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文誌：追憶香港地方與文學

序一（節錄）／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誰是陳滅？
很多年前，故人影印《信報》一篇專欄文章給我看，還笑著臉，說：「是你的仇人寫的吧？」文章作者是「陳滅」，內容是評論我和朋友合編的一本書。故人的言說方式，是文人的，迷信文字有其魔力；也是庶民的，一切行為以實用為尚，不作無謂之事。
我回說：「你沒有看到『滅』字的『火』嗎？」
我這個解釋，當然不合字源之學；可是，我看到的，確是陳滅不滅的火，那「抗世」的火。後來看到更多陳滅的詩與詩話。
後來認識了嶺南大學的博士陳智德。看到智德在研討會宣讀論文，解說香港文學歷史，編集香港的詩與詩論；從他說話的節奏、語調，的確是唯智尚德。
在香港，如果對文學還未絕望，大概有賴心中的一團火。在香港，如果要提倡文學，還是需要智慧、需要具備「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的意志。
讀《地文誌》，我既看到陳滅，也看到陳智德：「歷史不容竄改？歷史一向被現實竄改，還有生命、故事、文學、香港或什麼都可以……。」「音樂是一種美，搖滾教我們看穿假象。假象不美，假象令人作嘔生厭，但有時竟和美融合，這是悲哀的。……」「由一九九七年起，香港的時鐘開始撥快，各種事物加速消逝，彼此的距離愈行愈遠……。」
讀《地文誌》，我看到我城我民的前世今生。
我的父母長輩，經歷戰火亂離、時代興廢，別去南中國的故土，只帶來「休洗紅」的文化記憶；同鄉聚居，他們營造了香港又一個互相取暖的「半下流社會」，無效地抗衡城市經濟與一切的聲光化電；父親手握一管充滿鄉音濃情的筆，心中有一面虛幻的旗。這許多的精神史，以超簡式的書寫，呈現為《地文誌》。
打開《地文誌》，還見到我的童年往事、我的青葱歲月，灑落在九龍半島的西岸。「芒角」是我的「好望角」；爸爸跟小時候的我說：不要怕迷路，只要你記得彌敦道，你一定可以回到旺角西陲，你的家。像同時代的小孩、少年，我們還有一個可以歷險成長的實景空間；書，還是可以手捧揭頁的。花近高樓，登樓訪書可以望盡天涯；由彌敦道的「港明」，花園街的「寰球」，洗衣街的「新亞」、「南山」，西洋菜街的「田園」，到奶路臣街的「學津」、「學峰」、「文星」……記憶中就是不歇之數；最有象徵意義的，莫如回轉地下，離棺材店不遠的「廣華」，店內灰塵撲面，盈眼是朦朧書影。
如斯種種，感盪心靈；《地文誌》對於一輩香港人如我，弦動共鳴自是縈迴不盡。
然而，《地文誌》不止於傷逝的金鍼指南。智德寫《地文誌》，寄心乎晚明的《帝京景物略》。
方逢年序《帝京略》說：「燕不可無書，而難為書。……燕難為書，燕不可無書也。」
一個城市的故事，真的這麼難說？

序二／破卻陸沉──陳智德的「抒情考古」書寫／王德威

香港不是一塊滋潤文學生長的地方，但香港文學卻有靈根自植的能力。
多少年來，香港的文人墨客，從侶倫到也斯、從劉以鬯到董啟章、從張愛玲到西西，為他們生長或移駐於斯的土地書寫他們的心影屐痕。筆鋒所至，皆成有情文章。而放大角度，香港本身的歷史與地理從無到有，或璀璨、或滄桑，又何嘗不已經就是一種傳奇，一種文學？
陳智德先生是詩人、學者，也是地道的香港人。他憑著個人對香港文學的熱愛、以及對文學香港的深情，寫出了一本獨特的散文集《地文誌》。這本散文集糅合了不同的文類，地方紀事、掌故拾遺、成長回憶、文學談片，無不引人入勝。述之敘之不足處，又穿插個人及他人的詩作。以此更加凸顯本書作為極具魅力的個人書寫風格。
陳智德娓娓回憶香港啟德機場的升沉，如何與九龍半島、甚至遺民歷史相輔相成；北角的一晌繁華，竟成為三代詩人李育中、馬朗、也斯的生涯註腳；維多利亞公園見證香港半個世紀的政治風雲，以及與作家如辛其氏等的創作起伏。屯門萬丈高樓興起，掩不住原來魑魅虎狼的陰影；調景嶺曾經的風風雨雨，又埋藏多少人的家國心事？
少年陳智德出入港九大街小巷，但讓他駐足最久的地方是書店。這是香港文學最奇特的所在。陋街深處，危樓一角，卻偏偏散發出書香，或更多時候是霉臭，的味道。廣華復興，青文東岸，就在狹仄的空間中、層三疊四的書堆裡，一個文學啟蒙的故事緩緩展開。曾幾何時，少年已經微近中年，那一間間書店已經歇業關門，那灰塵中的風雅只成為少數人的回憶。
在這層意義上，《地文誌》所要從事的是一個人的考古學。陳智德其生也晚，已經錯過香港文學無端興起的那神奇的一刻，而後現代加後社會主義治下的香港，以往人文景觀快速崩毀。他尋尋覓覓，鉤沉訪舊，無非期望在一個時代灰飛煙滅之前，考證、存留一鱗半爪的證據。就像在熙熙攘攘的旺角鬧市地下，誰能想像能發掘出漢代、晉代、唐代文物？在浮光掠影的生活中，想必還有珍貴的文學靜靜等待有緣的讀者：
事物之真象，向為我輩所執著，然詩人筆下之城市，每多流光幻象，唯秉燭探照，終見本真幽隱其內。
陳智德的考古學又是一種抒情考古學，此無他，他考察的對象是文字的因緣，情感的流轉，想像的歸宿。「抒情考古」語出汪曾祺，原用來描述業師沈從文後半生從事工藝美術研究的方法。一九四九年後，沈從文無緣繼續創作，卻在工藝史裡發現了另外一種「創作」的可能，並從中有了深刻體悟。沈在《抽象的抒情》（一九六一）寫道，生命的發展「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遠的空間，讓另外一時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
陳智德也許無從比擬大師所經歷的生命斫喪。但在面對歷史的另一刻僵局時，是否也心有慼慼焉？用陳所敬重的女作家鍾玲玲的話來說，《地文誌》所要追尋記錄的正是「時光中無法摧毀的糊狀物，終於凝固為形狀不一的物質，成為心靈中，易碎的珍愛物」。
《地文誌》的書名或有諧仿《漢書．藝文志》─中國最早藝文經籍的目錄─的意圖。無論如何，陳智德為香港的地景與藝文做出觀察的宏願不容小覷。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然而如陳所言，「『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誠哉斯言。破卻陸沉，洞昭盲瞽，陳智德的香港抒情考古，可以如是！

前記／陳智德

我的文學啟蒙不在學校或課本，而是初中時代旺角奶路臣街一帶的路邊書攤，繼而是樓上的書店，仍記得初次讀到一九四八年上海星群版辛笛《手掌集》、一九七五年臺北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楊牧《瓶中稿》和一九八二年香港素葉版馬博良《焚琴的浪子》三書的情形，盛載真正文藝的書籍那溫婉而堅軔的本質，教我著迷而無從脫離。
辛笛〈夏夜的和平〉一詩這樣寫上海：「最後一列電車回廠了／都市心臟停止它不自然的抽搐」，楊牧〈瓶中稿〉有這樣的名句：「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馬博良〈北角之夜〉這樣寫香港的北角：「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三首詩談的都是作者自己的本土經驗，正給時屆初中年紀的我以莫大的震動和啟發。
由那時開始，我矢志從事文學，不覺流連至今。從古典到現代，從中華到香港，無論走到何處，都離不開腳踏的土地。本土經驗本就是我們的成長以至更大範圍下的共同體社會經驗，我們生活其中，也愈發認清我與非我的真幻；是以書寫本土絕不等同歌頌本土，本土也有許多負面事物，教我們疾首，我們有時也嚮往遙遠的他方、願意承接更古老的傳統、參與更宏大的整體世界，但知每一個出發點，不都由當下腳踏的土地開始。
二○一二年，我有幸獲選為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香港作家，八月底出發赴美，參與為期兩個半月的計畫，與國際作家交流之餘，我把握近幾年難得的空閒，起草構思多時的《地文誌》系列寫作，本書大部分文章的初稿，都在愛荷華完成。除了珍貴的閒暇，也認識到國際作家層次不同的本土關懷，讓我再思本土經驗的普世共性。十一月中回港後，以僅有的工餘時間修訂內容、補充資料，再加入若干增補過內容的舊文，耗時多月始得完書。
本書以散文形式撰寫，結合香港文學的地方書寫、歷史掌故和我個人的地方生活體驗，穿插他人及我個人的相關文學片段，節錄的文字有新詩也有舊詩，有散文也有小說的片段，由此引申出相應的評論性文字，但不同於學術評論，主要用以結合我個人的地方生活體驗，互為闡發，也嘗試讓散文與自己的詩作融合，有時，散文部分成了詩的載體，有時是詩作為文意未盡的延伸。本書追跡地方性的文學故事，建構基於本土文化認同的情志和關懷，這樣的散文創作，用現有的術語來說，或可歸入一種「地誌書寫」，但應該不完全等同，我姑且暫稱為一種「地文誌體」。
我知道許多人視「本土」─尤其是「香港的本土」為一種「狹窄」的題材，我不想在這裡申辯，只想說，香港一地，無論感覺多狹窄，從文學的角度，與地球每寸土地、每個城市都是平等的。我時常自警於本土之可能褊狹和自我封閉，然而「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如果本書最終也淪入「狹窄」之議，責任在我力有不逮，與香港無干。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首有言：「夫都燕，天人所合發也。陰陽異特，睠顧維宅，吾知之以天。流泉膴原，士烝民止，吾知之以人。此《帝京景物略》所為著也。」本書也差不多以同一態度去寫香港，也同樣視香港是由「天人所合發」，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歷史，以至由土地化生的願望、情志，本歸於更超越的共同。願這書屬於香港，也獻予所有關懷土地的人、寫給與大地同一呼息的地方─即使不現實，至少可作此文學幻想。是為記。

白光熄滅九龍城
燈光與碎片
啟德機場跑道燈光徹夜明亮，像堅固的星座，為夜間升降的飛機提示路徑。我們以為星座總比我們持久，但這晚看來那麼虛弱。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降臨，跑道燈光倏然熄滅，市民不禁叫喚，短暫漆黑後，燈光突然再亮起，市民雀躍起哄，但它只閃爍了幾下，然後真正熄滅，結束比我們年長的光，歷史裡的離合、笑靨淚痕，奔向了冷卻宇宙。
再沒有飛機掠過九龍城的低空，再沒有頻繁的震耳巨響，我們反而不習慣，但知早晚會戀上這新的寧靜。因鄰近機場的建屋高度限制，大半世紀以來，整片九龍城社區維持低矮樓房外觀，在這晚，我們也預見它早晚撤換作新的高樓。
承認新舊輪替是必然，我們不敢否定新事，卻總忐忑於「發展」二字；只有九龍城一面淡然，看慣變幻。但九龍城也在我們不察覺的時候回首前塵，追憶城寨渡頭往返的清廷官吏、城寨門前腳戴枷鎖的罪犯、宋皇臺前痛惜文化失落的前清遺民、被日軍夷為平地的啟德濱。
時流洗淨鉛華，九龍城只暗自追懷，不肯在人前話舊，我們都理解，它藏著半島最幽隱的歷史記號，歷劫時代遺下依稀可辨的痕跡：宋皇臺、九龍城寨、啟德濱、啟德機場，面目全非，但未完全逝去。至若我輩在飛機巨響下的唐樓中的蹦跳嬉鬧、烙印腦際的笑靨淚影，待得雙燕歸來，也未必願意記起。
直至我們翻開紙頁，滿眼不滅跡印，盡是前人的文字。
目前所見，最具古風的九龍城風景，莫如侶倫筆下的記述。一九三○年與友人組織島上社，創辦文學雜誌《島上》的侶倫，二○年代末居於九龍城，位於近海的啟德濱外圍，他為居所命名「向水屋」，並邀得徐悲鴻題字，書橫幅掛於壁上。侶倫於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散文集《無名草》，有一篇文章〈故居〉，為戰前九龍城留下世外桃園式的記錄：
我的住居是一列新建樓房的一間四層樓上，沿住屋外有一個寬廣的，鋪了花磚子的迴廊式的陽臺，……可以看見由高聳的獅子山下面伸展過來的一塊巨幅的風景畫：一簇簇蒼翠的樹木和一片灰色的屋頂─是一世紀來不輕易變動的古風的殘留。隱蔽在灰色之中的，是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園地和人家。一個小丘橫在那裡，小丘的中部，像腰帶似地鑲著古舊卻還完整的九龍城的城牆。
這是目前為止我所讀到的，戰前從啟德濱外圍望向九龍城寨風景地貌的最完整紀錄。這優美散文同時是記錄九龍城地貌的重要文獻，《無名草》一九五三年曾再版一次，早已絕版，之後未有再版，讀到的人恐怕不多，侶倫後來在寫於一九七七年的文章〈向水屋追懷〉中，引用了部分〈故居〉的內容，但不及原文詳細。
侶倫文中所指的「新建樓房」，是指建於一九二○年代的啟德濱住宅。一九一○年代，由何啟與區德等多人創辦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主持填海建屋計畫，新建成的社區稱為啟德濱。啟德公司的填海計畫，未竟全工就倒閉，政府接收後在填海區興建機場，命名為「啟德」。二戰期間，日軍攻占香港後，為擴建機場拆去九龍城寨城牆，宋皇臺、啟德濱社區亦被夷平。
侶倫在《向水屋筆語》一書，多處談及九龍城，其中〈故人之思〉記錄了葉靈鳳一九二九年偕郭林鳳在香港短暫居住的日子，侶倫安排他們租住在九龍城：
那是座落「宋皇臺」旁邊一間房子的第二層樓。從那「走馬騎樓」向外望，正面是鯉魚門，右面是香港，左面是一條向前伸展的海堤；景色很美。尤其是晚上，海上的漁船燈火在澄明的水面溜來溜去，下面傳來潮水拍岸的有節奏的聲音。在海闊天空之中，人彷彿置身超然物外境界。
因為「向水屋」之名以及葉靈鳳短住九龍城，一時傳遍香港文壇，《伴侶》雜誌編輯張稚廬送給侶倫一首舊詩寫道：「半島爭看一俊才，宋皇臺下寫沉哀。不知十里衙前道，幾見翩翩靈鳳來。」前兩句寫侶倫，後兩句寫葉靈鳳。寫侶倫時提及宋皇臺，只就其居處位置而言，侶倫是早期香港新文學拓荒者之一，創辦新文學社團和刊物，宋皇臺與侶倫其人其文無多大關係，它另有迥異於新文藝取向的象徵意義。
宋皇臺本九龍城以南海濱山坡上一塊大石，南宋末年，宋帝昰與宋帝昺被元朝軍隊追逼，在文天祥、陸秀夫等人護送下逃至九龍城一帶，短暫停駐再繼續逃亡。後人紀念其事，於相傳宋帝曾登臨之大石刻「宋王臺」三字，旁邊另有「清嘉慶丁卯重修」七字，為保護古蹟，香港政府於一八九九年通過「保存宋王臺勝蹟條例」，其後修茸鄰近地方，闢為公園。日治時期，大石被炸，裂為數塊，刻字部分竟奇蹟倖存，戰後港府擴建啟德機場，於大石原址興建機場客運大樓，石刻部分切割成長方形，移送機場附近空地，闢作「宋皇臺公園」。
二十世紀初，辛亥革命後，前清文人避居香港，有感山河變易，香港「雖信美而非吾土」，文人將家國與身世之悲寄託於宋皇臺，藉雅集相互唱酬。一九一七年，蘇澤東輯錄前清探花陳伯陶等人所著宋皇臺詩詞，編為《宋臺秋唱》。宋皇臺向為香港最著名古蹟，文人懷古之餘，亦追溯九龍古事，如陳伯陶〈宋皇臺懷古並序〉：
九龍，古官富場地，明初置巡司，嘉慶間，總督百齡築砦，改名九龍。道光間復改官富巡司為九龍巡司，而官富場之名遂隱。
前清文人追懷失去的時光，以歷史抗衡殖民地的無根，不意間為香港敘述了遺民角度的歷史。宋皇臺也不只是前清文人吟詠對象，抗日戰爭期間，南來香港避亂的文人，也有許多藉宋皇臺抒發時局憂患，如陳居霖〈雨訪宋皇臺偕雪瑛三首錄二〉其一云：「抱得春愁海樣深，江山如晦忍重臨。崖門極目蒼波冷，空憶當年帝璽沉。」正將時代憂患與個人飄零之悲合而為一。二十世紀初，香港仍有許多與宋皇臺相關的古蹟，如二王殿村、侯王廟、國母梳妝石等，同為前清文人避港必訪之地。二王殿位於二王殿村內，即《新安縣志》中的二黃店村，位於今日的馬頭圍區，陳伯陶〈宋行宮遺瓦歌並序〉記云：「官富場宋皇臺之東有村名二王殿，景炎行宮舊基也，新安縣志稱土人因其址建北帝廟即此，今廟後石礎猶存。其地耕人往往得古瓦，色赭黝，堅如石，雖稍麤朴，然頗經久。」序後有詩，抒其獲得古殿遺瓦的感慨：「凄涼故國哭杜鵑，零落舊巢悲海燕。手揩此瓦重摩挲，惆悵遺基淚如霰。」
宋皇臺、二王殿村與古殿遺瓦為前清遺民共同吟詠之對象，吳道鎔亦有詩云：
寒林擁日到虞淵，戎馬艱難瘴海邊。七百年來陵谷變，二王村尚鳥啼煙（二王村）。敷天左袒語非虛，直到窮邊有帝居。破碎河山瓦全少，千秋一片重璠璵（宋行宮瓦）。
吳道鎔與陳伯陶、張學華等合稱「嶺南九老」，皆前清遺民，辛亥革命後避居香港。陳伯陶手執古瓦而垂淚，吳道鎔視瓦片如古玉，不僅視為古物，實為難以重整的文化中國碎片，其懷古、歷史意識與離散海外之悲，已糾結難分。

蛻變的軌跡
戰後侶倫從回港，舊居已隨啟德濱湮滅，侶倫仍居九龍城，住在獅子石道，其後一再搬遷，徐悲鴻題字的橫幅「向水屋」仍掛屋中。原來日軍攻占香港前夕，侶倫把橫幅從鏡架取出，摺疊後夾進書中，藏於塞滿舊書的箱子裡，待戰後回港，箱子仍在，那橫幅也成了劫後倖存的珍寶。
侶倫筆下的啟德濱，遠望可見一片村落，工場，醬園，尼庵，廟宇；於我來說，可說是一個「史前」的九龍城，它引發歷史想像，但不涉個人回憶。一九九五年，當讀到郭麗容小說〈城市慢慢的遠去〉，我知道，我終於找到屬於我這年代的九龍城書寫。
在龍崗道的郵局，還有代人寫信的攤子。雜貨店仍然是六、七○年代模式，穿著白背心的老闆坐在櫃面，無線電播出南音。
其實香港還有許多地區，如上環、土瓜灣、西灣河等，保存六、七○年代或更早的模樣，直至我們的青年時代為止。不同年代都有屬於那年代的新事，我們許多年後才了解，除了新事物，舊物的延續也是一種時代產物和集體記認：
當赤鱲角新機場啟用後，九龍城將會重新發展。那時由香港島望去九龍城區，據說會像紐約曼赫頓。在矗矗的摩天大廈之間，玻璃幕牆與陽光閃爍。「天地良心，我愛你就是因為我愛你。」這些句子將沒處停留。
郭麗容的小說教我追思前事，九龍城的獅子石道、侯王道、福佬村道、南角道，都是我小時常去的地方。在油麻地乘坐三號巴士，或在旺角上海街登上十三號巴士前赴九龍城，是小時除了上學以外最熟悉的路途，車窗外的風景多年如一，我默認著如何沿巴士駛過的路徑，步行往返兩地。媽媽經營的兩家店鋪、姑婆經營的時裝店、姨婆開設的裁縫店都位於九龍城，是祖母輩、父輩與親戚們最常聚會的地方，尤當「作牙」時節。
九龍城總給我破舊、熱鬧，具人情味而嘈雜的感覺，麻雀牌聲混和飛機間歇經過的聲音，在幽僻的冷巷，傳來收音機播送的鬼故事。不過最恐怖的，莫如給父親帶到九龍城寨的簡陋牙醫診所脫牙，只為著老牙醫是他的朋友。經驗豐富但沒有專業認可資格的老牙醫，沒使用任何麻醉藥物，以簡陋工具把未完全鬆脫的乳齒用力拔出，我每次都發出比我小時所能承受的痛苦更尖銳的呼聲。
追隨哥哥、眾位表姐和表哥，攀上高聳而狹窄的木樓梯，我像一隻流竄的蟑螂。有時在梯間與拿著空漱口盅到大牌檔買白粥的大人打個照面，我側身讓過，梯間響徹我喜聽的木屐躂躂之聲。屋內大人在搓麻將，小孩在走廊玩，黑白電視傳來真的槍聲，教我們知道遠方有戰爭，我特別記得大人物逝世和有人被審判的新聞畫面，大人們有的切齒憤慨，有的低聲惋嘆。傍晚過後，收音機播送鬼故事，再傳來一首又一首粵曲，鑼鼓喧天，女聲婉轉，夾雜眾人不息的爭鬧，我不知應該掩耳，還是學習。
偌大的屋內，除大廳以外，以木板、衣櫃分割出許多小房間，我走進其中一所昏暗無窗的房間，書桌上一盞小燈，照出一個寫字的青年，也照出香煙裊裊，但照不亮身旁凌亂的書刊和紙頁。某天，那人遞給我一疊廢棄稿紙，在鋼筆增刪塗改的暗藍色墨水字跡間，我記著一些寫著「高爾基」、「契可夫」這樣奇怪組合的字詞。
後來媽媽結束九龍城的店鋪，祖母過世，很少再往九龍城，直至八○年代中，香港移民潮澎湃，啟德機場成了同學間最後話別之所，那幾年間，我們熟悉機場甚於圖書館。那時並不知道，移民的人若干年後又舉家回流，但同學間已很難碰面，友誼早晚褪色，九七問題卻帶來過早的斷裂。一九九○年我赴臺灣升讀大學，又幾度往返機場，到我畢業之時，機場準備遷往大嶼山，大片連接大嶼山之北的人工島嶼工程方興未艾。
一九九七年暑假，我到臺灣探望隔別三年的同學，最後一次從啟德機場登上飛機，回程時最後一次越過九龍城的低空降落。機場繁忙如昔，轉換航班資訊的告示板仍發出熟悉的「躂躂躂躂」聲響。啟德機場即將關閉，我已作好離別的準備，那知它的消失並不像一次爆炸。
九龍城的蛻變早於一九九四年拆卸九龍城寨已發其端，啟德機場的關閉，只是這蛻變之另一端。對城外人來說，城寨像個大迷宮，除了建築格局因素，城寨也儲存了前代香港的歷史、英占香港後種種烙印人心的陰暗記憶，董啟章《繁勝錄》中之一節，正寫出城寨如同迷宮的深意：「有人說走進寨城的人沒有一個能走出來，因為寨城會奪走人的記憶，令人不願意再離開。」城寨關乎我城的陰暗記憶，拆掉它是攻克陰暗記憶的最簡單卻又帶點暴虐的方法，在城寨低空掠過的飛機，也許提供另一種超越的可能，《繁勝錄》的敘事者走進城寨最後抵達出口，正遇見這種超越：「降落的飛機又在低空掠過，我掩著耳，抬頭望向那一隙天空，卻甚麼也沒看見，只感到四周好像陰暗了一下。」
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凌晨，最後一班客機降落，啟德機場結束大半個世紀以來的任務，經過一段搬遷日子後，原來的客運大樓被分割為許多不同部分重新開放，分租給各種不同機構，作許多不同用途。二○○三年四月，「沙士」陰霾籠罩的日子，我重回沒有飛機升降的啟德機場客運大樓，穿梭於人跡杳杳的不同區間，記下種種不由自主的割裂。每感它的割裂，它的蛻變，與我們的成長都屬同一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