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序言（節錄）

1970年，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發生釣魚台列嶼主權之爭議。1971年1月29及30日，在美國之台灣留學生與香港留學生，共有數千人，加上一些華裔美籍學人，在美國華府、紐約、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和檀香山等七大城市舉行保衛釣魚台大遊行，揭開保釣運動之序幕。同年4月9日及10日，又舉行第二次大遊行，約有四千人參加。1972年5月15日，美國將二次大戰後託管的琉球以及釣魚台歸還日本，但有關釣魚台部分，美國政府聲明，它只歸還其「行政權」，至於釣魚台「主權」爭議，應由中日雙方自行解決，美國不持任何立場。歸還前二日，保釣人士一千餘人，在華府、紐約、洛杉磯舉行最後一次示威遊行，保釣運動在美國正式劃下句點。

2011年是保釣運動四十周年。世新大學、清華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大學以及政治大學，依序舉辦各種保釣會議與展覽。「反共愛國聯盟」（保釣運動中支持中華民國之台灣留學生，於1971年12月，在美國華府成立）也舉行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會，一時保釣運動的記憶與火花又再燃起。

保釣運動本係一單純愛國護土行為，但因參加運動期間，有些學生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有些擁護中共政權，遂造成兩派之分裂。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保釣運動中之左派學生隨即發起「中國統一運動」。支持中華民國政府學生，則在同年12月成立「反共愛國聯盟」以相抗衡。台灣文化評論家南方朔說：「『保釣』未嘗不可說是1940年代國共在美國華人社會間鬥爭的延長」；又有人指出，周恩來總理曾將之稱為「新五四運動」。我的看法是，這個運動雖沒能為台灣爭回釣魚台主權，但它促使海內外中國知識分子對兩岸政權加以檢驗，並作出取捨；在當年美國華人圈中，它可說是一個小型的「文化大革命」，一如大陸的「文革」，它也是一個「觸及靈魂深處的革命」。

迄1970年代為止，二十世紀中國重要的青年運動可分為四次：第一次當然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揭起「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第二次是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運動，從北平至全國許多城市的學生都要求政府立即抗日，這影響了一年後的西安事變的發生，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這也使日本對華採取更激烈的侵略行動，終於爆發八年抗戰。第三次學生運動，是1945至49年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運動，全國各地學生發起一波又一波的反政府運動，加速國民政府在內戰的失敗以及中共革命建國的成功。總之，這三次學生運動都對現代中國命運有重大的影響。

第四次就是1970年12月至1972年5月，在美國發生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就規模、人數及持續時日而言，應是一九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地區以外、最大的一次青年運動。在這四次青年運動中，以這次參加保釣運動人士的知識水準最高，他們都受過最完整、也是最好的教育，從小學一直到研究所。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華裔美籍學者中，也有不少人參加保釣運動，他們在美國都望重士林，有人甚至得過諾貝爾獎，他們在保釣運動中的言行，應當和學生們一齊檢驗。

個人認為，保釣運動對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不僅是一面鏡子，它甚至是一個顯微鏡，讓我們可以很清楚看見他們思想的脈絡，情緒的起伏，以及言行的真偽。他們之中，有人在此一運動期間，把愛國家、愛民族，喊得震天價響，但事後則繼續留在美國安居樂業；有人則把這些情感付諸行動，事後到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服務。本書之重點，是檢視參與保釣人士當年之言行，其後之省思，以及最後生涯之抉擇。個人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應有一種胸懷，就是要對自己及歷史負責。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認為，人的政治行為必須兼顧「意圖倫理」（ethic of intentions）與「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不能因「意圖」崇高，而不計「責任」後果。本人撰寫本書目的是，讓知識分子知道，參與公共事務時，必須慎思明辨，言行一致，才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不辜負社會之期望。

保釣運動迄今已逾四十年，許多有關當年美國保釣運動的原始資料已紛紛出現，共計六大冊，由台北之「人間出版社」及「海峽學術出版社」出版，約計五千頁，超過一千萬言以上。北京之清華大學與台灣新竹之清華大學，均設有特藏室或文獻館，彙存當年保釣人士所捐贈之保釣史料。另外，當年許多保釣人士也紛紛出書，或發表文章，或接受以上兩校之錄音專訪，暢談其參加保釣的心路歷程。

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於2006年，將有關政府處理釣魚台運動之黨政資料，移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其檔案館。另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蔣中正總統之日記。在其1970年及1971年日記中，亦有少許記載其對釣魚台主權問題及保釣運動之看法。

至於美國政府處理所謂「尖閣群島」之有關檔案或資料，也大致公開，這包括：國務院之《美國外交關係》（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史料中，1969年至1972年對華部分；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於尖閣群島問題一些研究報告；美國尼克森總統圖書館所收藏在總統辦公室內討論釣魚台問題之錄音帶等。以上這些出版品及資料，均可在本書各註釋中見之。

由於以上史料均已大致完備，筆者認為敘述並評論1970年代保釣運動之時機已到。

1970年代在美國之保釣運動，一直未有專書敘述其來龍去脈，也未有人對此運動作一評估。個人當年參加此一運動，有許多刻骨銘心的經驗，所以過去三年來，一直投入此一工作，現不揣冒昧，將研究成果，敬供國人參考。

十三‧回歸中國大陸的保釣人士
保釣運動後，左右派同學事後的歸向，也引起我的好奇，並做了一些研究。左派人士最早回到中國大陸服務的大概是牟永寧。他是台大化工系畢業生，一九七○年在伊利諾州理工學院得到化工碩士。一九七一年秋，他在保釣運動尚在高潮時投奔大陸，在武漢大學任教並兼任湖北省政協常委與人大常委多年。他在大陸一住二十年並結婚生子，一九九二年離開大陸返回美國。二○○六年，他和台大化工系同學李美枝（現任政治大學心理系教授）合著《東方欲曉》（註：四字取自毛澤東句子：「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書中也談到七○年代跟他同時回國的郭子加和魯永榮夫婦，這對夫婦都是台大畢業生，到大陸前已獲得博士學位並且任教過十年。回國一年多，他們對大陸的情況和生活非常失望。離開大陸時，他們對牟永寧說：「我們（回國工作）是自作多情。」後來四人幫倒台，這對夫婦從澳大利亞捎了封信給他說：「天佑中華。」

在這本書中，李美枝教授說，一九七○年代，他們同班同學沒有人想去、願去、敢去大陸，現在很多人去大陸發展第二春，牟永寧反而出來了。她說：「大陸政策再怎麼改頭換面，似乎也挽回不了永寧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心。」

我在這本書中，赫然發現了芝大同學張子賢的行蹤。當年我和他在芝大，一右一左，常為解讀大陸事務而辯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兩人激辯至凌晨二時，竟在校園洛克菲勒大教堂前擊掌發誓，將來我回台灣，他返大陸，絕不留在「美帝」國土生活。子賢兄，信人也，書中透露他在芝大取得物理學博士後，於一九七二年從歐洲返回大陸，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牟先生每次到北京都跟他見面，張子賢告訴他說，北京中央級單位播放進口電影，他有時被請做即席翻譯；另外，大陸國慶時，中山公園裡有些電動遊戲的裝置，也是他研究所的同事所做。牟永寧很感慨地說：「真是大材小用啊。」張子賢大約八○年初期就走了，但是沒人知道他的去處。大家對張的評語是，為人誠懇，不會用兩套是非標準看事物，大家很懷念他。我試想：以他當年對大陸的那種赤子之心，竟然在大陸服務十年後就離開，應該是傷心人別有懷抱，因此我自責當年不應該和他發誓。保釣運動期間，留學生左右派都在比賽誰最愛中國，我對他能實踐諾言，衷心敬佩。我希望他能寫一本敘述他從擁抱中共到離開大陸的心路歷程的書，相信一定會很感人並發人深省。

根據吳國禎（台灣清華大學畢業，獲得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博士，現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所著《在歷史面前》（二○○二年出版）透露，當他在一九七七年回大陸時，回到大陸的台灣留美學生人數不出十個。另根據林盛中（台大畢業，獲美國布朗大學博士，曾擔任中國地質科學院研究員一職，已去世）透露，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年到大陸定居的台灣學者專家有一百多人（作者註：但他未說明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參加過保釣運動）。他們在一九八一年成立台灣同學會，他出任會長。該會成員均是在台灣生長，受教育直到大學畢業，或出國留學後到大陸定居，或直接從台灣到大陸長住。他說，台灣同學會會員在政界、學界知名人士中，有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一名、全國政協常委三名、全國人大代表九名、全國政協委員十六名、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四名、中國工程院院士一名，一共僅三十餘名162 。從這些名單看來，似乎沒有一位進入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何以如此？

根據張東才先生（為美國南部地區釣運重要人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生物系教授）的分析，釣運左派基本的問題是在歷史上站錯了邊。當文革四人幫一倒，鄧小平上台，這些左派人士對他們支持文革及擁毛已無法自圓其說，因此大多數變得消沉，或是覺得走錯了路，或是認為被騙。他們在美國、大陸與台灣幾乎都沒有政治舞台，回到大陸後，只能在其專業領域工作。張東才對這些回國的學人表示欽佩，因為他們不計待遇和職位，為了建設祖國的理想而獻身。我個人同意張教授的看法，這些人愛祖國心口如一，相對那些當年左喊毛澤東是偉大舵手，右喊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但自己卻一直蝸居美國的左派保釣人士，這些回大陸的保釣人士，其情操何其高貴。

十四‧回歸台灣的保釣人士
那麼，釣運期間被稱為右派的學人和學生，他們有沒有回到他們所擁護的中華民國？根據台灣行政院青年輔導就業委員會的統計，如以一九七一年為分水嶺，在這之前每年返國人數約兩百人上下，一九七一年留美回國學人為一百九十七人，一九七二年增為三百六十七人，以後每年均維持三至四百人左右。一九七九年一月，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當年回國人數為三百五十九人，一九八○年為四百五十五人，一九八一年為七百三十六人。在這十一年間，台灣學生留美人數成長約二倍，但回國人數則成長三倍。所以，無論是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同年之保釣運動，或一九七九年美國和大陸建交，台灣留美學生回國人數的整體曲線是上升的，足見這些發展並沒有減低他們對台灣的認同與回歸。

一九七八年，愛盟成立「台北市反共愛國聯盟回國盟員聯誼會」（簡稱「愛盟聯誼會」），在美參加愛盟大會的五百六十八人中，就有一百多人參加，證明當年參加愛盟的人，至少有四分之一已回國服務。一九九○年五月，聯誼會部分成員，為了因應民進黨勢力崛起，以及反對李登輝總統對民進黨的包容，成立「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簡稱「愛盟」），登記為政治團體。根據「愛盟聯誼會」及「愛盟」會員名錄，扣除重複參加，共有五百六十二人。任孝琦女士曾做一調查顯示，這些人近半數（四五‧八％）在學術界和相關研究機構服務；四分之一以上（二六‧七％）進入企業界和專業領域；從政不到一成四（一三‧七％），其中三‧九％是政務官、六‧六％是司處局長以上職等、二‧二％是中央民意代表。

這些數據說明了兩件事實。第一、在美國參加愛盟的成員回台服務比例，遠比保釣左派成員回大陸服務為高。第二、絕大多數愛盟同學都從事與政治無關的行業，只有一三‧七％從政，可見左派所稱這些愛盟分子當年參加愛盟是想回國「做官」的指控，與事實不符。這些愛盟分子回國後之所以事業有成，並非只靠「政治正確」（因為在台灣「政治正確」人士比比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大都學有專精，且多獲博士學位；另外，他們都出身台灣，各方面關係仍在，謀事成事較易，不像台灣留美學生前往大陸者，人地生疏，除非特別拔擢，很難進入高層。

在回歸台灣人士中，從保釣的角度而言，林孝信先生頗值一提。他是我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我在歷史系，他在物理系。他可說是運動的苦行僧，為了釣運，他放棄了博士學位，全身投入釣運，並因立場與政府相左而被吊銷護照，直到一九八八年，政府因為解嚴，他始能回到台灣。多年來，他除投身社區教育外，即繼續獻身保釣運動。近年來，他承擔起在社會與學校內推動保釣的教育工作。在所有保釣人士中，他四十年如一日，無人出其右，令人敬佩。他目前在台灣世新大學擔任講座教授。

十五‧前往香港服務之保釣人士
討論參加保釣運動人士日後之動向，不應只討論左右兩派人士回歸大陸或台灣，其實還有一些保釣人士日後選擇前往香港服務。這第三派人士的選擇，也是基於對中國人民及其土地之感情，而這份感情的激發，或多或少源於保釣運動。

這樣的人士中，我最敬佩的是前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吳家瑋。他在保釣運動發起時，正在芝加哥近郊名校西北大學物理系任教。據他說，他參與保釣運動的程度不深：

我這個來自香港、在美國長大的人，在這場自發的青年運動裡沾了一點兒邊。可是對某些過激的、會加深民族仇恨的口號和行動，則很有些保留，因此沒有深入參與。

他在一九七○年代回到大陸數次，並為中美學術交流工作盡心盡力，曾任楊振寧成立的「全美華人協會」總會會長。一九八三年，出任美國加州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大學校長。一九八七年，香港科技大學籌備董事會投票邀請他出任首任校長，其薪水較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為低。為了是否去香港，他和夫人有如下的對話：

吳夫人： 你大半輩子做的都是與華人和中國有關的事。這次最有意義的機會和挑戰放在面前，假如不去，二十年後會不後悔？
吳校長：我想會。
吳夫人：那就走吧！

一九八七年，是香港回歸中國前十年，所以他說，他是「在別人爭相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們落葉歸根，丟下三個大孩子（留在美國），牽著七歲的么女，回到即將回歸祖國的香港」。
香港科技大學在一九九一年開學，現在已成為一個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全部學生約一萬人。根據英國QS留學諮詢公司二○一二年的評鑒，名列亞洲大學第一名（台大為二十名），世界最佳大學第四十名（台大為八十七名）。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二○一一年之評估，其結果亦相同。

吳校長即任後，開始多次到北美聘請名師。他形容當時華人學術圈對回中國教書的情況：

當時的局面下，對落後的祖國（包括大陸和台港）感興趣的，一百人裡不超過二十個。二十人中，回來走動的不超過十個，願意住一段時間的不超過五個。會考慮落葉歸根的，約有二至三人。最後能夠讓科大請到的，大概就這麼一位。

在聘人的過程中，參加保釣運動的所謂「老保釣」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形容到了波士頓，「老保釣」謝定裕（台大數學系畢業，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美國布朗大學教授）約集該地區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校優秀學人，與吳校長及副校長錢致榕見面。在加州，則由另一批「老保釣」為他約集加州一帶著名華裔學者。吳校長解釋他為何能夠聘請到許多「老保釣」到科技大學教書：

七十年代，不少「保釣」人物訪問大陸、了解情況。正當文革，一些人以赤子之心看大陸，一廂情願地相信了當時風行的假象，一部分還毅然放棄留學生涯，「投身革命」。大部分「老保釣」雖然在某些方面深受感動，卻已看出問題和矛盾；回來後就不聲不響，繼續做他們的學問。後來好些在名校裡當上了教授，在學術界獲得了成就和地位。這群人對祖國的發展卻一直關懷備至；當科大這個機會出現時，部分抱著一腔熱情回來參與創校。

他也形容他如何以建立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為目標、來號召學人投效科技大學：

我的目標是十年以後能達到里海（作者註：Lehigh University，在美國賓州）的標準，三十年後達到卡內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水平，六十年後成為另一個麻省理工學院。能做到這一步，就很不錯了。十幾年後，我已不在這裡了，人們看看這個學校，或許會說，╳╳╳辦的這個大學還像個樣子，只是當年他的眼界低了一點。

在他聘用的人選中，最重要的推手是學術副校長錢致榕（台大物理系畢業，耶魯大學博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學教授），他就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保釣運動在華府示威遊行隊伍中，向周書楷大使表達群眾心聲的三位代表之一。吳校長認為錢氏：「最為可貴的是一顆中國心。」錢致榕現任台灣政治大學講座教授，推動博雅（liberal arts）教育。

科技大學第二任學術副校長孔憲鐸，也曾參與過保釣運動。所以，從校長到兩位副校長以及部分教授都曾或多或少參與過保釣運動。其中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齊錫生，是我芝大政治系學長，也曾與我一齊參加安娜堡國是大會。

吳校長在聘請華人學者來科技大學教書，有時是採取理性與感性並用的策略。例如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六四天安門事件一個月後，他想吸收一位「老保釣」張信剛（紐約州水牛城的紐約州立大學保釣會刊物主編，美國南加州大學生物工程系系主任，美國生物工程學會主席）。當時有人向他質疑大陸已陷入混亂，吳校長一邊流淚，一邊回答說：「祖國不正是更需要你們了嗎？」結果，張信剛不僅來到了香港科技大學，後來又出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

其他著名保釣人物加入科技大學陣容的有沈平（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該校保釣會負責人之一，亦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日保釣遊行示威提議人）、余珍珠（哈佛大學博士，波士頓地區保釣大將）、張東才（如前述，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項武義（中央研究院院士）等人。

我個人也有被吳校長「禮賢下士」的經驗。一九九五年，齊錫生教授卸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長職位，承蒙他向吳校長推薦我，我當時任教國立政治大學，並兼該校國際關係中心主任。記得該年某日，吳校長親自從香港來台北與我會面，希望我能申請該一職位，我因已回台服務，正享受回國服務之樂，怎可能離台赴港？故予婉謝。我從來沒見過一位大學校長會坐飛機到另一個城市，只為敦聘一位與他素昧平生的學者，所以我深為感佩他這種熱心求才的精神。

香港科技大學能在二十年間，從無到有，躍居亞洲大學排名第一，世界大學排名第四十，真是成果豐碩。據齊錫生教授告知，該校約有五百位教授，其中五分之二來自世界各地，約有五分之三為華裔資深教授，均來自美國一流學府。該校亦雇用許多香港及大陸有國外留學經驗之學人為教授，故該校是華人菁英學人之大集合，遂能在二十年內，將科大辦成一流大學，這是華人學者之光榮。

胡適先生曾為文敘述芝加哥大學如何從無到有之優異辦校成績。他指出，芝大於一八九一年創立，在第二年開學時，即以高薪挖角美國及歐洲著名學者多人，其中包括八位曾任大學校長之學者，有此批優秀師資，芝大立即被公認為第一流大學。所以，香港科技大學和芝大，恐係現代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在建校一、二十年內即成為世界名校的絕佳範例。我衷心祝福香港科技大學，能早日成為中國之麻省理工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