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選《經濟學人》年度選書
榮獲懷丁作家獎非小說類獎（Whiting Writer’s Award-Non-Fiction）
象牙塔內，一場百轉千迴黑色狂想曲
上天下地，只為追索俄羅斯文學幽魂
美國文壇橫空出世新生代才女
艾莉芙‧巴圖曼人氣專欄首度集結
文學院宅女下海當偵探，是托爾斯泰死因真的不單純，
或者只是象牙塔內論文選題與爭取補助的致勝奇招？
經典小說《紅色騎兵軍》作者巴別爾生平成謎，
因此使他的作品研討會宛如巴別塔傳說，
後人、學者與書迷口中的他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究竟哪個才是他的真面目？
原本計畫前往莫斯科學俄語的艾莉芙，
為何陰錯陽差來到烏茲別克？
除了學到烏茲別克語中關於「哭」有上百個字彙外，
她又如何與此地結下不解之緣？
原本嚴肅枯燥的俄國文學與研究所生活這兩大主題，在艾莉芙‧巴圖曼輕快詼諧的筆法下，成了一幕幕令人莞爾的黑色狂想曲。從美國加州、瑞士、烏茲別克再到聖彼得堡，她帶著我們追隨諸多俄羅斯文學大師的足跡，一探故事背後的故事。這一系列專欄文章不但引起熱烈迴響，更為新生代讀者展示了俄國文學的不同面貌，也讓老讀者面對這些熟悉的經典時，有了嶄新的閱讀視角。
※ 書評、推薦
怪得精彩！宛如波赫士與芭樂特的結合……展示了文學研究者的真實生活──不過是最荒謬與最奇特的那一面。《石板》雜誌
可能是近年來關於研究所主題中最好的作品……巴圖曼以迷人的文字書寫個人經驗，讓文學變得更可親，極少評論家能作到這點。──《達拉斯晨報》
文學評論很少能讓人邊讀邊笑。在這七篇既可愛又怪異，以評論筆調結合遊記與回憶錄的散文中，艾莉芙‧巴圖曼帶我們作了一趟不尋常的俄國文學之旅。──《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你很難不被艾莉芙‧巴圖曼研究俄國文學時那些既詼諧又深刻的經歷打動。──《濫讀者》雜誌
從事文學研究與評論也能寫出歡樂、感傷、富啟發性的故事嗎？是的，只要你能像艾莉芙‧巴圖曼一樣聰明而充滿活力，能將學術界的冒險、遊記、傳記與自身經歷穿插編織，創作出才情洋溢的散文。──《書單》雜誌
艾莉芙‧巴圖曼的第一部散文集閱讀時很容易讓人以為是愛情故事……但最後她與她的讀者得到的是智性上的感動。──《經濟學人》雜誌
風格歡快，精準慧黠，而且充滿活力。──《布魯克林鐵道月刊》
誰殺了托爾斯泰？
為期四天的托爾斯泰國際學術研討將在亞斯納雅─波良納莊園舉辦：這裏是托爾斯泰出生的地方，他人生中大半時間在此生活，並寫下《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最後長眠於此。
我在史丹佛第四年的夏天過後，曾在這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份論文的部分章節。當時系上提供兩類國際旅費補助：在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補助一千元，出國做田野調查補助兩千五百元。我的需求顯然屬於第一類，但為了額外的一千五百元，我決定一展身手，寫了份田調方案。當然，總會有些謎團只能在托爾斯泰的屋子裏解決？
我騎著腳踏車穿過刺目的夏日陽光到圖書館，花了數小時與傳記作家亨利•卓亞七百頁的《托爾斯泰》一起關在點著日光燈的冰冷研究小間裏。我興致盎然地讀著最後兩章：〈最後的遺願與遺囑〉和〈逃離〉。然後我找出有毒植物的論文，站在咖啡攤外快速瀏覽完畢。最後，我回到研究間裏，把筆記型電腦插上電源。
「托爾斯泰於1910年十一月死在亞斯塔波沃省的火車站內，只能說他是在一些非常奇怪的狀況下過世的。」我鍵入這些字。「這些狀況的怪異感，立即滲入他的生活與作品背景中。畢竟，誰能料到《伊凡•伊里奇之死》的作者會這樣靜靜死在某個陰暗的角落裏？所以當這起死亡被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就更值得仔細檢視。」
我挺喜歡自己的提案，我的標題是：「托爾斯泰是自然死亡或被謀殺？──一項法醫調查」，其中包括對一些有動機與機會導致托爾斯泰死亡之人進行歷史調查：
作為最受爭議的公眾人物，托爾斯泰並非沒有強大的敵人。「越來越多信件威脅要取我性命，」他在1897年寫下這樣的註記，當時他正為了捍衛杜科波爾派而向東正教與沙皇尼古拉強烈抗議，沙皇甚至派祕密警察跟蹤他。
通常，托爾斯泰所謂的朋友比仇敵更驚人，比如說，湧向亞斯納雅─波良納的朝聖者：輪班來訪，被家中僕役統稱為「黑暗人士」的哲學家、流浪者與亡命之徒。這些活躍人物包括曾寫下一道數學式證明基督教義的嗎啡成癮者、鼓吹「簡單」縫紉的赤足瑞典人，但最後不得不把他趕走，因為他的行為開始變得不得體、以及一名追尋托爾斯泰的腳步聲，高喊「騙子！偽君子！」的盲眼老信徒。
同時，在家族內部，托爾斯泰的遺囑更是慘痛爭鬥的主題……
「妳絕對是我最具娛樂性的學生，」當我把這些理論告訴導師時，她這樣說：「托爾斯泰──被謀殺！哈哈哈！這人已經八十二歲了，而且還有中風病史！」
「這就是為什麼會是完美謀殺呀！」我耐著性子解釋。
系上沒被說服。但他們還是給了我一千元補助好發表這篇論文。
飛往莫斯科那天，我趕去機場時遲到了，報到櫃台已經關閉。雖然最後還是趕上飛機，但我的行李卻沒有，隨後它就從俄羅斯國際航空的信息系統中完全消失。空中旅行宛如死亡：你身上的一切都會被奪走。
因為亞斯納雅─波良納沒有服裝店，所以四天會議期間，我不得不穿著旅行時的那套衣服：拖鞋、運動褲和法蘭絨襯衫。我是希望能在飛機上好好睡覺才穿成這樣，但有些國際托爾斯泰學者以為我是托翁信徒──就像托爾斯泰與他的追隨者一樣，必須發誓每日每夜都得穿著涼鞋與同樣的農夫裝。
大約有二十五位各國托爾斯泰學者聚在一起談論他。我們在托爾斯泰的屋子與花園間徘徊，坐在他最愛的長椅上，讚賞托爾斯泰的蜂箱，為他最愛的茅舍驚嘆，避免傷害托爾斯泰最愛天鵝的後代：這些近乎野生的動物，其中一隻咬了一名記號學家。
每天早上我都打電話給俄羅斯國際航空公司詢問行李的事。「喔，是您呀，」櫃檯人員嘆道。「是的，我這裏有您的要求：亞斯納雅─波良納，托宅。等我們找到行李會寄給您的。在此期間，請問您熟悉我們俄羅斯人所謂靈魂的屈從嗎？」
座談會第一天，一名馬列維奇學者宣讀了一篇關於托爾斯泰的破壞偶像主義與馬列維奇的紅色矩形的論文。他說尼可萊•羅斯托夫就是紅色矩形。接下來一整天剩下的時間，他都坐著把頭埋在雙掌中，呈現極痛苦的姿勢。接下來，一個身材龐大，穿著大尺寸灰色洋裝的俄羅斯考據學家，闡述了關於《戰爭與和平》早期變體的長篇大論。她把雙眼焦距定在會議室中間，沒有參考資料，用半祈求、半宣告的音調朗誦，彷彿有人致了一個半小時之長的祝酒詞。
當她看來就要坐下時，又站起來補充：「等到星期四，我們會聽到更多關於這些有趣版本的事！……如果我們還活著的話。」國際托爾斯泰學者間很流行在強調關於未來的語句中以此作為免責聲明：托爾斯泰晚年的日記中，在1881年宗教上的重生後，他改變了每篇日記結束時寫下第二天計畫的作法。現在，他只寫下：「如果我還活著。」我因此突然想到，自從1881年起，托爾斯泰就一直知道自己會被謀殺。
此時正是托爾斯泰決定將所有版權「交給人民」的時刻。這個決定將他丟入與妻子「爭鬥至死方休」的火坑，他的妻子索妮婭掌管家中經濟大權，多年來為他生下十三名兒女。托爾斯泰最終把1881年之前的作品版權都讓給索妮婭，卻將其餘版權交給其中一名黑暗人士，貴族出身的托爾斯泰信徒弗拉基米爾‧伽科夫（Chertkov），他的名字裏包含了俄文中的「魔鬼」（chert）一詞。
伽科夫以他「對人類冷漠無情」的著名信條，把讓托爾斯泰的整個人生與所有作品符合托爾斯泰主義原則視為自己的使命。他成為托爾斯泰的忠實夥伴，並贏得其新著作（包括日記）的編輯權，其中詳實記錄了托爾斯泰的婚姻生活細節。索妮婭無法原諒丈夫，托氏夫婦持續爭吵直達深夜。他們的咆哮與抽泣甚至連牆壁都為之震動。托爾斯泰嚎叫著說要逃到美國，索妮婭則尖叫跑到花園，威脅要自殺。根據托爾斯泰秘書的說法，伽科夫接連達成計畫：「破壞托爾斯泰之妻的道德形象，以獲得手稿控制權。」在這段婚姻風暴期間，托爾斯泰寫了《克羅采奏鳴曲》──一部中篇小說，當中以托爾斯泰為藍本的丈夫殘酷謀殺了以索妮婭為藍本的妻子。任何人調查托爾斯泰死亡事件中的骯髒把戲時，都會對《克羅采奏鳴曲》有著極大的興趣。
當晚在學者宿舍，我走到陽台點起一支菸。幾分鐘後，隔鄰陽台的門打開。陽台間的距離極近，欄杆間只有十吋左右的空隙。一名年長女子走出來，靜靜站著，嚴肅地凝視遠方，顯然正在思考關於托爾斯泰的問題。她突然轉向我。「您能好心借個火嗎？」她問。
我從口袋掏出紙板火柴，擦亮一根火柴遞向她的陽台。她俯身點上肯特淡菸，開始吞雲吐霧。我決定藉此與人接觸的時刻借點洗髮精（學者宿舍裏沒有洗髮精，我自己的則已和行李一同遺失在某處）。當我提到洗髮精時，某種強烈情緒閃過這位年長女子的臉上。恐懼？困擾？恨意？我只能安慰自己，我提供了她一個機會來實踐靈魂的屈從。
「等一下，」彷彿讀出我的心思，這位鄰居無奈地說。她把香菸放在一個玻璃菸灰缸上，煙霧在無風的夜裏升起。我鑽進自己房間尋找盛洗髮精的容器，選了個印有亞斯納雅─波良納歷史悠久的白色大門圖案的馬克杯。圖案下引用了托爾斯泰的話，說他無法想像一個沒有亞斯納雅─波良納的俄羅斯。
我舉著杯子越過窄縫，我的鄰居從小塑膠瓶中倒了點帶肥皂泡的水到杯裏。我明白她和我分享的正是她的最後幾滴洗髮精，她摻了些水，以便能多洗幾次。我以自己所知最溫暖的方式感謝她，她則端嚴地點頭回應。我們默默對立片刻。
「妳有貓或狗嗎？」最後她終於問了。
「沒有，」我說：「那妳呢？」
「在莫斯科，我有隻很棒的貓。」
＊＊＊
「托爾斯泰在亞斯納雅─波良納的產業中沒有貓。」在愛咪•曼德爾克著名的研究《塑造安娜•卡列妮娜》中，開頭是這樣的：
蜷曲，或說盤繞在托宅的陽光碎片裏，保護房子免於瘟疫橫行的，並非預期會出現在家庭生活中的貓科動物……[而是]蛇……這些兩棲家庭寵物的祖先，是被托爾斯泰恐貓症的妻子索菲亞•安德耶芙娜[索妮婭]收養的，讓房子免於囓齒類動物的侵害。
第二天早晨的座談會上，我正思考著上述字句，這時我數了數會議廳內的貓，共有四隻。對愛咪•曼德爾克公道點，你總不能怪亞斯納雅─波良納怎麼少了蛇吧。早餐時，一位歷史學家描述他在研究托爾斯泰藏書中康德作品的旁註時的經驗：他看到檔案室裏就有一條蛇。
「至少有看到有意思的旁註吧？」有人問。
「沒有，他沒在頁邊寫任何旁註，」歷史學家停頓一下，然後自豪地補充：「可是書總會翻開在某幾頁上。」
「哦？」
「是呀，顯然這些是托爾斯泰最喜歡的幾頁。」
早上的座談會討論托爾斯泰與盧梭的比較。我試著集中注意力，卻不得不想到蛇。或許托爾斯泰是被某種蛇毒所殺？
「法國評論家羅蘭•巴特說，文化批評中最無生產力的主題就是作者間的對話。」第二位發言者開始說：「儘管如此，今天我還是要談托爾斯泰與盧梭。」
我想起一個福爾摩斯的短篇小說，一位薩利郡的女繼承人被發現在致命的劇痛中喘著氣說：「那條帶子，那條花斑帶！」華生醫師據此推斷她是被紮營在屋外，頭上繫著圓點圖案布帕的吉普賽人用帶子殺死。但華生錯了。死者說的其實是種有斑點的稀有印度蝰蛇，是她殘忍的繼父從通風管引入她的臥室。
女繼承人的遺言「花斑帶」，是早期偵探小說中關於「線索」的範例之一。一條線索通常會是帶有多重意義的意符：一條吉普賽人的帶子、一條布帕、一條蝰蛇。但如果「花斑帶」是條線索，我昏沉沉地想，那蛇是什麼？我在一陣巨響中猛然驚醒，原來是眾托爾斯泰學者正在鼓掌。第二位發言者講完了，將會議桌上的麥克風推向她身邊的人。
「對托爾斯泰與盧梭來說，最重要的自然元素，就是──空氣。」
我走在樺樹林立的亞斯納雅─波良納小徑尋找線索。蛇在池塘中游泳，泛起陣陣漣漪。這裏的一切就像個博物館，這些蛇就是基因遺傳的蛇類博物館。蒼蠅一代接一代嗡嗡叫著。我知道牠們知道，但牠們就是不告訴我。我沿著通往托翁之墓的曲徑走著：一坨長滿草的土堆，像極了一塊樹樁蛋糕。我在那裏看了它三分鐘，我想我看到它移動了。稍後，我坐在托爾斯泰蜂房附近的長椅上，但不是托爾斯泰最愛的那張，然後看進旁邊的垃圾桶，裏面塞滿菸屁股與黃瓜皮。
1909年，在這片林子裏的其中一個樹樁上，托爾斯泰簽了一份祕密遺囑。他把所有版權留給伽科夫與他最小的女兒莎夏，一個狂熱的托爾斯泰信徒。這就是長久以來索妮婭最恐懼的──「你要把所有版權給伽科夫，卻讓自己的孫子餓死！」──她是透過嚴密的間諜計畫與家庭偵探工作得知此事。她曾花上一整個下午躺在溝裏，用雙筒望遠鏡監視通往他們房產的入口。
1910年九月一個下午，索妮婭衝進托爾斯泰的書房，拿著一把小孩的玩具槍射擊伽科夫的照片，然後把它撕得粉碎，丟進馬桶沖掉。當托爾斯泰走進房間，她再次開槍威嚇他。另一天，她尖叫道：「我要殺死伽科夫，我要毒死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十月三日下午，托爾斯泰病症發作。他的下巴痙攣，發出模糊聲響，穿插著他寫的一篇關於社會主義文章中的字句：「信仰……理性……宗教……國家。」然後他強烈抽搐，連三個成年男子都制不住。經過五次抽搐後他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看似已經康復。
數天後，托爾斯泰收到伽科夫的信，並拒絕讓索妮婭看。索妮婭勃然大怒，再次重提對祕密遺囑的指控。「她對我的所作所為不僅無法表達她的愛，」托爾斯泰寫到索妮婭，「反而證明了她想置我於死。」托爾斯泰逃出書房，並藉由閱讀《卡拉馬助夫兄弟》來轉換心情：「卡拉馬助夫和托爾斯泰，這兩家哪一個比較恐怖？」他問道。在托爾斯泰的觀點中，《卡拉馬助夫兄弟》是「反藝術的、膚淺的、裝腔作勢的，與重要問題毫不相干。」
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托爾斯泰被索妮婭翻動他書桌抽屜的聲響吵醒。他的心臟狂跳。這是最後一根稻草。太陽尚未升起，這位偉大的作家就抓著一支手電筒離開亞斯納雅─波良納。他的醫師，馬可威茨基，一名托爾斯泰信徒跟著他。經過二十六小時的顛簸，兩人來到沙馬帝諾，托爾斯泰的妹妹瑪婭在這裏當修女，托爾斯泰決定在此租個小屋度過餘生。但第二天女兒莎夏就來了，她與馬可威茨基醫師說服正在發燒的作家應該逃往高加索。他們在十月三十一日坐二等車廂離開，每過一站再買票以躲過追蹤。
托爾斯泰的發燒更嚴重了，冷得直發抖，等他們到達亞斯塔波沃，他已經病得無法再往前行，站長的房子成了他的病房。托爾斯泰在此飽受痛苦，發熱、精神錯亂、抽搐、失去意識、頭痛、耳鳴、幻覺、呼吸困難、打嗝、脈搏不正常、心跳加速、乾渴難忍、舌苔加厚、失去方向感、記憶喪失。
在他最後的日子裏，托爾斯泰常聲稱寫了新的東西，要人為他聽寫。然後他什麼也說不出來，或語焉不詳。「把我說的讀給我聽，」他會命令莎夏。「我寫了什麼？」有一次他變得很生氣，開始與女兒扭打，大喊著，「放開我！妳怎麼敢抓住我？放開我！」
馬可威茨基醫師的診斷是黏膜性肺炎。
索妮婭於十一月二日抵達亞斯塔波沃，她未獲准進入站長的房子，而在附近的車廂落腳。假如托爾斯泰康復並試圖逃往國外的話，她決定付五千盧布雇私家偵探跟蹤他。
托爾斯泰的情況惡化。他呼吸非常困難，發出可怕的喘息聲，還忘了如何使用懷錶。十一月六日，迴光反照的最後時刻，他對女兒說：「我勸妳記住，這世上除了列夫•托爾斯泰之外，還有很多人。」他在十一月七日因呼吸衰竭死亡。
托爾斯泰研討會第三天，來自耶魯的教授宣讀了一篇談網球的論文。他說，在《安娜•卡列尼娜》裏，托爾斯泰描寫了昏暗光線下的草地網球運動。安娜和弗倫斯基重擊那只極小的球，在巨大的精神和道德深淵邊緣找到平衡。當托爾斯泰描寫那個場景時，卻從未打過網球，只知道網球在英國正流行。他六十八歲時，有人給了他網球拍，教他網球規則，他很快就成了網球狂。
「沒有其他作家像他那麼矛盾。」教授解釋道，他的鬍子與挑動的眉毛讓他有種十九世紀登徒子的氣質。整個夏天，托爾斯泰每天打三小時網球。沒有任何對手對網球的熱愛比得上托爾斯泰，他的賓客與孩子會輪流上場與他對打。
對於托爾斯泰的崇尚運動，各國的托爾斯泰學者猜想，他應該能活到八十五──九十──甚至一百歲！
托爾斯泰在六十歲那年學會騎自行車。在他與索妮婭鍾愛的幼子死後正好一個月，他去上了第一堂課。那輛自行車與初學者課程都由莫斯科自行車愛好者社團贈送。可以想像索妮婭的感覺，她在悲悼中看著丈夫在花園小徑上騎著自行車。「托爾斯泰已經學會騎自行車，」當時伽科夫寫下筆記，「這不是不符基督教義嗎？」
在最後一天座談會上，我穿著托爾斯泰裝和人字拖，在長桌邊佔了個位置，宣讀那篇關於《安娜•卡列尼娜》雙線情節的論文，以托爾斯泰的小說與《愛麗絲夢遊仙境》簡短比較做結。這多少引起了爭議，因為我無法證明托爾斯泰在寫《安娜•卡列尼娜》時是否已讀過《愛麗絲夢遊仙境》。
「這個嘛，《愛麗絲夢遊仙境》出版於1865年，」我說，試著忽略窗外兩匹托爾斯泰馬兒的後代正上演的羅曼史。「大家都知道，托爾斯泰喜歡透過郵寄方式收到所有英文新書。」
「托爾斯泰的私人藏書中有本《愛麗絲夢遊仙境》。」一位檔案管理員說。
「但那是1893年的版本，」研討會主辦者提出反對意見。「書上的題詞是給他女兒莎夏，而莎夏1884年才出生。」
「所以托爾斯泰在1873年時沒讀過《愛麗絲夢遊仙境》！」一個老頭從後面的座位上大聲說。
「嗯，但你們也不確定，」檔案管理員說：「他也許早就讀過，然後買了本新的送給莎夏。」
「那我嘴裏就能長出許多蘑菇──除非那不是張嘴而是花園！」老頭反駁。
一位盧梭專家舉手，「如果安娜代表愛麗絲，列文代表白兔，」她說：「那誰是弗倫斯基？」
我試著解釋我沒有建議把《愛麗絲夢遊仙境》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人物對號入座，盧梭專家盯著我，「無論如何，」我總結道，「我是拿奧勃朗斯基與白兔對比──不是列文。」
她皺起眉頭。「所以弗倫斯基是白兔？」
「弗倫斯基是瘋狂帽客！」有人喊道。
主辦人站起來。「我想還是喝茶時再繼續這有趣的討論吧。」
擁擠的茶桌旁，檔案管理員靠過來拍拍我的肩膀。「我確定托爾斯泰在1873年之前讀過《愛麗絲夢遊仙境》，」她說：「而且我們今天接到警察通知。他們收到一件行李，現在放在警衛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