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

序（節錄）

老林的實踐：一個沒有止境的社會改造集體事業／陳美霞（成功大學公共衛生所特聘教授，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台灣公共衛生促進協會常務理事）

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並且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
──黑格爾，《邏輯學》，一八一二

一九八○年代末，老林（朋友之間稱呼林孝信「老林」，我也就這樣稱呼他吧）從臺灣戒嚴體制的海外黑名單被解除不久，就回臺灣去找他的摯友、著名作家陳映真，也參加了陳映真一九九○年代開始舉辦的、有關臺灣社會性質論的讀書會。期間他與陳映真有過多次深入的對話，老林說：「……記得他（指陳映真）很多次建議我不要搞那麼多活動了，要多做理論的建設，因為臺灣非常需要理論的工作。但我認為理論的建設需要實踐的基礎，我在臺灣的實踐還太少。」（參見本書第三章〈一生釣運、普及教育的苦行僧〉，頁二○二）
一九九七年，老林與我帶著兩個還在小學讀書的女兒，全家自芝加哥返臺。之後，老林全身投入改造臺灣社會的種種工作，數年後，老林有「更多的實踐」了，朋友們都認為：老林腦袋裡頭的學問、經驗、智慧、理論，應該整理出來，我及朋友們也跟老林提過無數次，這已經是我們朋友圈的共識。但唯一不完全同意的就是老林本人，因為他認為對改造社會的事業而言，實踐工作、組織工作還是最重要的！至於理論的建設、著書立說……以後再說。
回顧過去半個世紀之中，老林跟數不盡的保釣戰友們、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同志們、科普同道們、社區大學運動的夥伴們、通識教育的同仁和師生們，及左翼運動的戰友和同志們，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就不曾停歇、為臺灣的民主（我這裡的民主不是當前我們見識到的那種扭曲的西式選舉民主）、公義、平等，為創造一個沒有剝削的理想社會的集體實踐而共同努力著。在這個改造社會的集體事業中，老林如「苦行僧」一樣、孜孜不倦地，甚至頑強而艱苦卓絕地，進行著一場沒有止境的實踐。雖然沒有「著書」，但在教學、組織、實踐的過程中，老林從不間斷地為集體理想事業「立說」，有時是教學、演說、研討，有時是評論、訪談、對談。《從科學月刊、保釣到左翼運動：林孝信的實踐之路》這本書主要就是以訪談、對話的方式生動地將其展現出來。這個集體事業主要包含了科學普及、保釣運動、社大運動、通識教育及左翼運動等五個方向。
首先，科學普及。以《科學月刊》為例，老林一直強調，《科學月刊》「不是個人的事業」。一九六○年代末、一九七○年代初，老林與廣大留學生社群共同體認到：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成就，自己的國家顯得多麼貧乏；民眾缺乏科學的態度，對科學盲目崇拜；臺灣的學生僅關注課業，對社會缺乏關懷、對國際局勢缺乏認識、對批判性思考訓練不足。於是，以一百多人為共同發起人，許多留學生與科學家無私地投入《科學月刊》的創辦與長期經營。老林在《科學月刊》四十週年之後，再度提及我上面說的「集體」，他說：「《科學月刊》從創辦起，四十多年來不知多少人貢獻他們的心血，默默地耕耘。大家都把《科學月刊》當作臺灣社會的公共資產。正因為這個公共性，才使『理想、啟蒙、奉獻』的理念與精神長期堅持下來。」半個世紀來，數不清的知識分子投入到這個科學普及事業的實踐，至今未曾停歇。
再說保釣運動。老林說，留學生投入《科學月刊》的創辦與投入保釣運動，有其內在的一致性。他們（包括老林）因自己家園中的釣魚台被美、日私相授受的不公不義而憤憤不平；預見臺灣漁民權益將無法受到保障的問題；失望於帝國主義強權霸道之下，政府怯懦不敢積極保釣。於是他們投入實踐、化不平為力量，在留學生中展開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老林說，參與保釣運動的一代滿懷理想主義的色彩，他們愛國愛民、關懷世事、熱情且不計較個人得失、勇於為正義事業出錢出力，甚至犧牲學業、事業，不怕被列入黑名單，投入與個人功成名就無關的保釣運動。保釣運動即將步入五十週年，海內外過去投入保釣運動、持續關注釣魚台議題的「老保釣」及「新保釣」正熱切討論及規畫如何舉辦紀念活動，見證這個半世紀以來沒有止境的、改造社會的集體實踐。

前言（節錄）／理想、啟蒙與奉獻／王智明

理想、啟蒙與奉獻
實踐：《科學月刊》、保釣與第三世界

這五篇訪談，加上對談，突出了孝信先生一生志業與思想的幾個方向，其中保釣運動可以說是扮演了他人生轉折與樞紐的關鍵。這不僅是因為他對保釣事業投入之深，而被迫放棄學業、列入黑名單，更是因為保釣運動代表與喚發的理想主義精神，一直是孝信先生力求實踐的道路。從參與一九六三年的青年自覺運動受到啟發，到克勤克儉、群策群力地創辦《科學月刊》，孝信先生一直關心的是如何透過實際的作為，而非高蹈的口號或主義，將所學貢獻社會與國家，並在實踐的過程中集結同志、擴大參與，形成一個集體的，而非個人的事業。誠如他在《科學月刊》創刊號的代發刊詞上所題：「這是你的雜誌，不是我們的雜誌。」刊物與運動（事實上，刊物即運動）的目的，是讓社會共有，是為了改變社會與創造社會。保釣運動為這條實踐的思路添上了愛鄉保土的愛國主義色彩，也從而打開了長期內蘊於臺灣社會的潘朵拉盒子。但是孝信先生不為路線的分裂所動搖，反而在分裂的波折中逐漸形成自己的社會主義世界觀，以及所謂「第三條路線」的行動綱領――期待超越統獨立場，支持公義的社會改造行動，能讓臺灣從戒嚴走向民主與解放。而一九七○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啟動，恰恰代表了「第三條路線」的素樸實踐與邊緣戰鬥。如他所說：「比統獨更重要的是對臺灣社會的關心……支持臺灣為正義的鬥爭、受壓迫的鬥爭，這是不論哪個立場都要去支持的。」誠然，透過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運作，孝信先生不僅找到了一個從海外介入臺灣社會的方法，營救陳明忠先生、支持黨外民主運動、培訓組織幹部，透過各種的連繫與活動（尤其是夏令營），他也將芝加哥變成了串聯海外左翼的樞紐。這種以自身為橋梁的實踐，讓孝信先生成為左右統獨共同敬重的前輩與諍友。或許彼此最終的立場並不一致，但他廣納百川、不拘一格、誠懇做事的胸襟與氣度，不只贏得了尊敬，也為臺灣社會保留了一個不為私利、只問公益的典範。或許，正是為了實踐這種務實的、帶有現實感的理想主義，敦促他從北美回到了臺灣，拋開光環，開創社區大學、推動通識教育以及釣魚台公民教育計畫。從《科學月刊》、保釣運動而通識教育，雖然跨度很大，但每個項目都是改造社會、創造社會的具體實踐，他一以貫之，毫無虛偽與違和，並且奮鬥不休。
保釣的另一個關鍵作用是思想性的。這包括了對中國現代史的重新認識，即劉大任所謂的「走出神話國」，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大陸）的同情理解。最後這一點尤其重要。在〈意識型態與第三世界再啟蒙：林孝信病中談話〉裡，孝信先生明白地指出了一個根本、卻常遭忽略的問題：即雖然第三世界的相關論述已有不少，但是我們鮮少能夠從第三世界的歷史中解釋第三世界，因為以科學與民主為主軸的啟蒙思想主要還是西方的內容，第三世界自己的啟蒙，除卻科學與民主，還可以是什麼？換句話說，如果所謂的「進步」與「現代」，是以西方為尺規來理解的物質進步以及科技和制度的現代化，那麼在科技破壞與民主蒙塵的當代，第三世界的發展能不同時對西方啟蒙的內容與精神發出質疑、提出挑戰嗎？我們能夠不去質疑那些被意識型態化的公民社會與革命話語嗎？孝信先生想要改造社會、解放知識的熱情，並沒有蒙蔽了科學的冷眼；相反地，恰恰是他冷靜而深刻的科學之眼，不斷提醒我們要從各種教條中解放出來──不論是左翼、右翼，還是科學主義的。對孝信先生來說，重要的是保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而不是一頭熱、一窩蜂的主義狂熱。這也是他提煉自保釣運動的深刻反思。

第九章　家庭相簿裡的另一個老林／吳永毅
因為負責製作告別式播放的短片，老林走後一週，從他的書房抱了近十本十幾公斤重的相簿回南藝大，再挑選了約一百六十張相片，掃描給剪接師曾吉賢備用。最後短片只用了十幾張，為了說明家庭影像所包含的歷史性和真實性，在此以兩組短片遺珠的相片來懷念或再現老林。

第一組：士林書店的書架及其他
一九八五年初，我來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那時正在建築研究所讀博士班的夏鑄九，試圖把我組織進入兩個在美臺灣人左翼社群：一個是以洛杉磯為基地、蔡建仁為核心的《臺灣思潮》社群；另一個就是以芝加哥為基地、老林為核心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支援會）。那年暑假，夏鑄九安排我到芝加哥投靠老林，我的打工工作是協助老林籌備「士林書店」，幫忙製作書店裡的全部書架，只不過因為我第一個學期修了另類建築大師Christopher Alexander開設的「營造體驗」，那堂「課」就是跟隨大師當學徒，在郊區蓋一間木造車庫，學過幾種木工DIY機器操作。
老林不認識我，他也應該知道我是半桶水學徒，竟然敢把書店最主要的裝潢工作交給我執行。這其實頗反映老林的行事作風，就是完全信任他的組織對象（或說讓被組織者覺得自己完全被信任），樂觀相信天下沒有做不成的事情，那時我根本沒有任何自己動手組裝一座書架的經驗：在臺灣的建築設計課，或寒暑假去事務所打工，也沒有接觸過書店的設計，因此非常惶恐，硬著頭皮從頭摸索，但老林卻是老神在在。
書店的店址原本是白人房東自己開的一家陳年五金鋪，我到芝加哥後不久，老林帶我去看店址時，房東剛要準備開始結束營業大拍賣，兩個月後才會交屋，所以不能像臺灣做裝潢那樣就地施工。老林在芝加哥大學北邊租了一間木造公寓給我當宿舍，然後那個連棟公寓沒有隔間的地下室（半層在地面），就是老林規畫的製作書架的木工廠。印象中書店的坪數不小，應該有五、六十坪，所以必須製作的書架的量當然不是業餘規模，又只有我一個「木工」，其實我打心底就不相信這是務實的規畫，也連帶懷疑老林是否是個務實的人。
但進度就在老林開著破車的公路電影式採買中展開了。我們先在五金店混亂的貨架中丈量了空間尺寸，畫平面草圖、討論動線、決定書架樣式和數量，然後收集報紙、雜誌和塞進信箱的促銷廣告，逐步買了各種工具，我模擬臺灣裝潢師傅的方法，用美國超級完備的DIY商品，在地下室組裝了一個鋸床，建立了臨時的木工工廠。
採買本身就是一個重要過程，也是我的第一次NPO體驗，這個體驗又完全跟老林的省吃儉用意象重疊在一起。我們一定處心積慮地挑選折扣最多的商品購買，自然不在話下；每次到五金大賣場結帳時，老林都會得意地掏出一張州政府頒發的「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的免稅證明，要求銀行收銀員不要收取外加的營業稅（美國的商品標價都是未稅價格）！這是我第一_次見識到國家如何間接補貼「非營利組織」，總會幻想將來長大後一定要創辦一個協會，來申請這個比任何會員卡都好用的免稅證明。
但這張免稅證明不保證通關，很多收銀員不認識他，而必須請示經理，所以我們經常在出口等著被驗明正身，老林倒並不在意，一邊等、一邊就聊起美式資本主義……不知道是那個時代的NPO免稅證明不夠常見？還是不修邊幅的老林的華人面貌、穿著，和白人慈善NPO的光環毫不相稱，所以被懷疑、攔截。老林的省錢大作戰也和那個時期他的生活費是受集體支助有關，一九七三年國民黨政府拒絕重新發給有效護照，他既放棄念書，也不能工作，所以十多個友人，每家出資一百美元支助他生活。這些人是保釣運動分裂後，認同「老林路線」──既不依賴中國大陸，也不屑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愛國主義，而主張運動應該以關懷臺灣社會為主──的友人，他們除了資助老林個人，也是支援會最主要的捐款人和募款人，是保釣「第三方」路線延續下來的物質基礎。一九八四年老林和德州奧斯汀分校有教職的美霞結婚，成為有收入的家庭，創辦書店當然有對臺灣和大陸留學生進行思想工作的運動目的，但或許也是他不想再依賴友人和老婆，要自謀生活的方案。
一九八五年我和老林朝夕相處籌備書店的那個暑假，是他婚後的第一個暑假，也是運動和他個人生涯變化的重要階段：新自由主義代言人雷根連任、鄧小平設立沿海經濟特區、江南案衝擊蔣經國政權，這個時機老林計畫在美國社會經營一個實體事業，將面對店租、庫存和周轉資金的壓力；又在集體之外多了以夫妻為單位的運動和生活核心；又重新取得合法居留權；美霞又懷了第一個小孩（寫這篇紀念文時詢問美霞，才知道小嘉是暑假過後的十月出生）。一九八五年我二十九歲，沒有經歷在運動中面對生涯選擇的情境，根本沒有意識到後來《左工二流誌》所處理的主題──左翼實踐迷人之處正在於如何深刻認識到個體自我和親密關係，在集體生活中重新被創發，而不會被壓抑、耗損。一九八五年的老林應該正走過這個左翼存在主義層次的道路。
如果不是三十年後，在老林的家庭相簿裡看到舒詩偉手寫的一九八四年民主臺灣夏令營邀請通知，議程包括了老林和美霞將舉辦營火晚會婚禮，我記憶裡的、一九八五年夏天的他，就是個完完全全投入運動的單身漢，甚至不記得整個暑假他有沒有去德州奧斯汀看過懷孕中的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