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材晉育：中國留美學生，1872-1931

前言（節錄）

從第一批容閎的幼童生在 1872 年抵達美國算起，中國人到美國留學已經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了。依照曾國藩、李鴻章奏請派送幼童生赴美留學的奏摺裡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之策：「選聰穎幼童，送赴泰西各國書院，學習軍政、船政、步算、製造諸學。約計十餘年。業成而歸，使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諳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因此，留學原本是一個暫時的權宜之計，等中國能夠諳悉西人所擅長之技、可以漸圖自強以後就可以終止了。結果，中國人到西洋留學，特別是到美國留學，不但沒有終止，而且除了在冷戰期間因為中美斷交暫停了三十年以外，越演越烈，蔚然成為一個洶湧不斷的留美熱潮。中美在 1979 年復交。從復交幾天以後所派送的 52 名開始，在短短的十年之間，在 1988-1989 學年度，中國留美學生的人數已經躍升成為所有在美國的外國學生裡的第一名。再過了三十年，到了 2019-2020 學年度，中國留美學生人數已經到了 372,532 名，占所有在美國的外國學生人數的 35％。
中國留美學生人數持續攀升的現象是否會持續下去，還有待觀察。中美關係的惡化，再加上全球疫情的影響，都是變數。2020 年的變化是最戲劇性的。比如說，從 2020 年 3 月到 9 月，六個月之間，美國政府才簽發了 808 個 F-1 學生簽證給中國學生。2019 年同一期間的數字是 90,410—降幅達 99％！當然，這中間還有全球疫情的因素，影響所及不只中國。比如說，印度的降幅是 88％；日本是 87％；南韓是 75％；墨西哥是 60％。然而，平均來說，美國所發給的 F-1 學生簽證的降幅是 88％。因此，中國的降幅是最陡的。
然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這 2020 年崩盤式的降幅是一個暫時的現象，而且主要是因為疫情，而不是因為中美關係惡化的結果。從 2021 年 5 月到 6 月，兩個月之間，美國駐外領事簽發了 117,000 個 F-1 學生簽證。這個數字是 2019 年的 90％。換句話說，國際學生回流潮不但回來得快而且猛。在這個國際學生回流潮裡，中國留美學生仍然遙遙領先所有其他國家。就以 2021 年 5、6 月間美國駐外領事所簽發的 117,000 個學生簽證的總數為例。其中，中國學生獲得簽證的人數為 85,000，所占比例高達 73％。
重點是，就像我在〈幕落〉一章裡會進一步分析的，留美的性質已經整個改變了；在 20 世紀後半葉以後，留學美國已經不再只是留學，而是要學「留」—學習如何留在美國。美國 1965 年的移民法是一個轉捩點。20 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留美學生，在學成之後都必須歸國。這是因為美國在 1882 年所通過的《排華法案》不准他們留在美國或者歸化成為美國人。雖然《排華法案》在 1943 年廢止，但只給予中國人每年 105 名的移民配額。1965 年的移民法的關鍵意義，在於它開放給中國每年兩萬名的移民配額。從那以後，留美的動機與目的就迥然不同了。我在〈幕落〉裡稱呼 1965 年以後的留美學生為新型的留美學生。他們留學的目的，除了是要接受更高、更專門的教育以外，更是要透過留學而學「留」—質言之，就是從傳統學而優則仕轉化成為現代的學而優則留。這就是 1960 年代台灣所流行的「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口號的背景。從前的台灣如此，現在的中國亦然。只要可以透過留美而「留」美，這個洶湧澎湃的留美運動就會持續下去。
然而，學而優則「留」是 20 世紀後半葉才有的一個選項。以美國來說，雖然隨著 1943 年《排華法案》的廢止而開放了 105 名的移民配額給中國，但那是杯水車薪。一直要等到 1965 年的移民法通過擴大成為兩萬名的移民配額以後，學而優則留方才成為一個可行的途徑。因此，雖然學而優則留最為人所詬病的，是人才外流的問題，但這不是 20 世紀初年的中國留美學生的問題。由於他們在《排華法案》的限制之下沒有人能夠學而優則留，他們不是人才外流的始作俑者。
換句話說，中國留美學生在 20 世紀後半葉開始之所以能得以學而優則「留」，完全是拜《排華法案》廢止之賜。中國政府在最初制定留美政策的時候，其出發點是「楚材晉『育』」，亦即，派遣學生到美國留學以期他們在學成之後為中國所用。從《排華法案》在 1882 年制定到 1943 年廢止，60 年間，絕大多數的中國留美學生不會動念想留在美國，因為那是美國法律所不允許的。一直要到《排華法案》廢止，特別是到 1965 年的移民法給予一年兩萬名的移民配額以後，留美學生方才得有學而優則「留」這個選擇。「楚材晉『育』」於焉成為「楚材晉用」的敲門磚。這是所謂的人才外流現象的肇始。
有意味的是，中國的留美運動從一開始就已經受到了批判，批判他們洋化，忘了自己是中國人。容閎的 120 名幼童生，在 1872 到 1875 年之間，分四批到美國東北部新英格蘭區留學。這個清朝政府的教育計畫，是以 15 年的投資，讓他們在美國從中學開始，一直到學成為軍政、船政方面的人才。然而，10 年不到，他們在 1881 年夏天就全體被迫撤回。撤回的原因，可以用下述兩句話來概括：「外洋之長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其學難期成才，即學成亦不能為中國用。」
這「彼族之澆風早經習染」、「適異忘本」云云，用傳統中國「用夏變夷」的話反過來說，就是「用夷變夏」。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洋化、或者喪失國性（deracination）。容閎的幼童生一直到今天仍然是許多人喜歡拿出來討論的問題。然而，大多數的人都是把它拿來作為對比現代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一個案例。褒揚容閎及其幼童生的人，為他們生不逢時的悲哀抱不平，譴責清廷的冬烘與愚昧；貶抑容閎的人，則以之用為案例來批判他的驕傲以及不能共事的個性。這種影射史學當然有其歷史與政治的意義，然而並不有助於我們對留學這個嚴肅的問題的討論與分析。中國學生因為留學而變得過分洋化，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因為這所牽涉到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而且牽涉到整個國家社會的問題。畢竟，留學是一整個社會的投資，是必須計算其社會成本的。
近代中國第一次對留學教育展開廣泛而激烈的批判是在 1920、1930 年代。然而，大家很少注意到的，是在 1920、1930 年代廣泛而激烈的批判以前，已經有一位年輕的留美學生對留學教育做了一個激烈而全面性的批判。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近代中國鼎鼎大名的胡適。胡適在 1910 年拿到第二期庚款的官費到美國留學。他在 1913 年初寫了一篇〈非留學篇〉。顧名思義，〈非留學篇〉就是反對留學。胡適的〈非留學篇〉之所以很少人注意，是因為其所代表的是一個 20 歲出頭的胡適所寫的一篇文章，迥異於他成熟以後的觀點。其次，這篇文章非常長，而且是用文言文寫的，不是用他後來清新、平易近人的白話文體所寫的。
胡適寫〈非留學篇〉是在 1913 年初。雖然當時胡適已經留美兩年半了，但他仍然還處在他在上海讀書時候所進入的民族主義期的最後階段。他開宗明義就說：「留學者，吾國之大恥也。」他緬懷那中國文明全盛、人人爭相來朝拜的歷史：「當吾國文明全盛之時，泱泱國風，為東洋諸國所表則。稽之遠古，則有重譯之來朝。洎乎唐代，百濟、新羅、日本、交趾，爭遣子弟來學於太學。中華經籍，都為異國之典謨；紙貴雞林，以覘詩人之聲價。猗歟盛哉！」從他民族主義的心懷看來：「以數千年之古國，東亞文明之領袖，曾幾何時，乃一變而北面受學，稱弟子國，天下之大恥，孰有過於此者乎！」
然而，那個人人爭相來朝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
吾國今日所處，為舊文明與新文明過渡之時代。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人將以飛行機、無菸炮擊我，我乃以弓箭、鳥銃當之；人方探賾研幾，役使雷電，供人牛馬，我乃以布帆之舟、單輪之車當之；人方倡世界平等、人類均產之說，我乃以天王聖明、君主萬能之說當之；人方倡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我乃以揖讓不爭之說當之；人方窮思殫慮，欲與他星球交通，我乃持天圓地方之說，以為吾國居天下之中，四境之上，皆蠻夷戎狄也。
換句話說，中國已經落後了，所以必須要派留學生到太平洋的彼岸「採三山之神藥，乞醫國之金丹，然後揚帆而歸，載寶而返。其責任所在，將令攜來甘露，遍灑神州；海外靈芝，遍栽祖國；以他人之所長，補我所不足，庶令吾國古文明，得新生機而益發揚張大，為神州造一新舊混合之新文明，此過渡時代人物之天職也」。
胡適這段話驚人的地方，在於即使它已經不再淪於「體」、「用」二元論的窠臼，它保留了19世紀末年「中體西用」論述的精神，亦即，「舊文明非不可寶貴也，不適時耳。」所以他才會說：留學的目的，在於「以他人之所長，補我所不足，庶令吾國古文明，得新生機而益發揚張大，為神州造一新舊混合之新文明。」

序曲
唐紹儀在 1908 年以清朝政府特使的身分訪美的時候，在聖誕節期間邀請了 104 位中國留學生—其中，5 位是女性—到華盛頓訪問一週。這句祝禱詞是他在那一週假期的歡迎晚宴中舉杯致意時所說的話。這句祝禱詞裡的「各位先生」，除了因為當時中國的女性沒有選舉權，更沒有服公職權的歷史事實以外，在在地說明了那 5 位被邀請的女留學生只是點綴用的花瓶而已。
唐紹儀自己從前也是一個留美學生。他是容閎在 1870 年代帶到美國留學的 120 名幼童生裡的一員。只是，他當時並沒有完成學業。他從康乃狄克州的哈特福高中（Hartford High School）畢業以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可惜，由於清廷憂心幼童生過於洋化，在 1881 年召回了這批幼童生。
唐紹儀在回國以後，很快就得到袁世凱的賞識與提拔。他在 1907 年被任命為奉天巡撫。次年 10 月，唐紹儀奉命訪美。這是唐紹儀 27 年以後重返美國。在名義上，他的任務是作為特使，向美國政府致謝其決定退還美國所超索了的庚子賠款—將近一千兩百萬美金—的好意。這筆超索的數額約占美國所得的庚子賠款總數的五分之二。
唐紹儀在 1908 年 11 月 30 日抵達華盛頓。他責成中國公使館邀請中國留學生在聖誕節期間到華盛頓遊覽一週。這 104 位的人數龐大，幾乎是美東中國留學生總人數的一半。因此，我們很難把這次的盛會說成是唐紹儀召見了留美學生的領袖。同樣地，那五位女留學生也不是女留學生領袖，因為當時美東大約有三十位女留學生。
我們不知道受邀名單是如何擬定的？標準如何？然而，可以想見的是，由於美國幅員太大，以火車作為當時交通工具的條件來看，無論是從所需的時間或費用來考慮，受邀者顯然必須是局限於在美國東岸留學的學生。這個決定一定是讓許多中西部與美西的留學生作出失之交臂的長嘆。就舉一個最有意味的例子。伊利諾州立大學的留學生在他們發表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上的〈伊利諾會訊〉（Illinois Notes）裡，就直截了當地說出了他們的失望之情：「我們很遺憾沒去華盛頓當唐紹儀大使的客人，〔痛失了〕參與東岸一位同學所描述的『玩得極為開心』的機會。」這篇〈會訊〉很可能就是當時伊利諾州立大學中國同學會會長王景春所寫的。王景春先前是美東留學生裡非常活躍的一分子。他是《中國留美學生月報》1906-1907 年的副主編、1908-1909 年的主編。他回國以後會成為民國時期一位重要的鐵道部官員。他 1908 年夏天才從耶魯大學畢業。唐紹儀邀請美東的留學生去華盛頓過聖誕節的時候，他已經到了伊利諾州的香檳分校念研究所，因此錯失了出席這次盛會的機會。
無論如何，這些留學生受邀的意義，與其說是他們具有代表性，不如說是他們具有象徵的意義。這個史無前例的邀約，使所有出席的男學生都覺得他們是到華盛頓接受圈選，會讓他們在回國以後一躍龍門。不但所有「美東中國留學生聯合會」（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of the Eastern States）歷任、現任會長、幹事都在受邀之列，而且出席者有一半以上都是「常春藤盟校」—哥倫比亞、康乃爾、哈佛、賓州大學、耶魯—的學生。無怪乎所有出席這次盛會的學生都認為他們之所以受邀，就證明了他們是菁英中的菁英。而這也是後來有名的外交家顧維鈞對這次盛會的意義的詮釋。
他們在華盛頓所得到的各種招待，也在在地讓這一百零四位留學生覺得他們確實是菁英中的菁英。首先，他們下榻在當時華盛頓最好的兩家飯店：「開羅」（the Cairo）和「寇克倫」（the Cochran）。他們在華盛頓的活動，除了坐巴士專車環遊華盛頓、坐輪船去參觀華盛頓故居「維農山莊」（Mount Vernon）這兩個戶外的活動以外，還有各種盛宴與演講、致答詞的安排。這一週的活動是由聖誕節當晚盛大的中餐晚宴展開序幕。開幕式是次日在中國公使館所舉行的美式晚宴。晚宴開始由唐紹儀致歡迎詞。為了展現留學生美化的程度，證明他們熟諳美國大學的禮儀及其在公眾場合的表演，留學生推派了顧維鈞發表一份正式的致答詞。後來會成為中國近代最有名的外交家的顧維鈞當時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研究生。他那時已經是一個主持宴會的能手、辯論家、哥大學生報《旁觀者》（Spectator）的主編。同樣重要地顯示出他們美化的程度的標誌，是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因為第三天是禮拜天，他們泰半都去了教會。
在中國公使館的晚宴上，每個男留學生都穿了西裝、打著領帶、頭髮梳理得油光光地；他們每一個人都非常興奮，急切地想要展現出他們所屬學校的精神。只可惜由於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先後在 11 月中死去，當時還在服國喪的階段，留學生不能在公共場合歡唱他們的校歌和啦啦隊的吶喊詞（yells）。唯一一次的例外是他們從「維農山莊」回程的輪船上。由於他們已經憋得太久了，他們忍不住大聲地唱起他們的校歌以及啦啦隊的吶喊詞。在公使館所舉行的聖誕節的晚宴上，他們就不得不克制自己了。然而，由於他們實在是太興奮了，他們不時仍然想要把他們的熱情迸放出來。既然不能唱校歌和啦啦隊的吶喊詞，他們就改呼〈中華吶喊〉（Chung Hua Yell）：
中華！中華！（Chung Hua, Chung Hua）
加油！加油！（Hoola, Hoola）
萬歲！萬萬歲！（Vivela, Viela）
中—國！（Chi-i-i-i-na! ）
這一週活動的高潮是 12 月 28 日的參訪白宮之行，或者用留學生所用的話來形容，是「把學生引見給羅斯福總統（President〔Theodore〕Roosevelt）〔老羅斯福總統〕」。他們在公使館集合以後，男學生就以學校作為單位列隊，依次登上三輛巴士專車。五位女留學生則坐上領頭的一輛汽車。等車隊抵達白宮以後，他們兩人並肩排成一支縱隊，邁步走進白宮的「藍廳」（Blue Room）。儀式開始，唐紹儀在引見之前先作了一個簡短的致詞，老羅斯福總統也作了一個簡短的致答詞。唐紹儀與老羅斯福行禮如儀以後，學生就排成一路縱隊，依次上前與老羅斯福總統握手。然後，步出「藍廳」，離開白宮。
這整個儀式頂多就是半個鐘頭。然而，對那一百零四位留學生來說，那是永恆的半個鐘頭。試問：世界上還有什麼能比白宮引見這個儀式更能證明他們是未來中國的領袖嗎！「美東中國留學生聯合會」在其所出版的《中國留美學生月報》裡用了非常戲劇性—同時也是大學生浮誇的—語言來形容這個在白宮引見的儀式：
這是我國四千年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個外國領袖接見這麼一大批我國的學生。這標示著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在這個新時代裡，不只先知與政治家可以與君王游〔注：直譯：「站在君王之前」。引用《聖經》箴言 22 章 29 節〕，學生也可以。這引進了一個新的紀元。在這個新紀元裡，年輕人在中國所將負起的責任極為繁重。這標誌了一個新的時期的開始。在這個新時期裡，我們這些在美國受過教育的學生，將會把一個偉大的帝國與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之間所建立起來的真摯的感情在太平洋的兩岸間傳播著。
其實，何止是留學生認為他們這些接受了美國教育的人將會在中國肩負起關鍵的角色，連這次盛會的主人唐紹儀亦是如此認為。他囑咐留學生不管學的是什麼，都要學得澈底，不稍事鬆懈，因為「每一個領域的教育都是中國之所需」。然而，他真正所要強調的，是領袖與行政的能力，而不是專業技術。因此，雖然他建議學習工程的學生也要具備人文的素養，而且要學好英文，但他所措意的是在培養未來的外交與政治人才。為了防止大家一窩蜂地專注英語，導致能說英語的外交人才過剩，他建議有些學生應該學習西班牙文。他說中國將會與南美洲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會需要許多能說西班牙語的公使與領事。更重要的是，有鑑於中國將會在9年以後召開國會〔注：1908 年宣布從12年縮短為9年〕，他敦促留學生要熟悉議事規則，並練習用中文辯論。他諄諄教誨學生說：「1917 年我們就會有一個國會。屆時，在座有些人會在國會裡發表言論。請及早做好準備！」
儘管這華盛頓聖誕一週的假期，賓主盡歡，而且也都盡情地抒發了他們干雲的豪氣，唐紹儀這次使美進行得並不順利。對美國國務院來說，在唐紹儀引見一百零四位中國留學生給老羅斯福總統、老羅斯福總統接著簽署行政命令批准把超收的庚款退還給中國那一刻，其特使的任務就已經完成了。讓老羅斯福總統跟國務院官員不快的所在，是唐紹儀使美真正的目的，是要跟美國談判，希望它能修改其對於所退還的庚款的用途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