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業傳（增訂新版）

2021新版序（節錄）／陳毓賢

洪業本來是我丈夫艾朗諾的博士論文非正式導師。朗諾在哈佛讀博士時，發現學校鄰近有一位學問淵博廣受尊崇的老人，中外學者登門求教他來者不拒，像一個任人挖掘的寶藏。而這老人恰是教他二年級文言文老師蒙古學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的摯友。
我第一次見洪業，大概是一九七三年。柯立夫平日在劍橋下午三點鐘必到洪宅和洪業茶敘，同讀一篇古文或商討一個問題，數十年如一日。他週末回農場有一群金黃毛獵狗和數十頭牲口陪伴，但在劍橋孑然一身；而約八十歲的洪業妻子已逝，朗諾請兩位單身漢來吃晚飯。洪業雖一頭白髮，高瘦的身幹卻是直挺的，如玉樹臨風；柯立夫還不到六十，個子魁梧，體重有兩百多磅，勢如泰山。酒酣飯飽後，兩人引經據典地談古說今，不時用拉丁文抬槓，到深夜方散。此後我們常請他們來吃晚飯，柯立夫總向我要了熬湯的豬骨頭帶回去餵狗。朗諾知道洪先生是《春秋左傳》的權威，準備寫博士論文時便選擇寫《左傳》的敘述方式，以把握機會就教於洪先生。他的正式導師海陶瑋（James Robert Hightower）贊同他這選擇。
算起來洪先生和我爺爺年齡相若，我一見他就感到格外親切，總找機會和他親近。我祖籍廣東中山，家族在菲律賓到我已第三代，母親那頭第五代了。當時菲律賓華人的學童教育是「雙重學制」，上午課本全用中文，下午全用英文。我上的小學是逃難到馬尼拉的福州人辦的，中學是廈門鼓浪嶼的基督徒和美國傳教士合辦的，高中快畢業時華人掀起一陣台灣熱，表姐梁淑賢和我聽說師範大學不但不收學費，住宿費全免，還可領零用錢，同以僑生身分報考師大，可是我只唸了兩年便退學了。我在師大時，替張起鈞教授英譯了一些關於道家的文章，他認了我做乾女兒，聽我說打算去美國，介紹我認識他一位北大同學，在華盛頓大學主持漢語教學嚴復的孫女嚴倚雲；嚴教授和他的夫婿高書哿後來促成朗諾和我的婚事。我得知洪先生是福州人，便向他提起我的小學老師， 以及西雅圖的高嚴夫婦，洪先生告訴我他中學畢業舉棋不定時，父親令他去拜訪一位老同鄉，這同鄉便是高叔哿的父親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長高夢旦，高夢旦勸他到福州鶴齡英華書院唸書，影響了他一生。洪先生大概也覺得我有趣，不管什麼話題懂不懂，都大言不慚地插幾句。他談胡適、顧頡剛、傅斯年這些人，我耳熟能詳。他談西方歷史，基督教派系之爭，引述聖經，我也不感隔閡。他講大家庭的辛酸，學術界的糾纏，國共的恩怨，都能引起我共鳴。
一九七八年春節趙如蘭教授在家辦迎春會，照例有一堆人簇擁著洪先生聽他講故事，如蘭就說：「應該趕快把他的故事錄下來，就是口述歷史。」我聽了一震，在下不是最佳人選嗎？回想晨光小學入門處掛了個黑漆大木匾，刻了四個蔣中正題的燙金大字「禮義廉恥」，宣揚的是中國舊道德；而靈惠中學老師們灌輸我們的是基督教信仰；中文課本提倡的則是經「五四」運動過濾的理性思想和民族意識；而英文課本則標榜西方個人主義。我成長中受到各種文化潮流的衝擊和滋潤，這些潮流差不多也都衝擊和滋潤過洪先生，不同的是對他而言這些潮流是一波逐一波來的，而對我是同時洶湧而來的，讓我往往感到招架不住，長期懷著不小心就會被暗流捲走而淹沒的疑慮。我很想知道洪先生是怎樣整合各種不同概念的，儒家信念和基督教教義在他的心目中比重如何。像他這樣有學問德高望重，並對創立哈佛燕京學社有功的人，哈佛沒有給他任何正式的職位，讓他靠單薄的社會福利金和收房客過活，他卻一點都沒有怨懟——他怎能如此泰然？替他寫傳讓我更有機會親近他。何況我讀了那麼多年文學，一點成績都沒有，正好彌補這遺憾。
幾經考慮後，我鼓起勇氣打電話給洪先生，說有事跟他談，他就約我吃晚飯。到了洪宅，見潔白的桌布上擺了精緻的盤碗，並設了兩只高足玻璃酒杯，洪先生捧出來的第一道菜是鮮甜的江魚刺蘿蔔湯，我開門見山地說：「洪先生，您不打算寫自傳，別人寫行不行呢？我想帶個錄音機來，錄下您的回憶。」他先是楞了一下，接著說：「可以，可以。」
「我提議每星期來一趟怎麼樣？」
「希望你常常來。」說著他激動地舉起修長的手，又慢慢放回到餐桌上，「我現在寂寞得很。三個女兒中兩個已經過去了，還有一個在西部，也五十多歲了，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兒一樣。」
洪先生只給我開一個條件，就是要等他去世後才能寫，因他最討厭歌功頌德的文章。
於是每星期天下午我便帶了錄音機在洪宅的廚房裡和他一邊喝茶吃叉燒包，一邊聽他談往事。最後一次錄音是一九八○年八月，兩年半內積累了三百多小時的錄音。他該年12月便逝世。我整理成的傳記，約百分之八十根據洪先生的口述，他有時用英語講，有時用普通話，我有時必須翻譯，有時得加以濃縮、注解，不過基本上是洪先生以自己的觀點敘述往事；另一成是根據我對他本人、親友以及環境的印象寫的；其餘一成，則根據我與洪先生的學生舊友書信往來等各種探討。
擬稿過程中，尚在哈佛讀博士的江勇振告訴我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有關於洪業的檔案，增進我對他生活條件的理解。洪業的五弟洪紱，友人如楊聯陞、劉子健、周杉、陸惠風、魏世德（Timothy Wixted），學生王伊同、鄧嗣禹、王鐘翰等都踴躍替我看稿。洪業的「美國姐姐」把他早自一九一二年與她家人來往的書信供我參考。柯立夫以遺囑執行人的身份也提供書信給我。
書稿雖然有些地方對哈佛大學不甚恭維，但經張光直、杜維明、和韓南（Patrick Hanan）教授的推薦，哈佛大學還是決定把它出版，1987年初版。
朗諾最初學中文，是六十年代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讀本科時，中文老師是開始教書的白先勇，白先勇暑假還把他帶到台灣，找台大的助教——如柯慶明等——替他補習，讓他迷上中國文學。哈佛當時很少讓年輕副教授提升為正教授的，正教授有缺到校外聘已有名氣的學者，他七年副教授任期滿後，被調擔任《哈佛亞洲學報》的編輯。白先勇得知朗諾在哈佛沒有得獲終身教職，推薦他回加大。我們1987年到達聖塔芭芭拉不久，哈佛大學出版社的洪業傳恰好面世，頗得好評，劉紹銘亦在台灣《聯合報》發表數篇專文介紹，令我非常鼓舞。白先勇慫恿我出中文版，並介紹我認識瘂弦，經瘂弦牽線1992年由聯經出中文版。我那時已轉行從事金融業，雖讀過那麼多中文書，對自己的中文卻完全沒把握，請了朗諾的同事江欲仙以及他的學生康笑菲的丈夫王威幫我改稿。王威和康笑菲深感此書在大陸也應有，介紹他們的母校北京大學的出版社出簡體字版。我和聯經聯絡，吳興文回信非常慷慨地說：「我們願意讓妳自行處理簡體字版，以便使北京大學師生及校友也能感受到洪業先生的風範。」
《洪業傳》中文版的內容比英文原書要豐富，因為有些事用英文寫若不加冗長的註解很難說清楚，不緊要便略過了。可是大陸的言論管制時緊時鬆，簡體字版1995年推出時，說美國好要刪，說台灣好也要刪，說中國大陸不好更要刪，書刪得剩薄薄一本。然而《洪業傳》能在大陸出版，我感覺上像舊時把故人的靈柩護送了回鄉一樣，已大功告成。

第一章　幼年在福州
洪先生譜名正繼，學名業，號煨蓮，煨蓮諧音於他英文學名，是他二十三歲到美國留學時自己取的。

洪業生於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當時光緒皇帝治下的福州雖是福建的省城，而且是世界有名的海港，但因它地勢崎嶇，卻是個車輪罕至的地方。石子鋪的街道狹隘，到處是高高低低的台階。高牆環抱的城裡，盛長著榕樹、荔枝、龍眼、枇杷、芭蕉、竹子，及顏色耀眼的亞熱帶花卉；但也有成千成萬的墳墓，棋布在山坡上，令人觸目驚心。年幼的洪業，已常為那麼多的土地被死人佔有，不能讓活人利用感到惋惜。因為洪家經濟拮据，住無定所。他與他父母親、祖母、伯父、姑姑，及幾個堂兄弟從一間租賃的房子搬到另一間，表面的和諧難以掩蓋擁擠下造成的緊張氣氛。
洪業幼年的歲月大半在福州城外南郊，閩江三角洲一個稱為南台的島上度過。在城裡，洪業是洪家第三個孫兒；在城外，他卻是林家頭一個孫兒。林家則有寬敞的住宅。
洪業外祖林鍾皋的「永吉茶行」面對著閩江一條支流，土牆上開了個桐油漆的大門。一進去，屋子裡有二三十個女工揀茶葉，仰頭可見粗大的木樑及屋頂上的天窗。她們揀完茶葉後，便有另一批工人把茶葉裝入墊了錫片的大木箱裡。大屋子的右邊有窗戶，左邊有幾間屋子，有夥計的臥室、賬房，還有一間上房，是用來招待遠方來談買賣的客商的。長外孫洪業也偶爾用這間屋子。其窗外有兩三棵荔枝樹，他最喜歡從窗戶伸出手摘成熟的荔枝。林家住宅設在茶行後方，隔了一堵牆，有個大門，裡面又另有一堵牆，叫「影壁」，擋魔鬼用的。住宅的房子方方正正圍著兩個天井而築。天井水缸裡養着荷花、金魚。房子多是兩層的，上層繞著走廊。屋蓋是灰瓦，屋脊上有些陶制的小人、動物。朝南的大廳由台階上去，中間擺了一台很大的八仙桌，兩邊有太師椅，兩牆上掛了對聯，一邊是舅舅的臥房，另一邊是外祖母的屋子。外祖母晚上常帶孫兒跟她睡覺。外祖住在朝東的樓房裡，與茶行的賬房是相通的，上層有幾間常鎖著的貨棧。朝西的樓房則有個時期賃出去。洪業的母親、阿姨、孩子們都有屋子，另外有飯廳、廚房和傭人的住所。最後面是個木板釘的牆，洪業小時候從木牆的夾縫可看到後面人家的廚房，那一家也是開茶行的，住宅與林家相背。
對幼小的洪業來說，生活充滿著色彩。一天到晚有兜售各種東西的販子經過，他們各有各獨特的叫賣聲。一早有來挑糞的卒子，糞還要給錢買，這點錢歸傭人收入。再一會兒，有叮叮噹當送水的車，水缸弄滿了就給多少錢。另有磨刀的，拍棉被的，肩挑著火爐賣熟食的，頭頂著竹籃子賣糕餅的。還有那搖著鈴把麥芽糖吹成小人、小馬、小狗的，只可惜洪業家裡從不讓他嘗那逗人可愛的麥芽糖，說它不衛生。
洪業要掉乳牙的時候，光顧過一位沿街叫賣的牙醫。這牙醫胸前掛了一串牙齒，後面背了一個藥箱。從街上請了他進來，他便把止痛藥塗在病人牙上，用一條絲線把牙齒拴上，把線的另一端系在門上；他一邊用手在病人肩上一拍，一邊把門一踢關上，牙齒便被拉下來了。
洪業小時候常在永吉茶行前面的河裡捉螃蟹，看人家下石階在河邊打水洗衣服，看河裡的船夫用竹竿撐船。沿河走下去，可看見兩個「三條簪」婦女踏著水車，唱著山歌。車上掛著水桶，輪子往上轉，水桶便向下傾，把從河裡盛上來的水倒進渠裡，以灌溉蔬果園。「三條簪」的婦女是不纏腳的，個子很大，不穿鞋襪，跟男人一樣自由行動，而且做粗工，頭髮上插了三支蠻可怕的長簪。
有一天洪業自己漫步走到一條寂靜的長巷，兩邊都是白牆，完全迷了路，他看到有道朱門，但害怕不敢敲人家的門，便坐在朱門的一個石基上哭起來。突然朱門開了，有個比洪業年長的男孩走出來，問他為什麼哭，而且肯帶他回永吉茶行。這男孩牽著洪業的手，走過一個庭院又一個庭院，經過一個月門又一個月門，似乎過了幾十個院子，終於回到大街上。永吉茶行桐油漆的大門果然就在附近，洪業才知道那一定是人家好幾代同堂的大宅深院。
洪業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熱心腸而信仰不分宗派的人。洪業小時候外祖雇了個奶媽看他。有一次洪業病了發高燒，外祖便到附近所有的佛寺、道觀、孔廟、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去祈求神佑。外祖母說她有第六感，她說她每個孫兒出生時，她雖不在場但都知道。洪業終身對這些超感覺的現象都持存疑的態度，但對人類的潛意識一直很感興趣。
洪業的母親林飛是外祖的長女，而且是他鍾愛的女兒，他對他的大女婿洪曦的學問人品都極為欣賞；但他發覺把女兒嫁給做官的讀書人，一生顛沛流離，委曲了她。於是到次女談婚論嫁時，便把她配給一位開當鋪的商人。外祖沒有兒子，領養了一個，可惜這孩子腦筋遲鈍不靈，後來把家產都蕩光了。
洪業幼年很少見到他父親，洪曦一八九一年中舉後，屢次踏上漫長的路途，往北京應三年一次的京試。洪業五歲時，他父親便到山東做官去了。他父親每次回福州時，洪業則與他母親及弟妹乘轎子回城裡洪家。他母親每次分娩也得回婆家，因為按那時中國社會的規矩，孩子是不能生在外家的。
洪曦的家眷在1904年隨他搬到山東之前，他的夫人已給他生了四男一女：業、端、沚蘋、紳、綬。後來還有一個最么的名純，未週歲就出天花死了。孩子們的年紀都差兩歲，大概與洪曦回福州的日期有關。可是第五個和第六個孩子隔了五年，是因洪曦替母親守三年孝期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