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死

譯後記（節錄）
「殺王」：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的對決──—試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時代精神／許金龍
絕對天皇制也稱為近代天皇制，在戰敗後被象徵天皇制所取代，然而戰前和戰爭期間支撐著絕對天皇制的社會倫理並沒有因此而消滅，近年來反而顯現出越發活躍的勢頭，成為復活國家主義的肥沃土壤。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借助最新長篇小說《水死》，對自己的精神史進行解剖，認為日本社會種種危險徵兆的根源，皆在於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呼籲人們奮起斬殺存留於諸多日本人精神底層的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這個龐大無比、無處不在的王，迎接將給日本帶來和平與安詳的民主主義的這個新王！毫無疑問，這是大江健三郎對魯迅的「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等相關論述的最新解讀成果，也是大江本人和諸多身處「鐵屋子」裡的人「始自於絕望」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一、「天皇陛下萬歲」引發的有關時代精神的思考
《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的姐妹篇《水死》，也是大江作為沖繩訴訟案的被告對時代精神進行思索的產物。如果說這兩者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這部小說，表現了我所經歷過的、戰後的『時代精神』。而且，這是一種與權力相抗爭的民眾精神」。這裡所說的時代精神，是指「從我十歲那年的戰敗直至七十四歲的今天，這六十多年間我一直生活在其中。這種『時代精神』，在我們國家的憲法裡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戰敗之後追求新生的時代精神」。

《水死》則是這種思考的進一步延伸，為了表現「我十歲之前一直生活於其中的『時代精神』……」，為了檢驗自己「還能否抵抗『天皇陛下萬歲』的『時代精神』的再次來襲」，大江借助文化人類學家詹‧弗雷澤的巨著《金枝》中的「殺王」表述，在《水死》中構成多重對應關係，用以表現包括父親／長江先生、父親的弟子大黃和「我」在內的各種人物及其時代精神，以及這些人物面對錯綜複雜的時代精神進行的必然選擇。

二、失敗的殺王嘗試──「父親」的時代精神
在《水死》中，為少年古義人的世界觀帶來重大影響的，便是主人公「我」的父親了。戰爭進入最後的慘烈階段時，父親以酒肉招待手持高知縣一位先生的介紹信函來到村裡的年輕軍官，席間聽他們說起「必須改變維新以來的歷史進程」，以避開即將到來的戰敗結局。於是，父親帶領弟子大黃越過四國山脈拜訪高知的先生，受其教誨之後，得到大部頭《金枝》全集中的三卷。

我們必須注意到四國那位先生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意圖。「在最後那次會議上，大家情緒激昂，認為戰爭好像將比此前一直議論的時間更早以失敗而告終，因而必須立即斷然實施長江先生的一貫主張—安排特攻隊的飛機飛往帝都的中心。」這裡所說帝國之都的中心正是皇宮，不言而喻，轟炸皇宮的目的當然是殺死天皇，以此來防止國運的衰微。然而，當一位與會軍官提出為了掩藏秘密弄來的載有炸彈的飛機，需要在森林中因隕石撞擊而產生的開闊地修建臨時機場並炸掉那塊巨大隕石時，「長江先生」卻激烈地大聲反對，認為外人不可以踏入森林中那塊名為「鞘」的開闊地，因為那裡「從非常古遠的時代起就是非常重要的場所，絕不是可以讓你們為了修建臨時機場而大興土木工程的地方」，因而「怎麼能讓你們這些外人的腳踏入『鞘』呢！」。
顯而易見，以森林這個邊緣場域的神話和傳說為核心的邊緣文化的影響，遠遠超過國家主義思想以及殺王／殺天皇的計畫對父親／長江先生的誘惑。儘管他並非出生於此地，卻仍然無法容忍因修建臨時機場而破壞那座擁有暴動歷史之記憶的森林，同樣無法容忍青年軍官踏入森林中那片神話和傳說的空間，哪怕這樣做是為了殺死天皇這個現人神進而「給國家帶來巨大恢復」。
父親／長江先生的下場是悲慘的，為了在保住這座森林的同時設法殺死天皇，他只能先行為天皇殉死以明志，從而激勵青年軍官起飛特攻隊的飛機轟炸帝都中心。翌日晚間，他獨自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順流而下，帶著那三卷《金枝》和永遠都不可能實現的殺王／殺天皇的宏願，溺死在不遠處的下游。

三、東施效顰的「殺王」──大黃的時代精神
父親／長江先生的思想傾向和行事風格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弟子大黃。當年，大黃目睹恩師在青年軍官們的脅迫下，為了自己的時代精神而殉死。其後，大黃為繼承遺志而在深山裡組建國家主義團體，多年以來在當地的右翼分子心目中擁有很大威信，且與各種右翼人物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這些人中就包括曾任日本文部省某局長要職、在日本「這個國家的教育行政領域留下了成就」的小河。

十七年前，小河的妻子帶著髫髮子參拜靖國神社。在伯母的逼問下，十七歲的少女說出了十四歲以來被伯父長期猥褻，最後慘遭強姦以致懷孕的隱情，隨即被伯母訓誡道。伯母當天便將少女送到醫院秘密墮胎，於墮胎後的三天內將少女獨自趕回大阪老家。此後兩年間，少女只在家中思考遭到強姦和墮胎這件事對自己的意義而沒能去上大學，在二十二歲時參加劇團「穴居人」，同時繼續思考招致強姦和被迫墮胎的經歷。十多年後，髫髮子為了進行自己的抵抗和批判，決定排除當地右翼勢力的各種干擾和破壞，在擁有暴動歷史記憶的當地女人幫助下，編排和飾演古義人劇本裡的暴動女英雄「銘助媽媽」，把女英雄慘遭藩府武士們輪姦、兒子則被對方用石子活埋等受難場面，與自己遭強姦和被強迫墮胎的不幸經歷連接起來，認為「由於文部科學省就是國家……」，因而是國家強姦了自己，便打算將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編入話劇。意在警示觀看節目的中學生，一百四十年以來，日本的女人們一直在遭受著男人的強姦，國家的強姦。顯然，作者大江健三郎藉此向我們喻示，在這條浸染著女人和兒子鮮血的連線的暗影裡，還有一條極為隱秘的、與此平行的連線—用絕對天皇制、靖國神社、皇國史觀、甚或各種右翼組織混糅而成的平行線。

透過當地右翼勢力打探到公演內容後，同為右翼分子的伯父和伯母帶著律師和保鏢等人馬很快趕到當地，先由伯母出面阻止，失敗後再由伯父小河出面，乾脆動用當地右翼勢力，將髫髮子連同古義人等一同綁架到右翼分子位於深山老林裡的巢穴，威逼不成後，在雷電交加、風雨大作的長夜裡，再次徹夜強姦髫髮子，以摧殘她的身體，摧毀她的意志，使得她無法參加翌日的公演。徹夜未眠的大黃見證了小河再度強姦親侄女髫髮子，終於用兩聲槍響結束了小河的可恥生命。

大黃的所為給我們留下了思考的若干空間：（1）大黃在恩師死後繼承其遺志，數十年間一直發展堅持皇國史觀的國家主義團體，甚至與身處日本文部省某局局長高位的小河多有合作，並且協助小河將髫髮子、恩師的兒子長江古義人、女兒亞紗、孫子阿亮等多人綁架至自己位於深山中的巢穴，脅迫髫髮子按照小河的意願修改劇本。在所謂「調和」不成並目睹小河徹夜強姦髫髮子後，或許是覺察到依靠這種人更有可能給復活國家主義之大業帶來消極影響，同樣是「為了避免國家的危難」，大黃只能像他的恩師一樣，殺死這個已不能發揮「王」之作用的「王」。（2）大黃是少年時代被恩師從中國帶到那片森林裡去的。然而，數十年間在森林中的生活，使得他像恩師那樣深深接受了當地邊緣文化的影響。正是在這種影響之下，他才明確地表示「俺認為這齣戲是應該上演的」，在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這個認識終於超越了他的國家主義觀，促使他用兩顆子彈結束了小河的生命。（3）殺死小河後，他沒有像恩師那樣乘坐小船死於風雨之夜的洪水中，而是在暴風雨中攜帶手槍潛入曾多次發生暴動的森林深處，潛入追捕的警察隊伍無法進入的場所……在作者的寫作預期中，大黃可能會「將面孔埋入樹木裡最繁茂的枝葉上積攢的雨水中，站立著水死而去」。與此同時，我們或許無法否定另一種可能，那就是仿效森林中歷代暴動的先民，以手中的美制手槍為武器，將再次暴動的槍口指向越發右傾化的權力中心甚或政府的盟友美國……或許，這也是作者的一種寫作預期？

四、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的對決──「古義人」的時代精神
皇國史觀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圍繞針對天皇的立場和態度，來評判相關人物或事件之於天皇是忠誠或是叛逆。有關長江古義人的評判當然也不可能例外，大黃是如此界定古義人這個人物的：「古義人，十五年前，據說你表示自己是戰後民主主義者，因而不能接受天皇陛下的褒獎，所以你就成了俺的修鍊道場那些年輕人不共戴天的仇敵……」這裡所說的修鍊道場，是古義人的父親長江先生初創、其大弟子大黃繼承的國家主義分子的巢穴。數十年來，一代代右翼分子從這裡長大成人、走向社會，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勢力。由於獲得國際文學大獎後，竟然「不接受天皇陛下的褒獎」之「大逆不道」，在《被偷換的孩子》和《愁容童子》等諸多前文本裡，無論是在參加國際文學大獎頒獎儀式前的斯德哥爾摩、在從東京飛回故鄉的機艙裡，還是在東京自家的宅院中，在故鄉的菜館裡等諸多地方，古義人一直遭到這些「家鄉人」如附骨之蛆般的盯梢（包括長途甚或跨國盯梢）、各種直接和間接的威脅以及樣式翻新的毆打。在《水死》這個文本中，回到家鄉的古義人照例成為各種右翼勢力圍堵和挑釁的頭號對象。面對這一切公開的和隱蔽的威脅，長江古義人這位曾獲得國際文學大獎的著名作家認為，對於自己來說最重要的，便是表現具有積極價值的時代精神，即便因此而失去所有讀者也在所不惜，如果由於這個原因而死去的話，那就是在為時代精神而殉死了。

然而，即便是如此追求民主主義時代精神且不惜為之殉死的長江古義人，在他來到故鄉的森林中，觀看「穴居人」演員們彩排的、由自己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親自拭去我的淚水之日》時，當演員演唱《親自拭去我的淚水之日》之際，古義人被戰爭時期改自於巴哈「康塔塔」作品第六十五號中四、 五兩節的歌詞所打動，開始情不自禁地在內心裡附和著歌曲，及至演唱發展為合唱時，「原本在觀眾席上的我」，也開始用德語懷著激情大聲歌唱起來：「天皇陛下，請您親自用手拭去我的淚水。死亡呀，快點到來！永眠了的兄弟之死呀，快點到來！天皇陛下，請您親自用手拭去我的淚水。他們正在唱著的是，盼望天皇陛下親自用手指擦去他們的淚水。」
顯然，古義人這個民主主義作家的兒時記憶被啟動了！兒時所接受的皇國史觀教育的影響被啟動了！以「天皇陛下萬歲」為象徵的絕對天皇制之遺傳基因被啟動了！這使得古義人意識到，絕對天皇制的幽靈仍然存活於包括自己在內的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層。換句話說，諸多日本人的精神底層都不同程度地存留著以「天皇陛下萬歲」為象徵的時代精神，這是連接著戰爭、死亡和毀滅的時代精神。令人擔憂的是，一旦外部環境出現所謂的消極變化時，包括文本內外的長江古義人和大江健三郎在內的諸多日本人，「還能否抵抗『天皇陛下萬歲』的『時代精神』的再次來襲」？一如大黃指出的那樣，古義人身上確實存在著兩種時代精神，第一種是直至一九四五年戰敗，作為軍國少年而接受的、以皇國史觀教育為主體的時代精神。

至於大江健三郎及其《水死》中的分身長江古義人的第二種時代精神，大江本人是這樣界定的：

一九四五年夏天之前，倘若身處沖繩強制集體自殺的現場，毫無疑問，我將成為奮起響應「天皇陛下萬歲」的號召並引爆手榴彈自決的少年。此後，日本戰敗，在被占領兩年後，我成為一名熱情支持民主主義憲法的年輕人，站在與主張絕對天皇制的超國家主義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現在，我是由全國近八千個市民團體組成的憲法「九條會」的一員，堅持和平憲法中的反戰、非武裝思想。

說起我所經歷的「時代精神」，即《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中描繪的「時代精神」，對我來說，從我十歲那年的戰敗直至七十四歲的今天，在這六十多年間，我一直生活在其中。這種「時代精神」在我們國家的憲法裡表現得尤為突出，是一種戰敗之後追求新生的時代精神。

在這種追求新生的時代精神的影響下，大江意識到「至高無上的天皇制社會倫理，也如同一根棒子般從上往下地扎了下來……兒時所感懼怕的那種具有沉重壓力的社會倫理的縱向大棒，現在仍然扎在這個國家的每一處。戰爭期間，我們的精神和肉體都被扎著那個縱向的棒子。從那時到現在，我們真的獲得了解放嗎？」這裡表述得已經非常清楚了，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這根大棒子至今「仍然扎在這個國家的每一處」，也不可避免地扎在《水死》的作者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和肉體」裡，扎在《水死》的諸多主人翁—大江在文本內的分身古義人、髫髮子和律子等青年演員、文部省前高官小河夫婦、大黃及其培養出來的一代代國家主義弟子—的「精神和肉體」裡。

大江借助寫作《水死》進行思考，試圖以此斬殺將給日本帶來巨大災難的王／以「天皇陛下萬歲」為象徵的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從而迎來新生之王／民主主義之時代精神，並時刻準備為這種時代精神而殉死。

為此，長江古義人和大江健三郎這兩個虛擬和實在的人物都把希望放在了遠離文化中心的邊緣之地，以及擁有暴動歷史之記憶的邊緣人物身上。面對小河的惡行「不屈不撓」的妹妹亞紗是這種邊緣人物，再度遭到親伯父徹夜強姦的髫髮子是這種邊緣人物，「穴居人」所象徵的、遠離中心的諸多青年男女演員當然也是這種邊緣人物。如果說，「父親」是「為了迴避國家的危難，向青年軍官們傳達殺死人神的指令，並將他們引往那個方向」的話，長江古義人則是為了避免「我們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將不會再有希望」的恐怖景象成為現實，而向那些邊緣人物乃至更多被喚醒的日本人「傳達殺死人神的指令，並將他們引往那個方向」，而且同樣「將貫穿三卷本的『殺死人神』並給國家帶來巨大恢復的神話構想……與這個國家的天皇制直接聯繫在一起進行解讀」。當然，與「父親」所不同的是，古義人寧死與之對決進而試圖殺死的，是存留於諸多日本人精神底層的、以「天皇陛下萬歲」為象徵的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這個龐大無比、無處不在的王。這應該是、也只能是「殺王」意象在《水死》中的最大隱喻，也是作者大江健三郎在當下的絕望中尋求新的時代精神的最大之希望！

序章　笑話
鄉下的老戶人家裡，即便沒有特別顯赫的來歷，也會有與其相應的傳說代代流傳。縱然那些屢被視為奇特，甚或滑稽的故事在外面不致遭受奚落，卻也會被當作一種頗具人氣的「笑話」，而被人們記憶下來……

我考上大學那年，在為早已亡故的父親所做的大概最後一場法事時，發生了一件事。當時，親戚們難得地擠滿了我家宅院，有一位伯父──他的長女嫁給了從東京大學法學系畢業的官僚──便問道：你也考進了同一所大學，可喜可賀，不過，你念的是什麼科系呢？我回答說是文學。他便露出失望的神色，表示：「那麼，就別指望找到正經的工作啦……」

然而，平日裡穩重老實的母親那時卻回以這樣的話，使得只希望將來成為法國文學研究者的我為之忐忑不安。

「假如找不到工作的話，那就當小說家吧！」
在一片寂靜中，母親隨後說出的話卻引發大笑，化解了先前的緊張：
「說到小說材料，都塞滿了『紅皮箱』中。」

這「紅皮箱」正是我家奇特且滑稽的傳說。家母的這番話，引起了近親們大笑，於是就在我心裡扎下了根。當我三年後確實失去前進道路上的目標時，便嘗試寫短篇小說，其中一篇刊登在《東京大學新聞》上，於是得以作為小說家而生活下去。也就是說，這一切是在母親「笑話」的引導下發生的。在這個故事裡，「笑話」這個詞語雖然再度以不可一笑置之的方式出現，我卻希望只將其視為陳年往事。

2
這幾年間，每當新年伊始，妹妹亞紗都會與內人千樫互賀新年，只給我留下幾句口信，現在卻指名讓我接聽電話：

「媽媽去世已經十年了，今年是遺言中……由於這是媽媽讓我記錄下來的口述內容，也不知道這筆記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說好要把『紅皮箱』交給你的年頭。假如等到媽媽的忌日十二月五日那天，就會臨近年底而忙碌起來……夏天要去北輕井澤吧？不如今年不要去那裡而到四國的森林來，怎麼樣？來取那只『紅皮箱』。你沒忘記那件事吧？最近，報紙每月一次的專欄什麼的，好像很長時間完全沒見到你的小說了……」

「對啊。使用『紅皮箱』裡的材料，也許可以把『水死小說』接著寫下去。由於這個緣故，不知是母親還是妳，定下了死後十年這麼個延期交付的期限。」

「那可是媽媽的意思呀！雖然那時她眼睛不太看得見了，懶得寫東西，可是頭腦卻很清楚。她估計自己死後，哥哥連十年也活不到。畢竟我們家有男人短命的家族遺傳……

「我剛才說年底會比較忙碌，就像我與千樫嫂子聯絡哥哥的舊作所說的那樣，是因為我要資助一些年輕人從事戲劇演出。和這有關，該說是商量呢？還是請求呢？我想與哥哥深談『森林之家』的事。不知道哥哥是否可以一面調查『紅皮箱』裡的東西，同時在『森林之家』住上一段時間呢？也是因為得到千樫嫂子的同意，讓劇團那些年輕人使用過的緣故，屋子目前通風良好，之後他們也會把屋子收拾得很乾淨。」

「紅皮箱」，還有「水死小說」。接到電話那天，我雖說已是老年人了，卻依然仍存留著的小說家那種昂然所攫取！陽光高照期間，我便回到工作室兼臥室，拉上窗簾，躺臥在床鋪上。由於我早在學生時代就開始寫小說，便有人奚落說，連像樣的社會現實體驗都沒有，這個小說家恐怕很快就要走投無路，或者圖謀像最近的年輕人那樣來個奇異的大轉變吧。儘管如此，我並沒有退縮不前。如果時機成熟，我就去寫「水死小說」。我為此反覆磨練，藉主人翁「我」這第一人稱開始寫那個故事，任憑水底的水流帶著我浮起、沉下，最終，說完了故事的小說家，被猛然捲入漩渦之中……

其實，我從尚未讀通一冊算是小說的小說時起，就經常夢見自己的「水死小說」中的場景。反覆出現的夢境源頭，是十歲時我的少年體驗。然後，我二十歲時，從某位英國詩人的詩作中（還附法文版）剛認識「水死」這個詞彙，雖然連短篇小說都不曾試寫，那部「水死小說」卻以形同確定。

然而，實際上我從不曾開始寫作那部小說。坦率地說，那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沒有為此進行磨練。而且，即便當時我感覺到作為年輕小說家的自己不知能否存續下去這個危機感，卻在根本之處抱持樂觀態度，相信自己遲早是要寫那部「水死小說」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還是在不太晚的時候著手較好，可我又以「還不到時候」為由制止了這一切。倘若能夠輕易遁入「水死小說」，那麼寫作這部對於當下的自己來說，很有必要的小說時所感受到的困難，以及竭力超越這一切的苦楚，又有什麼意義呢？

3
唯有一次，我曾開始寫「水死小說」，那還是我三十剛出頭的時候。當時我寫了《萬延元年的足球隊》 ，認為自己的磨練取得了相應的成功，便想到用「水死小說」試著檢驗這次磨練的效果。我將小說開頭那一章，以及與此同步的一些文字素描，寄給住在四國森林裡、已是六十有餘的母親，並在另附的信函裡表示，希望媽媽讓我打開她在上海旅行時，買回來的那只「紅皮箱」，查閱續寫這部將家父作為主軸的小說所需要的資料。然而，原本最早說起「紅皮箱」中塞滿了小說素材的家母並沒有直接回覆，連小說的草稿也沒寄回來。無奈之餘，我斷了繼續寫下去的念頭，卻於翌年夏天，在憤懣的驅使下，發表了《親自為我拭去淚水之日》，在這部作品裡，我將家父與孩童時代的自己、甚至連家母都予以諷刺畫般的處理。

與家母一同生活的亞紗寄來了明信片，上面寫著：「相較於哥哥在小說結尾處寫的那些媽媽的冷言冷語的臺詞，媽媽以更激烈的言辭批評了你，說是我們只能與古義（我的慣稱）斷絕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