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花盛開：詩酒書畫的年華

很多文藝故事

這是一本有很多故事的散文集，書中記錄了許多我所認識的文壇前輩的故事，這些故事中，有的在當時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但經過一段時間（通常是二、三十年）之後，當時貌似正常、自然的一切人事，都有了清晰的意義——是這些故事，成為我生命中諸多不平凡的經歷，並在我尚未清楚察覺的情況下，形塑了我的生活目標、觀念與價值觀。
當然也有許多故事當時我就知道意義重大的，例如因為余光中先生第一次寫信給我，就寫了一首詩送我，使我後來理所當然的為詩的創作廢寢忘食；因為洛夫的悉心教導，所以讓我的詩藝突飛猛進，並且在大四那年得到時報文學獎，終而使創作成為我人生追求的方向。
再例如我幾乎在沒有任何人際關係的情況下，得以拜識臺靜農、江兆申兩位臺灣書畫的泰斗，更成為江兆申先生的門徒，這些種種，如同二○○一年余光中為我的詩集《交響詩》題記中所說：
侯吉諒早年曾經問詩於我，後來又得親炙洛夫與江兆申，在詩藝、書法、畫風各方面皆有進境，令人刮目。
年輕時的我常常覺得，自己就像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因緣際會學習到諸多當代絕世高手的本領，而這樣的因緣際會，似乎很少有人有相同的經歷。
這些特殊的經歷讓我成為現在的我，就好像練字的過程一樣，練習過諸多經典書法之後，各家的長處逐漸匯集起來，而成為我寫字的風格。
所以，更多年輕時就認識的文藝界前輩的身影、言行，多年來一直以更清晰、有意義的角度在我心中浮現，而後才終於懂得這些故事背後的深意。
一九七○、八○年代，我這一輩的年輕創作者都剛剛踏出創作的第一步，而老一輩的文人、書畫家都還在，都是最受景仰、推崇時候。我們都受到他們的影響，當時卻未曾想到，他們言行所散發出來的丰采和風範，再過十幾二十年就會消失了，當時的年輕人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那是他們領略老輩風範的最後機會了。而後來的年輕人，能懂得老一輩丰采的人，恐怕也愈來愈少了。
在和這些前輩交往的過程中，我學習到的不只是「看見」他們的成就，更體會到他們一言一行所展現的極為美麗的文化風景，這樣的文化風景，值得分享，也值得花時間理解，因為那裡面有太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更期待，這樣的故事可以帶給讀者諸多閱讀的樂趣。

臺靜農先生印象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我和同事、小說家蘇偉貞以《聯合報》副刊編輯的身分，到溫州街十八巷臺靜農先生的舊寓拜訪，終於有機會一瞻書法大師的丰采，並親眼看到他的揮毫示範。
一般書法家都會重視筆墨紙硯的精良。什麼樣的筆、適應什麼樣的紙，以及寫什麼樣的字，影響所及，有時甚至會決定一幅作品的成功與否。而墨硯是否配合得體，的確也會影響墨液的品質，於行筆是否順暢，紙的吸墨是否恰好，關係甚大。但熟悉臺老的人，大都知道他向來不講究這些，就我當日所見，也確係如此。
臺老知道我也喜歡寫字，偉貞又在他面前問我：「你不是想看臺老寫字嗎？」臺老本來正說著些讀書雜感，聽到我想看他揮毫，也就欣然鋪紙命筆了。
紙是從書堆內抽出來的，折痕深淺縱橫，有厚有薄；墨是早已盛在硯中，不知是用墨條所磨，還是市售瓶裝墨汁倒出來的；筆則是長鋒羊毫，因為鋒身稍長，所以較為特別，但也不似是什麼昂貴的名筆，我看到的筆架上的幾支，大致相同。臺老用一柄長刀將紙大致裁成四開長條，用壓克力紙鎮壓住右上角，問我：「喜歡寫些什麼？」
我因為沒有思想準備，加上心裡又是興奮、又是緊張，腦中實在一片空白，臺老便取出了一本宋人詩詞，選了一則與酒有關的七絕：「人生當復幾兩屐，我飲寧須三百杯；破硯猶堪磨老境，醉拈椽筆掃霜煤。」後來，臺老又寫了一幅他自己的養生之道：「不養生而壽，處濁世亦僊。」
那天臺老寫得甚是隨意，不時還要停下筆來，回答偉貞的問話，有幾個字甚至分兩次才寫完，這和我自己寫字時務求環境安靜、嚴肅以赴的情況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臺老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來卻又行氣連貫，絲毫不見頓礙。
臺老寫字善用偏鋒，起筆與轉折之處稜角特別銳利，這和他精研過晚明倪鴻寶的字很有關係。臺老的字形及其轉折，確脫胎於倪鴻寶筆走偏鋒、狂冷老辣的路子，但是臺老的點、畫、運筆卻更為變化多端，筆畫較長的撇、捺、橫、豎，經常開闔吞吐，在不快不慢的一筆之間，便蘊含多種力度的變化，墨跡彷彿虬結抖動，筆勢隨著一定的方向寫去。一個字寫完後，看似運筆甚快的連筆之處，其實頓挫有致，而像水旁三點有時飛快點落，竹字頭則起筆緩澀，到了最後向右上一挑，順勢往左下一短撇的二筆，又迅速非常。經此目睹，我才稍稍了解臺老的運筆與行氣。
在現場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回到家裡自己提筆臨摹，卻又似乎忘得一乾二淨。但閉目仔細回想，臺老一舉一動又如在眼前，至此我才終於領會到，書法中有關「功力」、「風格」者，實有對比分析、機械式訓練之類所無法企及和表達的。
臺老除了行書之外，亦兼長漢隸，從《靜農書藝集》（華正書局，一九八五年二月）中所收作品及〈序〉所云：「初學隸書《華山碑》及鄧石如，楷行則顏魯公〈麻姑仙壇記〉及〈爭座位〉」，這明顯地揭示了臺老書法中一些點、筆、結構，來自何處、源自何方；但這些其來有自的筆法，經過臺老的有機融合，早已產生自己的生命力，這對研求書法的人來說，已經是無時不想望、而又不敢奢望的境界了。
因此，我苦思數日，終於打電話給臺老，斗膽求他「教」我寫字。臺老聞言一笑，謙說他「從來不敢教人寫字，也不會教，教寫字的人，另有一套嚴格的系統」。但又細細垂問我練了哪些字，並歡迎我「等搬好家後過來坐坐」。
那時候，臺老所住的日式舊寓因臺大有教職員宿舍改建計畫，臺老正忙著整理藏書，準備搬家，他還說：「不要急，寫字是一輩子的事，我再過兩個星期就搬好，你就可以來了。」
臺老八十三歲出版《靜農書藝集》時，自序中又說到「時我有自喜者，亦分贈諸少年，相與欣悅，以之為樂」，後來雖然「外界知者甚多，而求索者亦眾，斯又如顏之推所云：『常為人所役使，更覺為累。』而不再『請者無不應』」，但我與他不過一面之緣，卻不嫌冒昧，言語委婉，長者之儀，果真教人如沐春風。蔣勳在〈墨的斑斕與筆的虬結——書法之美與靜農先生〉的文章中說：「書法以藝術視之，大概還只是門外的徘徊，在書法中見人品，見風度，見情操，見懷抱，才真正是中國書法不可言喻的境界吧！」我想，也只有站在這一高度，才能體會臺老書法所綻放出來的風貌與光華。
臺老早年身處戰亂動盪的時代，在北大時與魯迅頗有交誼，所行所思，無不以知識報國為先，因而「視書藝為玩物喪志」。來臺後，「教學讀書之餘，每感鬱結，意不能靜，惟弄毫墨以自排遣」，這和他耿介的個性不無關係。他教書半世紀，桃李滿天下，是學生極愛親近的長輩。但我拜讀他的文章，細觀他的書法，卻總有一種「江湖寥落爾安歸」的孤寂感，我不知道為什麼總有那種感覺。
有一次，臺先生在電話中問我寫小楷懸不懸腕，我說：「精神好的時候就懸，精神不好的時候就偷懶了。」沒想到臺先生突然嘆了一口氣，說：「我年紀大了，體力差了，現在幾乎都不懸腕了。」
我在電話這頭聽得難受，正不知如何回答，臺老卻又笑了：「哎呀，沒有好字寫很難受的！」
我總時常想起臺老那間古意盎然的書房，想起他鋪紙寫字的神情，想起他電話中談寫字的感慨，心中充滿許多複雜的感情。
在讀了他的書、臨摹了他的書跡的時候，每每就越發了解，林文月女士在〈臺先生和他的書房〉一文中，提到一個初冬的黃昏，林女士去看他，「臺先生正一個人在薄暮的書房飲酒消遣」，那時，臺先生的多年知交莊嚴先生剛逝世，為什麼林女士會這樣寫了：「我沒有多說話，靜靜聆聽他回憶他和亡友在大陸及臺北的一些瑣細往事。彷彿還記得他把桌面的花生皮撥開，畫出北平故居的圖形給我看。冬陽吝嗇，天很快就暗下來。臺先生把桌燈點亮，又同我談了一些話。後來，我說要回家，他也沒有留我，卻走下玄關送我到門口，並看我發動引擎開車走。我慢速開出溫州街巷口，右轉彎到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的交叉處，正趕上紅燈，便煞車等候號誌指示，一時無所事事，淚水竟控制不住地突然沿著雙頰流下來……」
沒有好字寫，的確令人難過。臺老在一九八五年元月發表的〈我與書藝〉中自敘：「三年前被邀舉行一次字展，友人就要為我印一專集，雖然覺得能印出也好，卻想寫幾幅自以為還可的給人家看看，拖延至今，竟寫不出較為滿意的。適有港友贈以丈二宣紙，如此巨幅，從未寫過，實怯於下筆。轉思此紙既歸我有，與其久藏汙損，不如豁出去罷。於是奮筆濡墨，居然揮灑自如，所幸爾時門鈴未響，電話無聲，不然，那就洩氣了。這幅字帶給我的喜悅，不是字的本身，而是年過八十，腕力還能用……」如今看來，書家如臺老，而有「沒有好字寫」之嘆，豈是尋常之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