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是狐狸？還是刺蝟？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

湯姆‧普雷特 (Tom Plate)

總統府內的訪談

下午四點。新加坡的酷熱天氣不禁讓人感到窒息，天空則下著像蘇門答臘那裡的滂沱大雨，灰濛濛的雨水從天上傾瀉而下。

我鑽進飯店提供的載客車子，前往不遠處的總統府Istana（這在馬來文是皇宮的意思），準備與李光耀進行第一階段，歷時兩小時的訪談。司機遵從時速規定，一派從容地駛過新加坡熱鬧的烏節路購物區。我腦子裡滿是經濟數據、政治哲學、華人歷史等。幾個月來，我都在研究這些資料，已經準備得非常妥當。但是，很奇怪的，不知道是不是被炙熱的天氣、場合或者某種因素所困擾，我心裡萌生古怪的想法：我把李光耀想像成美國電影業的某名神祕大亨，或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一位著名的好萊塢巨星。

西方媒體偶爾會貶低新加坡，認為這個國家與一家企業毫無分別，因此稱它為「新加坡有限公司」。這種解讀是錯誤的！在浩瀚的世界歷史中，沒有一家企業比這裡來得有趣和複雜。

當然，新加坡人不喜歡「有限公司」這樣的稱號。雖然我不住在新加坡，但這個稱號也讓我覺得反感。我希望以上的好萊塢式比喻不會激怒我的新加坡朋友。在我眼裡，新加坡不是一家淡然無味的企業，而是一部多姿多彩、戲劇化的經典電影。

我來自在南加州的郊區，這個幅員廣闊的郊區包括了好萊塢名人聚集的獨立城市—比佛利山莊。在這裡，人們經常悠閒地發呆，以鉅資拍攝而成的電影就是幻想世界的具體化。

在這裡我們偶爾會稱好萊塢為「hollyweird」（怪異的好萊塢）在這個把夢想轉成電影的虛幻世界裡，沒有什麼會比票房的盈虧來得真實。電影《鐵達尼號》是最好的例子。一般人知道那是大家熟悉的一艘大郵輪沉沒的歷史故事。但是，在電影上映前，對於好萊塢圈內人來說，這個片名是用來形容一家比鐵達尼號沉沒得更快，即將面臨巨大虧損的電影製作公司。他們不看好這部影片，他們認為影片會像一塊巨石般沉入海底。結果他們都錯了。

新加坡也一樣，如果把它想像成一部電影。這是一個關於小島國的故事，或許還有人沒聽過它的名字，大部分西方讀者大概聽過一些誹謗案件，或其他跟口香糖和鞭笞有關的事件吧。但誰會關心這些呢？新加坡是如何成功的？關鍵在哪裡？

數十年後，新加坡創造驚人的成就。這簡直就像一部經典電影。財政穩定，金融繁榮；國際機場就像一個絢麗多彩的電影場景；國內的基本建設足以讓有「海灣明珠」之稱的杜拜妒忌；九五％的國民住者有其屋；華麗的購物廣場可以媲美電視劇《飛越比佛利》；這裡的公立學校辦得比美國還出色；學生數理成績比日本來得優秀，還有一家能讓乘客愉快飛行、以安全著稱的國家航空公司。除此之外，迅速發展中的大國，尤其是中國或印度，甚至連目前快速崛起的越南，都想知道新加坡如何在短時間內強大起來。他們要仿效新加坡，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有人會向失敗者學習。因此，如果仿效他國是對它最誠懇的肯定，那今天的新加坡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受肯定推祟的國家之一。

李光耀，這位充滿傳奇的現代新加坡之父，和他最愛的國家是密不可分的。來自越南的孫努氏甯女士，在她的推荐短文就這麼貼切地說道：「……如果有兩個不可分離的名字，那就是新加坡和李光耀，以及李光耀和新加坡。」

那是高層次的優雅結論，但我來自好萊塢，比佛利山莊的一芥草民，所以我要尋找的是一些輕鬆的角度！我把李光耀想像成一位著名的電影導演，讓讀者彷彿在片廠看到他坐在導演椅上，用他爽朗、堅定，近乎專制的聲音吼叫著發號施令，他下顎凸出，表情生動，說出類似擅長飾演螢幕硬漢克林伊斯威特的經典名句：「拔槍吧，你們這些優柔寡斷的自由派—讓我樂一樂。」

這個形象在好萊塢是受歡迎的。儘管許多是不經思考的超級自由派，更多基層片廠執行人員和過氣明星以及新星之類的。別傻了，在這個城市，果斷比名氣更重要。李光耀就像專制的希區考克融入到李安的身形中。

而到目前為止，就我們的想像，李光耀最得意的電影其實就是《新加坡》。我們想像他的傑作猶如《亂世佳人》那樣的大製作。這故事是關於一位偉人帶著他的一群精英團隊，如何在殘虐的日本侵略軍垮臺後獲取權力（普通角色：在好萊塢電影中幾乎都是反派），擊退共產黨以及腐敗的西方價值觀，與馬來西亞結盟幾年後忍痛分家（典型的好萊塢劇本，對吧？這部分詳見一五頁〈高處不勝寒〉），然後以馬基維利式的精明，智勝企圖剝削這個國家和它勤勞人民的西方跨國企業。電影的最後一幕，以移動攝影角度一覽獅城壯麗的市區景觀，以及照顧完善的公園和完美無瑕的房屋，展現出這個亞洲的新烏托邦，東南亞區域最富有、或許最令人妒忌的國家。

而李光耀和他的團隊，用不超過一代的時間就締造了這項商業成就。堪稱神奇！所以，我們是否應該準備讓李光耀上奧斯卡舞臺，完成領取終身成就獎和感謝他的家人的儀式？聽他說說感謝家人的得獎感言？

事實上，《新加坡》這部大製作所掀起的爭議還未結束。這個地方在某個程度上是個永遠無法完成的拼圖。誰知道李光耀的局限在哪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從未有一部製作可以媲美新加坡。

這是我花了數小時，與這位具指標性和時代象徵意義的專制「導演」深談後，所了解的故事。

這是一個必須被述說的故事。有許多人，主要是那些還沒到過新加坡的人，總把新加坡視為一個出自赫胥黎小說《美麗新世界》的殘酷專制火星球—那種若沒有明文禁止，就是允准之事的樂土。在某種程度下，他們沒錯。但是請到新加坡走一趟吧，你會發現這些假想也不一定對。

當你第一次抵達時，會有一點超現實感。那種感覺並非毛骨悚然，只是你察覺到明顯不同，這點在抵達的那一刻就感覺到了。機場就會讓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當你從機場前往飯店的途中，這種感覺會讓你無法置信自己身在地球。

你從車裡往外張望，似乎氣氛有點不對。感覺好像少了一樣東西。它讓你無所適從，但更令你困惑的是，無法指出究竟是什麼東西讓人如此困惑。

最終察覺到了，原來是那些你所看不到的東西。這裡沒有麥當勞的紙袋，沒有肯德基的包裝紙，也沒有被廢棄的車輛，沒有屍體（開個小玩笑，畢竟我是在紐約長大的），沒有流浪漢的帳篷，沒有在面前糾纏的乞丐（他們到底在哪？他們肯定藏在某處吧。）那絕對是、完全是，神奇的和難以置信的……乾淨。

這是一個城市嗎？你會告訴自己，我從來不曾見過這樣的地方。

當你來到市區，同樣的感覺更強烈。你會發現女性們聲稱她們可以在深夜任何時候走在街上，不會感到害怕，也不會受到侵犯。癮君子不會霸佔公園，不會騷擾母親、嬰兒和那些想要在喧嘩都市中享受片刻寧靜的家庭。再來，路邊的垃圾呢？流浪漢聚集地呢？喧嚷的車輛喇叭聲呢？都不見了。到處是綠樹和花草，還有空氣—即使是空氣都很清新。

不像在許多亞洲國家，在這裡你不會看到房屋露臺曬滿衣物。你可以在咖啡廳隨意將手擺放在桌底，不會接觸到「前人」留下的口香糖，讓你感覺噁心。如果你喜歡，儘管可以把這一切都稱呼為專治統治的「惡果」吧。我稱之為秩序和衛生，而我還希望有更多。

你會發現這裡沒有雜亂的交通情況（像臭名遠揚的開羅），或者似乎無止盡的、骯髒的鋼骨水泥森林（就像紐約城邦），還是成群的人佔據一個空間，就像被遺棄的貧民窟；啊，就像加爾各答那樣。

不是這裡。

不過，還有其他可能也看不到的景像，並需要幾天時間來觀察才會發現—這是天堂的另一面。你會發現看不到媒體激烈批評政府，或者讓你起雞皮疙瘩的英國式國會辯論場面。 你可以到美麗的公園去，然而卻不會遇上反體制的演說者、流浪的街頭音樂家，或其他古怪的場面。更有甚者，法庭不會上演陪審戲碼，這裡審訊沒有陪審團，而是由資深法官聽審，這點當地人引以為豪。當然，你也可能會對判毒販死刑的政策感到不快。是的，這裡沒有陪審制度，法官也是陪審員。

這是一塊幾乎沒有貪污的淨土，員警也享有和其他公務員同等的優渥待遇，比起西方的標準來得高。這裡的嬰兒夭折率也很低，新加坡的健保制度幾乎領先大部分國家。此外，除了員警外民眾不得持槍，也讓你對治安感到放心。

不過，另一方面，你確實又會懷念那種能夠對國家領袖公開作出激烈批評的自由氛圍。這裡缺乏負面的批評聲音。你千萬別肆無忌憚地批評，因為新加坡自一九五○年以來，就是由一個人（和他的精英團隊）領導；他的全名叫哈里．李光耀，但是很少人稱呼他哈里，可能只有密友，或者那些毀謗他崇洋、不像華人的對手，才會這樣稱呼他。怎麼說呢，本書中的主角李光耀，已經八十六歲了。你若要認識他，可得把握這個機會。

開場

錄製以下的對話用了超過四捲錄音帶，全書直接引述李光耀的許多談話。這個非正式的互動發生在第二天，地點在新加坡總統府的陽臺上。

當時這位現代新加坡之父，用少許的身體語言，示意我該是暫時休息的時間了。我不能與他討價還價，因為我身處在他的地盤。

我們從座位站起來，那張桌子就置放在貴賓廳的一個角落，看起來像是壁爐的地方。（但是壁爐怎麼會出現在炎熱的新加坡？）我們先後穿過一扇大門，通往一道蔭鬱的戶外長廊。

小心翼翼登上大理石階，走到一個灑滿陽光的寬闊廣場。從這裡俯瞰著活動草坪、砲臺小徑和愛丁堡路，往下走就是新加坡主要的商業區—烏節路。不遠處就是高樓林立的新加坡天際線。

李光耀身高大約五尺十吋（一百七十八公分），身材修長。八十多歲的他步履沉穩。他舉起疲倦的手拭擦灰白的前額和黝黑的雙眸，我們離開蔭涼的貴賓廳，沐浴在新加坡午後的熾熱陽光下。

室外氣溫大約華氏九○度（攝氏三十二度），濕度約百分之九十，這是一個悶熱的天氣。我們兩人突然開始不經意地說出一連串的玩笑話。畢竟我們已經交談了幾個小時，討論的課題包括當今民主體制的政治缺陷，以及中國崛起相關的動態。

很少人知道這位現代馬基維利?大師可以多麼的風趣機智。我開始消遣聯合國，而他的回應就像一位主持政治諧劇的嘉賓。我們胡鬧了幾分鐘（參見二一八頁的〈休息時間的閒聊〉章節），氣氛突然又變了，就像一陣從海峽吹來的微風，難以捉摸。

我們轉身回到貴賓廳繼續未完的訪談，他突然停下腳步，好像受到什麼刺激似的。他直視我的眼睛數秒後，轉而注視白色的多利克式柱子。他有話要說，卻不知從何說起。他不想讓我難堪，但是他想揭示某個隱情。

對於這位口才優秀和充滿自信的紳士，這樣的吞吐是少見的。我屏息等待。不要替他把話說出口。

最終，他急促眨了眨眼，轉而面向我—幾乎用他整個身體擋住了我—然後直截了當用標準英文向我輕聲說：「湯姆，我知道，這本書必須有批判性和負面內容，你不必為我擔心。就照著你所看到的我寫吧。其他的就順其自然。就從你所看到的一切來講述我真實的故事。我只要求這些。」然後他示意我們往前走。

回到貴賓廳，在重新開始談話前，我向他保證剛才他所說的確實就是我寫作本書的初衷。然而，他這番突如其來的評語確實讓我感到有些擔憂，但一般西方新聞從業者不會把這些話放在心上。李光耀故事中所提到的「缺點」，對我而言不是太有趣；負面的新聞眾所周知，數十年來這些負面的新聞常常見諸報端，尤其是西方媒體：堅強的毅力，對批評抱著輕蔑、憎惡的態度，利用馬基維利式權謀手段對付弱勢對手，把他們置於死地，而且還施行傲慢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

但這不是我所認識的李光耀，我要介紹給讀者的是大家所不知道的李光耀。一九九七年我首次和他見面時，就對他廣泛的興趣和深入的洞察力感到驚訝。我花了一整天時間，回想我曾經訪問過的人物，數十年來我很幸運地訪問了許多世界領袖和領先群倫的思想家，但是要找出一位與他相若的人物，答案是沒有。

一九九五年開始，我一直在《洛杉磯時報》撰寫亞洲主題專欄，全世界報刊（從杜拜到美國最小州的羅德島的普洛威頓斯）都有轉載。多年來一共三次訪問李光耀。本書的內容主要來自二○○九年夏天在新加坡與李光耀做的一次面對面的獨家專訪，在書裡完整記錄了他的思想脈絡。

所以，這不是一本有關大部分西方媒體如何看待這位具爭議性的現代新加坡之父的書，而是我對我所認識的李光耀所做的誠懇和詳細描述。我希望本書充滿著觀點和感情，我知道缺少的是「他的缺點」。我不知道李光耀會不會失望，但我希望你不會。

虎父無犬女

李光耀的女兒李瑋玲是一位備受尊重的神經科醫師，也是一位有同理心的人。我從未見過她，但是我想見她，尤其是讀了她以下的文章之後，我想任何人讀了這篇文章，都會想見見她吧。

李瑋玲是新加坡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以下是她在二○○七年寫給全體員工的年終獻辭摘要，之後於二○○九年一月刊登在新加坡的《海峽時報週刊》。她是以這句開頭的：「我家的房子雖然簡陋，但是很舒適。」隨後寫道：

當我在為那些將蒙受沉重打擊的、比較窮苦的新加坡人擔憂時，也許這場全球經濟衰退，對我們當中許多人來說，來得正是時候。這場金融危機促使我們去思考，想一想我們在生活中應該優先關注的是什麼。過去數十年的美好生活已經使我們變得軟弱。富人尤其如此，新加坡的中產階級也一樣，他們已經享受了那麼長久的美好時光，他們過去一度以為是奢侈的，現在對他們來說只是必需品……

比方說，一支手機，現在不再只是一種通訊配備，它也是有關你身分的一種宣示。因此，很多人追逐著最新的款式，儘管他們現有的手機仍然很管用。同樣的態度影響著對於衣著和裝飾品的選擇。我仍然覺得很難相信有人提著的手提袋，價格竟然比一名巴士司機的月薪還要高出三倍；跟那些在烈日下出賣勞力，冒著生命的危險，建築自己永遠也沒機會住進去的豪華公寓的外勞相比，更是超過了許多許多倍。那些媒體，鼓勵並且鼓吹著這種浮誇的消費……

我的家庭並不貧窮，但我們是在節儉的氛圍中被教育成長的。我和我的父母，仍舊住在我的祖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在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過後遷入的房子裡。用現今的標準來衡量，那是一棟大房子，但是它很簡樸—實際上，幾乎到了破落的程度。那些第一次看到這棟房子的人，會驚訝李光耀資政的住家竟是如此簡陋。然而它是一棟舒服的房子，一個我們已經習慣的家。跟那些在我們同一條街上的新建豪宅相比，它看起來雖然簡陋，我們卻毫不在乎。

這個世界上大部分人和新加坡的許多人，將為經濟的日暮途窮而悲歎。我們被告知要勒緊腰帶。毫無疑問前方將會有苦難，我們必須竭盡所能來扭轉困局。但我個人認為，這個艱難時刻將會給許多新加坡人，尤其給那些在一九七○年後出生、不曾經歷過艱難時期的新加坡人，帶來一個及時的教訓。在新加坡，不管你多麼貧窮，官方機構和社會群體都會想辦法確保你有地方棲身、有食物可以填飽肚子。在新加坡，沒有人會餓死……
富有不是一種罪孽。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富有不能是罪孽。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是每個人的特權，我沒有權力去指責那些選擇過奢侈生活的人。但一個人如果被唯物主義蒙蔽了雙眼，不足和欲望將永無止境。

在「法拉利」之後，跟著的是什麼？一輛Aston Martin跑車？在Hermes Birkin手提袋之後，一個人還能再提升到哪兒去？不管是一輛Aston Martin或者一個Hermes Birkin手提袋，都不能使我們內心真正感到快樂或滿足。它們如同塵土，一片遮蔽我們生命真義的迷霧，可以瞬間被吹走。

當我們一步步接近人生終點的時候，回顧自己的生活，我們會不會為沒有擁有的最新款手機，或者為不曾得到的豪華汽車而感覺遺憾？或者我們寧可自己平靜地死去，深知我們自己曾經活過了充滿愛、友誼和善意的生命；深知我們在生命的旅途中，曾經幫助過一些跟我們一起航行的夥伴；深知我們已經竭盡自己所能，我們離開的這個世界，已經比我們所感覺的較為美滿一些？

我們知道什麼是正確的選擇—我們有力量做出那樣的選擇……我們不應該盲目地跟著人群跑。

我喜歡這些成熟和感性的看法，你是否也一樣？李醫師給父親很好的評價，為他感到自豪，但是也明顯潛伏著她對新加坡人追求物質主義的擔憂，而這些都被視為是李光耀的功勞。在她的文章中，有另一個微妙的論點是：我們如今所擁有的不盡然比以往所擁有的來得好，就因為那是現代的東西。

因此我這樣問：「眾所周知，您這位當醫師的女兒智商肯定不低。我認為她就新加坡所面對的問題，即增長率下降等，提出了尖銳的觀點。但是她也提出，現在是停止以物質主義的心態，來評斷每件事情的最好時候，同時也提出了新加坡價值觀的課題。這是否引起您的共鳴？」

剎那間，李光耀露出冷靜表情，他望著天花板一陣子，然後以比之前更急速的語氣說：「我只能說對了一半，如果你不在物質上求進步，只是談論生命、藝術和文化的精神和審美層次，你會失敗，因為藝術和文化是一種高於生活層次的成果，而這能推動一些人去發展他們的技能—休閒方面的技能、音樂、芭蕾舞、繪畫等等。

「所以，你必須擁有像馬斯洛般的需求層次，在能夠讓自己（精神）滿足前，你必須先達到基本的生理需求。作家和藝術家也是這樣。我不清楚作家，例如像索忍尼辛那樣的作家，生活愈艱苦，作品就愈出色。我是說他在結束對抗共產主義後回到蘇聯，就再也創作不出偉大的作品。也許他老了，但是……如果你看那些能產生藝術、文學、舞蹈的國家，他們全都是達到一定層次的物質水準的國家。」

但是，這並不是她全部的意思。

無可否認，你必須先擁有堅固良好的房子，才能去嘗試追求其他東西。李瑋玲的批評很深入：她針對的是，任何幾乎完全依靠經濟指標和衡量標準來校準其成就感的文化。數據可能會誤導人。說實在的，如果歐洲人有辦法摒棄長久以來所享有的長假，或者把假期限制為兩個星期，就能夠立即提升他們的國內生產毛額。但是在歐洲有誰會這麼做呢？

就像我自己的國家一樣，新加坡實際上可以給人一種「渴望追求比現在再多一點」的印象，而不是更多的「已經擁有」的印象。李醫師建議（新加坡和世界各地的人也贊同）調整生活中的意義，不只是著眼在擁有多一輛新車或更漂亮的洋房。

這是尋找生命更深層意義的渴望：任何一個國家或文化在表面上似乎已經擁有了一切，不過還是有這樣的疑問：「一切」都足夠了嗎？

這很有趣。在二○○七年來新加坡的訪客會發現，具權威性的《海峽時報》書籍銷售排行榜上高踞榜首的書是《和尚賣了法拉利》。書名已經暗示內容。其中一位書評人稱讚作者夏瑪（Robin Sharma），成功捕捉白領專業人士的憂慮：他們所追求的物質享受就等於是生命的一切？這似乎與李醫師所關心的一致。（與此同時，在同個星期的銷售榜上排名第三的是《讓自己成為百萬富翁的祕密》）

如今，通過普遍和競爭性的方式，如國內生產毛額、人均收入等等，已經成為政府和其他人用來衡量一個國家在全球地位的標準。但是生命不應該是如此簡單地度量！絕對不可以。

過去數十年來，在我曾經訪問過的眾多公眾人物當中，很少有能夠了解金錢不是一切的道理，而李光耀是其中之一。他堅定不移的委任和擢升哲學強調才智和個人成就，超越財富和物資。數十多年來，他一直住在同一棟相當簡樸的房子。而過去數十多年來，他也以雄辯和創意來闡述有關「文化穩定力量」的重要性，以確保新加坡的靈魂不會陷入消費文化的深淵中。

為此，即使人們都在學習或者加強英語能力，他也強調學習母語，尤其是中文的必要性。沒有太多國家的領袖曾經深刻思考文化在國家的命運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不確定這回父親是否會以其智慧，來聆聽女兒的真心話。也許我們這些長輩得花多些時間去聆聽（今年二十三歲的女兒有時也會這樣說我）。當年輕一代說一些話的時候，我們經常會過度抗拒。當然，這對我們這些長輩來說是無可厚非的。我們要確保兒女能夠活得美滿幸福，這是天下父母心啊！

李醫師擔憂的是物質主義的放縱行為會損害人性。這是有深度和敏銳的觀點，而她說的確實是對的。新加坡是一個幾乎擁有一切現代物質享受的國家美國也是如此。不過，擁有「一切」或「所有」，也許真的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