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思維之路（余英時文集15）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再版自序

這本小書從開始撰寫到現在，已整整三十年了。當時我自己尚在香港新亞書院讀書，但同時也在流亡知識分子所辦的一個週刊—《自由陣線》—兼任一部分編輯工作。我所負責的是「青年天地」一欄，專門在知識與思想範圍之內談些淺近而有趣的問題。因為對象都是像我自己一樣的青年讀者，所以這一欄的文字都是些卑之無甚高論的東西。我自己也用艾群的筆名闢了一個專欄，名曰：「山外叢談」，取蘇東坡「不見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之意。一九五◯年代初期的香港，正在遭受著馬列主義狂潮的衝擊。當時的香港是文化的沙漠，一般青年人並不注重思想；而略有思想的又不免被所謂「革命」的狂潮席捲而去，情緒十分高昂，但是完全失去了理性。我當時深受「五四」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的影響：在政治上嚮往民主，在思想上尊重理性和容忍。「山外叢談」所談的大體不出理性和容忍這一主題。後來我和幾位朋友合作，成立了一個出版社—高原出版社，主要是出版一些文藝與思想方面的書籍。由於社中朋友們的慫恿，我便在「山外叢談」中選了幾十篇印成這本《到思維之路》。這些淺薄的少作，當然沒有什麼學術價值可言，不用等到壯年便已自悔孟浪了。所以我後來一直叮嚀高原出版社不要重版。
這次在台灣重印則是受到朱一冰先生和黃俊傑先生的再三鼓勵，使我有盛情難卻之感。而且我後來想想，無論我自己怎樣不滿意這些少作，但既已為人所知，終不免有重禍梨棗的一天。與其將來被人盜印，倒不如由我自己整理一番，正式再版。所以在重印之前，我曾抽空校閱了一次，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動。三十年後重讀這些文字，幾乎不能相信是出自我的筆下。其中幼稚膚淺之處，自然極多。不過以三十年後的我回顧三十年前的我，似乎也不應該用過分嚴厲的眼光。至少就大體的思想傾向而言，我還覺得這冊小書是健康的，不妨推薦給青少年的朋友們。今天的我雖然在知識方面增加了不少，但是已失去三十年前那種膽大妄言的勇氣了。
就個人情感方面說，我對於當時寫作的流亡歲月則是十分懷念的。三十年前在香港的難民生活已不是今天國內的青年們所能想像。我們飄零在一個殖民地的社會裡，回顧無依，也看不到任何前景，正如杜甫所說的：「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無論是作編輯或是寫文章，一大半都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為之。龔定庵「著書都為稻粱謀」之句正是我們那些流亡知識分子的最好寫照。現在回想起來，我們當時唯一的精神憑藉祇是不相信中國會永遠在無理性的狀態下存在下去。依我自己當時的想法，寫作既是謀生的唯一方式，那就必須利用這一方式來改變現狀，至於是否有效則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了。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最使我感動的是讀到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所引的一則佛教故事。這個故事說：
昔有鸚鵡飛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遙見，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爾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為滅火。（卷二）
我當時並不敢奢望可以感動天神來滅火，但是我的確覺得自己是曾經僑居陀山的鸚鵡，不能不在故山大火之際盡一點心意。所以五十年初期我在香港所寫的一些不成熟的東西都可以看作鸚鵡羽翼上所濡的水點。這冊小書自然也不是例外。
我希望今天讀者都能從這個角度來看待這些舊作。
余英時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五日於美國康州之橘鄕

自序

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顯然是歷史上從所未有的一個嚴重的思想戰爭的時代！在這個思想戰爭的大時代裡，我們中國竟不幸而成為戰火最激烈的一個角落。這幾十年來，中國學術界上激盪著形形色色的思潮—西方的、東方的；古老的、新興的；保守的、激進的……。然而更不幸的，這一場思想戰爭的結果，竟剷除了中國舊有的一切思想的根基，也摧毀西方學術界所傳布過來的一切思想的幼苗；而它所帶來的卻並不是任何新思想體系的創建，恰恰相反，乃是極權統治者的教條束縛了全中國人民的智慧！
中國思想界墮落到今天這步田地，老實說，「五四」以來曾在學術界負有領導責任的人們是無法辭其咎的。他們不曾將知識青年引上獨立思想的正途，眼看著千千萬萬熱情、純潔，而又求知慾極強烈的青年朋友們被極權主義者牽著鼻子，一步步地走向毀滅之路。而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一批新知識分子們，也竟連傳統士大夫的一點起碼氣節都保持不住，筆尖兒一味隨著統治者的利益方向的變換而轉動。文化界的領導者既是這樣的軟弱無力，我們怎能希望有愛真理甚於生命的知識分子產生呢？至於加速中國青年向左轉的步伐的政治因素，更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用不著我在這裡多說。
從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國大陸真是一個思潮澎湃的智慧之海；「思想改造」的運動不斷地在進行著，每一個人的思想都在「搞通」途中。我們還有什麼思想問題好談呢？然而當我們揭開了「思想搞通」的面紗，看清了它的廬山真面目時，我們不禁為之愕然了！錢穆先生在他的近著《中國思想史》的自序中說得很明白：「其實彼輩所謂搞通思想者，其骨子裡即為反對思想。彼等誤認衝突矛盾為思想之本質。果如是，則思想搞通，即成不通……思想真搞通了，即成為無思想，於是將重造衝突，重求搞通。如是則搞通，清算，復清算。永遠是一個搞不通與算不清的不了之局。」其實說極權統治者（注意：我祇是說「極權統治者」，不是說一切信仰極權主義的人。）錯認了思想的本質，已嫌學術味太重，抬舉了他們。在我看來，古往今來的一切統治者根本就不需要真的思想，思想在他們的心中祇不過是統治工具的一種而已，是和刀劍槍砲之類的武器沒有任何不同之處的！耶穌時代的基督教思想是何等的令人愛戴，可是自從它躍登羅馬國教的寶座以後，竟完全換了一副猙獰可怕的面目！儒家思想在孔子時代又是何等的令人敬仰，可是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儒術」以後，一部分儒者竟喪失了弘毅進取的精神，沒有絲毫的生氣了！這些淺近的史實都說明了一個真理：思想雖可以而且應該指導政治，但卻絕不能成為政治的工具；任何美好崇高的思想，一旦變成了統治者的工具，便會立刻失去它的一切優點。馬克思主義自然也無從例外！
誠然，我們在思想戰爭中的失敗是慘重的，但也並沒有到不可挽救的絕望境地。人類數千年文化的積累，思想的遺產絕不是極權主義者的武力所能夠毀滅盡淨的。如果我們能夠認真地在思想園地裡努力開創，則共產主義的所謂「思想體系」是不堪我們一擊的。那麼，自從共產主義征服了中國這四年來，我們在思想方面做了些什麼呢？我們矚目海外的出版情形，真不能不令人為之氣短。在已出版的許多書刊中，嚴肅的作品已經是少得可憐了，而在這點少得可憐的作品中，有關思想問題的更不到十之一二。從目前我們這種七零八落、卸甲棄盔的思想隊伍來看，勝利的希望實在是很難想像的事。
我這本《到思維之路》便是抱著這種憂慮的情懷寫成的。但我絕不是說，這本小書可以填補這樣大的一個空隙；事實上，它不過是作者個人的思維能力在這種空虛感的壓迫之下的一種反抗表現而已；它不是一種有系統的著作，而是一番有系統的思維的結果。在我們的思維路上滿布著亂石和荊棘，因之，我們第一步的工作便得是掃除一切阻隔著我們通向思想創建之境的障礙。在這本書裡，我沒有絲毫「建立思想體系」的雄圖，也沒有介紹這一派或那一派的哲學意願；我僅僅嘗試著去解開我們這個時代所存在著的若干思想上的糾結，並企圖從多方面的討論中共同襯托出思維的原貌，發掘出思維的本質。由這本書的對象是青年朋友，我在寫作時便完全採取了一種談心式的輕鬆態度；有時雖也有幾句嚴肅的話，可是絕不是說教；有時雖也引徵一些古人的文字，可是絕不擺學究的面孔；有時雖也動點情感，可是絕不煽動；有時雖也寫下幾句構造謹嚴的詞句，可是絕不賣弄邏輯。在形式上它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在內容上，它則是信筆寫去，卑之無甚高論。我很明白，它的淺薄不值學者專家的一笑；但我卻深信，它的真誠一定可以獲得青年朋友的同情。
最後，請允許我借用胡適之先生的話來表達我內心願望：「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祇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祇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絕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祇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余英時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三日深夜

思想問題在今天！
思想本來無所謂青年老年之別，我們也找不出一種僅僅屬於青年人或老年人的思想。任何一種思想，就其成為一種社會思潮來說，其信仰者一定是包括各年齡層的人們的。我們何以特別要同青年朋友們談談思想的問題呢？這根據於事實者遠較根據於理論者為多。一般的說，青年期間是比較容易接受思想的年代；一個人思想的成熟大抵總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間。當然，例外也是有的，尤其是大哲人們往往一生中，思想經過若干層次，所謂「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也。
思想成為一種問題，對於中國說，的確是相當陌生的。西方自文藝復興以後，新思潮開始興起了，十六世紀宗教革命更帶來了許多為信仰而流血鬥爭的驚心動魄的偉蹟；從此，思想自由的問題便在西方社會中占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不過，封建教會對於異端思想的迫害，在當時雖然顯得非常毒辣，可是若與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極權統治者（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對於不同思想的摧殘比較起來，前者反而算是很寬大的呢！英哲羅素氏在他最近所寫的一本小冊子（《自由是什麼？》）上說得很清楚：「佛教、基督教、馬克思主義都是從個人發端的，但在極權國家中他們都不可能產生。伽里略受了異端審判所的虐待，可是若與現代極權國家的虐待方法比較起來，還是小巫見大巫呢！他並沒有被處死，他的著作也沒有被焚毀，而他們的門徒更未受到清算。」由此看來，在西方，思想問題的真正嚴重化也還不過是近三、四十年（自蘇聯極權運動成功以後）的事。在中國呢？我們更是從來不曾發生過思想問題，中國傳統社會儘管有不少壞處，但對於保持思想自由這一點，總算是差強人意。春秋戰國期間，諸子百家爭鳴，史家通常公認為中國學術思想的黃金時代。秦皇漢武雖先後有「焚書坑儒」和「罷黜百家，表彰儒術」的傑作，然而「異端邪說」並未真的從此絕跡。王充的異說、范縝的無神論、韓愈的反對佛學都沒有受到任何迫害，這倒真是值得我們中國人引以為榮的事！
思想給予社會的影響，是無法從具體的存在上觀察出來的。人類文明的不斷提高，顯然主要得歸功於新思想的不斷創造。我們無論從任何國家的歷史上去研究，在文化思想蓬蓬勃勃的發達之後，接著的總是社會繁榮與進步的到來。反之，一旦思想自由成了問題，遮蔽著整個社會光明的烏雲也就一步步地向我們逼近了。羅馬權威的建立，基督教躍登國教的結果，是給中古歐洲帶來了長期的黑暗；而西班牙人的霸權的確也曾一度使義大利文藝復興之光輝黯然失色！個人的價值在那裡呢？偉大的創造來自何處呢？離開了思想自由，這一切都將無從談起！
「五四」以來，經過了文化上的大革命，思想自由更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積極信條了。我們爭求民主、嚮往科學，其唯一的憑藉也祇有思想自由。嚴格的說，直到中共掌握了中國政權之後，思想才真的成了問題了。三年來，無數的知識分子在威迫利誘之下，參加了所謂「思想改造」的運動，他們固有的智慧與學識在新統治者看來根本不值一文，而統治者希望於他們的也祇是共同達到統治者所預先安排好了的結論。在這期間，我們看到了多少我們過去所崇敬的哲學家、思想家，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畢生成就。我們還看到了更多的青年朋友「在搞通了思想」之後，一次一次地扮演著「大義滅親」的人倫慘劇中的主角！我們多數人祇知盲目地對他們加以責備，但很少人能深切瞭解到思想問題的嚴重性，而去實地體味他們的心情；更沒有人會想到，所謂思想問題又是怎樣一件荒謬絕倫的把戲！錢穆先生在他的新著《莊子纂箋》一書的自序中曾有如下的警語：「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力集中改造思想，競坦白者踰六千人，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歎！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一句話，中共所謂的思想問題便是要將一切不同於馬列主義的思想學說完全而徹底地消滅清淨。思想不能由人民自己做主，而得讓統治者替我們安排，這真是曠古未聞的怪事。
在古代，以及中古的社會中，人類文明的程度不高，愚昧的統治者的統治思想的企圖尚情有可原。而且在那時，祇要你不發表違反權威的言論，你是不會受到任何懲罰的；統治者也並不強迫你接受它的思想。在今天，極權的暴君們卻不肯如此輕易地饒過你的，他們不但要將你腦海中原先存在的思想挖去，而且還要重新把御製的教條填滿其中。回顧人類進步的歷程，我們對此真祇有無言嘆息而已！
這是二十世紀，原子時代，民主的呼聲高達雲霄的時候，而我們竟面臨著這樣一種荒唐的思想問題，不亦異哉！
「定於一」？
「天下惡乎定？曰：定於一。」這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政治信條；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大資本家雖然不敢妄想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可是他們對於財富的累積卻也是不遺餘力。真正敢於名正言順地集國家經濟大權於一身的倒是近代的社會主義者。無論是蘇聯式的計劃經濟或德國式的統制經濟，其最終目的都是要使經濟權力徹底掌握在極權統治者的手中，這可說是經濟上的「定於一」。
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思想系統不免都帶著一些獨斷性、專制性的氣味。每一派思想都要求所有人們成為它的信徒。還沒有躍登統治寶座的思想，無論它具有如何嚴厲的排他性，它對社會還是無能為害的，即使有害也不嚴重。不過一旦它被當權者所屬意之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它的優點將無從表現，它的缺點卻會被人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僅如此，統治者還要透過各種方式，強迫別人去信仰它。歷史上這樣的例子甚多；如西方的基督教最初是受統治者歧視的，耶穌以及無數教士們的殉道都祇是它未成為羅馬國教以前之事。其後則是教會權威的日益高漲，終至壟斷了整個中古時代的文化教育。中國儒學在春秋戰國時代是為各國君主所不取的，漢武帝以後儒術大興；千餘年來，它的基本思想一直是深深地植根在中國智識分子的心靈深處，流風餘韻至今不衰。傳統的讀書人倘若想在功名上，或事業上有所成就，四書五經乃是必讀的經典。這種統制思想的方法雖然比較溫和，也比較鬆弛，但欽定儒學阻礙社會進步的程度也是十分驚人的，這些都是我們所熟悉的淺近史實。
羅素氏認為，要求劃一性（uniformity）是人類的原始本能之一，我們姑不論這種說法是不是真理，然而人們在情感上總希望人人都和我一樣（無論在那一方面）卻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我已經指出，思想上「定於一」的企圖，在中外歷史上都一再出現過的；但是，多的維持千餘年，（其實仔細研究起來，由於社會不斷演進，任何一派形式上未變的思想，在實質上都是有了變化的，問題祇是程度的深淺而已。）少的三、五年，終究是要倒下去的。因此，在近代民主主義初露微光的一段期間，多數人們確是有著過分樂觀的想法的，以為從此不會再有人敢於嘗試統一思想的把戲了。即使在民主光輝最為黯淡的今天，持有此種見解者依然大有人在。然而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近三、五十年以來，極權主義的興起，又在人類文明的歷程上投下了一道極其可怕的陰影。在嚴密組織、高度控制，和科學技術的幫兇之下，統一思想的花樣的確鬧得更為精彩了。話說回頭，極權主義者的得勢也並不是偶然的，正因為我們所面臨的時代是充滿著矛盾、衝突、鬥爭的時代，—尤其在東方，民族主義的火焰熊熊烈烈，青年的思想才很容易走上狂熱和極端的途徑。一般地說，宗教性的狂熱症是與一個社會的理性的程度成反比的，愈在缺乏理性的地區它愈是傳布得廣泛而迅速。這是助長極權主義的決定性的客觀因素。狂熱症又與統一思想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沒有狂熱的支持，統一思想是絕不可能的事。為什麼呢？緣由很簡單，祇有人們在情感極度奔放的當兒，他們才會為了某一個抽象的、縹緲的、不可捉摸的理想，而不惜犧牲自我。因此，在特定的地點與時間內，統一思想也未嘗不可以收功見效。共產主義者懸出階級鬥爭、民族主義兩大招牌，多數人（尤其是青年）的耳目便因而被炫惑住了。在此種激昂的情緒之下，「思想改造」的運動遂得順利進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