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之門,從臺灣打開
臺灣不只是被統治的島嶼,而是推動日本南進的實驗場、橋梁與發動機
透過殖民地的視角,重新解讀日治歷史,揭示跨越海域的亞洲格局
——專文推薦——
張隆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本書特色
◆ 以全新視角重新定位日治臺灣的歷史角色。
◆ 結合日本、中國、臺灣與東南亞多國檔案,建構跨地域的帝國史。
◆ 揭示殖民地並非被動的從屬者,而是帝國擴張的關鍵推手。
◆ 適合對臺灣史、日本史、東亞與海域史有興趣的讀者與研究者。
臺灣 —— 從邊陲到樞紐,
日本南進布局的關鍵中介。
一八九五年日本取得臺灣後,這座島嶼不僅成為帝國第一個海外殖民地,也逐漸被建構為連結中國南方與東南亞的戰略門戶。白根晴治以「帝國門戶」為核心視角,重新檢視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南向擴張中的歷史位置。
本書細緻梳理臺灣總督府、企業、軍方與民間移民如何參與日本的「南進政策」,指出在全面征服難以推進的情況下,在臺日本官員如何透過多種替代策略擴展影響力,例如將中國人與華僑納入「臺灣籍民」、延伸警察與情報網絡,以及動員臺灣人參與戰事。商人、警察、通譯、護士與士兵等群體,也在帝國擴張的過程中獲得跨區域活動與地位流動的機會,呈現殖民統治下的複雜且多層次的歷史樣貌。
透過橫跨六國、三種語言的檔案資料,本書將臺灣置於全球性帝國的歷史脈絡中,展現日本帝國、臺灣總督府、臺灣籍民與臺灣人的交錯動態,重新思考日治時期臺灣的歷史意義,並為理解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擴張過程中的角色提供嶄新視角。
▎媒體讚譽
有力且極具原創性。白根對臺灣及其在日本帝國中的定位提出全新視野——在這個視角中,殖民地本身即是殖民政策與實踐的發源地之一。這一觀點有效挑戰了傳統認知,即日本帝國主義僅是從本土向外輸出的產物。
――Evan Dawley(戴維理),古徹學院,《成為臺灣人》(Becoming Taiwanese)作者
對於那些覺得「南進論vs.北進論」二元敘述不足以說明問題,並希望尋找替代性框架,以理解日本自甲午戰爭(1894–1895)至二戰期間看似矛盾的擴張政策的人而言,《帝國之門》是一本必讀之作。
――Yuma Totani(戶谷由麻),夏威夷大學
這是對日本帝國主義與戰爭研究的重要補充。這本研究細緻、行文清晰的著作揭示了殖民地臺灣及其海外子民的角色——他們以自身的視野與野心,共同塑造了日本的南方帝國。
―― Jun Uchida,史丹福大學
本書對日本帝國的新穎視點,集中在臺灣作為更進一步往華南與東南亞擴張跳板的故事上。透過絕妙的清晰文筆與寬廣的視野,《帝國之門》闡明了日本帝國的南進策略,與其令人難以忘懷的遺產。
――Louise Young,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總動員帝國》(Japan’s Total Empire)作者
《帝國之門》以臺灣為中心重新定位日本帝國,它以歷史分析的方式,凸顯出臺灣的地理角色。白根強調臺灣對日本帝國南進擴張的戰略重要性,以及將臺灣作為訓練未來帝國政策人才的實驗場。他的研究也展現了日本在擴張帝國邊界時,究竟應往北還是往南的搖擺不定。白根挑戰了「臺灣只是帝國邊陲的局外人」的觀點,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臺灣作為區域樞紐的地位,以及其對國際關係與戰後局勢的深遠影響。
――Barak Kushner(顧若鵬),劍橋大學,《從人到鬼,從鬼到人》(Men to Devils, Devils to Men)作者
這本清晰的著作,將焦點放在臺灣人與他們在日本向華南及東南亞華語世界的帝國擴張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作者運用了多語言的史料,來描繪那些在種族—帝國階級中被歸類為二等殖民地子民的人身處的閾限狀態。作為一部俯瞰日本帝國政策與政治的歷史作品,本書對代理人、意圖與殖民地的複雜性,都提出了有力的質疑,並挑戰戰後對受害者與加害者、愛國者與合作者的既定詮釋框架。
――Wen-hsin Yeh(葉文心),柏克萊大學,《上海繁華》(Shanghai Splendor)作者
作者:白根晴治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副教授,並為亞洲研究計畫的成員。耶魯大學學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專長為日本近代史,特別是日本帝國、殖民臺灣,以及日中關係等議題。
聯絡方式:Twitter(X)@seijishirane
譯者:鄭天恩
臺大歷史所碩士畢,大隱於市、靜觀紅塵流轉的痴人一枚。曹雪芹與劉姥姥的愛慕者,目前正致力於如何將茄子做出雞肉味的祕訣。譯有《亞洲人物史1:神話世界與古代帝國(神話—6世紀)》、《野球與棒球:跨海的白球與台日百年記憶》、《最後的帝國軍人》、《凱爾特.最初的歐洲》、《文明的海洋史觀》、《珍珠港》、《海上霸權》、《東方直布羅陀爭霸戰》、《諾門罕之夏》、《論點.東洋史學》、《論點.西洋史學》等。
推薦序一 殖民地臺灣的全球史研究/張隆志
推薦序二 從「帝國之門」出發——多元視角下的臺灣、帝國與世界/陳翠蓮
中文版序言
致謝詞
致讀者
東亞與東南亞地圖
導論
第一部 在門戶登場的海外子民
第一章 打開中國的門戶
第二章 華南邊界地帶的臺灣人
第三章 臺灣人在東南亞
第二部 戰時的門戶
第四章 戰爭動員
第五章 占領下華南的殖民地中介者
第六章 往南方前進
尾 聲 戰後的遺產
注釋
選讀書目
中文版序言
《帝國之門》英文版是在二○二二年由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能看到這本書的中文版問世,我極度興奮與感激。我首先想要感謝鄭天恩的嚴謹譯筆,以及聯經出版公司前總編輯涂豐恩先生促成這項出版計畫。
本書的基礎是我從二○○八到二○一四年間,在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完成的博士論文,以及二○一四年到二○二二年在紐約市立大學擔任助教授期間的編纂改寫。身為一名成長在紐約市的日裔美人,我在二○○九年之前對臺灣其實殊少興趣。我剛開始自己的畢業研究計畫時,其實是聚焦在當代的中日關係;在這之前,我已經花費了好幾年在中國與日本研究和工作。但是,二○○九年夏天,一趟前往臺北的研究之旅成了我思路上重要的轉捩點。我從大量的臺灣總督府檔案與出版品中學到了很多,它們很容易取得,英語圈的東亞研究卻殊少利用之。我在臺灣發現了增長迅速的臺灣史領域,並遇到了史學家鍾淑敏(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周婉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慷慨和我分享她們的研究論述。
我深深感謝鍾淑敏與周婉窈,在我於二○一○年旅居臺北、擔任訪問學人的這一年間,對我的盛情招待。鍾博士的研討會對我辨識臺灣總督府檔案中的潦草字跡(崩字),以及深化我對臺灣與日本史學的理解有很大的幫助。我也要感謝林滿紅、許雪姬、蔡惠玉、藍適齊、朱德蘭、吳密察等人的著作。他們在臺灣史領域的先驅性著作,包括第一手史料與口述歷史的收集,成了本計畫的重要基礎。
《帝國之門》是為具有粗淺臺灣知識的英語學術圈受眾而寫的。在我的注釋和選讀書目中明顯可以看出,這本書要是沒有引用大量的臺灣二手資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把我自己的角色,視為一個將頂尖臺灣學術研究引薦到英語圈的學術與文化中介者。
本書是第一本在日本南進擴張的地域性脈絡下,跨越五十年軌跡論述殖民地臺灣的學術作品。它發展出一種對於臺灣總督府及其海外臺灣子民(臺灣籍民)在華南與東南亞的完整視野;這個研究主題之前在中國、日本與英國,已經由不同學者進行過片斷的論述。本書的另一個貢獻是把臺灣的故事和殖民地朝鮮以及日本帝國的研究詳盡地聯繫起來,也就是把臺灣放在一個全球性帝國的歷史脈絡(如同印度之於大英帝國)中去探索。這對讓臺灣豐富的歷史贏得更多受眾,並在英語圈的全球帝國研究中散發出新的分析光芒,都是很重要的。
本書透過理解日本帝國內部勢力的敵對競爭(比方說臺灣總督府與外務省)、和外部各帝國間的彼此較勁(比如說日本與西方列強),將臺灣概念化為「帝國的門戶」。為了達成這點,我採取多語言與多重檔案的方法,不只侷限於使用日本、臺灣與中國的史料,也採用了英國、美國與新加坡的資料。我希望本書可以在中文圈的讀者中引領出一個討論的新方向。
我想將這本書的中文版獻給吾友李佩蓁。佩蓁是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在二○二四年三月時不幸過世。我在二○一○到二○一一年於臺史所擔任訪問學人的時候,曾經和佩蓁共享一間辦公室。當時我們兩人幾乎每天都一起用餐,我關於臺灣的知識,從臺灣的參考資源、歷史到日常生活,很多都是承蒙她教導。我記得在二○一一年時曾對她說,希望看到她的名字有一天以專任研究員的身分掛在臺史所的辦公室上,因此當她在二○一九年夢想成真、成為臺史所助研究員時,我感到無比開心。她已經達到了自己學術追求的重要里程碑,我很高興能夠跟她一同分享這本書的英文版。二○二三年夏天,她邀請我前往臺史所進行這本書的演講,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我對她深感懷念,並要對她的家人、特別是女兒張主顥,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
導論(節錄)/門戶的主角
某些歷史學家聲稱日本帝國和它的西方同僚不同,因為日本人和他們的殖民地子民共享了種族和文化的親近性。確實,比起西方列強在美洲、非洲、亞洲那些相隔天涯的殖民地,日本早期獲得的領土如臺灣、朝鮮和滿洲,在地理上都很接近日本母國(內地)。更進一步說,當帝國的道德正當性遭到質疑時,日本人嘗試透過泛亞主義言論和基於共享遺產的同化政策,來合理化殖民統治,其代表口號就是所謂的「同文同種」(dōbun dōshu)。可是在實踐上,日本的同化統治其實充斥著矛盾,並且在階層化與歧視性上,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統治基本上沒有兩樣。
日本的統治方式正如波本克(Jane Burbank)與庫珀(Frederick Cooper)所說,屬於「差異政治」,透過差異性的族群政策來保持帝國的階層。族群中日本人是最高階的子民,擁有公民和社會權利;臺灣人和朝鮮人被歸類為第二階級,無法平等取得教育、福利或徵兵義務的機會。儘管如此,在官方與大眾的日本論述中,臺灣人和朝鮮人還是「同胞」(dōhō);並且由於他們的殖民從屬,他們在法律與公民權的地位上理所當然高過中國人。
大部分西方列強在一次大戰期間,都徵召殖民地子民擔任武裝士兵,但是日本並沒有這樣做。雖然日本在殖民地間鼓吹一種共享種族文化遺產的泛亞主義言論,但日本帝國在一九三○年代晚期前並不信任殖民地子民,更別提提供武器,直到與中國的戰爭全面爆發,需要大量軍力支援為止,情況才改變。日本當局長期大力宣傳朝鮮人和日本人有著共同的祖先血脈,並在一九三八年開始徵召朝鮮子民。但是他們認為臺灣漢人跟日本人之間有著更遠的種族距離,在遺產方面也是與海峽對岸華南的漢人共享;這使得日本人憂心臺灣人的忠誠,直到一九四二年,也就是戰爭爆發數年後,日本人才開始考慮武裝臺灣人。
雖然害怕臺灣子民的親中感情,但日本人也重視他們的中國血統與文化;這讓他們在延伸日本的影響範圍到東海與南海時,發揮了很大的功效。為了彌補日本在華南的移民與資源不足,臺灣總督府積極歸化數以萬計居住當地的華僑,使他們成為海外臺灣子民。當時,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對他們在中國條約港的中國子民(從香港、馬來亞到菲律賓),在中國通商口岸享有的治外法權保障越來越嚴格。相對於此,日本殖民當局則擁抱數量日益成長,希望因歸化而獲得臺籍人民治外法權的中國人。在二十世紀之交,福建的臺灣人人口壓過了西方移民,這有助於日本在這個省分宣稱其帝國主義霸權。隨後,臺灣總督府利用海外臺灣人與當地中國人共享的語言與血脈聯繫,從而調和中日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的夥伴關係。
但是,海外的臺灣人並不只是日本帝國的馬前卒而已。他們通常會致力發揮自己介於多國籍與多治權間的閾限地位,來促進其非法事業,或是不顧政府利益的反帝國活動。臺灣人會利用他們在當地的中國人脈與日本的治外法權地位,來發揮其強大的力量。舉例來說,居住在廈門的臺灣望族(板橋林家與霧峰林家,兩者並無關連)成員,通常會保持中日雙重國籍。某些人為根據地在臺灣的公司工作,同時也擔任當地中國官員,以他們認為適合的方式從中日當局的政治經濟管道中取利。因此對日本人來說,華南既是機會,也是焦慮的根源,因為他們並不總是能控制海外臺灣人的活動與忠誠。
殖民地子民在海外發揮力量的現象,確實不只限於臺灣。操縱國籍和治外法權以及走在領土與社會邊界上的違法行為,早就是帝國邊陲殖民經驗的核心。但是少有其他帝國像日本這樣,擁有臺灣漢人以中國人身分提供給帝國的種族文化紅利。在大部分其他案例中,帝國不是從當地的歸化者受惠,而是透過實際移入的殖民地子民來獲利。舉例來說,數以百萬計的印度裔英國子民跨越印度洋到非洲與亞洲,擔任勞工、商人、警察與士兵。在中國的條約港,規模龐大的印度和中東子民以帝國中間人的身分進行服務。印度錫克教徒因為他們表面的軍事背景以及忠誠的好名聲,擔負起英國在殖民地香港、上海租界與其他條約港的大部分警察力量。至於在中國條約港的商業活動,印度與中東子民則發揮治外法權,管理起英國在中印之間的鴉片貿易。區別海外臺灣人與他們的英國同僚的,是臺灣人和當地中國人共享的種族與語言紐帶。
早在日本於一九三一年從中國手中奪取滿洲以前,數以萬計的朝鮮人已經定居在那裡。但是,他們大多是移民,而非歸化的中國子民。朝鮮移民大部分是赤貧的農民,他們離開朝鮮是為了尋找更適合的機會來從事水稻農耕。其他朝鮮人則移民到滿洲城市,擔任商人與走私販子,許多人得益於日本治外法權的保護,參與了非法的鴉片貿易──就像他們的臺灣同僚在華南做的一樣。朝鮮人積累的鴉片收益是日本最大毒品經濟中的一部分,而這個體系由滿洲的關東軍所掌控。相較之下,在華南沿海活動的臺灣鴉片掮客和中國當局共享利潤(無論是軍閥還是中國國民黨),但沒有和日本官員分潤,直到日本於一九三八年占領這個地區。某些朝鮮人也會為了政治而非經濟因素移居滿洲。就像遷徙到華南、華中,參與反日運動的臺灣人一樣(參見本書第二章),朝鮮的運動家也會在滿洲尋求避難所,好躲避警察迫害,並形成反日抵抗團體。
直到中日戰爭與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當局才開始派遣數以萬計的海外臺灣人參與軍事占領(與戰前讓華南中國居民歸化的策略形成對比)。臺灣總督府遊說擴張它的行政力量,使其超越臺灣,成為包括華南海岸、南海群島、密克羅尼西亞在內的「南方殖民地」的領袖。這個計畫獲得了日本海軍支持,他們在一九三九年從法屬印度支那手中占領了南沙群島,這些島嶼隨後被置於臺灣的管轄下。但最後,總督府在日本對華南的占領中,被侷限於合作而非領導的角色,當地仍然是處於陸軍與海軍的管轄下。儘管如此,日軍還是仰賴臺灣的機構與人員來進行地區營運,以管轄華南沿海。尤其是在戰時的廈門與海南,海軍求助於數以萬計擁有雙語技能的臺灣人──包括戰前的當地居民,來幫忙恢復公共秩序並管理工商業。
在戰時的華南與東南亞,臺灣人在帝國階層之內仍然被歸類為低於日本人的二等階級,但比當地居民以及盟軍戰俘的地位要優越。就像他們的朝鮮同僚,漢人與臺灣原住民在軍事服務方面,體驗到了日本的強制與社會壓力。但是,許多臺灣人也出於愛國心和信念,志願加入日本的戰爭任務。從軍事協助到護士,自稱愛國的臺灣人和中國人以及西方盟軍交戰,以證明他們和日本人一樣有能力且忠誠。甚至是對日本人懷抱有衝突情感的臺灣人,也被戰時的海外機會所吸引──這些機會比起臺灣不只報酬優渥,也更有威望。檢驗臺灣人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讓我們得以更好地理解戰爭記憶、認同,以及民族主義的脈絡,正是這些脈絡,導致了日本的南進。
推薦序一/殖民地臺灣的全球史研究
張隆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帝國之門:日治時期南進擴張浪潮下的臺灣人》是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白根晴治教授的重要作品。英文原書於二○二二年出版後廣獲學界好評。如今以中文譯本問世,相信將引起臺灣近現代史讀者們的高度興趣與關注。
去年由於《聽海湧》及《由島至島》等優秀影片的上映,臺灣人的海外經驗,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臺籍日本兵的複雜境遇及其戰後回憶等課題,引起眾多觀眾的熱烈迴響及討論。無論是學院歷史研究者在史料發掘與踏查訪談的成果,或是大眾歷史工作者在影視出版及博物館展示的努力,都有助於臺灣公民重新認識殖民地臺灣的歷史軌跡,進而思考戰爭與解殖、認同與記憶等當代議題。
白根教授是美國東亞歷史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新銳學者,在耶魯大學及普林斯頓大學接受完整歷史學訓練,專攻日本近代史,特別是日本帝國、殖民臺灣,以及日中關係等課題。本書由他的博士論文增補改寫而成,主要分析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殖民地臺灣在日本帝國南向發展的關鍵地位,進而探討二十世紀上半葉臺灣人在中國華南及東南亞等地的海外經驗及其重要角色。作者以「帝國門戶」(Imperial Gateway)為核心概念,從海外擴張與戰爭動員兩個敘事主軸,呈現殖民地臺灣菁英與民眾的歷史風貌及戰後遭遇。全書結合敘事與分析,文字流暢生動,是本可讀性極高的佳作。
綜合而言,本書有以下研究特色和學術貢獻:首先,如同多位美國東亞史學者所指出的,本書是首部以臺灣及臺灣人為主體的日本近代史及帝國史研究論著。作者不但超越傳統「帝國中心vs.殖民地邊陲」的二分架構,更以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與臺灣人海外活動的具體案例分析,正面挑戰過去以日本內地及上層政治為焦點的解釋典範。
其次,如同作者在中文版序言所強調的,本書的史料與研究奠基於多語文的跨國史料研究,尤其是珍貴的《臺灣總督府檔案》及近年來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各大學所累積的日治時期臺灣史料及口述歷史成果。而本書英文版的學術貢獻之一,則是將臺灣史學界在史料與研究上的豐富成果引介給英語學界的讀者。以下試引幾段作者在序言的自述與大家分享:
「本書是第一本在日本南進擴張的地域性脈絡下,跨越五十年軌跡論述殖民地臺灣的學術作品。它發展出一種對於臺灣總督府及其海外臺灣子民(臺灣籍民)在華南與東南亞的完整視野。」
「我在臺灣發現了增長迅速的臺灣史領域,並遇到了史學家鍾淑敏與周婉窈,慷慨和我分享她們的研究論述。⋯⋯我也要感謝林滿紅、許雪姬、蔡慧玉、藍適齊、朱德蘭、吳密察等人的著作。他們在臺灣史領域的先驅性著作,包括第一手史料與口述歷史的收集,成了本計畫的重要基礎。」
「《帝國之門》是為具有粗淺臺灣知識的英語學術圈受眾而寫的。在我的注釋和選讀書目中明顯可以看出,這本書要是沒有引用大量的臺灣二手資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把我自己的角色,視為一個將頂尖臺灣學術研究引薦到英語圈的學術與文化中介者。」
最後,本書作為日本帝國史與殖民地臺灣史的研究,實可當作近年來比較殖民主義及後殖民歷史研究的重要案例。作者除了「把臺灣的故事和殖民地朝鮮以及日本帝國的研究詳盡地聯繫起來」之外,更進一步「把臺灣放在一個全球性帝國的歷史脈絡(如同印度之於大英帝國)中去探索」。透過「帝國門戶」的核心概念,作者深入探討殖民地臺灣在政治、社會與經濟上的多重意義。
如同作者在六章正文中所呈現的,在殖民地臺灣的日本官員並非單純服從中央命令,而是積極推動南進擴張:包括將華南中國人納入「臺灣籍民」、延伸殖民地警察網絡,乃至動員臺灣人參與戰爭。另一方面,臺灣商人、幫派成員、警察、通譯、護士與士兵等不同群體,也在帝國擴張浪潮中尋求機會與流動。全書深入分析臺灣總督府、企業、軍方與民間移民在日本「南進政策」的不同歷史角色,從而呈現警務、貿易、教育、醫療與情報網絡的交錯動態。臺灣不僅是帝國連結南中國與東南亞的中介空間,更是帝國戰略與文化想像的實驗場。而殖民地不僅是帝國邊陲,更是主動影響帝國發展的歷史動力。
總而言之,《帝國之門》一書實為殖民地臺灣的全球史研究(the global study of colonial Taiwan)。如作者所言,本書採取多語言與多重檔案的方法,結合臺灣、日本、中國、英國、美國及新加坡等六國資料,並善用平民大眾與軍職人員的口述史及回憶錄,進而從跨國與比較的視野,讓臺灣史在英語圈贏得更多受眾,並在全球帝國研究中散發出新的分析光芒。面對當代臺灣及世界真假歷史紛亂,記憶認同交織的關鍵時刻,謹在此向大家鄭重推薦此一佳作!
推薦序二/從「帝國之門」出發——多元視角下的臺灣、帝國與世界
陳翠蓮(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
多年前,我曾聆聽過白根晴治教授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學術演講。那是近史所明清研究委員會「中西檔案讀書會」所舉辦的演講活動,白根教授剛剛取得博士學位不久、順利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歷史系。他看起來還像博士班學生一樣年輕、氣質沉靜,侃侃而談有關華南地區「臺灣籍民」問題,生動地說明華南地區許多中國人為何積極歸化成為理應是民族敵人的日本帝國統治下的臺灣籍,甚至取得英、法、荷、西等多重國籍在複雜的華南地區活動。白根的研究發現與先前對臺灣籍民的觀點很不一樣,他以種種豐富史料為基礎,並提出符合人性趨向的論證。這場演講內容十分精彩,令人驚豔,因此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二○二二年,康乃爾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Imperial Gateway: Colonial Taiwan and Japan’s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895-1945一書,這是白根晴治教授改寫其博士論文而成,我早早就入手拜讀。很快地,聯經出版公司在二○二六年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讓臺灣的讀者們也得以分享此一優秀的研究成果。
本書由兩個部分所構成:第一部分討論「臺灣籍民」(本書翻譯為「海外臺灣人」)的特殊樣態。第二部分聚焦戰爭時期臺灣人在華南與東南亞所扮演的多重角色。這是兩個範圍不完全相同、卻又具有相關性的人群,白根教授以驚人的能力消化大量檔案史料,抽絲剝繭加以組織,並透過生動流暢的筆調敘述這些人群的複雜處境與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
過去,學界已累積不少有關臺灣籍民的研究成果。但是,早年的成果大多批判臺灣籍民、尤其是在廈門的臺灣人,讓人以為臺灣籍民以黑幫浪人為主,以開煙館、設妓院、賣鴉片為業,貪瀆利益、欺凌剝削同是漢人的血緣同胞、受臺灣總督府驅策、甘作日本帝國走狗,是所謂「臺灣歹狗」。部分研究者懷抱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甚至認為臺灣籍民的存在擴大了中國人與臺灣人之間的仇恨與矛盾、加深大陸與臺灣之間誤解的鴻溝,是戰後省籍情結的起源。
白根教授的研究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告訴我們不一樣的故事:首先,臺灣籍民並不都是臺灣人,僅以廈門一地為例,一八九七年只有二十一名臺灣人,到一九三六年間已經增加至一萬多人,其中大多數是「假冒籍民」,亦即中國人遠遠超過真正的臺灣人。中國人垂涎臺灣人的身分的原因是,消極來說,具有日本國籍可以享有治外法權不受清國法律管轄,可以免除苛捐雜稅、避免中國官吏私下收取規費,可以從事煙館、賭博、賣淫等非法事業;積極而言更可以獲得日本領事館的保護,對付中國官吏、土匪的侵擾,或在商業借貸中的爭取利益等等。其次,書中以具體的例證說明日本帝國利用臺灣籍民合作互利的運作模式。日方看中臺灣籍民具有中國籍的身分,得以排除西方列強的競爭,有助於日本帝國伸展海運、鐵路等各種經濟利益,使華南地區成為其勢力範圍。臺灣籍民也透過發行報刊、興建醫院、設立書院等方式進行文化侵略,甚至動員惡名昭彰的黑幫籍民鎮壓反日運動。而臺灣籍民願意與日本官方合作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在日方保護下換取自身的商業利益、擴大政經網絡,他們並不是日本帝國操控下的工具,而具有極大的「能動性」。再者,正因為臺灣籍民的高度逐利性格,臺灣總督府與臺灣籍民的關係並非一直都是合作愉快,事實上總督府對臺灣籍民並不信任,苦惱於他們難以控制,甚至認為部分人士的行事風格損害帝國國際形象,這使得雙方的關係緊張且微妙。
本書的第二部分描繪戰爭時期臺灣人在華南與東南亞的多元參與角色,例如在海南島,日本帝國亟欲打造「第二個臺灣」,借重臺灣的農業知識與農耕人員。在廈門,臺灣人是日本帝國的代理人、廈門市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九四○年代超過四分之一的警察、法院、教育人員由臺灣人擔任。大東亞戰爭時期,臺灣則是日本前進東南亞的基地,包括臺北帝國大學的熱帶醫學研究、臺灣軍伕擔任通譯角色、高砂義勇隊的叢林作戰等等,都共同協力於帝國的南方推進。本書不僅描述這些現象,他的主要貢獻在指出臺灣人協力戰爭並不完全是被迫,而是摻雜了報酬優渥、愛國熱情、警察威脅等多種樣態的結果。他也觀察到,即使在戰爭前線日本帝國與殖民地臺灣人民的關係依然階級分明,在軍中包括軍伕、通譯、慰安婦等臺灣人的「二等公民」界線並未消除;但是戰爭結束後,東南亞民眾眼中「二等帝國主義者」臺灣人成為被追究責任的對象。
看似兩個不太相同的主題,如何合理的並置成為一個整體?白根教授以兩大論述貫穿全書:其一是,他揭示日本帝國統治臺灣人的巨大矛盾在於,一方面臺灣總督府不斷要求臺灣人「日本化」、「同化」,一方面又必須借重臺灣人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文化特質,前進華南與東南亞。其二是,他敏銳地指出日本帝國並非堅實團結的一體,政府各部門為了護衛自己的權力疆界而有不同的政策順位考量,以致內閣與臺灣總督府、帝國海軍與陸軍、臺灣總督府與軍方不時出現緊張關係,對於占領華南、殖民海南或南方擴張經常處於相互牽制的狀態。
本書跨越民族主義取向與道德批判角度,帶領我們以多元視角觀看日本帝國在華南與東南亞擴張時的思維、布局與內部競爭,及帝國控制人們的處境、侷限與能動性。透過述說這段歷史的複雜面貌,我們得以檢視長期以來過於簡化的教化灌輸,貼近那個時代人們的情感與抉擇,藉此梳理集體記憶與認同,並重新思考臺灣人與中國及東南亞人群的關係。
第六章 往南方前進
⏹︎ 臺灣對「南方殖民地」的野心
在一九三七年與中國爆發全面戰爭,導致日本大眾的目光轉向北方之前,臺灣總督府在一九三○年代致力於將他們的統治範圍更往南延伸,直抵東南亞。他們找到了一個樂意合作的盟友──海軍,受到一九三一年滿洲事變的刺激,海軍對於如何擴充自己的預算與運作好跟上陸軍日益升溫的華北戰事深感焦慮。但是外務省擔心損害與東南亞西方強權的關係,所以總督府和海軍的野心跟他們的路線相互牴觸。
被西方列強暱稱為「南海巴爾幹」的南沙群島變成一個早期的爆發點。南沙在戰略上鄰近印度支那、婆羅洲與菲律賓,一九三三年七月,法國海軍把南沙群島納入印度支那的管轄下。日本外務省拒絕承認法國對這些島嶼的主權宣示,聲稱來自臺灣的日本移民在一九一○年代已經搶先一步開發南沙的自然資源。根據總督府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的調查,一位住在臺灣北部港市基隆的日本企業家小松重利,在一九一六年成為第一位調查南沙經濟潛力的人。三年後,小松和以東京為基地的拉薩磷礦公司聯手,前往南沙採掘磷礦。因此日本當局主張,有權力領有這片島嶼的是他們而非法國。
在一九三五年給外務省的一份後續報告中,總督府堅稱南沙群島對日本的南進相當重要。南沙群島充滿了磷礦、鳥糞層以及水產資源,在作為往東南亞航行的船隻與飛機的燃料補給站上,它們也充滿了潛力。一年後,無視於法國的主權宣示與外務省的保留態度(試圖避免外交衝突),總督府和海軍聯手支援平田末治(生於一八九三年)在南沙群島發展漁業、磷礦石以及運輸方面的基礎建設。平田是一位以臺灣南方港市高雄為根據地的日本企業家,一九二○年代,他就已經以先驅者之姿在其他南海群島如東沙、西沙進行礦業開採。這次,總督府給了平田基礎設施(包括運輸工具、無線電、氣象資料,以及冷藏設備等)的成本補貼。第二年,海軍派了士兵到南沙群島,去協助保衛平田新建立的水產公司。
印度支那的法國當局也派出他們的殖民地代理人──越南技師,來反擊日本在南沙的行動,這些技師在一九三八年於南沙群島發展法國的海事基礎建設。第二年,當法國試著豎立一座紀念碑來紀念獲得南沙時,從臺灣派出的日本海軍船隻立刻以占領島嶼作為回應,並要求法國撤出人員。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東京內務省宣布南沙群島已經正式置於臺灣轄下,成為高雄市的一部分。法國在英美支持下抗議日本的接管,三國都害怕這片島嶼會被當成空軍基地,來攻擊他們在印度支那、新加坡與婆羅洲的殖民地。可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對德國在歐洲擴張日益升高的焦慮阻止了西方列強對南海的軍事干預。
臺灣總督府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於高雄神社公開慶祝了他們獲派控制南沙群島這件事。日本在南沙的太平島設置了領土紀念碑,上面寫著「高雄州高雄市新南群島」。五月,總督府允許平田將他的水產公司擴展到這片島嶼新獲得的部分。在一份關於臺灣合併南沙、興高采烈的報告中,平田展現出他對於更進一步推展日本的漁業,使之成為「大日本帝國在南海生命線」這一機會的熱情。同月,總督府從高雄派出了二十名官員前往調查南沙群島。根據調查人員的建議,總督府輸出肥料,在南沙建立菜園,又在當地派駐高雄的警官,還建設了海事和運輸用的基礎設施。
臺灣在一九三九年合併南沙群島為領土這件事,激發了總督府更進一步擴張統治權到密克羅尼西亞的勇氣,密克羅尼西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從德國手上接管而來的土地。到了一九三○年代,臺灣總督府和密克羅尼西亞的南洋廳變成了在殖民地方面相互競爭的對手,兩者都和海軍聯手,圖謀獲取推進南洋擴張的權力。一九三六年,類似於臺拓,南洋廳也建立了自己的南洋開發公司──南洋拓殖株式會社,來擴張往東南亞的海洋資源與航運。海軍也支持臺灣和密克羅尼西亞在和平經濟發展的掩飾下,進行軍事化的轉換,好避免激怒西方列強。
早在一九三六年,幾位海軍軍官就已經提議,臺灣和密克羅尼西亞應該整合在臺灣總督府的底下,從而建立起一個「南方總督府」。他們聲稱,臺灣和日本、密克羅尼西亞以及南海的相對接近性,讓它成為一個統治南方的理想中心。比起南拓(二千萬日圓),臺拓更大的資本投資(三千萬日圓)也反映了臺灣在南進上的經濟優勢。一九三八年九月,臺灣總督府也起草了一份類似的計畫,希望能將臺灣、密克羅尼西亞、海南以及南海群島全都歸於他們的統治下。一九三九年中,《大阪朝日新聞》報導,總督府渴望整合臺灣、南沙與密克羅尼西亞的經濟,成為一個和日本、中國、滿洲組成的「北方圈」平行、自給自足的「南方圈」。據臺灣總務長官森岡二朗所言,臺灣島的位置以及累積有關南方的知識,讓它成為引導日本經濟南進的理想地點。一個由臺灣領導的南方總督府,將可以把臺灣和密克羅尼西亞相互競爭的地區事務整合起來,並且以一種更大規模、讓人想起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形式來營運。一九三九年六月,臺灣總督府出版了一份地圖,將臺灣設想為暫時的帝國中心。這份題名為「南進之據點臺灣」的地圖,把臺灣用黑點標示為地圖的中心,外面則是一圈圈環繞這座島嶼、朝著亞洲其他地方漸漸擴大的同心圓。
負責監督臺灣與密克羅尼西亞的日本拓務省,一開始支持臺灣總督府推動建立南方總督府的計畫。拓務大臣小磯國昭(一八八○-一九五○年,一九三九-一九四○年在任),一位一九三○年代曾在滿洲與朝鮮擔任指揮官的陸軍將領,在一九四○年四月造訪了臺灣。小磯告訴總督小林說,他贊成在臺灣底下建立一個整合的南方統治機構,以消弭機構間的齟齬,並讓南方經濟政策更有效率化。
雖然有拓務省的支持,總督府還是沒能說動軍方以及東京內務省同意他們將自己的統治權延伸到密克羅尼西亞。東京中央政府擔心把太多對南方的統治權力託付給臺灣,會破壞日本殖民政府間的平衡。不只如此,密克羅尼西亞位在美國連結夏威夷與菲律賓的航線上,而在一九三○年代晚期,日本軍方已經預期會與英美列強有所一戰。故此,海軍和南洋廳合作,在密克羅尼西亞增強軍港與機場的建設。在中日戰爭期間,海軍完全接掌了當地主要的海、陸、空設備更新。一九三九年,海軍在密克羅尼西亞建立了第四艦隊,來監督機場、通訊設施以及燃料槽的建設。當年四月,海軍提出了一份〈關於南方政策之總藍圖〉,鼓吹透過獲取東南亞的戰略原物料,來促進臺灣與密克羅尼西亞的工業化。同時,海軍強調臺灣總督府和南洋廳都應當服從軍方的戰略命令。海軍視他們駐紮在密克羅尼西亞的戰艦和飛機為攻擊美國的關鍵,因此不希望把他們對密克羅尼西亞的實質控制轉移到總督府手中。雖然某些海軍成員還是支持總督府對密克羅尼西亞的主張,但日益升高的備戰情勢,讓海軍在密克羅尼西亞的力量凝結起來,也因此排除了臺灣的任何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