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革命人生

緒論

一九八九年夏，全球的電視台傳送了中國首都北京有個形單影隻的年輕人手中提著購物袋，站在一排沿著長安大街要開往天安門廣場的坦克車前。他往左走了幾步，然後又向右跨了幾步，想擋住這些強大機器的去路，而他那些孤伶伶的袋子還在手上一無防備地晃著。

六月五日，中國領導階層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透過軍隊的協助要在首都「恢復秩序」之後，這些特寫鏡頭也隨之結束。這場四月中開始進行的學生與市民的示威活動要求真正的民主、公民權以及消滅貪腐，這威脅了官僚政治的絕對權力。這場自由運動不只咬住了北京，也緊抓住許多大城市。儘管已呼籲無數次要這些不受控制的年輕人返家，但他們並不想放棄他們的抗議行動。因此國家領導們必須在使用武力和提出讓步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做出了選擇，以鮮血染紅了通往天安門的街道。

很可能這些年輕的造反者認為「柔克剛」，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老子這個古老的概念證實並不可行。中國極權政權鎮壓了反對運動，並指控其為企圖進行反革命暴動。接著倖存者開始在中國各城市街頭上投擲砸碎 的玻璃瓶碎片，作為象徵性與絕望抗議的標記。鄧小平的名字「小平」正好轉換成「小瓶」。

然而，最後一次爆發的抗議活動非常短命。日子繼續過下去。遭到射殺或被坦克壓死的人都已經埋了起來。服完刑期之人也獲釋出獄。逃過一劫的造反學生重返校園，完成他們的高等學業並開始工作。經過二十六年之後，中國年輕人對於當時通往天安門廣場街頭以及在廣場本身所發生之事近乎一無所聞。無人膽敢公開討論這場大屠殺，這麼做是非常危險的。天安門事件是現代中國三個英文Ｔ字頭禁忌之一，另外兩個是臺灣（Taiwan）與西藏（Tibet）。

總之，有些人會說為何要重提不堪的過往？畢竟中國現在正跳躍發展，消費市場滿是各種商品。看起來這個廣袤國家的現代化是近在咫尺。大多數的中國人展望未來，而非回首過去。三十七年的經濟改革──同樣的這個鄧小平正是市場社會主義的設計師、創始者與帶領者──導向一個全世界開始談起「中國奇蹟」的局勢。

因此或許中國領導人鎮壓這些自由派是對的決定。畢竟，中國並非美國。又何嘗不是經過數千年專制的「天朝子民」顯然適應了領導階層的專制權力？

誠然，那些對專制統治或通曉或無知的辯護者引起了如此的爭論。然而，老子認為在中國是「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同時期的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出於相同的理由，孔子也相信世上的四惡之一是「不教而殺謂之虐。」

要是鄧小平錯了呢？如果沒有鄧小平以本國年輕人的鮮血褻瀆首都的街道，中國是否已經攀到其經濟高峰？

儘管一直都都有人試圖做出快速的評斷，可是回答這些問題實非易事。畢竟，答案不是只存在於中國近期的歷史 中，還須連結我們對這個「中原帝國」（Middle Kingdom）走過二十世紀一路以來的瞭解──那是條艱困、曲折又戲劇性的道路，帶領著中國從一個西方世界的半殖民地到成為世界強權，從一個落後、古老的君主制到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

當然答案也與對這名中國主要領導人鄧小平的評價連結一起。他是什麼樣的一個人？他是如何上臺？在中國革命和建構社會主義過程中，他又扮演了何種角色？他那非比尋常的改革試圖把中國轉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生體，其源頭和要素又是從何而來？ 為何他最終派出軍隊前去鎮壓抗議的青年學子？

那些認識鄧小平的人，包括全球主要政治人物在內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描述他，可是他們也都承認他那獨到的才能。這其中有赫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福特（Gerald R. Ford）、卡特（Jimmy Carter）、雷根（Ronald Reagan）和老布希（George Bush）。即便是生性猜忌與多疑的毛澤東兩度把鄧小平趕出政治局，依然重視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鬧得最兇期間（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也不允許任何人摧毀他。

我們該如何具體描繪鄧小平？他是一名長壽的革命家，從上個世紀初一直活到世紀末。在無數的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事件中，他既是見證者，又是積極的參與者。他躋身 位列於毛主席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內最高階領導人，並從「偉大舵手」的所有接班人中勝出。或許重新思考鄧小平的基本信仰既漫長又曲折的道路，其中最引人入勝之處是他不僅自己從毛澤東社會經濟烏托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同時協助其人民看清這一切。可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無可挑戰的獨裁統治形式的必要性，他依然深信不疑。當對民主的願景衝撞及此，鄧小平只看見混亂的鬼魅。他一意孤行，不願再往前進。總之，鄧小平並不信任他與同志們所宣稱統治的中國人民，他拒絕把國家的領導權交給整體社會。

鄧小平最終還是活在他的年代，只能完成他所能設想到的事業。他無法像蘇聯的戈巴契夫，無法徹底克服他自我的集權主義世界觀。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改革者，而非埋葬者。

此書是要破解鄧小平這樣錯綜複雜的人物。本書依據了中國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和國際共產運動的早期 祕密檔案。檔案來源的核心包含了莫斯科「俄羅斯國家社會與政治史檔案館」（即「前蘇共中央委員會馬列主義研究所中央檔案局」）中先前大量未解密的鄧小平個人資料，以及鄧小平家庭成員的資料。除了俄羅斯檔案資料的新文件之外，也參考了多達三千三百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文件資料，諸如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以及其他人。這是第一本使用了所有這些資料的鄧小平傳記。

能取得其他檔來源尤其要感謝中國、俄羅斯、美國和西歐歷史學者們的努力，他們的資料也同等重要並善加使用。這些包括了鄧小平與其他中國領導人演講、文章、信件的內容，中國共產黨高層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蘇聯共產黨的會議紀錄報告，美國政府和它國政府的官方檔，還有鄧小平與世界上其他最高領導人之間的對談紀錄。於公於私認識鄧小平之人：他的妻子們、兒女們、兄弟姊妹、同僚、秘書、警衛以及其他身邊的成員；他們不可勝數的回憶重要性不遑多讓。主要作者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親訪過許多認識鄧小平之人，與鄧小平共事之人或是受到鄧小平政策與作為影響之人。後者之中最為廣為人知的是「西單民主牆」運動（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中國異議份子領袖魏京生。潘佐夫無數次走訪鄧小平出生地中國四川，以及其它在中國與歐洲與鄧小平一生有關連的地方期間，蒐集到許多獨特的資料。本書也幾乎用盡了現有的中文、俄文、英文與法文的二手資料。

本傳記是以前一本廣受好評《毛澤東：真實的故事》的相同筆調完成的客觀研究。對其所要描述的主人翁採用了相同平衡性的描述方式，既 不高舉鄧小平作為改革的典範，亦非僅僅視其為「北京屠夫」的其中一員。

鄧小平在中國現代史的重要性值得對他做出如此詳細與客觀的評價。本書並非是政治性的小刊物，而是以敘事風格來呈現多年潛心學術研究的成果，意味著對於大眾讀者而言是本平易近人、饒有趣味又引人入勝的書。本書試圖重建鄧小平、毛澤東以及他們所有的朋友、敵人所營造出的具體歷史局勢，我們一心嘗試要避免受到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偏見影響。這是正確理解先人們的唯一方式，同時也是尊重歷史的唯一途徑。如果從自己的政治觀點出發撰寫歷史，就永遠無法成為客觀的歷史紀錄，反而是政治指控。如果客觀地書寫，我們是否會缺乏「道德規範」？完全不是如此，歷史是充滿生命力的。當我們翻閱歷史時，可以感受指尖上的生命力。我們無法找到完美的歷史人物。想想凱薩大帝（Julius Caesar）、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拿破崙（Napoleon）；反思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喀爾文（Jean Calvin）以及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人生；思索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列寧（Vladimir Lenin）與蔣介石。以美國人的脈絡而言，這反映在有如蓄意殘害數百萬名美洲原住民的傑克遜（Andrew Jackson）總統；更不必提那些對美國奴役非裔美國人提出合理化說法的眾多傑出人士。他們全都是只有單一面相的狂熱份子或壓迫者嗎？幾乎不可能如此。他們都是具有爭議的人物。甚至是十分極端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史達林（Josef Stalin）的一生，都應該做出客觀研究。當然這兩名獨裁者的作者們都深知這兩人該為發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負責，也不該遺忘希特勒在大屠殺（Holocaust）中所犯下的罪行。顯然唯有多面相去描繪這些人物──即便是其中最為可惡之人──方能協助我們破解複雜的歷史現實。是我們才需要真理，而非那些早已辭世的領導人。

我們一絲不苟的研究有助於呈現鄧小平這樣充滿許多矛盾的人。鄧小平和其他人一樣，有正反兩面的個性，有弱點也有強項。對於那些視鄧小平為一九五○年代初期反對毛澤東左派政策的「溫和派」的傳統觀點，我們看法相反；我們展現出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前幾個月，儘管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受到毛澤東的迫害，他一直都還是毛澤東真實的門徒，對「偉大舵手」忠心不二。從一九三○年代初期他們兩人首度開始合作起，鄧小平就傾心支持毛澤東。他熱烈地支持毛澤東一九五○年至五三年之間的土地改革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達林化、經濟的社會主義化以及「大躍進」。直到一九六一年五月底，鄧小平才真正開始對於左派政策提出部份的批評；可是直到毛澤東在一九七六年過世前不久，他才展現出反抗之心。
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多面相的個體，無法以黑白二色加以描繪。在鄧小平正面功業中包括削減了中國百分之五十的貧窮人口。他也將中國帶往與國際體系進一步大整合的道路之上，並該對中國現在的樣貌負起責任。可是鄧小平絕非一名自由派，他到臨死之前甚至變得和毛澤東一樣，多疑且無法忍受異己。雖然到了一九七○年代末，他開始透過「實事求是」的口號來拆毀毛派烏托邦；到了一九八○年代末，他已經開始認為自己是真理的最終源頭。就是此種質變不僅造成鄧小平與部份身旁親近人士之間的衝突，也發生在他與相信鄧小平早期自由派計畫的中國社會中部份重要人士之間。

我們展現出鄧小平終其一生職涯在國共革命年代、土地改革、為社會主義鬥爭以及文革期間，不僅是名虔誠的共產黨黨員，同時也是一直深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黨工。對於鄧小平而言，只有作為達成目標的工具時，人民才具有重要性。

直到毛澤東老朽不堪之際，鄧小平還是對毛澤東卑躬屈膝。他在「偉大舵手」面前無數回自貶身分，尤其是在文革期間，他終於以最大程度的自我羞辱對折磨他的人表達其忠誠之心。儘管鄧小平的長子因為文革而殘疾，他的妻子因而高血壓，其他子女也在窮鄉僻壤受到精神與肉體的苦難，但這都未動搖他對毛澤東的忠誠。人的基本德行如人性尊嚴、驕傲與原則等，對於鄧小平來說毫無意義。自從他年輕時期將一生 投注於共產黨運動起，這些全都不復存在。從那時起，對組織的忠誠戰勝一切情感。誠然就此觀點，鄧小平無異於其他排斥社會傳統基本原則之人。歷經長年的政治生涯，虛偽的變幻無常早已成為他性格中的一部份。雖然鄧小平偶而會冒犯毛澤東並讓他失望，可是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深具才幹，並是他最佳門徒並不令人驚訝。鄧小平並非有意要忤逆毛澤東，因為他有時無法探尋出毛澤東的私密慾望。事實上，跟那名試圖以蔑視經濟規律的驚人速度來建構共產主義的毛澤東相比，鄧小平更像是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可是他依然深信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在落後的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這應是馬克思會不以為然的看法 。鄧小平和毛澤東都承認不瞭解經濟事務，然而他跟毛澤東一樣把自己的經濟觀點強諸於黨和社會之上。一九七○年代底與一九八○年代初，鄧小平在毛澤東死後數年所發展出來的改革與開放理論並非他自己獨創出來。這套說法是根植於俄羅斯布爾什維克黨人尼可萊‧布哈林（Nikolai I. Bukharin）其對列寧目的在共產黨控制之下開發市場經濟的「新經濟政策」做出解釋。一九二○年代中期，鄧小平在還是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的學生時得知這項概念，當他一鞏固權力之後立刻執行這項政策。與此同時，我們也呈現出鄧小平並未在農民之間畫分公社土地。如此激進地揚棄毛澤東集體主義中最沈重的形式屬農民本身的功勞，是他們開始畫分土地。謹慎的鄧小平在此項改革開始一年半之後，才轉向支持此一發展。
鄧小平個性強悍、行事果斷、深具野心且相當殘酷，可是他同時也相當謹慎並保有耐心。因此，鄧小平和毛澤東兩人是系出同門。只要朋友與同僚一在政治上無法滿足鄧小平，他會輕易地拋棄他們，此後再也不把他們放在心上。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有著堅強的意志，當然也和他一樣擁有領袖魅力。他是操弄人民的巨擘，玩弄陰謀，以華麗的口號誘騙人民。若不使用這些技巧，鄧小平就無法成為領導人，也就無法戰勝覬覦毛澤東接班人大位之人並在黨、國內建立起自己的獨裁領導。

所有前述的特色都使得本傳記與之前鄧小平的傳記和研究大不相同。有兩點異議之處，那些作品都已經過時，因此並非永遠可靠，有數本作品甚至些許超越了傳記的描寫範圍。即便是最為知名的鄧小平研究者傅高義（Ezra F. Vogel）的《鄧小平改變中國》，該書頗具份量也相當詳細，在許多重大觀點上也與本書有所差異。首先，該書並非完整的鄧小平傳記。事實上，那也實在不算是本傳記。傅高義僅僅專注於鄧小平一生九十二年中的最後二十七年。他對鄧小平六十五歲之前的生活鮮有興趣， 對於鄧小平成長期、成為革命家的歷程，還有掌權以及成為毛澤東內部核心圈要員的活動只做了輕描淡寫（八百三十五頁中只有三十二頁）。傅高義以政策分析家的身份寫作，而非以傳記作者或歷史學者的角度；他只對鄧小平在後毛澤東時期的改革感到興趣。第二，傅高義缺少擷取獨特的俄羅斯原始檔案，而這正是我們研究所倚賴的資料，且這對於瞭解鄧小平政治生涯與個人生活又是極其重要的。第三，或許是最重要的部份，傅高義的書並未做多少批判也缺少客觀性。鄧小平本人表示過他一生的功過是好壞各半。這樣的說法要比傅高義和煦的觀點更接近真正的評價。鄧小平和毛澤東同樣犯了許多嚴重的罪行，也要為數百萬人民之死負責。一九五○年代初期，甚至連毛澤東都試圖阻擋鄧小平屠殺過多的反革命份子。一九五○年代末期，鄧小平殘害知識份子；一九七○與一九八○年代，他逮捕甚至殺害異議份子。更別提鄧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屠殺中的責任問題。這也顯露出在中國研究圈中，對於傅高義著作的回應是相當冷淡的。因為對鄧小平採取非批判性與不符實際的正面角度，他們對該書做出恰如其分的批評。《中國經濟評論》前編輯陸建鑫（Pete Sweeney）表示同樣的觀點：「我們期待看到一份對他（鄧小平）的政治想法更具批判性的作品。」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對於中國在二十一世紀末的歷史中最為重要的政治領袖，本書是唯一一本內容完整又客觀的傳記。
總而言之，我們身為歷史學者的責任是對鄧小平以及那個被他徹底改變的國家建立起鮮明生動的形象。我們並未明確頌揚或苛責鄧小平，正如同我們也未明確褒貶毛澤東。不帶政治性斧鑿的細心讀者肯定能以我們所提出的龐大證據為基準做出自己的結論。我們試圖以當初瞭解毛澤東所有複雜性的方式去理解鄧小平。我們期待本書也能協助讀者更為清楚地瞭解中國的過去、現在以及為來。只要我們不厭其煩地去破解中國的奧秘，是能達成此任務的。本書中，我們的方法是仔細檢視鄧小平，這名中國所生的出色革命家和改革者，且他隨後在漫長政治生涯中也重塑了中國。

第九章　　北京競賽場

一九五二年七月底，毛澤東將鄧小平調往北京並逐漸把他帶進自己的親信圈中。毛主席愈來愈喜歡這名精力充沛，且還相當年輕的四川人（鄧小平當時四十八歲）。八月七日，毛澤東指派鄧小平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五個副總理之一。直到當時，其餘四人中還有兩人非共產黨員a。藉由共產黨員鄧小平就任副總理一職，毛澤東發出終結新民主主義的訊號。這個國家旋即進入建構社會主義的新階段。毛澤東也把鄧小平納入中國二十一名最高領導人的名單中，且在預定發行的新版蘇維埃百科全書中也將納入這些人的傳記，這是共產黨世界中相當大的榮耀。

鄧小平帶著卓琳、孩子們、繼母夏伯根以及同父異母的妹妹鄧先群一同前往首都。他們住在一棟離高階領導階層居所中南海不遠的舒適房舍中。只有政治局委員方能住進本為昔日皇宮一區毗鄰著紫禁城的中南海，當時鄧小平尚未進入政治局。

鄧小平的新鄰居是他的老鄉兼老戰友，當時擔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與華北軍區司令員的聶榮臻。聶榮臻非常好客，且燒得一手好川菜。因此鄧小平與家人經常上門「享受免費的美食」與暢飲鄧小平喜愛的烈酒。鄧小平不是酒鬼，可是養成了每天晚餐前必來一杯的規矩。

在一九五二年下半年至翌年上半年中，毛澤東把其他數名地區領導人調回北京，同時也指派他們擔任國家和黨機構的高階職務。政治局委員高崗原先擔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出任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 饒漱石為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子恢是農村工作部部長。稍早在一九五○年九月，毛澤東把習仲勳調回北京，起初擔任宣傳部長，之後擔任政務院秘書長。除了習仲勳之外，鄧小平與其他三人都很熟。在權力走廊中，鄧（小平）、高、饒、鄧（子恢）、習這個五重奏被稱為「五馬進京」；其中高崗被稱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因為他是五人之中擁有最大權力者。

毛主席擔心過度的地方分權主義，那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見現象，他很快就廢除所有的軍政委員會與黨的地方局。他顯然偏愛將這些昔日地方領導人就近看管，藉由他們來強化中央領導。

高崗剛晉升高位，贊成迅速轉換成社會主義建設；劉少奇是毛澤東在黨內當前的副手，支持漸進主義。此時他們兩人在中共領導階層中出現不和現象。周總理負責經濟開發，傾向劉少奇。而毛澤東則一手是高崗另外一手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在其中取得平衡。

毛澤東當然是名左派，因此高崗的觀點比劉少奇的要更為貼近他自己的想法。可是毛澤東又對史達林的實質與政治協助深感興趣，但後者並不會允許他拋棄新民主主義並迅速轉換成社會主義。史達林由衷擔心，直覺地意識到工業化的共產中國會對他在共產世界中的領導造成威脅。因此這名克里姆林宮的獨裁者對他的盟邦就算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援助，也有所局限，他要把毛澤東綁在自己身邊。中國共產黨的戰術道路隸屬在史達林的政治路線之下。在一九四○年代末期到一九五○年代初期，毛澤東陽奉陰違，在自己根深柢固的左派路線以及莫斯科強加他身上的溫和路線間搖擺不定。

於是毛澤東先批評高崗，接著是劉少奇，再來是周恩來。因此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劉少奇對高崗的左派冒進主義發動了尖銳的批評，毛澤東支持了劉少奇。可是兩年半之後，高崗說服了毛澤東對中國國內資本家發動鬥爭。毛澤東也支持高崗所提倡在滿洲加速農業合作運動的左派報告，高崗還尖銳地斥責劉少奇採取了相反的路線。然後到了一九五二年春，毛澤東似乎反轉自己的態度，並再次確認「為了經濟開發與人民福祉要進一步利用私人資本」的需求。

毛澤東一直以來都是名好演員。他現在扮演著「人民帝王」的角色，享受玩弄那些難以摸清他情緒的臣屬。他假裝道家智者的風範，時常說出高深莫測的哲學格言再以引經據典強化啟示。毛澤東故意混淆議題，且時常聲稱他退休的時間已經來臨。毛澤東在討論退職時，炮製史達林的範例。這名蘇維埃獨裁者反過來化身為「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假裝要退休卻是作為打探臣下反應的手段。同僚中當然沒有人會讓史達林或毛澤東退職。「偉大領袖」周遭之人迅速了解這是貓捉老鼠，可是無法預料年邁的獨裁者下一步會出什麼招數。

鄧小平就是在如此緊繃氛圍下的北京工作。他現在幾乎已經日日與毛澤東接觸，抑或更精準地說是每個晚上或深夜；因為毛主席通常在下午四、五點之間起床，一直工作到清晨。毛澤東通常在中南海接見鄧小平或其他「黨內同志」。在毛澤東的私人住所裡，有一張大床，屋裡高高堆疊著書。他躺在屋內床上聽取他們的報告，處理文件以及時不時發出自命不凡的話語。他有時在隔壁的廳房召開會議，邊吃早餐或晚餐邊聽取報告。毛澤東輕蔑用字有禮和語意清楚，對各種議題都表達了隱晦的意見。

因此鄧小平的首要任務是在特定的時機點參詳出「大老闆」真正的意圖。這就是極權主義下的中國、蘇聯，以及各地由強人主宰國家的政治藝術。在那些對權力你爭我奪的頭目中除了毛澤東之外，鄧小平不能把自已依附於其他人──不能依附高崗、劉少奇、周恩來─而是必須與他們維持良好的關係。鄧小平必須嗅出風向並緊釘住「偉大的舵手」所指引的方向。鄧小平從此刻起非常清楚這一點。從成都d 飛往北京的路上，他的女兒鄧楠絕非偶然問他：「在四川的時候，人家叫你首長，那到了北京以後你是什麼呀？」鄧小平回答：「腳掌。」 那正是毛主席現在需要鄧小平始終扮演的：強而有力、永遠支撐他的雙足。

一九五二年秋冬的一切讓鄧小平印象深切。九月，毛澤東指派劉少奇擔任團長，去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屆代表大會。劉少奇的任務是判斷史達林是否認為中國現在處於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建立社會主義的時機是否已經來到。劉少奇十月時帶回來的答案並未讓毛澤東滿意。雖然史達林最終還是同意可以開始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但他堅持要「逐步」行動。他建議毛澤東「不要急於進行農業合作化與集體化，因為中國在集體化階段處於比蘇聯更有利的位置。」

模稜兩可的建議給予劉少奇和周恩來任由他們喜好去解釋的空間，他們兩人強調「逐漸」以及「不要急於」。毛澤東之後把左派的高崗調來北京擔任國家計畫委員會主席，跟高崗抱怨劉少奇和周恩來的「保守主義」，並慫恿高崗在黨內對「右傾機會主義」發動鬥爭。
這樣的時機點是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黨的主要報紙《人民日報》發布了稍早於五天前， 政務院會議中通過由財政部部長薄一波所草擬的一份新稅制法案。該法對所有財產形式皆統一徵稅，因此剝奪了國家與合作企業的稅率特權，並對私人資本部門的競爭提供了優惠的條件。這是要與新民主主義原則保持同調。

鄧小平與薄一波相知甚深，有理由相信毛主席也支持此種溫和的方式。鄧小平就在不久之前還親自跟毛主席提議要暫停針對資本階級的「三反」與「五反」運動，且毛澤東已經表達完全支持。可是毛澤東讀到草案之後，突然之間變得憤怒起來。中央委員會委員尚未批准這份文件，且他個人對此一無所悉。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他寫了封極其憤怒的信給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與薄一波，表達他反對恢復私人企業。毛澤東相信擬定草案之人展現出「資本階級思想」，犯下「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與薄一波都沒料想到毛主席竟有如此的反應，全被打亂。又有誰能料到毛澤東的心緒變化會如此突兀？身為總理的周恩來跟毛澤東輸誠，並承諾處理此種局勢，不過毛澤東依然氣憤難消。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澤東把他給高崗那封內容包含批評「右傾」的私人信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一九五三年夏，毛澤東開始就財政與經濟工作規劃全國會議，試圖在此會中揭露所有「右派」的面具，其中包含最具權勢的劉少奇。毛澤東指派高崗、周恩來與鄧小平主持這場會議。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偉大的舵手」藉由批評劉少奇與其他黨職人員，「堅定」地力拚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為此會議的總意識形態定調。在這場閉門會議中（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不僅在稅制問題上，也在中共整體政治策略上討論激烈。所有人在聽取數份報告之後，包含主要報告人高崗在內，都一致批評薄一波。

高崗渴望成為毛澤東退到領導階層「第二線」之後的共產黨領導人，因此最為活躍積極。他那時已經開始說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壞話，並暗示他享有史達林本人的支持。高崗認定自己已經取得毛澤東對他個人抱負的支持。他對薄一波發動惡毒的攻擊，可是真正的目標是劉少奇（然而毛澤東已經禁止他對劉少奇直接批評）。可是包含劉少奇在內的所有人都了解高崗意欲為何。高崗指控薄一波犯了與黨的路線相抗的「原則性錯誤」，也就是中國共產黨運動中的死罪。

因為沒人知道高崗是否依據毛澤東的指示在行事，局勢持續威脅著「溫和派」。七月七日，周恩來寫了一封信給毛澤東，請求批示。毛澤東意會到劉少奇和周恩來感到相當害怕，並無意要拔除他們兩人的職位，便繼續當他的和事佬。他只不過是要點醒他們兩人，誰才是真的老大。毛澤東在清楚表態之後，現在能細細品嘗他的勝利成果。毛澤東在獲悉高崗的作為之後，回覆給周恩來：「要展開桌面上的鬥爭，解決問題，不要採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後說，不直說而繞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

周恩來立刻把這份「揭示」傳遞給薄一波、劉少奇與鄧小平，他們也了解該如何行事。他們在領導小組會議中發言並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周恩來就自己的部分總結了這些討論並承認自己的「政治與組織錯誤」，對薄一波發出嚴厲又全面的譴責。

鄧小平因為比其他人「犯錯」較少，逃過了道歉。但他一放面尖銳地攻擊已經自我批評的薄一波，又在這個決定性的時刻支持他這名悔過的同志。對於鄧小平能正確了解他的意思，毛澤東感到相當滿意。在八月九日的政治局會議中，毛澤東甚至批評高崗。八月十二日，毛澤東在大會中講話，並表示會議「很成功」。對於劉少奇與和鄧小平已經承認「部分錯誤」，毛澤東表示讚許之意並明確支持周恩來。顯然毛澤東把這場會議視為中共政治意識形態發展的轉折點，而非一場針對要推翻劉少奇和周恩來的論壇。他需要堅定又一貫地批評薄一波，但對手下那些操之過急的批評者如高崗之流提出警告：「有意見請提，破壞黨的團結是最沒有臉的。」

雖然毛澤東在會中清楚表態，高崗仍堅持要把數名黨內重要領導人拉到自己這邊，這包括了陳雲、林彪、彭德懷和黃克誠。高崗甚至許諾在黨改造後的領導階層中提供要職給他們。與此同時他還持續說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壞話。

十月，毛澤東再度表態並不想壓制任何人並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過程中顯現他的這項保證。組織部新部長饒漱石在會中嚴加譴責自己的副手，負責日常工作的常務副部長安子文。饒漱石與高崗相同，實際上是攻擊劉少奇。劉少奇是負責組織部的中央委員會書記，他身為安子文的盟友，在安子文與饒漱石數不清的衝突中總是站在安子文這邊，而饒漱石相信劉少奇在破壞他的權威。此外在一九五三年初時，饒漱石估算高崗或許會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便和高崗建立起緊密的關係。

劉少奇非常不高興，立刻通知毛澤東，毛澤東因而雷霆大怒。饒漱石的情況相當不同於高崗，他並非依照毛主席命令行事。毛澤東想在第二次全國組織會議中揭露饒漱石的目的，可是周恩來勸退了毛澤東。「偉大的舵手」向饒漱石清楚表明，是在他的領導之下批准了組織部的工作。朱德與鄧小平顯然是在毛澤東的允許下，緊接著在此會議中讚許組織部的工作。鄧小平對與會者保證，「中央組織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這是與毛主席特別是劉少奇同志的直接領導分不開的。」

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毛澤東攻擊高崗和饒漱石，指控他們兩人的「分裂」行為。高崗面紅耳赤地坐在那兒，當毛澤東轉頭問這名受害者是否認同這樣的指控，高崗勉強擠出：「同意。」毛澤東接著宣布他要休假，指派劉少奇擔任代理主席並指示他要監管二月份的中央全會，要在會中通過「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鑑於毛澤東的指示，劉少奇在私下聊天中對由他掌管中央委員會領導一事表示猶豫。劉少奇反而建議由鄧小平第三度擔任中央委員會秘書處主任，負責例行性工作。這非常有可能是劉少奇對鄧小平在關鍵時刻支持他，表達感恩之意。毛澤東喜歡這個想法，不過延宕下來，直到他從杭州休假回來之後才下達這份任務指派。當他在西湖旁放鬆享受美景時，任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把高崗和饒漱石兩人給生吞活剝。

劉少奇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中提交主要報告，會中批評那些破壞黨內團結的「同志」變得自誇並認為自己「最棒、最聰明」。劉少奇肯定是按照毛澤東的同意行事，並未提及高崗與饒漱石兩人的名字。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所有人在劉少奇的領頭之下，拚命自我批評。然而高崗、饒漱石兩人肯定未能搞清楚狀況，並未自我批評。

全會之後建立兩個委員會，其中之一是「高崗事件」（由周恩來領導），另外一個是「饒漱石事件」（由鄧小平、陳毅和譚震林負責）。幾週之後兩個委員會跟政治局遞交報告，指控高饒二人「宗派情緒」、「地方主義」、在地盤內建立「獨立王國」並陰謀奪權，對他們羅列成堆的指控。當委員會還在收集資料之際，高崗崩潰了。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他試圖開槍自盡，可是被警衛制止住。幾個月後的八月十七日，他吞下大量的安眠藥成功自殺。高崗原深信擁有毛澤東的理解，豈知毛澤東已經背叛了他。

一九五四年四月，毛澤東休假後返回北京，任命鄧小平擔任中央委員會書記處秘書長，同時兼任饒漱石之前職務組織部部長。顯然鄧小平是此次「高崗饒漱石事件」的最大受惠者。他才是「五馬進京」中真正的一馬當先者。

一九五四年九月，在甫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選取周恩來擔任新行政機關國務院的總理，確認鄧小平為副總理。毛澤東占了最高新職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主席。鄧小平也成為國防委員會十五名副主席中的一員，以及中共中央軍委會十二名委員之一。後兩個職位是極大的榮耀，因為毛澤東和鄧小平是這兩個組織中唯有的文人領袖，其他人都是軍中統兵將領。一年之後，這些勇將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的榮銜。毛澤東原本也授予鄧小平元帥的軍銜，但是他謙遜地婉拒。
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澤東授權鄧小平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報告高崗和饒漱石的「罪狀」，以總結這個「事件」，鄧小平嚴厲批評高、饒二人，充分證明了毛主席對他極度信任。這場支持毛澤東政治路線的會議開除了分裂分子，並要求根除所有毛澤東路線的敵人。不久之後的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饒漱石被捕；一九七五年三月，他因肺炎死於獄中。

鄧小平於此同時持續他快速晉升之道。一九五五年四月初在中央第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跟毛澤東的愛將林彪一起當選政治局委員。鄧小平現在站在權力的頂峰上，緊貼著凡事都少不了他的毛主席。毛澤東讚許鄧小平的工作能力、組織才能和精力。毛主席在一九五○年代初期記下這段：「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從那時起，毛澤東未曾改變過他對鄧小平的這份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