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導言

一年半以來，幾乎每週一到週五的早上，我都五點半就起床，刷牙洗臉，泡杯咖啡之後，就坐下來寫過去四百年來一些偉大的心靈如何面對這時間的要務──也就是他們每天怎麼分配時間，運用自己最大的能力，如何安排他們的作息，發揮創意和生產力。藉著撰寫這些人物日常生活平凡的細節──他們什時候睡覺、吃飯、工作、憂慮，我希望能夠提供新鮮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個性和生涯，描繪出這些藝術家在習慣驅使之下有趣而細微的肖像。「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能說出你是什麼樣的人。」這是法國美食大師布里亞‧薩瓦航（Jean Anthelme Brillat-Savarin）的名言，而我要說，告訴我你什麼時候吃，還有接下來睡不睡午覺。
就這方面而言，這是本看似蜻蜓點水的書，談的是創作活動的背景，而非其產品；內容是製造，而非意義。
但難以避免的是，這也是一本相當私人的書（小說家約翰‧契佛認為，即使寫一封商業書信，也不可能不流露出一點你的自我，可不是嗎？）在本書背後，我所關懷的主題正是我在自己生活中所奮鬥的問題：怎麼才能一邊在賺錢餬口之餘，又能創作出意義深遠的作品？是該完全把自己奉獻給某個計劃，還是每天撥出一小部分時間？要是沒有足夠的時間做你想要完成的每一件事，那麼你是否非得放棄一些事物（睡眠、收入、整潔的房屋），還是可以濃縮你的活動，以更少的時間完成更多的事物，像我爹經常訓我的「要工作得聰明一點，而不是辛苦一點」？更廣義的說，舒適和創造力是否互不相容，抑或正好相反：日常生活的基本舒適是持久創意工作的先決條件？
在下面的篇章裡，我不假裝能解答這些問題，其中有些或許根本不能回答，或者只能依不可靠的個人狀況作個別的回答。但我努力提供各種例子，說明形形色色各種聰穎而成功的人物如何面對這許多同樣的挑戰。我希望能說明許多宏大的創作憧憬如何轉譯為每日少量的工作；人的工作習慣如何影響工作本身，反之亦然。
本書的書名雖然是《創作者的日常生活》，但我寫作的重點其實卻在於人們工作的規矩、習慣。這樣的詞彙雖然聽來平凡，甚至缺乏思考，遵循日常的作息，就像自動駕駛一樣。但日常作息其實也是一種選擇，或者是一整體系列的選擇。如果做得對，就可以當作精確測定的機制，得以運用許多有限的資源：時間（最有限的資源）以及意志力、自我紀律、樂觀的態度。固定而實在的作息就能為人的心力刻劃出可靠的溝槽，阻擋起 伏不定的情緒。這是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最愛的主題。他認為人刻意讓部分人生成為自動駕駛模式。他說，養成好習慣就能讓我們「解放心智，達到真正有趣的行動領域。」諷刺的是，詹姆斯本人卻有拖延的毛病，永遠不能堅持規律的作息。
巧的是，正是因為一番拖延，反倒使我創作出本 書。那是2007年7月一個週日下午，我正獨自坐在我 所工作的那家小建築雜誌灰撲撲的辦公室裡，想要趕出次日截稿的稿件。只是我非但沒有全力以赴，趕緊努力，反而卻瀏覽《紐約時報》網路報，清掃我的辦公空間，在小廚房裡泡咖啡，總之就是在浪費時間。這是再熟悉不過的困境，我本是「早起型」的人，在早上可以十分專注，但一過午餐時間就發揮不了什麼作用。那天下午，為了要讓我對自己這種頗為不方便的偏好（誰會想每天大清早五點半就起床？）釋懷，我就在網際網路上搜尋其他作家的工作習性，這種資料並不難找，而且非常有意思。我不禁想到該有人把這些軼事收集起來──因此當天下午我就成立了「日常作息」（Daily Routines）部落格（我那篇雜誌稿到次日早上趕在最後一分鐘驚險交卷），如今就成為這本書。
這部落格原是無心插柳；我只是把我由傳記、雜誌側寫、報紙訃聞等等文章上看來名人的作息貼在部落格上。至於本書，我搜羅了更廣泛、資料也更深入的作品，同時也儘量維持文章的簡短和多樣，以保持其吸引力。
我儘可能讓我的人物自己發言，用引述自他們的信件、日記，和訪問中的言語。我也由二手資料搜羅了他們作息的摘要，如果有別的作家精彩的說明了主題人物的習慣，那麼我就引述其大作，而不再重寫。我要在此說明的是，若非採用數百位傳記作家、新聞記者，和學者的研究與作品，本書根本無法成書。 在匯整本書的各個條目時，我也一直謹記V. S. 普瑞契特（V. S. Pritchett）在1941年寫的一段話。普瑞契特在寫到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著有《羅馬帝國衰亡史》）時，提到這位偉大 史學家極其勤勉，即使在服兵役時，吉朋依舊找出時間來作學術研究，他行軍時還隨身帶著羅馬抒情詩人賀拉 斯（Horace）的作品，在帳篷裡則讀異教徒和基督教神學書籍。普瑞契特寫道：「這些偉大的人物遲早都會變成一個模樣，他們從不停止工作，絕不浪費一分鐘，這真教人沮喪。」
哪一個有抱負的作家或藝術家會沒有這樣的感慨呢？看到過往偉人的成就一方面具有啟發性，一方面卻又教人洩氣。但是當然，普瑞契特還是錯了。因為在每一位孜孜不倦、從不停止工作，也絕不自我懷疑或出現信心危機，教我們這些凡人自嘆不如的吉朋身邊，同樣也會有一個威廉‧詹姆斯或者法蘭茲‧卡夫卡這種虛擲光陰的偉大心靈，他們徒然的等待靈感降臨，體驗到瓶頸和文思枯竭的折磨，因為懷疑和不安而焦慮痛苦。在現實中，本書描繪的大部分人物則都介於其中──他們全心投入日常的工作，但卻永遠對自己的進展沒有完全的信心；永遠小心翼翼，生怕有朝一日前功盡棄。所有的人都找出時間完成他們的工作，但究竟他們怎麼架構自己的生活，達到這樣的目標，則有無盡的變化。
本書談的就是這樣的變化，而我希望各位讀者能夠覺得受到鼓舞，而非沮喪打擊。在寫作期間，我常 想到卡夫卡在1912年寫給戀人菲利絲‧包爾（Felice Bauer）信中的一段話。他對自己狹隘的居住環境和呆板的日常工作感到洩氣，不由得抱怨：「時間很短，我的精力有限，辦公室是一團混亂，公寓則喧鬧不休。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可憐的卡夫卡！然而我們之中又有誰能期望過著輕鬆愉快的生活？對大部分的人而言，大半的時候都是寸步難行，而卡夫卡巧妙的迂迴前進與其說是破釜沉舟，不如說只是個理想。而接下來的篇章則告訴你該如何迂迴前進。

W. H. 奧登（W. H. Auden，1907–1973，英國詩人、劇作家、文評家，後歸化美國）
「智者的常軌，乃是雄心之明證。」奧登在1958年如是寫道。如果這話是真的，那麼奧登自己就是當年最雄心勃勃的人。這位詩人講究準時到了強迫的地步，終其一生都以精準的分秒過活。他的一位客人曾說：「奧登一再的看表，不論是吃、喝、寫作、購物、玩填字遊戲，甚至等郵差按鈴，都分秒不差，並且還有相配的作息。」奧登認為像軍事行動般精準的生活，對他的創造力有其必要，是馴服靈感繆思按照他自己作息時間的方法。他曾說：「現代的禁欲主義者知道，規範熱情最可靠的方法，就是規範時間：決定你這一天想要或者該要做什麼，接著天天在準確的同一時刻去執行，熱情就不會為你惹上麻煩。」
奧登每天早上六點一過就起床，沖好咖啡，或許玩一下填字遊戲，然後馬上就開始工作。他的頭腦由上午七點到十一點半最清楚，而他很幾乎從不會辜負這一段時光。（他很不屑夜貓子：「惟有『世上的希特勒』才會開夜車，真誠的藝術家絕不會這樣做。」奧登通常在午飯之後又重新伏案工作，直到傍晚。晚上六點半，詩人準時開始餐前雞尾酒的輕鬆時光，他親自為自己和客人調製幾杯伏特加馬丁尼。接著上晚餐，提供大量的葡萄酒，然後再斟上更多的葡萄酒，大家也打開了話匣子。奧登很早就上床，從不會超過十一點，他年紀大了之後，上床時間更提前到九點半。
為了維持自己的活力和專注力，這位詩人服用安非他命，每天早上吃一劑苯丙胺（Benzedrine），就像許多人每天吃維他命丸一樣習以為常。晚上他則服用速可眠（Seconal，又稱西可巴比妥，中樞神經抑制劑）或其他鎮靜劑助眠。這樣的習慣──他所謂的「化學人生」，維持了二十年，直到最後藥力失靈為止。奧登認為除了酒精、咖啡，和香菸之外，安非他命也是「心靈廚房」中的「省力工具」，儘管他明知「這些裝置非常粗糙，很容易傷害廚師，而且老是會出差錯。」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創始人）
「我總是匆匆忙忙開始工作，雖然大體說來，我並不喜歡開始一天。」1965年，波娃接受《巴黎評論》（The Paris Review）時這麼說：「我先喝茶，然後大約十點時開始工作，一直到下午一點。接著我拜訪朋友。等到下午五點，我再回頭工作，直到九點。接續上午的工作對我毫無困難。」的確，波娃在工作上很少有困難，恰巧相反──每當她休年假，要消磨兩三個月的假期時，卻常在放下工作幾週後，覺得無聊而不自在。
雖然波娃以工作為優先，但她的日常作息也以她和沙特（Jean-Paul Sartre）的關係為重心。這段關係由1929年一直延續到他1980年去世為止。（他們的關係是知性的夥伴，又帶著一點詭異的性成分。根據沙特在關係之初所提出的條約，雙方都能擁有其他的愛人，但必須把一切坦白告知對方。）一般說來，波娃上午都獨自工作，接著和沙特共進午餐。兩人下午在沙特的公寓裡沉默的一起工作。晚上，他們一起去參加沙特預定參加的政治或社交活動，要不然就一起去看電影，或者在波娃的公寓裡喝威士忌，收聽廣播。
法國製片人克勞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1952至59年是波娃的戀人，他曾親自體驗過這樣的安排。他描述兩人在波娃巴黎公寓同居之始的情況如下：

第一天早上，我想賴床，但她已經起身漱洗，坐到工作桌前。「你在那邊工作，」她指著床說。所以我起身坐在床沿吸菸，假裝在工作。我不記得她有向我說任何一個字，直到午飯的時間來到。接著她去找沙特，他們共進午餐，有時我也加入。然後到下午，她去他家，兩人工作三、四小時。接著是開會和約會。稍後我們見面，共進晚餐，而她和沙特幾乎總會單獨坐在一起，由她評論他當天所寫的作品。接著她和我回到公寓睡覺。沒有宴會、沒有招待會，沒有布爾喬亞所著重的價值。我們完全避免這一切，只在乎最基本的事物。這是一種整潔乾淨的生活，是刻意創造的簡單，讓她能做她的工作。

卡爾‧榮格（Carl Jung，1875–1961）
1922年，榮格在瑞士小村莊波林根（Bollingen）買了一小塊地，在蘇黎世湖畔興建了兩層樓的石造房屋，接下來數十年，他修改擴建了這幢世人稱為波林根塔樓（Bollingen Tower）的屋子，增建了兩座較小的附樓，並用牆砌了庭院，戶外有很大的火坑。不過即使有這些增建，房屋本身還是原始的居處，凹凸不平的石板地面上，既沒有地板，也沒有地毯，既沒有電力，也沒有電話。屋裡靠柴火取暖，烹飪則是用油爐，唯一的人造光源是油燈。水得由湖裡打來煮開飲用（最後才裝了手動抽水機）。容格寫道：「要是十六世紀的人住進這幢房子，那麼只有煤油燈和火柴對他是新鮮事。至於其他部分，他都很熟悉。」
在整個1930年代，榮格以波林根塔樓為遠離都市塵囂的隱居之所，他在那裡過著工作狂的生活，每天有八、九小時都在看病人，並且經常講課和主持研討會。也因此，幾乎他所有的著作都是在假日寫的。（儘管許多病人都依賴榮格，但他還是毫不避諱大大方方的去休假，他說：「我已經明白，如果累了，需要休息了，還依舊去工作的人是傻瓜。」）
在波林根塔樓，榮格上午七點起床，向他的鍋碗瓢盆道過早安，然後「花很長的時間準備早餐，通常都包括咖啡、義大利香腸、水果、麵包，和牛油，」傳記作家羅納德‧海曼（Ronald Hayman）記載道。他通常會在早上用兩個小時專心寫作，剩下一整天的時間則在私密的書房裡畫畫或沉思、到山上去散個長步、接待客人，以及回那每天源源不絕的來信。他在下午兩、三點時喝茶；晚上則喜歡為自己準備豐盛的一餐，往往先來一點開胃酒，他稱之為「晚酌」（sun-downer）。上床時間則為十點。「在波林根，我置身真實的生活，我是深沉的自我，」榮格寫道：「……我不用電，自己燒火開爐。到晚上，我點起舊油燈。這裡沒有自來水，我從井裡打水來用，自己砍木頭，煮食物。這些簡單的動作讓人簡單；而要簡單是多麼困難！」

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
海明威成年之後，天天都很早起，早上五點半或六點，曙光一現就醒來，即使前一晚爛醉如泥依舊如此。他的兒子葛瑞格雷說他似乎不受宿醉的影響：「我父親總是神清氣爽，彷彿剛在防音室戴上眼罩睡了一個甜覺一樣。」1958年海明威接受《巴黎評論》訪問時，說明了他怎麼運用那些早起的時間：

當我在寫書或故事時，總是一見黎明就立刻振筆疾書。那時沒有任何人會打擾你，天氣可能或涼或冷，而你開始工作，邊寫就邊暖和起來。你讀讀自己寫了些什麼，而由於你在停筆時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因此你就由那裡接著寫，寫到你還有靈感，而且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之後停筆，然後去過你的日子，直到第二天你再拿起稿子來為止。你早上六點已經起身，可能一直寫到中午，或者更早就結束。等你停筆時，你一方面是空虛的，但另一方面卻又一點也不空虛，而是實在的，就彷彿你已經和你所愛的戀人行了魚水之歡一樣。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傷害你，沒有任何事會發生，沒有任何事有任何意義，直到第二天你再做一次。難以度過的是在來到第二天之前的等待。

海明威並不像流行的傳說那樣，每一次寫作都先削尖二十枝二號鉛筆──「我從沒有同時擁有二十枝鉛筆，」他說麼告訴《巴黎評論》──不過他的確還是有自己的寫作怪癖。他站著寫作，面對著及胸高的書架，上面放著一台打字機，打字機上面還有一塊木製的閱讀板。他的初稿是用鉛筆寫在斜放在板子上的葱皮紙（onionskin paper，薄的半透明紙）上，如果寫作順利，海明威就會抽掉板子，直接用打字機。他在圖表上追蹤自己每天的產量──「這樣才不會欺騙自己，」他說。如果寫作進行得不順利，他就會放下書稿，先去回信，這讓他能夠休息一下，暫時擺脫「可怕的寫作責任」──或者，如他有時候說的，「可怕作品的責任」。

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1949年生）
村上春樹在寫小說時，總是凌晨四點起床，連續工作五、六個小時。下午他則用來跑步或游泳（或者兩者都做）、辦雜事、閱讀、聽音樂，晚上九點上床。「我保持這樣的作息，天天如此，從不改變，」2004年他告訴《巴黎評論》說：「這樣的重複本身就很重要；它是一種催眠。我為自己催眠，以求更深入我的心靈。」
村上春樹曾說，為了在寫小說的這段時間維持這樣的重複，需要的不只是心理上的紀律：「身體的強健就如藝術的敏感一樣必要。」他先在東京經營一家小爵士樂咖啡館，幾年後打出專業作家的招牌，但他發現這種坐著不動的生活方式讓他體重增加很快，而且他還吸菸到一天六十支。他很快就下定決心要改變自己的習慣，帶著妻子遷往鄉下，戒了菸，減少喝酒，並且改變飲食，以蔬菜和魚為主。他還每天跑步，而且一直持續這個習慣，逾四分之一個世紀。
村上春樹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認這種自訂作息有一個缺點，那就是它沒有留多少時間社交。他寫道：「你一再拒絕人們的邀請，結果冒犯了他們。」但他認為他和讀者的關係才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只要我能讓每一個新作品都比上一個有進步，讀者就不會在乎我究竟是採取什麼樣的生活型態。身為小說家，那豈不才是我的義務，和我的第一優先嗎？」

法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
1908年，卡夫卡在布拉格的勞工意外保險局找到一份差事，他很幸運，這工作是眾人艷羨的「一班制」，意思是辦公時間由上午八、九點到下午兩、三點。雖然比起他先前在另一家保險公司工時長、而且常加班的情況，這已經改進很多，但卡夫卡依舊覺得自己受到束縛。當時他和家人住在一間狹窄的公寓裡，唯有在深夜大家都熟睡之後，才能專心寫作。他在1912年寫給戀人菲利絲‧包爾（Felice Bauer）的信中說：「時間很短，我的精力有限，辦公室是一團混亂，公寓則喧鬧不休。要是我們不能輕易得到愉快的生活，那麼就只好想些巧妙的辦法迂迴前進。」他在同一封信中描述自己的作息：

由八點到兩點或兩點半在辦公室，午餐至三點或三點半，之後上床睡覺（通常只是設法入睡；一整週來我在睡夢中除了蒙特內哥羅人（Montenegrins，歐洲民族之一）之外什麼也沒有，他們的形象清楚得教人心悸，讓我頭痛，我可以看到他們複雜服飾上的有細節），直到晚上七點半，接著裸身在窗戶前面作十分鐘運動， 然後散步一小時──可能獨自一人，也可能和馬克斯（Max Brod），或者和其他朋友，接著和家人共進晚餐（我有三個姐姐，一個已婚，一個已經訂婚，而還保持單身的這一個，當然就成為我最喜愛的姐姐，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對其他兩位姐姐的情感）；到了十點半（但通常要一直等到十一點半 ）我坐下來寫作，依我的力氣、意願，和運氣，一路寫到一、二、三點，有一次甚至寫到早上六點。接著再如前面一樣做運動，但當然會避開要費力的動作，盥洗，通常在心臟有點疼痛，胃部肌肉痙攣的情況下上床。接著我挖空心思努力想入睡，但──那是不可能的任務，因為我們不可能一邊睡[K先生（卡夫卡小說中的人物）甚至還要求無夢的睡眠）]，一邊又掛念著自己的工作，並且想要解決明明就不可能解決的問題，也就是第二天究竟會不會收到你的信；如果有，又是什麼時候送來。因此夜晚就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醒著的，另一部分則是無眠的。而如果我要長篇大論告訴你，而你又願意聆聽，那麼恐怕它永遠結束不了。因此如果第二天在辦公室，我只能以僅餘的丁點力氣開始工作，也就不足為奇。在我要走去找打字員的長廊上，有個像棺材一樣的手推車，用來搬動檔案和文件。每一次我走過它的旁邊，都覺得它是為我而設，正在等待著我。

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1890–1976）
克莉絲蒂在自傳中坦承，即使在她寫了十本書之後，依然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作家」。在填表的職業欄時，她除了寫「家庭主婦」之外，也從沒想到要寫什麼別的。她還說：「有趣的是，一結了婚，我對自己寫的書都忘得一乾二淨。我想我可能是太享受普通的生活， 結果寫作成了偶一為之的工作。我從沒有固定的地方可以作為書房，或者可以躲起來寫作。」
這為新聞記者帶來了無盡的麻煩，因為他們必然想要拍這位作家伏案工作的照片，但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所在。克莉絲蒂寫道：「我需要的只是穩固的桌面和打字機。主臥室大理石洗手台面就是個寫作的好地方，不是吃飯時間的飯桌也很適合。」

許多朋友都和我說：「我從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寫你的書，因為我從沒見過你當著我們的面寫作，甚至也沒看過你到別的地方去寫作。」我一定很像咬著骨頭的狗，牠們偷偷摸摸的溜走，接著大概有半個小時，你看不到牠們的身影，然後牠們鼻子上沾著泥回來，一副不自在的模樣。我也差不多，如果我打算要寫作，就會覺得有點尷尬。不過一旦我溜走了，關上門，不讓人打擾我，那麼我就可以全速前進，完全沉醉在我所做的事情裡。

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1932年生）
這位義大利哲人和小說家四十八歲時發表的第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Rose）一鳴驚人。他表示自己沒有固定的寫作時間表。他在2008年說：「沒有規則。對我來說，要有作息表是不可能的。我可能在上午七點開始寫作，一直到凌晨三點方休，中間只停下來吃個三明治，但有時我卻一點都不覺得有寫作的必要。」不過在訪問者的追問之下，艾可還是承認他的寫作習慣並非始終是這樣兩極化。

要是我在鄉下的家，在蒙特費爾羅（Montefeltro）的山頂上，那麼我就有固定的作息。我打開電腦，接收電子郵件，開始讀東西，然後一直寫到下午。接著我到村子裡，在酒吧喝杯酒，看看報紙，然後回家，晚上看電視或DVD，到十一點，再工作一下，到凌晨一兩點。我在那裡能有固定的作息，是因為沒有干擾。如果我在米蘭或在大學裡，就不能掌控自己的時間──總有人會決定我該做什麼。

不過，就算沒有自由的時間，艾可說他依舊能在一天當中的「隙縫」中，發揮生產力。他告訴 《巴黎評論》的記者說：「你們今早來的時候先按了門鈴，但你們得等電梯，在你們來到我門前之前，已經過了幾秒鐘。而在等你們的這段時間，我就在思索我要寫的新作。我可以在洗手間、在火車上工作。游泳時我也能想出很多事物，尤其是在海中。在浴缸裡雖然比較少，但也一樣可以。」

大衛‧林區 （David Lynch，1946年生，美國電影、電視導演、編劇）
「我喜歡一切井井有條，」林區1990年對記者這麼說：

七年來我都在「鲍伯的大男孩」（Bob’s Big Boy）漢堡店吃飯。我都在下午兩點半，午餐時段已過才去。我會吃巧克力奶昔和四、五、六、七杯咖啡──加很多糖，巧克力奶昔裡也有很多糖，是很濃的奶昔，裝在銀色的高腳杯裡。我會因為攝取這麼多糖而興奮莫名，腦中一下湧上許多點子！我會把它們寫在餐巾紙上，就像我有紙在書桌上一樣。我只要記得帶著筆就好，但女服務生也會給我一枝筆，只要我記得走時要還。我在鮑伯的店裡想出了許多點子。

林區另一個想點子的方法是他自1973年以來天天都做的超覺靜坐（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他在2006年的出的書《大衛‧林區談創意》（Catching the Big Fish）中說：「三十三年來，我從沒有錯過一次靜坐，我上下午各靜坐一次，每次約二十分鐘，然後去忙我的事。」如果他正在拍攝電影，那麼有時他會在一日將盡時再靜坐一次。「我們浪費這麼多時間在別的事物上，」他寫道：「一旦你把這個也加進來，養成規律，它就會自然的融入其中。」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
狄更斯是多產作家──他寫了十五本小說，其中有十本厚逾八百頁，另外他還寫過無數故事、散文、信件，和劇本。不過要是達不到某些先決條件，他是無法寫出成果來的。首先，他需要絕對的安靜；他家的書房需要多裝一扇門，以阻隔噪音。另外，他的書房必須精心安排，書桌要放在窗戶前，桌上則要備妥他寫作的用具──鵝毛筆和藍墨水，放在幾件裝飾品旁邊，一小瓶鮮花，一大把裁紙刀，一片鍍金葉片，上面有一隻兔子棲息，另外還有兩個銅製小塑像（其中一個是兩隻肥蟾蜍正在決鬥，另一個則是一名紳士和一堆小狗擠在一起）。
狄更斯的工作時間非常固定，他的長子說：「沒有任何公務員比他更井然有序，有條不紊。再怎麼平凡、單調、傳統的工作，都不如他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創作時那般規矩準確，充滿效率。」他早上七點起床，八點早餐，九點進書房，待在裡面工作至下午兩點，短暫的休息一下，和家人午餐，在午休這段時間他神思恍惚，食不知味，幾乎一言不發，急著回到書桌前。在平常日子裡，他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完成大約兩千字，但若想像力一發作，他有時甚至可以寫出兩倍的字數。不過也有時候，他幾乎什麼也寫不出來，但他依舊謹守工作時程，心不在焉的亂塗亂畫，或者盯著窗外打發時間。
兩點二十分，狄更斯準時離開書桌，在鄉間或倫敦街頭散步三小時，一邊思索他的故事，一邊如他所描述的：「搜尋我想要編織故事的畫面。」他的妹夫記得：「他神采奕奕回到家，全身充滿活力，彷彿來自某個看不見的蓄水池。」不過狄更斯的夜晚卻很輕鬆，他在六點吃晚餐，然後和家人朋友一起消磨到午夜時才上床。

艾莉絲‧孟若（Alice Munro，1931年生）
1950年代，身為年輕母親的孟若在照料兩個幼兒之餘，只要在做家事和育兒之外，一有零碎的時間就趕緊寫作。她常在下午趁著大女兒上學，小女兒午睡時，躲進自己的房間寫作。（孟若說小女兒那些年「可以睡很長的午覺」。）然而想要保持這樣雙重生活的平衡並不容易。當鄰居或熟人來訪，打斷了孟若的寫作時，她總不好意思告訴他們她正在工作；除了家人和摯友之外，孟若一直把她寫小說的事保密。1960年代之初，兩個孩子都上學之後，孟若在一家藥店樓上租了間辦公室好寫小說，但四個月後就放棄了；因為即使在那裡，饒舌的房東依舊干擾她，她幾乎什麼都沒有寫出來。儘管這些年來孟若固定發表短篇故事，但最後還是花了她幾乎二十年的時間，才寫出足夠出第一本選集的材料。這本《快樂陰影之舞》（The Dance of the Happy Shades）在1968年她三十七歲時出版。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年生）
史蒂芬‧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寫作，包括他的生日和假日，而且他從不讓自己在達到每天兩千字的字數限額之前停筆。他早上大約八點或八點半開始寫作，有時在十一點半就已經寫完，但通常要到下午一點半才達到目標字數。接著整個下午和晚上他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午睡、寫信、閱讀、和家人共度，並且在電視上看職棒紅襪隊的球賽。
在他的回憶錄《史蒂芬‧金談寫作》（On Writing）中，他把寫小說比喻為「創意的睡眠」，而他每天晚上準備上床的寫作習慣是：

就像臥室一樣，你寫作的房間也該隱密，是你可以作夢的地方。必須要有日程表──每天大約同一時間進去，把上千字寫在紙上或磁片上之後才出來，讓你能夠養成習慣，就像你每天晚上大約都在同樣的時間上床，依同樣的規矩準備就寢準備作夢一樣。不論是寫作還是睡眠，我們都學會要保持身體的靜止，而同時我們也鼓勵心智大腦由日常生活平凡庸碌的理性思維解放。隨著你的身心習慣每天晚上固定的睡眠──六個小時、七個小時，甚至睡滿醫師推薦的八個小時，你也同樣能訓練清醒的心智充滿創意地睡眠，並且創作出充滿想像力的清醒的夢，而那就是成功的小說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