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想望：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

序／錢永祥

中國的崛起，正在改寫21世紀的人類歷史。許多人都在設法理解中國這場變化的動力與性質，希望預見它的方向以及對世局可能帶來的衝擊。中國所走的發展路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與評價。東西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殷鑑不遠，德國與日本都是血淋淋的教訓，當然值得參考。一部分中國知識人對於中國歷史傳統的挖掘與詮釋，包括政治儒學以及帝國─天下論，正在滲入當代中國的自我意識，也需要正視。而中國如何處理它與疆域內外的各個小民族、小社會的關係，也將反映中國自己的身分認同以及倫理意識，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究竟內容形成考驗。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分別在這幾個問題上提出了深入的剖析與判斷。
《思想》一向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前景，衷心盼望新中國能成為推動世界和平與進步的主要力量。但除了盼望，我們也深自警惕，一個國家要有容乃大，需要它的知識分子保持清明的理性，培育寬厚的公共文化，在各種世界觀與價值觀之間開拓共享的公共空間，維繫反思與批判的餘地。如果有知識人缺乏現實感與責任倫理，好走偏鋒，不惜以「異想天開」的方式指點民族走向歧途，對現實、對知識都不夠尊重，對生民苦難不夠在意，就特別需要其他知識人提出辨析與批評。孟子嘆：「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思想》一向設法與各地讀、寫中文的知識界保持聯繫，促成討論，目的也是為了建設這樣一個商榷與批評的平台。本書所收的各篇名家文章都曾在《思想》發表，說明了我們對這件工作的重視。
陳宜中先生從《思想》創刊起即擔任編委，為這份刊物貢獻良多。當年他付出時間與心力，對十餘位大陸的重要知識人做專訪，先後集為《中國關鍵七問：憂思者的訪談》（2013）與《中國轉型六問：富國強兵之外》（2016）。這兩冊訪談集，加上現在這本《大國的想望》，共同見證了海內外知識分子對中國之當下以及未來的警惕與關懷。這種心情，「憂思」二字確實恰如其分。

編者序

本書所收入的七篇文字，皆曾刊登於聯經《思想》季刊。自2006年創刊以來，《思想》刊登了大陸學人許多文章，而其目的不僅在於提供發表平台，更希望主動參與大陸知識界關於中國走向的討論，期能在思想文字的切磋過程中，帶入具台灣特色的問題意識和更寬廣的東亞視野，以促共同進步。
此次以「大國的想望」為題，收入子安宣邦、葛兆光、梁治平、王超華、沈松僑、張倫等七篇力作，與《思想》的價值關懷是有關的。從發刊的第一天起，《思想》期盼兩岸能和平發展，中國大陸能逐漸成為一個還權於民、還富於民、政治清明、善待弱勢、敦親睦鄰的大國，而不是以富國強兵壓倒一切的東方門羅主義者。
但環顧今日的東亞與世界、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我們距離這個初衷似乎是更遠了，而不是更近了？
子安宣邦指出，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主義色彩強烈的近代化變革，催生出天皇制集權國家，終至帶來戰禍。這讓我們警醒到，當今的中國也正走在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道路上，尤須以史為鑑。晚近，一些大陸學者在強國夢的召喚下，重提「天下」。或訴諸康有為，倡議政教合一的儒教新政。針對天下論述，本書收入葛兆光的犀利批判，以及梁治平的全面分析。葛兆光另深入考察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
大陸當局正在貫徹大一統的國族主義。王超華和沈松僑對世界著名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訪談，以及王超華紀念安德森的專文，皆饒富參考價值。張倫則從現代性轉型的長程視野，申論中國的進步繫於現代主體的再生，而非國家的再集權化。
作為編者，我還有以下兩點想要交代。首先，這七篇文字在集結成書前，都經過仔細的再次校對。此外，其作者皆曾應邀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發表演講。就此而言，本書除了是《思想》季刊的文章精選，也是政治思想中心的演講者文集。
最後，儘管顯得有些累贅，我還是要特別感謝《思想》總編輯錢永祥先生、聯經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以及中研院人社中心的蕭高彥主任。沒有他們的長期支持與鼓勵，此書不可能問世。
惟希望這本書對兩岸三地、華人世界的青年，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是為編者序。

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葛兆光）
一個關於未來世界的烏托邦想像，近十幾年來，趁著當代中國膨脹的勢頭，借著西方新理論的潮流，穿著傳統中國文化的外衣，在中國大陸被反復敘說，這個烏托邦叫作「天下」。
雖然我用「想像」這個詞形容「天下」，多少有點兒無視它在論說者那裡已然影響到實際的政治領域和制度層面，但我仍然覺得，當它還沒有真的成為國際關係原則或外交事務政策的時候，我寧可在討論中暫且把它當成是學者的想像。當然我知道，這種有關「天下」的想像，近年來從哲學式的「天下體系」、政治化的「天下秩序」，到觀念中的「天下主義」，先不說它背後是什麼，至少它的左邊有來自西方的新帝國批判理論加持，顯得政治正確而義正辭嚴，右邊有來自傳統的公羊「三世說」護佑，看上去言之有據而歷史悠久。特別是它隱含的指向始終是要成為政府的、政治的和政策的依據，因此，在當今對美國主導現行國際秩序的質疑聲浪越來越高漲的情勢下，一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替代方案的天下秩序，好像真的可以給我們的未來帶來一個更加公正、平等與和平的世界。
真的是這樣嗎？無論是與不是，這種滿懷期待使得有關「天下」的烏托邦想像，似乎真的有了所謂「從空想到科學」的可能。伴隨著所謂「中國崛起」，一些學界朋友已經迫不及待地在討論「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什麼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言下之意，自然是19世紀是英國世紀，20世紀是美國世紀，21世紀呢？當然就是中國世紀。既然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就應當由中國主導世界秩序。這個由中國主導的世界新秩序，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重建古代中國的「天下」。他們興奮地發現，古代中國所描述的「天下」，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世界」，還是心理意義上的「民心」，更重要的它還是「倫理學╱政治學」意義上的「一種『世界一家』的理想或烏托邦（所謂四海一家）」。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樂觀的學者願意把「天下」僅僅當做一個烏托邦；正如曼海姆所說，「當它（烏托邦）轉化為行動時，傾向於局部或全部地打破當時占優勢的事物的秩序」，他們更願意打破現行國際秩序，讓這個「烏托邦」成為一種「世界制度」，以及由這一「世界制度」建立一個「世界政府」。
一、歷史中的「天下」：內外、華夷與尊卑
習慣於憑證據說話的歷史學家，並不太願意預測未來，為什麼？因為未來彷彿「天有不測風雲」。過去已經留下證據，論述容易言之有據，而未來口說無憑，存在太多的變數。不過奇怪的是，說未來的人卻特別喜歡綁架過去，總是試圖讓有據的歷史為無憑的未來背書，借過去的理想支持未來的想像。本來，我並不想討論「天下」觀念的歷史，因為在歷史學界，這是一個討論得相當成熟的話題，並不值得在這裡重複。不過，由於想像「天下」的學者，一面引經據典地敘說歷史上中國的「天下」如何如何，一面卻總是無視這些歷史學家的論著，因而使得我只好也來討論歷史，看看這些對於「天下」的所謂新說，是一種什麼樣的「非歷史的歷史」。
對於「天下」，有一種最具想像力的說法是，古代中國的「天下」給現代世界提供了歷史經驗，因為那曾是一個萬邦協和的大世界。據說，「天下」就是一個沒有「內」和「外」，沒有「我」和「你」之分，所有的人都被平等對待的世界。「如果想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實現真正的穩定統一，就必須採用儒家的天下主義立場，推行王道政治，實施天下方案。」
這一說法究竟有多少歷史證據？當代論述「天下」的人毫不在意。他們常常在歷史資料中挑挑揀揀，選出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拼湊裝盤，顯得好像很有依據。可是作為歷史學者，不能不重新回到故紙堆中讓證據說話。前面說過，古代中國的所謂「天下」觀念，在歷史學界早已是舊話題，相關的歷史資料和學術討論已經相當豐富，只是現代重提「天下」的學者，急於表達他們的新見解，而根本不看或者不願意看而已。我想不必學究氣地一一羅列，僅舉其大者，二戰前就有小川琢治〈戰國以前の地理智識の限界〉，討論古代中國的「天下」，收在他的《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之中；戰後則如日本安部健夫的《古代中國的天下觀》長篇論文，就收在1956年哈佛燕京學社與同志社大學合作的「東方文化講座」系列出版物中。1982年台灣學者邢義田撰寫的〈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也收在當年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國文化新論》之中；而說到大陸學者，則有羅志田的〈先秦的五服制與古代的天下中國觀〉，收在他1998年在台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的《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一書中。
在以上這些論著裡，討論「天下」觀念的歷史學者，好像和現在試圖以「天下」當新世界觀的學者相反，他們都會強調一個關鍵，即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天下」往往涉及「我」╱「他」、「內」╱「外」、「華」╱「夷」，也就是「中國」與「四方」。以商代為例，無論是陳夢家、胡厚宣還是張光直，在討論商代甲骨文字資料以及考古發現的「亞」形墓葬或建築時，都指出古人以「自我」為中心產生出「周邊」（五方或四方）的觀念，因而常常有「四土（社）」、「四風」、「四方」的說法。這時的「我者」是殷商，「他者」是諸如羌、盂、周、禦、鬼等等方國，「這些方國及其包圍的豫北、冀南、魯西、皖北和江蘇的西北，也就是商王聲威所及的『天下』了」。很顯然，這一「天下」裡非常重要的是：地理意義上必然有中心與四方，在族群意識中就分「我」（中心）與「他」（邊緣），在文化意味上就是「華」（文明）與「夷」（野蠻），在政治地位上就有「尊」（統治）與「卑」（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