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巴黎

藝術家妻子的簡單生活

二十多年前，我剛來法國，在一家公司工作，晚上、週末和假期的時間用來寫作，非常辛苦，不是想當作家，而是出自一種愛好。高行健理解這種心情。他鼓勵所有渴望寫作的人，對我當然也不例外。我喜歡用第一人稱寫小說，可以簡單生動描繪人物，敍述的線索也十分單純、清晰。
2000年，高行健獲得諾貝爾獎，一時間家裏的電話鈴響個不停，信件堆積如山，太多的事情需要有人處理。他沒有助理，也沒有經紀人。我就跟在他後邊幫忙，各種事務都做，只是不再寫作了，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況且世界上有很多作家，並不缺我這一個。「如果不是心裏真有話要說，不吐不快，非寫不可，不寫也好。」高行健這樣講，我覺得這話說得很實在。
時光過得太快，好像不久前才去斯德哥爾摩領獎，還記得那些盛典盛宴，還有午夜大廳門外手舉火把的孩子。一切都如夢一般。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十五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
我們早已回到了正常的生活。我也習慣了現在的身份──藝術家的妻子。
一次，在高行健畫展開幕的酒會上，一位年長的法國女士問我：「藝術家是不是都怪脾氣？做藝術家的太太很難吧？」我說：「高行健很隨和，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同他很好相處。」
藝術家的生活在人們眼裏，似乎不同一般。其實，藝術家的真實生活不僅很簡單，而且很平常。不平常的是藝術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早晨，我起床後，先燒咖啡，再下樓買麵包。高行健通常只吃麵包抹蜂蜜，喝一杯不加牛奶的熱巧克力，然後去畫室工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要預先計畫好，哪一段時間做什麼，寫文章、作畫、應邀參加活動（文學藝術節或大學舉辦的有關他的研討會），前些年還拍電影。不過，近年來他用在繪畫上的時間更多。畫室是他最喜歡的地方。他總要先泡好一杯茶，放上選好的音樂，再準備筆墨、紙張和畫布，漸漸進入創作狀態。這是他少年時就夢想的藝術天地，自由自在的創作讓他十分快樂。
上午，我有不少瑣碎的事情要處理，回信、回電話、去郵局、去商場，再回到家裏，時間很快就到了中午。家門輕輕一響，高行健從畫室回來了。午餐通常是他喜歡的日本拉麵。
未完成的畫上水墨未乾，總讓他有些不放心。吃完午飯，他會稍稍休息一下，很快又返回畫室。我到畫室打下手，幫他收拾東西。另外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欣賞新作。
我看著一幅幅作品誕生，總是滿心喜悅和興奮。高行健每年都有兩、三次大小不同的畫展，之前有許多複雜、細緻的準備工作要做。一批批畫作被運走、又送還。許多賣掉的畫自然永遠也不再回來了。有時候，我覺得像一次次告別，有點捨不得。高行健沒有這麼複雜的心情，做自己想做的、能做的，做完就此了結，無牽無掛，接下去又忙別的。日程安排總是很滿，大的項目通常要排到一、兩年之後。
多年來，我們一直就是這樣生活。高行健在得諾貝爾獎之前和之後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是從前以客廳為畫室，現在有一個寬敞的工作室，可以作很大的畫。如今，家在市中心，也比以前住郊區方便多了。他十多年前大病之後，煙酒都不沾，而且一直素食，晚餐加一碟燒魚，生活比以前更加簡單。
最重要的事情自然也從未改變，那就是他的藝術道路。二十多年前，美國一家劇院向他預訂一個劇本。劇作交稿後，因為缺乏美式英雄，劇院要求修改。結果他不僅放棄了上演機會，還付了幾百美金的翻譯費，把劇本的版權收回。那時他生活十分節儉，卻從未為謀利而改變藝術的初衷。
這些年來，受到三任法國總統邀請，去總統府赴宴和總統授勳之類的事情他都看得很淡，而且不參與政治。藝術家的獨立不移也是他不變的原則。
巴黎的2005年書展，以中國為主題，把高行健排斥在外，引起輿論和知識界的不滿。作家、評論家、電視主持人菲德利克·貝德貝格身穿寫有「我們都是高行健」的體恤衫，在書展開幕式上鬧場。這條新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大家都為高行健抱不平。他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又一次成為新聞人物。當時的外交部長、後來的總理維勒班還特意來家看望他。和以前一樣，不從事政治的人，這一次又被牽扯進政治。那又如何？他不以為然，也不為所動，依舊還是回到自己的書房、畫室，做自己的文學藝術。

夏末的晚上，我們沿塞納河走到聖米歇爾廣場，在街頭的露天咖啡座上坐下休息。路邊一棵大樹上的樹葉一片片落下來，漸漸被風吹散，只有少數幾片還留在接近樹根的地方。中國人老話說「落葉歸根」，其實並不確切。
巴黎曾經吸引了無數來自外國的作家、藝術家，例如，貝克特、喬伊斯、尤奈斯庫、海明威、畢卡索、賈高梅第、夏卡爾……
他們之中的很多人，以這個世界文化藝術之都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一生都留在這裏。豈不是「落葉」歸巴黎了？
從前我們都沒想到這輩子會住在巴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高行健還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編劇，應邀來巴黎創作一年，臨行和主管劇目的副院長于是之商量，為劇院寫一個新劇本，定好的題目是《山海經傳》。第二年他在巴黎完成了這個戲，但是他沒有再回中國，戲也沒有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上演。2008年，蔡錫昌在香港中文大學和法國駐香港總領事館舉辦的「高行健藝術節」首次上演了這齣戲。2012年，林兆華帶領唱秦腔的陝西農民劇團和北京現代芭蕾舞團，在香港藝術節再次演出了這個戲。2013年，同一齣戲由臺灣國立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在臺北國家劇院上演；梁志民以華麗搖滾的形式導演此戲。三種版本的風格截然不同，完全出人意料，都非常精彩。
離開中國以後，高行健一共創作了九個劇本。中國題材的劇本除了《山海經傳》，還有《八月雪》。另外七個戲都沒有中國背景，其中只有兩個是中文寫的，五個劇本都直接用法文寫的。
高行健的藝術創作在法國一直得到賞識和支持。這裏深厚的文化底蘊，自由的創作環境，已經成就過許多作家、藝術家，也包括高行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北方小城聖埃爾布蘭的作家之家最先邀請高行健，在那裏他寫下了劇本《對話與反詰》。接著文化部預訂劇本《生死界》，若愛拉都爾市圖書館約寫《周末四重奏》，博馬舍基金會也預訂了劇本《夜遊神》。《叩問死亡》也是法國文化部訂購的劇本。後來他還寫了一個舞劇劇本《夜間行歌》。2002年的亞維農戲劇節上演了他的三個戲，同時在主教宮舉行他的大型畫展。2003年，法蘭西劇院上演《周末四重奏》，接著馬賽市舉辦了名為「高行健年」的一系列大型活動。各地方小劇團的演出也有許多。
他的長篇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相繼出版後，讀者反應十分熱烈。《靈山》得到法國各大報刊一片讚揚。像這樣的大部頭的純文學作品，竟然成為暢銷書，實在是罕見。從1995年初版到今天，二十年過去了，這部書依然是長銷書，已經翻譯成四十種文字。

一個法國朋友問高行健：「你最初在海外漂泊是不是很痛苦？」他如果說根本沒有，別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實際上，我們在法國這麼多年，沒有客居異鄉的感覺。作為一個作家、藝術家，高行健充分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沒有遺憾。而且，他在法國有眾多的欣賞者和知音，這種精神的交流總令人愉快。
忙過一段時間以後，我們會去看展覽、看戲、聽音樂，還有歌劇和舞劇。巴黎的節目太多，五花八門，精彩的不少，總也看不過來。我們出門時常安步當車，好在家住市中心，到哪童都不遠。我們現在的生活就是這麼簡單。高行健說：「簡單的生活更輕鬆、適意。」我又加上「愜意」兩字──享受當下無憂無慮的時刻。
藝術的世界常常讓我感到欣悅。我開始寫散文。這種文體是中文特有的，不像西方人所說的散文詩、評論文章，也不是時事報導。散文的篇幅短小，行文自由，構思不限，適合我現在的狀況，時有一點感受，卻沒有時間寫作，也沒有創作長篇大作的打算；這一、兩年裏，偶爾有閒暇，就記錄一下；雖說零零散散，也都有頭有尾，自然成篇。以這種方式與朋友們相會，也給自己留一個紀念。

家在巴黎
我初到巴黎時，對環境並不適應；有段時間，住在一個法國家庭裏，每晚回臥室睡覺之前，要和大家行親吻禮，互道晚安；如此簡單的事情，因為不習慣，好像一項任務，變成了心理上的負擔。本來是親朋之間交流感情的方式，卻更增添了我的陌生感。
還有許多不習慣的事，比如，和朋友見面要提前一星期約會，打電話感覺對方咫尺天涯，心裏的惆悵沒法說。
我記得那年夏天，經常跟著高行健一起去看晚場的藝術電影或是作家電影。這種電影，觀眾較少，通常在午夜放映；表現手法看似單調沉悶，又沒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趣味和內涵需要耐心體會；一旦感悟到了其中的奧妙，精神上快樂而充實。
一次從電影院出來，夜已深，城市非常安靜，夜空的藍色，純淨而幽深，讓我看呆了；那一刻，突然有一種感覺，巴黎並不陌生，這裏或許就是我的家。
當年蕭邦來到巴黎，十八年住過九個地方，平均兩年換一處。許多外國藝術家到巴黎都這樣，不算顛沛流離，也是漂泊不定。我們最初那幾年，也住過四個地方。不過，因為家當不多，每次搬家都很輕鬆。我們總是很快樂，帶著新鮮感、好奇心，去發現巴黎的不同角落。
高行健原先住在巴士底獄廣場附近，小巷深深，都是老房子，木樓梯，房間裏的地板和壁爐也是舊時的。不久，房主人把公寓收回去自住。我們住進民族廣場附近的現代住宅裏，有寬敞的陽臺。戶外還有條長長的綠蔭道，可以散步，有人跑步健身，也有人遛狗。對面是一家職業介紹所，隸屬政府部門。我去登記，分明是和法國人搶工作。接待我的一位中年法國人，見我一臉迷茫的樣子，還鼓勵我：「不要擔心，再過幾年，你就和我們一樣了。」他這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
隨後我到一家公司工作，老闆要我打電話向客戶討債，把期票要回來。我撥通電話的時候，連什麼是期票都不知道。結果，欠款的顧客在電話裏向我講解了一番，還很耐心。我在巴黎無數次得到陌生人的幫助。這裏有的華僑議論法國人：「只顧自己，一家人在錢上分得一清二楚。」但是，如果在更高的層面去看，在很多事情上，他們的慷慨和寬容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
我們還住過巴黎第十九區，居民不同人種雜處，環境會比較亂，可是我覺得生活方便，出門就有很多小店鋪。鋪子裏老闆和店員見了顧客像熟人一樣，比超市更親切可愛。我回到家，照樣清靜，閉門即是深山。
後來，我們在巴黎近郊找到一套公寓，寬敞、明亮，可以把一大間當作畫室，一小間當作書房，還有一間不大不小正好是臥室。畫畫、寫作和生活的條件都具備了，而且房價便宜，從銀行貸些款，經濟上不至於有太大的壓力。只是地點不在巴黎市內，要步行十分鐘才到地鐵站，而且是巴黎人通常不喜歡的塔樓，自然沒有十八、十九世紀的老房子那麼多美感和情趣。我當時疑惑過，問高行健；「有名的作家不是住在左岸嗎？住這裏是不是有點差？」
「不差，」他說，「山不在高；水不在深。」
「對對對。」我笑了起來，想起中國古人的話，下句應是「有仙則名」和「有龍則靈。」
我們在十八層樓上，憑窗望去，尤其是天氣好的時候，開闊的巴黎全景，盡收眼底。藍色的天空下，有艾菲爾鐵塔、龐畢度中心、一座又一座大教堂的塔尖，榮軍院的金色穹頂……
那時高行健以七年心血寫成的長篇小說《靈山》已經在巴黎定稿，經臺灣作家馬森熱心推薦，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接著，瑞典漢學家馬悅然教授把這部書翻譯成瑞典文出版。而法文版的出版卻很不順利。法國漢學家杜特萊和妻子莉莉安花了三年的時間把這部書翻譯成法文。之後他們找過六家法國大出版社，都被拒之門外。沒人願意出版磚頭書，太長，成本高，又不好賣。其中一家出版社曾經建議作者刪掉一半內容。高行健立刻拒絕了。後來，杜特萊和莉莉安在法國南方找到一家名為黎明的出版社。出版人看了譯文，十分喜歡，也明白別人不出的原因。她說：「我們發瘋了，就是要出。」
《靈山》在法國出版後，一直深受讀者喜愛。出版社得到了很好的回報。

自從離開市區，搬進了郊區的塔樓，高行健工作的時間越來越長，往往從早起到深夜，而且沒有週末。尤其是夏天，法國人都度假去了，電話鈴幾乎不響，信件也極少，高行健正好充分利用大好時光，不是寫作，就是作畫。用他的話說：「要做的事太多，得把以前失去的時間找補回來。」
七年的時間就這樣過去了。一天，這座巴黎人不很喜歡的塔樓，竟然被來自全世界的記者搶攻。我從未料想到，人群如潮水般湧來，樓下停滿了車，樓道裏擠滿了人，攪得四鄰不安。
「出什麼事了？」鄰居們問。記者回答：「大樓裏有人得了諾貝爾獎。」他們接著就採訪鄰居，樓下的小雜貨店也上了電視，熱鬧非凡。
其實，電臺的消息一播出，不到十分鐘，家就被記者們佔領了。他們不知從哪裏聽到風聲，也許早已埋伏在樓下，在汽車裏聽廣播，等著瑞典學院正式宣佈得獎者的名字，然後就可以捷足先登。其中一個年輕記者還問我一些問題，我說：「我們以後還會和以前一樣生活。」他那眼神像在說他根本不相信。還有一位女記者，看來對過去的諾貝爾獎得主的情況有所瞭解，好心對我說：「做好準備吧，這僅僅是開始。」亂了一陣子，高行健被帶去電視臺，一大幫子人也跟著去了。第二批記者又到了家門口，拼命敲門，這回我不打算開門，任他們把門敲破好了。
隨後，家裏每天收到郵局裝好的一麻袋的信件。傳真不斷，那時候的傳真紙還是捲筒式的，長長的拖了一地。我蹲在地上，用裁紙刀一張張裁開，心裏明白這是無用的工作，高行健根本不可能有時間看。
邀請鋪天蓋地，媒體狂轟亂炸。高行健答應了這個，又不好不答應那個。 我差不多得了恐懼症，但是，我並不知道，真正的恐懼還在後面。
每天都有各種各樣的邀請來自世界的四面八方，而且窮追不捨。高行健簡直應接不暇。訪談不斷，演講一個接著一個，再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旅行，斯特哥爾摩、紐約、倫敦、柏林、馬德里，米蘭、香港。頭一、兩年的時間裏，他基本上是疲於奔命，還要在臺北和馬賽排歌劇《八月雪》，又在法蘭西劇院執導他自己的劇作《周末四重奏》。
後來他的健康出現了問題，眼睛有嚴重的視覺障礙，竟不以為然，還繼續去法蘭西劇院排戲。我緊張不安，給醫生打電話，講述了他的症狀。醫生立刻明白情況嚴重，說：「讓他馬上來。」「他在劇院排戲。」我說。「那就去醫院急診室。」她的聲音十分堅定。
我知道情況不妙，立刻給劇院打了電話。正是午餐時間，排練場已經空無一人。劇場工作人員接到電話，去附近的一家家餐館尋找，最終找到高行健。而高行健卻沒有在意。下午，排演仍然繼續。
晚上我們去聖母院旁邊的醫院看急診。值班的實習醫生認真做了眼科檢查，沒有發現什麼異常。就在我們快要離開的時刻，這位細心的年輕人又給外科打了一個電話，然後，追上來，大聲喊：「高先生，請等一下。」要是再遲一、兩分鐘，我們就走出醫院，後果不堪設想。一切都像是上帝的安排，高行健當晚被送進外科，做一系列檢查，確定病情已經十分危險。後來的半個月內，他接受了兩次外科手術。
就這樣和死亡打了一個照面，從災難的邊緣逃脫，他自己說是「撿回一條命」。他寫過一個劇本《生死界》，沒有想到，就在法蘭西劇院跨越了「生死界」。
我還記得，高行健手術之前，我去聖母院，點燃一枝祈禱的蠟燭，想放在最高的燭臺上，但是高處早已被占滿。最後，我把蠟燭放在最低、最不顯眼的地方，就像高行健的劇作《八月雪》裏六祖慧能所說「發平常心」。
演員們齊心協力，《周末四重奏》如期在法蘭西劇院上演了。高行健從醫院回到家，身體十分虛弱，竟然還看到了戲的最後一場演出。四面八方很多人還在找他。電話鈴仍然整天響個不停，電傳、信件、手機留言，都是邀請他去這裏去那裏，演講、訪談、導戲、授課、出書、辦畫展。那段時間很艱難，他身體狀況不穩定，頻頻進出醫院、診所、醫療檢查中心。
我們從此離開了郊區的塔樓，住在巴黎市中心一個公寓裏，用高行健的話說是「大隱隱於市。」搬家的時候，我戀戀不捨，拍了一些照片，留作紀念。
高行健婉拒了很多邀請。我們又回到了往日的正常生活之中。他在離家不遠的地方，找到了一間寬敞的畫室，常常在那裏工作，晚上在家裏寫創作筆記和理論文章。我在畫室做助理，回家也要處理許多雜務。
努力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保持健康，繼續藝術創作。說來簡單，做起來很難。我曾經對記者說過：「我們以後還會和以前一樣生活。」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以後」是在高行健得獎五、六年之後，生活才平靜下來。
高行健漸漸恢復了健康，重新投入藝術創作，做自己喜愛的事情，又和從前一樣充實、快樂，不知疲倦。諾貝爾獎成為一個新的起點，他說：「又一生開始了。」
我們在現在這個公寓裏已經住了十五年，再沒有搬遷，不知不覺，變成了巴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