面。
除此之外，不同學生團體相互傾軋的情況明顯。部分學生，包含筆者本身，在後期不僅無法忍受糾察線，更厭倦於內部政治，在鬥爭中被消磨出「運動傷害」，那又是不同於面對國家暴力的一夜長大。參與者透過內部角力而認知到政治運作的複雜，幾乎是野草莓、太陽花這一類大型學運必然發生的結果。也因此，原本便是抗爭場合熟面孔或批判思考訓練較扎實的一群，對上有政治企圖或因反中而參加的另一群，摩擦就此產生。
野草莓的訴求本身亦有相當大的問題。總統道歉、部長下台、修正集遊法，在這三點之中，僅有最後一點對體制提出挑戰。但這個運動的主要意義在於，它成為許多非樂生脈絡之學生的「社運第一課」，從大帳篷裡每夜的討論、對談、演講和影片放映之中學習，認識到社會參與的歷史與未來的各種可能。也正因此，野草莓後幾年之間，更多學生投入社運，而大量「社運外圍」學生也往往能在大型行動發起時迅速響應號召。這與他們從野草莓時期累積的公眾事務關注，以及實體／網路社群的建立頗有關係。
太陽花學運參與者之中，相當多曾參與野草莓，包括台中、台南等分場。就過去的社運戰場對太陽花的影響而言，野草莓、反媒體壟斷、大埔案後續「818拆政府」占領內政部、白衫軍等四個行動，從成員重疊度和抗爭形式來看，無疑是相關性最高的。太陽花因為有議場內外的區隔，區分學生身分的糾察線（進入議場的門）爭議雖有，但不如野草莓劇烈；而野草莓留給太陽花最重要的教訓，便是直接民主的不可行。太陽花因而走向另一極端──即被稱作「黑箱民主」的九人決策會議。由於323行政院流血衝突暴露出權責歸屬不清、多方資訊不對稱之弊，議場內隨後對決策參與做出整頓，意見僅能透過少數代表例行的會議被討論。這雖是為釐清權責而設的規範，卻也犧牲了資訊、意見開放流通的可能。
最開放與最集權的兩次實驗，都不甚成功。這些年街頭竄動的年輕聲音，彷彿每一次集結後，都快速消散而不再留下什麼。然而，這些行動之間的扣連與發酵，早已遠遠超過了單一議題本身涵蓋的範圍，鏈接了青年世代對國家政府失職和濫權的全面抵抗。

四、社運場合之間的異質性
前述樂生與野草莓（兩者時期有所重疊）性質的不同，在近年的台灣街頭帶出明確的兩種不同類型的抗爭，也成為太陽花學運內部歧見的由來之一。一種延續樂生的傳統，以左派價值、長期蹲點或深入田調、爭取弱勢者權益、主打既有法規或政策之弊、保留舊有特色文化、修正人權侵害現況等為重心，通常僅在重大事件發生時才會成為媒體焦點，例如關廠工人臥軌抗爭。另一種則為事件取向，因特定事件在媒體大量曝光而短時間凝聚出強烈的集體情緒，行動規模大但缺乏長期的組織經營，參與的各社團以「聯盟」或連署聯名形式平行合作。然而盟友之間歧異甚多，在迎合社會主流的考量下，運動的政治觀通常偏右派或帶有民族主義色彩，媒體注目最強，但流於後繼無力，野草莓便屬於這個類型。另一顯著案例是白衫軍，主辦單位「1985行動聯盟」估計破25萬人參與「凱道送仲丘」晚會，是太陽花之前參與人數最多的抗爭行動。其乖寶寶形象與社運衝撞體制的傳統迥異，卻為更廣大的公民社會所接受，引起社運圈內不少爭辯。
單純以「右派」一詞定義事件取向之抗爭，卻也流於粗暴。無論是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抗爭，或是選擇溫和不衝撞體制的抗爭，皆容易吸引政治觀較為保守的群眾。然而以事件帶出的議題本身，例如集會遊行法須修正、軍中人權、媒體壟斷，乃至服貿重新談判的訴求，對於改善體制或落實憲政而言都是重要的。與其他議題不同的是，這些訴求通常牽涉大眾，而非少數受特定壓迫的族群。它們並不挑戰主流價值觀，在光譜上趨近溫和右派的修正主義。相對來說，例如反對破壞環境進行開發、反對犧牲少數人權益達成所謂公共建設或財團利益、反對自由貿易、爭取移工權益、把同志納入婚姻制度等議題，便是從對邊緣／受壓迫者的關懷出發的價值。若以同一議題的兩種思考方式來舉例，以健康風險因素反美牛，是較能說服主流的溫和論述；而從反對自由貿易的角度反美牛，則是偏左的立論。
延續左派傳統的弱勢者抗爭在媒體露出較少，因為相關議題通常有著複雜的脈絡，或與多數國民並無切身利害關係，更沒有統獨爭議引起的情緒感染。受限於媒體性質及版面，也不容易將其前因後果交待完整，加上台灣多數閱聽人習慣「不看完、不思考」，以致大眾所見多為片段零碎的訊息，難以討好也難以傳遞完整資訊。這點在原住民議題上格外明顯，距離市區遙遠的原鄉，無論在西部山區、南部山區或花東海岸及縱谷，都極難得到全國性的報導，且通常都是公民記者或獨立媒體先行披露消息，在社群內發酵後，才有主流媒體的流通。因此，原民議題形同社運圈中的孤兒，即使事情至關重要，甚至危及整個族群的存續，也比不上台北一棟房子被拆所獲得的關注。
媒體效益上，也可發現這個時期「第三勢力」積極跳脫跟民進黨的關係。野草莓被部分媒體貼上「暴民」標籤或解讀為「民進黨青年軍」，確實造成嚴重傷害。在此之後，各項議題行動與民進黨的切割更加明顯，至2012年9月反媒體壟斷大遊行時，除了長期關注媒體議題的團體與個人之外，有了更多平時鮮少表態的青年學子。即使同野草莓一樣，「中國因素」一直是反媒體壟斷運動中的關鍵問題，但論述火力集中於「壟斷」，刻意避免流於統獨之辯，也不與民進黨合作。時任民進黨黨主席的蘇貞昌亦表示「尊重主辦單位」，鼓勵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遊行」，對社運團體排斥民進黨有所認知。此外，反核運動和農運的集結或遊行雖總有獨派團體到場插旗，但主辦單位通常採取勸說方式，請對方低調參與勿搶場子。
把抗爭者汙名化為「暴民」，最直接地以中產階級無組織公民姿態表明自身「非暴民」的，正是白衫軍。白衫軍的組成的確不是傳統社運人士，前來響應的民眾多數也沒有衝撞的意願，因此整個晚會與其說是行動，不如稱之為活動。值得注意的是，白衫軍是2008年以後，首次能夠吸引眾多投票立場偏藍選民參與的抗議場合。一個義務役男孩枉死，喚醒全台灣服過役、或即將服役的男性及他們親屬心中的恐懼與不滿。這個因為批踢踢上愈來愈多軍中秘辛披露，而直接在網路臨時串連、號召展開的抗爭，走的不是傳統社運和NGO的老路，強調的是表態而非對抗，因此得到較多溫和中產階級的支持。這種做法在爭取法規修改的力度上非常薄弱，但白衫軍也拉近了「上街頭」與一般民眾的距離，提高了民間參與公眾事務的氣氛。
緊接著，長期爭議的大埔案爆發了無預警的「天賜良機」拆除張藥房，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撻伐。先前2010年大埔自救會的朱馮敏阿嬤飲農藥自盡、怪手鏟稻穗的畫面，已震撼了社會上原本不關注強徵農地議題的群眾。這一次，在累積了更多不滿，在王家、華光等拆除事件引起的憤怒加總之後，抗爭者更確信了政府只圖利財團與政客，於是形成「今天拆大埔，明天拆政府」這樣與當政者對抗到底的意識。
此時從青年族群使用頻繁，但向來對左派社運遠算不上友善的批踢踢最大討論板「八卦板」（Gossiping）上，便能看見風向的轉變。2013年由台灣農村陣線發起的818「拆政府」占領內政部行動，獲得了較多鄉民的支持，譴責參與學生破壞公物的意見相對較少。對比幾年前樂生因「妨礙公共建設」罵名而背負的大量攻擊言論，社運逐漸得到了政治價值觀偏右的青年族群肯認，當然這與馬英九政府累積的施政錯誤有關。當過去不為主流社會歡迎的左派立場被放進「對抗政府」這個大框架下，不同社運間的異質性在這類公眾討論裡也漸形隱匿，即使並未消除。
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多數群眾仍信服於發展、建設、多數人的利益等同於「好」的右派價值，對偏左思維的抗爭仍缺乏同理。士林王家、大埔案在此時期之所以喚起公眾強烈關注，並不是因為大眾對居住權的重視已達到足夠高度，實則因為社會普遍對政府的不滿已推上高峰，加上拆屋畫面的駭人，才使議題竟能在保守、右派的台灣社受到大眾注目。這樣的右派主流氛圍，在太陽花運動期間也顯而易見。而最明顯引起保守中產階級排斥的，則是廢死議題。即使有江國慶案這般著名的錯判，由人權團體和法律專業者主導推動的廢除死刑運動，卻不但在修法層面上窒礙難行，更受到主流大眾近乎情緒化的攻擊，甚至出現「反廢死」潮流，以及「廢死聯盟的人也該受親友被害的痛苦」等說法。
再回到太陽花。由於不同的議題之間參與成員多有重疊、相互聲援，這就形成了太陽花學運議場外諸多公民團體前往協助、各方資源進入的基礎。然而，也正是在異質性先被擱置一旁的情況下，太陽花衍生出嚴重的內部差異與路線之爭。

五、三一八：合流與破裂
這十年來青年社運以樂生為代表的「議題導向」模式，和以野草莓為代表的「事件導向」模式，在太陽花有了深入交會。談太陽花的合流效應之前，我們得先觀察它的前哨戰，即反媒體壟斷運動。2012年是名符其實的多事之秋，年初先是反對都更的士林王家遭強拆，高度社會關注帶入新一批抗爭青年；隨後又傳出中嘉有線電視系統、壹傳媒集團收購案，在公民團體質疑旺旺中時將壟斷台灣媒體之時，反媒壟學者黃國昌遭《中國時報》誣指買「走路工」參加抗議，再次點燃眾怒。
反媒體壟斷運動吸引了憂慮旺中集團背後可能挾帶中資的群眾，也吸引了不滿台灣媒體生態的青年族群，「議題因素」與「中國因素」在此找到共同的著力點。由於2011年眾多事件已累積出台灣社會對政府不信任的氛圍，反媒壟雖主要針對民間企業旺旺中時集團，但也是為了向NCC審查施加壓力。此時的氣氛普遍對公民運動友善，因而更多「素人」延續先前對社會議題和事件的關心，實際參與行動或討論，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簡稱「黑島青」）等學生團體亦開始活躍。
這形成了占領立法院當夜能夠在短短幾小時內聚集數千人內外相應的基礎。發起占領立院行動的黑島青，此前已關注服貿議題近一年，並非因「三十秒事件」才突然跳出來。可以說，他們結合了議題與事件兩個導向，在新聞熱度最強時展開行動，延續並加強了議題討論的效應。當然，「三十秒送院會」是關鍵的導火線與轉捩點，但在翻過立法院圍牆前，黑島青的成員們並沒想到能夠成功占領議場，更沒想到能引爆台灣史上歷時最久、參與人數最多的占領行動。
反服貿運動自318那一夜轉變為「野草莓模式」，即事件觸發的社會焦點抗爭行動。然而，其背後是龐雜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條文、ECFA架構、中國與台灣兩個經濟體之間的糾葛、自由貿易的利弊，這些都是極其困難的政治經濟問題。被占領立院行動吸引前往參與的學子與民眾，引一位在議場內擔任幹部的參與者所言，「大部分不是因為反服貿而來的，而是因為覺得占領立法院很酷。」
但他們也必須開始理解服貿是什麼？反的又是什麼？在318學運裡實有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們：有徹底反對自由貿易者，有僅反對開放對中國自由貿易者，有反此版本服貿協議而認為應重啓談判者，也有反黑箱不反服貿者。種種不同觀點在抗爭現場相互撞擊，以致訴求產生變化，亦無法涵蓋所有人的意見，媒體上更常見參與者說法互不一致。參與者之間發言權的不均等，使得特定意見（例如反自由貿易）遭到壓抑。有參與者提及，在整場運動中甚至無法明確「反服貿」，因為最主流的意見是「反黑箱」，因而最終訴求是「重啟談判」。
兩大主流意見「反黑箱不反服貿」和「反服貿不反自由貿易」，對持左派觀點的參與者形成了壓制。部分參與者指出，工運團體在議場外懸掛的「反自由貿易」布條屢屢遭人拆下。這明確揭示了運動主導者的右派基本價值。眾多分佈於左右光譜不同點上的公民團體進入幫忙，然而在共同目標的大前提下，也只能跟隨主流風向走。諸如自由貿易利弊得失的論辯空間，便遭到了犧牲。
由於部分原先活躍於社運圈的參與者，跟尋求最佳媒體效益的主導者所重視的層面有所落差，因此產生了更大的內部衝突。從拒絕身分區隔、批評寡頭決策的「賤民解放區」，到不滿議場決策核心獨斷的「二樓奴工」等，在占領後期，內部反彈愈發明顯。加上醫療通道、切割占領行政院行動等諸多爭議，太陽花學運從核心群裡到與協力的眾公民團體的關係，無論個人或是團體，幾乎在每個環節都生出了複雜的愛恨情仇，也動搖了原本「社運圈內」的相互信任。參與較深的組織如黑島青、台灣農村陣線等，在運動告一段落後，也立刻必須面對內部歧見與人員調整。
這是當初參與樂生或為強制徵收案而哭泣的年輕人們不曾料想到的，並幾乎把過去十年間不被拉上檯面強調的路線差異，一口氣全掀了出來。在這場學運裡，所有組織和個人在媒體前擱置歧見而共同努力，但也正因如此，情緒的反撲來得更加劇烈。此一現象也同時印證了：近十年來社運已形成諸多不同論述的相互爭辯，人們也帶著互異的價值觀踏入社運場域。譬如一直以來，街頭的戰友們避免去製造出野百合式的社運／學運明星，不讓議題淪為英雄主義的背景圖案；然而這一次，無論是出於刻意選擇或媒體營造，太陽花都難免成就了特定個人的名聲與政治資本。姑且不論其中利弊，如此現象在在顯示出所謂社運圈和大眾的距離。
或許是英雄主義號召了群眾，或許是占領立院很酷，也或許只是大拜拜一定得去朝聖一下。但這些因素帶給參與者的影響，都比不過上千名社運素人在占領行政院那夜所承受的受傷印記。不同於過去遭強制驅離的現場，這一次出動了鎮暴警察，棍棒警盾的擊打在現場多數人生命裡確實前所未見，加上人數和混亂程度遠遠超過可以「老鳥帶菜鳥」現場快速指導如何自我保護、控制損傷的範圍。323這混亂的一夜帶來的傷害及後續效應，要遠大於過去幾年街頭抗爭所能預期及處理。這起事件標誌了一個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國家壓迫的力道更強，但捲入了具更大異質性的群眾。他們的年齡層更分散，或許沒有札實的知識背景，或許沒有一場場戰役走過來的經驗與脈絡，但在2014年春天，他們同樣一夜長大。這預示了未來台灣社運／學運將出現更多不同的臉孔。

六、預約下個十年的青年抗爭
「出關播種」、「分進合擊」，口號是這麼喊的，318學運的參與者本身亦是這些年社運累積的能量所播下的種子。不論成敗，在學運期間，全台灣幾乎每個人都在討論政治經濟議題，海外台灣人社群亦前所未見地團結聲援，這簡直是天方夜譚。以筆者見，這本身就是播種。
「分進合擊」實際上反映出組織內外信任的裂解。走出議場的學生幹部們組成了幾個不同的新團體，整頓腳步。加上既有公民團體的不同取向，「分進」是真的。但能否找到足夠的共識以進一步擴大參與，達到「合擊」的效果，則仍待觀察。
依筆者所接觸，在走出立院後仍延續參與組織、討論和舉辦營隊等活動的年輕學生之中，許多是在318之後才開始涉足社會運動。一部分則是原先便在校園內創辦或參加異議性社團，對這些年間的議題大多留心追蹤，並有高度的參與意願。從樂生起，由於網路資訊的發達，「補脈絡」比過去要容易得多，而現在如g0v台灣零時政府、沃草等著力資訊透明化、公民監督的網站，更帶來莫大的傳播助力，也填補了傳統媒體報導上的不足。這似乎揭示了下個十年間青年世代的社會參與模式：以新興的科技工具徵集同道、觸及受眾，從差異頗大的個人之間連結出集體的價值觀，由公民團體持續為生力軍進行知識與技能的武裝。倘若如此，青年參與更加遍地開花的時代，應可預期。
有趣的是，原本參與社運較多的青年學子／公民團體成員，在太陽花期間與其後和新生代的互動中，彼此影響改變。新生代經歷這些過程而受到啟發，自身觀點逐漸成形。除了左右之辯，策略上的調整亦成為「後太陽花時代」的重心之一。堅持左派抗爭傳統的一方，和轉而爭取更多政治影響力的一方，逐漸劃出涇渭分明的路線差異。
筆者作為受樂生啟發，對於勞工、原住民、農民、性別等弱勢族群議題較關注的一員，很難完全贊同從野草莓、反媒體壟斷、白衫軍直到太陽花運動中的許多做法，包括討好主流右派大眾的簡化議題策略、溫和不衝撞的自我管制等。這些做法阻斷了更細緻的、深入根源的討論，自我壓抑了衝撞體制的能力，亦使左派觀點在社運光譜上更加邊緣。然而相對的，這些場合召喚更多群眾、帶進新血的「播種功能」值得肯定。每一個參與者在進入街頭場域後，會隨其本身特質和遭遇而發展出不同的思考，在這一點上，大型街頭抗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敲門磚」角色。如果左與右、激進與溫和等光譜上分佈各異的團體，能藉由這類場合開啓更包容開放的對話平台，並深化現場的教育功能，也將能使親身嘗試接近議題的每一個人獲得更多獨立思考的空間，而較有機會於往後持續投身。
如今的台灣，很多在地議題尚未解決，但由於兩岸政府互動頻繁，現已看見愈來愈多項目在相關協議未過的情況下直接透過別的管道開放，例如中國工作船參與台灣公共建設（現狀是在輿論壓力下撤銷，但已有金流捲入）、自小客車入台等爭議。因此，與中國相關的議題又拉出了更多戰線，增加了群眾複雜度，也助長了更多激化敵對情緒的成分。儘管「反中」群眾在政治觀上，跟許多以左派思想為主的社運分子有相當程度的隔閡，然而可預期的是，在青年貧窮化日益顯著的現在，大量帶有劫貧濟富意味的事件與法規政策，將使太陽花這類「擱置歧見、相互聲援」的聯合戰線增加。這一代的青年切身面對往後數十年立足之地遭剝奪的恐懼與憤怒，早已燃起了狼煙，並使議題之間烽火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