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

人類痛苦史是歷史研究中不朽課題。痛苦與死，相知相惜。德國思想史學家羅森（Jörn Rüsen）回顧自己一生的學術生涯，最後引用十九世紀瑞士歷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t）的話結束他的回憶：「這是一切事物的永恒中心──人類的痛苦及奮鬥。就像他過去、現在以及永遠所做的那樣。」人的永恒史是所有人經歷的痛苦。
我所敘述的不是一個清末民初學者的痛苦；痛苦是每一個人的體驗。每一個人在他不同的時刻，例如痛苦的生計、持續的病痛等，他們如何去做選擇？英國思想家路易斯寫道：「苦難（tribulation）隨時可能降至性格完整之人，順應頗良之人及審慎之人，恰如其隨時降至其他任何人。」因此歷史學家對於歷史具有一種悲劇性的情感。
我這本專書探究王國維的痛苦生存狀態（ipseity）及其生命最後發明的研究方法「二重證據法」 之間的關係。二重證據法如何是一種厚概念（thick notion）？歷史如何透過對證據的省思重新被塑造與轉化？
思考一個人的自殺抉擇，應嚴肅以待。如何探索一個學者崩潰的個案（a burnt-out case）？我想起了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曾將自己痛苦的故事寫進學術專書。人往往生活在自己所不相信的生活裡。而「所有會成為人們關注的倫理議題，都必然出自於現實生活中道德—情緒—政治上的混亂。」我審慎的考慮王國維形成其獨特性格和學術事業所面臨的情緒問題。
不知死的不可知，人如何活下去？「但若從來不思考這個問題，則是對於思考的放棄。」我這本書是對人類永恆史的迴向思考。
夏目漱石的《我是貓》，我讀過最少幾種不同的中文譯本。貓說：「只敘述大事而忽視小事，自古以來便是歷史家常犯的弊病。」死亡不是小事。雖然我討論王國維的新傳記，也涉及到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與一九三二年的大事件，但一九二七年這個自殺的落腳點有何意義？「王國維先生祭奠的該是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清代只是他的落腳點。」明治時代的大作家夏目漱石的預言：「死是萬物注定的命運，生而無大用，早死也許是聰明之舉。依諸位先生之說，人類的命運終將走向自殺一途。」
人的痛苦感如何推動人的歷史？史都華‧克拉克（Stuart Clark）在討論法國年鑑學派時，提到人類歷史中大人物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人類歷史中，有些力量也控制了這些大人物的行為：「在這一世界中，大人物會有規則地出現來組織事物，就如同指揮家組織合唱家一樣。但他們未能認知另外的力量。這些力量與他們相分離，但卻決定了他們的所為。」痛苦就是人類一種未能認知的力量。
王國維具有敏感的自我。如萊恩（R. D. Laing）所提問，每一個人究竟在多少
程度會忠於自己。而這種「我」具備一種明確尋死的方向性。芸芸眾生以死亡為息肩之所。人之痛苦尚不止此，死亡與學者形成中的學問的關係又為何？王國維自殺是本書問題性的最終形式（為什麼在那個時間呢？在哪兒？用什麼方式？王氏的自殺為何有意義？）
「死亡是『說』的不能，因為死去的總是他人，一旦死去，則使言說（解釋、死亡的經驗談）永恆缺席。」歷史書寫的啟動，使得王國維的自殺及相關事件的缺席宛如在場。
什麼是人的痛苦？外科醫生班德（Paul Brand）認為「受苦是一種精神狀態，影響整個人。」不是身體的痛苦，受苦是整整一個人的痛苦。個人的受苦，如同李歐梵《看電影》中的提問：「涕淚交零在歷史文化框架中的意義又是什麼？」痛苦無法與他人分擔：「痛苦沒有外在的實質存在。兩個人可以同看一棵樹，卻不能分擔對方的胃痛。這就是為何處理痛十分困難。沒有人，不論是醫生、父母或朋友，可以真正進入另一人的痛經驗。痛是最私人、最孤獨的感覺。」我這本書第一次探索王國維死的孤獨。
王國維生長於清末。牟宗三形容「清代三百年是中國民族最沒出息的時代」。王國維在這個沒有出息的時代，如何對待自己的生存？楊聯陞〈朝代間的比賽〉這篇大論文以長歷史的眼光比較中國各個朝代的長處與缺點，他認為明清相較之前的朝代的確比較保守。牟宗三又說：「人又能放棄自己的生命，最顯然的例，就是人能自殺。自殺雖不好，但確能表示人能提起來，駕臨於他的自然生命以上，而由己以操縱之。」
一九二七年，王國維結束自我生命。這件自殺事件長期以來已引起各式各樣的討論。剛剛過世的英國詩人艾瓦里茲（A. Alvares）的《自殺的研究》花整整一章的篇幅討論西方世界對自殺者死後懲罰的歷史：「歐洲各地的處置方法，雖各有異，但對自殺者的鄙視則同。在法國，依各地的習慣，縛住屍體的腳，用囚車拖在街上走。然後火化，棄於垃圾堆。」現代社會對自殺者寬容多了，但「許多都是基於他們對人類的漠不關心」。
王氏處於兩個時代之中。周中孚曾提問：「凡一人屆兩代之間，作史者宜應傳在何處？」周氏設一比喻，如果一位女性跟過不只一位男人，「或以臣道比妻道，當如婦人屢嫁，以最後所適為定，似太拘泥。」意思是一人屆兩代之間，也可以前代為定。
王國維為何不死於一九一一年？一個人死亡的時間，與其預備自殺的時間之間的差異「與因果連續不互相依賴的」。決定自殺並沒有想像中的容易。思考自殺與最後死亡之間，因果並無依賴的關係。大部份自殺「總是被當成一種外在事件，以一種艱困處境呈現（失敗、意外、疾病、災難）。然而，這種必要難道不也會來自靈魂？」靈魂究竟與自殺有何關係？王氏延遲的自殺至一九二七年實現。
一九二七年是王國維自殺的一年。也是許多知識分子無法忘卻的一年。一九三○年曾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回憶這一年對他的改變：「李大釗先生和別的一批革命者，被張作霖絞死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消息傳來，我的腦子曾有一兩分鐘失去感覺，有兩三天像鬼迷似地心裡沒有一點主意。這個刺激，是他對我的最後的影響，我覺得對我是有確定我一生做人的作用的。」馮雪峰在作家張天翼的介紹之下，在這一年加入北京大學的共產黨。同樣對時代黑暗敏感的王國維，為什麼一九二七年一定會死？在那個知識分子一個又一個死亡的年代。
同一年，魯迅以極特別的形式，提及王國維及其一生的朋友羅振玉對待其研究古文物的關係：「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為什麼？借用薩伊德（Edward W. Said）的話，羅振玉是民國時期一位「有權勢的知識分子」。
魯迅指出，羅、王二人將新出土的許多文物及古物「偷完」。如何偷？羅振玉「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羅、王兩人具有買賣古物廣告意味的題跋？桑兵提到的學問知識「本來就是二三荒江野老的志業」。
王國維的志業更接近這種境界。羅氏變賣國寶是其一生生意，深溺於生計大慾不可自拔，而此事王國維「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魯迅點出了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的危險關係。王氏代表作《觀堂集林》（一九二一），大量以「題跋」體發表的作品，是否有著買賣古文物的意味？
魯迅在一九二七年紀念王國維的短文，為什麼不提到王氏的自殺？魯迅的小說《孤獨者》中的主人翁魏連殳，以肉體及精神的雙重自殺，這篇作品表達了知識份子對當時的中國進行報復。魏連殳是一位同情兒童的孤獨知識人。故事的主人翁也為生計所綑。魏連殳在故事中自問：「然而就活下去麼？」魯迅不會不了解王國維的自殺是一種對中華民國的報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