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江抽齋

緒論／鄭清茂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鷗外五十四歲，辭去陸軍軍醫總監、陸軍省醫務局長等軍職，轉任文官，為帝室博物館總長兼圖書頭。此後約短短三年期間，除了照常發表雜文與短篇之外，鷗外主要完成了三部以幕府末期的儒者儒醫為題材的長篇：《澀江抽齋》、《伊澤蘭軒》、《北條霞亭》，終於把鷗外文學推上了頂峰。這時期的作品一般文學史仍然歸之於歷史小說類，但有些評家則稱之為「史傳」小說，以便與前此的中、短篇歷史小說有所區別。此外，如小西甚一則認為歷史或史傳的「史」所涉涵義過廣，所以應該另立「誌傳」一類（《日本文藝史》V，頁六一六）。其所謂誌傳之誌大概是承襲了「人物誌」之誌的用例。蓋謂僅限於誌人物而傳之之意。我在下面就採用誌傳一詞。
其實，無論用任何既有的文學術語都無法概括稱呼這些作品。說是歷史不像歷史紀錄，說是傳記不像傳記體式，說是小說更不像小說的虛構創作；可說是鷗外獨創的類型。在文學史上前所未見，其後也不見踵其武而來者。要之，在這所謂儒醫三部曲裡，作者即敘述者「我」，在敘述過程中，從頭到尾，公然直接一再出現。而以「我」的觀點，試著盡量客觀地呈現歷史人物的真實。在某種意義上，頗像新聞記者對歷史人物的「調查報導」，而不失其最重要的文藝本質。
其中的《澀江抽齋》公認是鷗外一生的代表傑作。鷗外身為明治大正年間的官僚文人，表面上為日本「文明開化」啟蒙運動的先驅；而在另一方面，卻隨著年齡的增加，反而懷念起小時候的漢學教育，不由得仰慕江戶時代武士的志節與儒者文人的風範。他在尋訪相關的歷史文獻過程中，好幾次遇到津輕藩醫官「澀江道純」與「抽齋」的名號，覺得是值得「親愛」、「敬愛」、「敬畏」的人物；經過多方多時的查證之後，才知《經籍訪古志》撰者之一的道純，就是蒐集古武鑑古江戶圖的抽齋。敘述者「我」又驚又喜，不禁這樣寫道：
我又這樣想著：抽齋是醫師，也是官吏。而且遍讀經學諸子等哲學方面的典籍，也讀歷史，也讀詩文集等文藝方面的書。他的行跡與興趣與我自己的頗為類似。不同之處只在古今異時、生不相及而已。不，不然。其實有一大差別，就是抽齋在文史哲各領域裡，寄情於考證之學，而達到了足以揚其名聲的地位；而我卻陷於駁雜淺薄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面對著抽齋，我不得不感到慚愧。……假使抽齋是我同時代的人，我們兩人的袖子肯定會在小巷子的水溝蓋上摩碰過；他與我之間有志同道合的親近感。抽齋是能讓我感到親愛的人。（《澀江抽齋．其六》）
就是由於這種超越古今的奇緣際會、一種於我心有戚戚焉的認同親和感，鷗外為之驚喜而大為感動，或者應該說獲得了靈感與鼓勵，才開始了調查抽齋行跡的考證之旅。結果就是這本《澀江抽齋》。
這部不像傳記的所謂誌傳，雖然以《澀江抽齋》為題，所記述的對象卻不只抽齋一人。全書以抽齋為軸心，前半部敘述抽齋父祖的氏族系譜、抽齋的生前事蹟，同時旁及家族與師友多人的交往情形；後半部則完全屬於抽齋去世之後，敘述遺孀、子孫等人的境遇；直至抽齋歿後第五十七年，即大正五年，亦即《澀江抽齋》完成之年，才結束了全書。敘述者「我」的想法是：
依一般慣例，傳記大抵以其人之死而結束。然而景仰先賢的人，卻總禁不住想問其苗裔的情形如何。因此我雖已寫完了抽齋的生涯，卻猶不忍就此擱筆。我想在這下面附帶記述抽齋的子孫、親戚、師友等的境遇。（《澀江抽齋．其六十五》）
全書從一開始，「我」就帶著他的讀者，上下古今、東西南北，隨時到處，蒐集墓誌、傳記、年譜、雜記之類的書面文獻；尋訪抽齋的遺族與專家學者，徵求他們提供相關資料或意見；然後進行比對考證、去蕪存菁，以簡潔的筆法，加以書寫出來。所以有人戲稱這是一種「考證小說」。
本書所涵蓋的——或所反映的——時代，主要從幕府末期至明治年間，大約相當於整個十九世紀，在日本近代史上，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動盪的大時代。無論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等各方面，都正在進行著東與西、新與舊、傳統與近代的衝突與磨合。《澀江抽齋》所寫的就是一群活躍於幕府末期的儒學、儒醫界——但幾乎已被歷史埋沒——的實際人物。這些人物都各具個性，尤其是主人公抽齋及其師友，如池田京水、森枳園、長島壽阿彌，還有抽齋的家族，如第四任妻室山內氏五百、次男優善（矢島優）、四女陸（杵屋勝久）、嗣子七男成善（澀江保）等腳色，在鷗外寧簡勿繁的筆端下，輪廓清晰，莫不栩栩如生、形象突出。然而，最突出的人物應該是敘述者「我」了，也就是作者鷗外本人。就是他這個「我」在書中處處出現的身影、刨根問底的認真態度，與「我猶彼也」的親和感，給人印象最為深刻。這在《伊澤蘭軒》、《北條霞亭》等誌傳小說裡，也都有同樣的傾向。
鷗外開始在報紙上連載《澀江抽齋》的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一月，五十四歲。環顧日本文壇，自然主義運動已經衰微或變質，提倡所謂新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白樺派，如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繼之而起。同時另有各自為營的少壯派作家，如芥川龍之介、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陸續嶄露頭角，成為文壇的新星。至於兩位長輩大老夏目漱石與森鷗外，則在經過東方與西洋、舊與新的對立掙扎之後，似乎也各自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留英而討厭英國的漱石，終於設法把東與西隔開，東是東、西是西，讓東西並行不悖。換言之，一方面仍然堅持西方反映現實的小說概念與模式，再不喜歡也要繼續創作《明暗》那樣的長篇虛構小說（一九一六年六月起連載）；同時在另一方面，則「擬將蝶夢誘吟魂，且隔人生在畫村」（大正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漱石詩），也寄情於漢詩與南畫的世界，藉以追慕東方傳統的詩情與禪心，而終於到了嚮往所謂「則天去私」的境界。
至於留德而愛上歐洲的鷗外，則設法超越——或不再斤斤於——東西方文明的對立，乾脆回到東方傳統裡去尋求存在的意義。雖然還是難免以西洋的眼光看待東方的問題，卻能以東方的傳統方式與態度泰然處之，而自己似乎並不覺得有任何矛盾。這種超然的態度不是無懈可擊。但是讓鷗外在其文學生命裡，總算找到了可以從容漫步的世界。
《澀江抽齋》的歷史時空與人物就是這樣的世界。在鷗外筆下「再現」的這個非今世今生的世界裡，鷗外也為日本文學創造了一個新的典型，即小西甚一所稱的「誌傳」體小說。這種體裁，在許多方面，與一般所認識或看過的近代小說幾乎背道而馳。可謂文學史上的異端。
有人推測，在完成了《澀江抽齋》等三部曲之後，鷗外還有計畫創作其他幕末儒者儒醫的誌傳，可惜天不假以年，享年六十而歿。我倒覺得，如果鷗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他一定會突破誌傳的範疇，再創新招，另闢園地，對日本文學甚至世界文學做出更大的貢獻。
這就是森鷗外，一個日本近代文壇巨擘的文學人生歷程。

其一〔抽齋述志詩〕
三十七年如一瞬。學醫傳業薄才伸。
榮枯窮達任天命。安樂換錢不患貧。
這是澀江抽齋的述志詩。大概是天保十二年歲暮之作。他是弘前藩主津輕順承的定府醫官，當時已是近侍身份，卻被安排到柳島館邸去伺候退位隱居的前代藩主信順。自父親允成致仕、繼承家督以來，倏忽過了十九年。其間，十二年前喪母岩田氏縫，四年前失怙。現在與第三次所娶妻子岡西氏德、長男恆善、長女純、次男優善，一家五口住在一起。主人年三十七、妻三十二、長男十六、長女十一、次男七歲。宅第位於神田弁慶橋。俸祿三百石。但抽齋之所好，唯有潛心於研讀古代醫書，而無售其醫方醫術之念，因此除了俸祿之外，幾乎沒有其他收入。好在津輕家有秘方叫「一粒金丹」，特許澀江家製造販賣，倒是可以獲得若干利潤。
抽齋為人自奉甚儉。本來滴酒不沾，四年前扈隨前代藩主信順前往弘前，滯留在冰天雪地中，直至翌年，因而養成了晚酌的習慣。終生從不吸菸。不遊山玩水，偶而短期出門採藥而已。只是愛好戲劇，經常出入劇場，不過總是與同好之士買斷平土間，一起同往觀賞。這些連中號稱周茂叔連，聽說因為他們都是愛廉的人。
抽齋如何用錢呢？恐怕不出購書與食客二者之外。澀江家代代學醫，父祖手澤藏書雖然不少，但只要看看《經籍訪古志》所載書目，就不難推想抽齋為了買書，不惜花錢的情形。
抽齋家食客從未斷過。少時二三人，多時十餘人。大抵在諸多書生中，選出有才有志而不能自給者，讓他們在家裡寄食。
抽齋在詩裡提到貧字。到底貧到甚麼程度，從上面所述事實約略可以推測出來。乍見此詩，以為抽齋安於其貧，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在父祖傳來的醫業上。然而我卻不得不在這二十八字裡，看出藏在言外的抽齋的不平之鳴。試看一下就知道。第一句回顧「一瞬」間逝去了近四十年的歲月，而第二句以「薄才伸」承之，並不妥貼。伸字肯定是反語。其中應該隱藏著「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意思。第三句也一樣。作者雖說「任天命」，但似乎並未絕意於「榮達」。至於第四句，作者說「不患貧」而得「安樂」，也是反語嗎？應該不是。涵養已久，內有所恃的作者，屈身於窮困之中，其志雖然未伸，卻能自得其樂。

其二〔經籍訪古志〕
抽齋作了此詩三年之後，弘化元年，受聘為躋壽館講師。躋壽館是明和二年多紀玉池在佐久馬町天文台舊址設立的醫學校，寬正三年改由幕府管轄。抽齋當講師時，玉池早已過世，其子藍溪、孫桂山、曾孫柳沜，也都已物故，變成了玄孫曉湖的世代。與抽齋親近的桂山次子庭，在分家後，就在躋壽館中勤務。若對照當今的制度，抽齋的聘任可比帝國大學的醫科教職。與此同時，抽齋開始遵行節日登城的命令。繼之於嘉永二年，晉謁將軍家慶，獲得了所謂「目見以上」的身份。這時抽齋四十五歲，也許可以說終於伸其薄才了。然而貧窮彷彿依舊。嘉永三年以後，幕府賜予十五人扶持；安政元年又以講師職俸的名義加給五人扶持；每年歲暮可領賞銀五兩，但這些俸祿根本不足以應付隨著新的身份而增加的費用。聽說晉謁將軍那年，當時抽齋之妻山內氏五百不得不賣其衣類首飾來充當登城的費用。五百是在德亡之後抽齋所娶的第四個妻子。
我請中村不折先生把抽齋的述志詩寫成條幅，現在掛在起居室裡。我是在傾慕抽齋之餘，才求了這幅墨寶的。
抽齋不是廣為世人所知的人物。偶有少數人知道，是由於他是《經籍訪古志》的著者之一。才學博通的抽齋，除了本業的醫學之外，有許多有關哲學、有關藝術的著述。不過也有在安政五年去世前尚未脫稿之作。又有完成的書，只因當時刊印書籍不易，大都無法公之於世。
抽齋所著之書，生前印行的只有《護痘要法》一種。這是在種痘術尚未廣為施行之前，當時的醫界先覺為了恐怖的天花傳染病所寫的數種著作之一。抽齋此書是池田京水口授痘瘡療法的紀錄。除此之外，在此可舉的出版物，只有令人忍俊不禁的長唄曲子〈四海〉而已。但是當時作者顧慮到自己的體面，所以用他所捧的弦曲師富士田千藏之名刊印。現在就沒有這樣的顧慮了。〈四海〉至今仍是杵屋一派演唱的曲子之一。這也足以證明抽齋多方面的興趣。
然則稍為世上所知的《經籍訪古志》又如何呢？這是抽齋在考證學方面的代表著作，與森枳園合作而成。可是一直沒有上梓的機會。後來清國公使館的楊守敬得到了寫本，藉由姚子梁轉呈公使徐承祖。徐承祖為之作序而在上海加以刊行。那時所幸枳園還在世，擔任了校訂的工作。
因為有這本清國人代為刊行的《經籍訪古志》，所以抽齋才稍稍聞名於世。然而我不是因此而發現抽齋的。
從小我就有讀書之癖，買了不少書籍。我的薪俸多半進入了國內書肆、柏林與巴黎書店之手。可是我不曾訪求所謂珍本。有一次，讀了德國巴爾特爾斯所著文學史的序文，說他自己為了想讀更多的書，涉獵的都是廉價的版本；文學史引用的諸家著作大多屬於廉價的袖珍本子。我讀到此處，發覺殊域居然有同嗜之人而竊竊自喜。因此對於漢籍，我從來不講究甚麼宋槧本或元槧本。《經籍訪古志》對我並無所用。我甚至不記得著者是抽齋與枳園。

其三〔武鑑〕
我的發現抽齋可說是一種奇緣。我大學畢業後作了醫生，又變成了官吏。然而自小好作文章，不知不覺之間被加入了文士之列。近來為了文章的題材及其周圍的種種情況，養成了向過去德川時代搜尋人物事蹟的習慣，於是引起了檢閱武鑑的需要。
管見所及，我認為武鑑是窮究德川史不可或闕的史料。然而對外開放的圖書館並不收藏這種逐年發行的武鑑。這或許由於武鑑，尤其是早於寬文年間的同類古書，記錄諸侯之事謬誤百出，難於置信，所以才被人置之不顧。可是只要考慮到武鑑成立的背景，就會瞭解這類謬誤之多，其實其來有自，難於避免。好在可以根據其他書籍，並不難加以勘正。反正，謬誤歸謬誤，就其記載之全體而言，如想知道德川時代某年某月某人的一面，沒有更優於武鑑的史料了。我自己於是決定著手武鑑的蒐集。
在我蒐集的過程中，屢屢遇到蓋著「弘前醫官澀江氏藏書記」朱印的書。其中也有我買回來的。我這才知道有個姓澀江的弘前醫官，收藏了許多武鑑。
這期間產生了一個問題：武鑑到底始於何時，而現存最古的本子成於何時？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得不先給武鑑一詞下個定義，特別是哪幾種書才算武鑑而可以歸入其類？
首先，我以為諸如《足利武鑑》、《織田武鑑》、《豐臣武鑑》等後人重構之書必須除外。其次，《群書類從》所載「分限帳」之類也必須排除。這樣一來，時代較古者只剩下《馬印集成》、《大名家紋》、《館邸錄》之類，而逐漸形成了所謂江戶鑑一類；而所謂武鑑乃直承江戶鑑之後而來。
現在因為我還在蒐集中，對於武鑑相關的知識日日都在更新。就限於今日所知者而言，馬印集、或家紋集之類，在寬永年間已經出現，但當時的本子今已不存。所存者都是後來的改板本。只不過我想在這裡姑且提出一個題外的話題。那是在沼田賴輔先生的研究報告裡，以鎌田氏《治代普顯記》中的記載為最古的武鑑。沼田先生似乎有意把西洋特殊史料研究的紋章學在我國推展，正在進行日本紋章的研究。而且為此目的而涉獵武鑑時，發現了土佐鎌田氏所作寬永十一年一萬石以上諸侯的記載，就是《治代普顯記》中的一節。幸而沼田先生許我謄寫，我想在近日內對這節記載進行精細的考察。
那麼到現在為止，我所看到的最古的武鑑或其類書是甚麼呢？那是作於正保二年的江戶館邸錄。這是保存幾乎完整的板本。書末刻有「正保四年」四字。因為印有書名的封面已經遺失，所以有人任意在表紙上題了想當然耳的書名。這本書雖然刻於正保四年，其實是成於正保二年。書中有數條證據。試看其一：舉出歿於正保二年十二月二日的細川三齋，稱為三齋老；並介紹其館第為諸多宅邸的典範例子。這本書藏在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