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時論集（余英時文集25）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領域
今天中國的問題沒有比學術文化的問題更迫切、更嚴重的了。我這樣說，決無任何危言聳聽的意味，我所持的理由是很簡單的。
自從一九四九以來，學術文化在中國大陸上的發展已遭到了全面的窒息。但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前，大陸上的學術文化的生機尚未完全斷絕。當時老師宿儒尚能躲在社會的各種角落上靜悄悄地傳道授業或從事研究與著述；他們的學術成果也多少還有發表的機會。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民國以來，以近代西方學術思想為核心而發展出來的新文化，仍各有其巨大的潛力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正是上述兩股文化力量駸駸乎有回潮之勢的關頭。毛澤東親自發動一次摧毀中國大陸的政治、社會秩序的「大革命」，而冠之以「文化」之名，絕不是偶然的。我們絕不能專從「權力鬥爭」這樣狹隘的觀點去了解這一重大的歷史事變。在我看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其背後至少代表了兩種歷史的勢力：一是「唯我獨是」、「一意孤行」的專制傳統，一是近代反文化、反知識的平等主義的傳統（即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假平等」）。在近代宣傳和組織的高度技巧掩飾之下，這兩種勢力，特別是反文化、反知識的平等主義，確可以表現為理想主義的假象，因而煽起一部分群眾（尤其是知識青年）的狂熱。
從對象和時間的角度去看，一九六六至六九的「文化大革命」未嘗不像史達林在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期間所發動的「大整肅」（the Great Purge）。通過一連串的鬥爭、清算、審判，史達林不但清除了黨和政府內所有異己的領導同志，並且也徹底的消滅了俄國舊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殘餘分子。這時蘇聯自革命以後所培植出來的新知識階層（即所謂「勞動知識階層」〔toiling intelligentsia〕）已可以順利地接班了。但是從文化觀點言，大陸上「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毀滅性則遠非蘇聯的「大整肅」所能比擬。「文化大革命」不但摧毀了中國舊的知識階層，而且還打爛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教育系統，因而也極嚴重地傷害了新一代的知識分子。「文化大革命」對以往的歷史文化採取了徹底否定的態度（正式「批孔揚秦」，以法家為歸宿，已遲至一九七三年以後），上自學術研究，下至文藝戲劇，無一不是被「革命」的對象。一言以蔽之，整個文化的內容都被挖空了。蘇聯的情形則與此不同。列寧本人對俄國以往的文化成就極為尊崇，他鄙棄那些要求在一夜之間創造共產主義新文化的淺薄論調。因此之故，蘇聯的文學藝術在革命後尚能保持多彩多姿的舊態。三○年代史達林的專制鐵腕雖也伸到了文藝的園地，但多少還留下了一點活動的空隙。至少古典的芭蕾舞並未曾遭到中國京劇的命運。蘇聯今天還有索忍尼辛這樣的人，這至少說明俄國在十九世紀所形成的那種以文藝抨擊政治的傳統還不曾被史達林毀滅乾淨。因此我們不能不沉痛地指出，在所有共產主義的國度裡，只有中國才真正面臨到文化全面墮退的絕大危機。在今天的中國大陸上，知識、藝術都必須服從政治的標準，固不待言。更可悲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政治標準在整個共產集團中又復屬於最偏狹的一種。
我指出今天中國大陸上的一般文化狀態，是要提醒身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讓大家深刻地認識到自己所負的文化責任是如何沉重。儘管海外各地區的中國人各有其不同的條件限制，但基本上我們還具有保存並發揚中國的學術文化的自由。而在自由世界中，台灣無疑是中國學術文化人才最集中、精神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因而對學術文化所應負的責任也最大。反過來說，台灣的地方雖小，在物質發展方面自有其極限，但在學術文化方面卻有足夠的潛力朝著頭等大國的目標邁進。文藝復興的義大利和啟蒙運動的法蘭西，其光輝都來自在文化上所達到的新高度，而不是政治或經濟力量的強大。近代人頗迷信經濟決定文化之說。其實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並不是絕對成正比例的。過度繁榮所造成的往往不是文化，而是腐化。但是怎樣才能使台灣在學術文化上成為世界性的重鎮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只能就一般原則性的問題表示一點意見。
首先我要強調，學術文化是一個獨立的價值領域，它必須真正獲得社會和政府的尊重。我這樣說並不是在提倡什麼無限制的、絕對的學術自由；這樣的自由在任何社會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所說的「獨立」並不是孤立，更不是否認學術文化與社會的其他部分之間的互相依存的關係。在實踐上學術文化的領域只能具有一種相對性的獨立性。正如政府不應擁有絕對的權力一樣，學術文化界也不應擁有超乎憲法以外的自由。我所說的「尊重」並不是指表面的客氣，而是指一般社會和政府人士必須從內心深處認識到學術、教育、文化工作者是整理、維護和開拓精神價值的人。他們的工作的意義和工、農、商之創造財富，以及軍、政之維持國家秩序是完全一樣的。中外歷史上都曾經有過這樣的階段，即學術文化是用來為王侯的宮廷點綴昇平，為豪富的門戶裝飾風雅的。這樣的歷史階段雖然已經過去了，但殘餘的點綴、裝飾的心理則未必完全消失無蹤。這是值得大家作深刻的反省的。
其次我想指出，今天世界各地幾乎都有一種趨向，即用狹隘的功利主義的眼光去衡量學術文化的價值。在這種眼光之下，以自然科學而言，實用的科學常受到高度的重視，而基本理論科學的研究則不免被忽略了。若以整個學術領域而言，人文及社會科學更是普遍地遭受了冷落，除了經濟學可算是一種例外。但是如果前文關於中國學術文化的危機的判斷大體不誤，那麼我們今天最需要提倡的便恰恰是人文和社會科學。今天沒有人會認為學術和實用必須分離。問題是在於學術千門萬戶，而為用各有不同。沒有一種真正的知識是沒有用的。一個不曾受過一般哲學和社會科學的洗禮的人很容易成為馬克斯主義的俘虜；一個沒有具備中國文史的基礎知識的人根本無從分辨儒、法爭論的是非。我舉這樣的例子乃是要顯示人文、社會科學可以有用，但是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我主張研究人文、社會科學只是為了應付馬克斯主義或儒、法爭論。人要吸收足夠的養料是為了保持身體的健康；健康自然有抵抗疾病之用。但吸收養料卻絕不只是為了抵抗某種特殊的疾病。正確的知識便是我們的精神上的養料。
尊重學術文化在它自己領域內的獨立性是和排除功利主義的偏見分不開的。社會和政府如果專從自身的一時利害打算上去看待學術文化，則後者決無獨立和尊嚴之可言。我已說過學術文化界不應漫無限制地放任自恣，但這主要是知識分子本身如何自律自愛的問題。知識階層一般是處在權力和財富的範圍之外的，他們在學術文化方面的工作應當是沾溉整個社會，而不只是有利於某一個特殊的階級。通觀中外歷史，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所謂「學術良心」（intellectual conscience）的真實存在。然而知識分子畢竟是人，他們同樣具有人的一般弱點；如果社會或政治的干擾力量過大（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他們的「學術良心」便難保不打折扣。一旦「學術良心」失去了標準，其影響所及絕不僅限於知識階層本身的墮落，從長遠處看，整個社會都會受害的。晉代的傅玄曾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顧炎武更慨嘆道：「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毛澤東以秦始皇、魏武帝自許，絕不信有所謂「學術良心」其事，他所留下的「毀方敗常」的反作用更是千百倍於曹孟德。這一個絕大的歷史教訓可以使我們了解，為了真正地尊重學術文化的獨立自主，社會和政府都只能站在非功利的立場上從旁輔助學術文化作多彩多姿的發展，而不應採取任何直接干預的方式去左右學術文化的發展方向。一個社會或政府能這樣做，不但表示它對學術文化界的尊重和信任，而且也顯露它對自身在制度和結構方面的健全抱有充分而堅強的自信。
「百家爭鳴」永遠是中國人的最高的文化理想。孔子因為子產不肯毀議論執政的鄉校，讚美地說：「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這位中國古代的聖人在清楚地指點我們，學術文化必須是一個獨立的價值領域。怎樣確立並保持這樣一個獨立的價值領域，正是今後中國學術文化存亡絕續的關鍵所在。
（原載《聯合報》，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