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二：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哲學考掘學

序

一分為二，這是一個迷人的概念。
事物的變化，是如同蘋果、蛋糕甚至地理區塊的一分為二？還是如同生物最小單位的細胞持續分裂、變形與死亡？或是甚至如同顆粒體遭遇撞擊，偶然發生力場的凝聚或是轉向？
中文中的「分」，如同甲骨文中的圖像所顯示， ，由刀與八構成一字，意指以刀劃分為二物。「刀」意指分割，「八」則意指分別相背之形。例如，「貧」是由「分」與「貝」構成，意指財因分而減少。相反的，「公」，同樣有「八」，但是與己相背，意指平分。「分」同時意味著劃分、分割、分界、分離、區分，也意味著劃分之時的分配，以及劃分之後的部分、分位、名分、職責。
黑格爾（G. W. Friedrich Hegel）以簡單事物持續「一分為二」，離開自身，經過否定而回返異於原初的自身，來說明思想維持動態創造性的辯證運動。馬克思以商品如同整體經濟形式的細胞，「一分為二」，既是勞動產品，又是價值形式，來分析生產關係中，資本邏輯如何以市場規範了勞動產品與勞動力的計算模式，而反向導致人的勞動力被剝削以及生命被異化。毛澤東參考列寧「統一物分裂為二」的辯證法，發展出他在〈矛盾論〉、〈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一系列文章的論點，分析事物內部矛盾的複雜系統。在這個脈絡下，「一分為二」是個具有嚴格的辯證分析以及思想持續創造的動態概念。
毛澤東的「一分為二」與矛盾論的思想，影響了法國1968學運前後的思想家，包括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巴迪烏（Alain Badiou）等人，也開啟了一個時代的解放政治哲學。但是，這個具有分析性與革命性的辯證運動概念，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語境之下，卻出現了敵我對立「一分為二」的僵化立場。
這個悖論，是本書的探索起點。
我在2012年分別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以及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在東亞」國際學術會議中，初次發表了〈「一分為二」，或是冷戰結構內部化：重探矛盾論以及歷史發生學的問題〉，〈巴迪烏閱讀張世英（閱讀黑格爾）：辯證法的迴路〉，以及〈「計算為一」與「一分為二」：論洪席耶與巴迪烏關於政治主體性的歧義〉等論文。2014年，我繼續在重慶大學「重返『儒法鬥爭』：當代文學研究工作坊」中，初次提出了〈儒法鬥爭與合理內核的轉移：從儒法辯證到章太炎的法家史觀〉的論文。這幾篇文章約略勾勒出了這本書的部分雛形。
這些探索路徑的背後，有更早的問題意識起點。我從2006年開始，就陸續開設一系列關於政治性重探的課程，包括了主體拓樸學、「無」的政治與美學、唯物辯證與交換邏輯、法與勢、共產主義理念、拉岡（Jacques Lacan）與巴迪烏、巴迪烏與洪席耶、洪席耶與阿岡本（Giorgio Agamben）、佛洛伊德與阿圖塞等。這些歐陸思想家吸引我的原因，以及這些課程的根本問題，就是關於如何思考政治性的問題。我和歷屆的學生共同閱讀相關思想家的著作，在課堂中反覆討論共同體的難題，為何共同體出現了排除性的法律與社會心態，以及人們如何可以平等地參與社會等問題。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我同時也開始對於中國政治思想的解放性性與批判性發生了強大的興趣，尤其是章太炎的思想。早在2006年討論譚嗣同基進思想的〈丰其蔀，日中見斗：重探譚嗣同的心力觀〉一文中，以及2011年出版的《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中扼要論及譚嗣同與章太炎關於「無」的政治基進性，我就已經開始了這個脈絡的探索。2010年到2013年間，我參加了中研院文哲所何乏筆（Fabian Heubel）所舉辦的法語莊子工作坊，和幾位朋友一起討論西方漢學家的作品，也先後發表了〈莊子與「無」的基進政治性：從畢來德的「機制」（régime）概念開始談起〉與〈勢與法的政治性悖論：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的問題〉等文章。2012年，我在北京人民大學「章太炎思想世界的新開掘」學術會議中，提出了〈法與生命的悖論：論章太炎的政治性與批判史觀〉的論文。這個重新探討中國思想政治性的脈絡，對我來說，是更為重要的思考方向。
這個超過十年的漫長探索，形成了眼前的這本書。我必須承認，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我面對了自己的各種局限，也在每一次的探索與拓展中，感受到了思想上巨大的樂趣。我很高興能夠在這個過程中，發展出了我自己的系統性思想，更高興我能夠在章太炎的思想中，發掘出了一些令我興奮的空間。
思考的工作何時能夠算是結束呢？
事實上，任何作品，都沒有完全令作者滿意的階段，只能夠說是到了一個可以暫時收攏的時刻。但是，正如我過去的幾本書，總有一個章節是下一本書的種子。《孤兒．女神．負面書寫》的核心章節〈文化整體組織與現代主義的推離〉，導向了《心之變異》。《心之變異》的核心章節〈心的翻譯：自我擴張與自身陌生性的推離〉，導向了《心之拓樸》。《心之拓樸》中關於譚嗣同與章太炎的「無」的基進政治性，則預設了《一分為二》這本書的基調。
這本書自然也有其未竟之工作，還要等待下一個階段的探索。
我要謝謝這個過程中，交大社文所以及亞際文化研究學程的前後屆博碩士學生參與課堂討論，以及在各個研討會與工作坊中和我討論或是辯論的國內外朋友。我無法逐一向這些朋友與學生致謝，但是，這些討論總是激發我繼續書寫的動力，而當時的情景與面容也仍舊時時浮現在我腦海中。我也要謝謝交大社文所以及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同仁的支持，研究過程中先後替我我蒐集資料的研究助理陳克倫、唐慧宇、陳怡文、蔡岳璋，兩位匿名外審者的意見，聯經出版社專業的編輯群，針對書稿和我仔細討論的黃詠光，以及在最後階段協助校對書目資料的蔡岳璋。
最後，我也要謝謝我的家人。除了家中貓狗之外，先生文里與兒子書珩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柱。

第一章 導論：唯物辯證與政治範式
第一節　「一分為二」
「一分為二」，是1957年毛澤東關於辯證法的著名演講所帶出來的說法，在當時中國社會成為普遍流傳使用的辯論語彙。毛澤東提出來的「一分為二」概念，也廣泛影響了1960到1970年代的法國左翼思想，成為幾位法國當代思想家的論述中重要的思想標誌。
1968學運前後的法國思想界多人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吸引，尤其是沙特以及前衛文學雜誌《原樣》（Tel Quel）的多位作家，包括菲利浦．索萊爾（Philippe Sollers）、貝爾納─昂希．李維（Bernard-Henri Levy）、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原樣》作者群於1971年宣布脫離法國共產黨，轉向支持毛主義。編輯群中羅蘭巴特、克莉絲蒂娃、菲利浦．索萊爾、馬塞林．普萊內特（Marcelin Pleynet）、弗朗索瓦．瓦爾（François Wahl）等人於1974年訪問中國，也陸續發表相關著作。一些研究者指出，1968年前後法國思想界對於毛主義的積極接受，反映出當時法國政治局勢沉悶，亟欲尋求出口的氣氛。「中國」的社會主義狀況以及當時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法國革命傳統的新面貌，甚至是一種充滿烏托邦的夢想。
比較引起我注意的現象，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和他的學生群對於毛澤東「一分為二」的興趣。阿圖塞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促使他在《捍衛馬克思》以及《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之後，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毛澤東「矛盾論」、「實踐論」、「十大關係」，以及「一分為二」的概念。阿圖塞的學生，包括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巴里巴爾（Étienne Balibar）、巴迪烏（Alain Badiou）等人，也都深受「一分為二」概念的吸引，而在他們的論述中成為了重要的哲學問題。巴迪烏在2011年回顧他自己哲學發展路徑時仍舊表示，「一分為二」是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問題，也是他自己從早期到晚期哲學發展的關鍵問題。
本書以「一分為二」作為探討一系列議題的基本問題，原因在於這個具有思想張力的概念，除了說明了辯證思維的方法論，也說明了在中國20世紀的政治脈絡與歷史過程中，這個思想的辯證運動如何發展出與自身悖離的路徑，更帶領我們觀察到了中國政治思想的對立範式。此外，本書也透過毛澤東的「一分為二」概念對於法國當代幾個重要思想家的啟發，觀察這些思想家如何以「一分為二」的思想路徑回應當代問題，藉以反思現代中國哲學思想語境的困境。
「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一直存在於毛澤東的思想中。1937年的〈矛盾論〉便已經具體展現了毛澤東如何根據形勢變化，說明當時中日戰爭時刻的不同分析位置。毛澤東正式使用「一分為二」的概念，是在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分析國際形勢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所發表的言論。毛澤東說：「無論什麼世界，當然特別是階級社會，都是充滿矛盾的。對立面的統一是無往不在的。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
其實，這種變動不居的辯證觀點，早已出現於中國傳統思想中。先不回到老莊的脈絡，僅就1963-1964年楊獻珍案所牽連的「一分為二」與「合二而一」的哲學論爭事件中，楊獻珍引述方以智《東西均》（1652）的說法，「二而一、一而二，分合、合分，可交、可輪」，也足以說明了17世紀中國思想所闡釋的「一分為二」以及「合二而一」的持續辯證運動與動態關係。
當我開始進一步針對毛澤東所說的「一分為二」進行研究時，我發現，在中國大陸的脈絡下，「一分為二」已經是1960年代文革時期習以為常的慣用語。小學生都會使用這個術語來彼此辯論，展開問題的雙面性。工廠工人與普通老百姓也會用這個術語來發揮議論，說明「一分為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但是，當「一分為二」成為教條化的術語，作為要將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挖出來」的口號，以及要將混在無產階級隊伍內的「一小撮敵人」不斷地「分出去」的基本動力，「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就轉變為行動化與具體化的立場選擇，而失去了原本持續變動的思想活力。
在這個脈絡之下，「一分為二」最引發我思考的，並不僅是在20世紀中期新中國全民哲學化與全民政治化的運動中，一個複雜的哲學概念如何被簡化為常識性而不須反思的日常口號的問題，也不僅是毛澤東的「一分為二」概念如何吸引了同時期西方思想家。對我來說，「一分為二」這個描述持續辯證運動與相互轉化的概念，在中國現代歷史過程中發生的概念演變與體制化，帶出了從「思想革命」到「思想僵化」的悖論現象背後幾個更為根本的問題：
第一，「一分為二」是一個描述思維與物質社會辯證運動的概念，為什麼在這個特殊的歷史過程中，會被觀念結構所綁束，而成為意識形態下劃分立場的宣稱，深刻地主導了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主觀經驗？
第二，單純的官方政治宣導或是物質條件的「內因」，顯然不足以促成「一分為二」的僵化立場。1950年代冷戰結構開始形成之際，全球脈絡與在地社會的多重政治經濟因素交錯，如何相互牽動，而塑造了「一分為二」對立立場的必要性？多重對立的邊界，如何又以體制、機構、法律、教育等話語形式與心態結構出現，而影響了幾個世代人民的感受結構？
第三，為什麼在馬克思《資本論》中所展現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析，在中國的脈絡下，不再是馬克思所分析的經濟形式範疇以及其內在衝突，也不再作為社會矛盾關係「一分為二」的變動性分析模式，而成為勞動形式實體化之下所強調的階級對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如何建立了「工人」＝「人民」＝「國家」的同一性關係，而遮蔽了「國家」作為統治階級權力機構的問題性，使得「國家」成為無法被反思與挑戰的概念？當官僚體系成為合理化秩序中的新階級，實質上被剝削的其他階級或是其他經濟形式範疇，為什麼也成為無法被思考與質問的問題？
第四，在歷史過程中，我們觀察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一分為二」的矛盾之下，不平衡發展的綜合經濟形式，以及經營不同經濟形式的老百姓，都成為社會中不被容忍的部分。這些不被計算為一分子或是被視為壞分子的老百姓，在形式主義與平均主義的概念化操作之下，以各種方式被壓迫與排除。換句話說，在「一分為二」的實體化與絕對化操作之下，具有不同性質的勞動形式以及個人能力的人民，都被劃分出內部敵我關係的邊界，也作為主體自我「純潔化」的自動檢查機制。這種人民的內部邊界政治，以及納入式排除的運作，是在什麼脈絡以及什麼機制之下被構成的？
第五，冷戰結構下的「一分為二」，不僅是中國大陸在1960年代的主體構成機制，也是台灣在1960年代以降的主體構成機制。我在1996年開始撰寫《孤兒女神負面書寫：文化符號的症狀式閱讀》時，當時面對的是在台灣從戒嚴到解嚴的劇烈轉變，以及冷戰結構對於台灣幾個世代心態結構的影響。在《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所處理的問題，是造成國家主義統合性心態的時代脈絡，《心之拓樸：1895事件後的倫理重構》則是回溯構成這些心態背後的知識範式轉移。進行本書研究的漫長過程中，我更注意到這些歷史過程中，在地社會的政治局勢與主體狀況所鑲嵌的複雜結構，如何受到全球脈絡動態變化的牽動，以及如何深刻地衝擊了個別社會內部的主觀處境。此處主體化模式以及主觀感受結構的悖論，更是我覺得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
本書以「一分為二」作為起點以及持續關注的問題軸心，並針對這個「思想革命／思想僵化」的悖論現象，以唯物辯證與哲學考掘學的方法，探討中國20世紀政治思想「一分為二」的歧出軌跡。本書分析20世紀由思想革命導向鬥爭行動的過程，如何涉及了中國內部社會矛盾與權力結構的轉變，也受到了全球冷戰結構的影響，而牽動了後續的社會變遷與文化轉型。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原本具有否定單一源頭的革命性，在冷戰時期的物質條件之下，卻被「民族─國家」的優先性所固定，階段性地決定了階級與人民的劃分，進而透過內部邊界治理，製造了人民的敵人以及思想的對立。本書更進一步指出，透過「一分為二」概念以及幾個哲學辯論事件的分析，這個「思想革命／思想僵化」的歷史過程，替我們揭示了中國思想的兩種對立政治範式：「規範性治理範式」以及「解放性批判政治」。
唯物辯證的概念並不是指物質條件的單面優先決定，而是指無論是感受、思想或是心態結構，都源於身體所處的特定歷史時空、政治狀況、文化機制、社會習性等物質環境。身體的感受與思維受到物質環境的促發，從而展開相互回應、配合或是對抗的心態結構，並且自發地籌劃觀念、法令、制度，進而構成更為全面的物質環境。簡言之，「唯物辯證」所說明的是，心靈意念以及感受結構在這個全面的生存環境之物質條件下，以複雜的方式往復循環，持續以相互依存或是悖離的辯證方式發生，而構成了後續的主觀狀況與主體位置。
哲學考掘學則是指透過中國20世紀出現的政治哲學論爭事件的話語標記，探討可見事件背後不可見的政治經濟動力與錯綜脈絡，以及支撐這些脈絡的機構體制與政治範式。對於話語標記進行哲學考掘學，意味著不要將思想史脫離於物質社會與歷史脈絡，而要從各種思想的話語標記出發，探究時代脈絡的物質條件如何激發了主體的思維與感受，如何進一步促成教育體制與司法文化機構的形成，以及如何透過各種話語標記展現出書寫者的主體拓樸位置。
因此，本書的工作便是針對「一分為二」作為哲學概念以及歷史事件，分析哲學思想回應時代物質條件的運動過程。本書將描繪思想形式化的軌跡，說明在辯證關係中，思想辯證運動的革命性轉變為絕對化對立立場的複雜因素，以及深入探討中國思想史中兩種政治範式的對立與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