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燒書

序 / 青簡血痕留劫灰 / 野夫

一
已經很久沒有讀一本書，讓我幾番鼻酸喉哽了。楊渡兄的這部新著《未燒書》，第二遍看，依舊令我揪心疼痛。時不時總要停下來，去空庭獨坐，仰面蒼天，似乎才能把那想要傾瀉的濁淚，硬生生給倒灌回去。
我在其中，彷彿再次看見昨日重現。看見我和他共同走過的八○年代，九○年代，乃至新世紀。又是二十年。這是怎樣風雲激盪的三十餘年啊，中國這一代人從掩血忍淚，到紙醉金迷，再走到徬徨無措的今天。我們也從輕身躁進的青春，轉瞬步入了瘦馬倦塵的中年。
那些不忍回顧的日子，但又不甘埋沒的記憶，終於在他的筆下復活。他早已不是一個隔岸觀火的彼島記者，事實上從他一九八八年初次踏上這塊祖先的土地時，就已經感同身受且歌哭連心地與我們在一起承受和成長。
儘管這是一部從書信開始，並以一封無法寄達的信為結尾的著作，但它完全不是一個私人史的敘事。一場讓讀者撕心裂肺，卻又註定無疾而終的愛情，傳奇般地串聯起來的這部紀實作品，不是小說，不是戲劇，卻又遠勝於一切虛構的文藝。它就是三十年來中國人的歲月生活，更像是一部關於當代中國志士和寒族學子的心理史。
儘管我早已熟知他的生平故實，但還是第一次閱讀到他這些耿耿於懷的往事。我甚至完全沒有想像到，這個遙遠的異鄉人，竟然在許多殘酷時刻，遠比我們很多人更要深刻地融進了那些劫難中。本書中所寫到的多數人物和命運，我都熟如鄰人。在大地的沃血肥壤中，似乎真的沒有一棵樹木是孤獨的。在那些目不可測的叢莽裡，所有的根系都隱約連接在一起。正是這樣一些未曾屈服的隱祕生長，勾畫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另一種精神版圖。

二
楊渡兄在一九八八年的秋天漫遊到大陸時，我正好南遷到另外一個大島。他從糧票和外匯券認識中國，通過白菜和倒爺開始進入北京。他去了安徽陝西，第一次驚豔於故國的遼闊。無數個從書本上熟知的地名，喚醒他對歷史的記憶。原來那些千百年來的征伐，竟然是真的亙古存在的戰場。
他看見——灰撲撲的棉大衣裡，面容和善，衣著樸實，人不愛笑，也不生氣，就只是質樸的臉。然而，「我終究被這一片黃土地上的貧困、艱難、堅韌的農民所震懾了。一個小孩子穿著破破的棉衣，趕了幾頭瘦羊，瞇著眼睛，望著我拍照，兀自寂寞的走遠，消失在枯索的原野上。我竟感到難以抑止的悲傷，如果我是生長在這裡的孩子，這一生會如何呢？」
他其時並未深知，那已然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好的年分。那一年，無數中國人和我一樣開始懷抱希望和理想，正在開始初初鬆綁的遷徙。而事實上那一年的台灣，也才剛剛結束戒嚴時代未久，他們除開邁進了亞洲四小龍的物質富裕之外，政治生活上並未甩開我們太遠。那時的兩岸，似乎都在躍躍欲試爭先恐後地想要融進人類文明社會。哪知道，他最初的這點悲傷，很快就要被接踵而至的巨大悲劇所遮蔽。
只有我們這些過來人還記得，一九八九年的中國兩會前，正好有三十幾位知識分子簽名要求特赦魏京生。楊渡作為第一批獲准前來採訪兩會的台灣記者，竟然默許他低調訪問了嚴家其、李洪林、方勵之、包遵信、戴晴等連署呼籲的學者。他甚至還能私下約見一個名為方君的奇人，這位文革中飽受罪罰的紅二代，曾經誤入林立果小艦隊的特種兵，四五運動的倖存者，為他展開的荒誕人生，第一次讓他認識到中國的不可思議。
今天回頭來看，那一刻的中國，是略含開明和包容的最後一個黃昏。經歷過台灣抗爭和轉型過程的楊渡，那時還能一邊進入大會堂近距離拍攝高官，一邊私訪民間鐵骨尚存的異端。他似乎在這依舊貧瘠的國土上，看到了些微和平轉型的希望。正如那時的我們，也曾如此單純地相信未來，只要抱持初心和善念，或許就能改變華族的進程。

三
他第三次來到廣場時，已經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那是那一場學運方生方死的關鍵時刻，整個廣場，乃至於整個北京和中國，都陷入了進退兩難的泥淖。對於熟知台灣社會運動的他來說，首先看見的是混亂甚至荒謬。一切都沒有規劃和方向，烏壓壓的靜坐、遊行和示威者，從歌曲到口號，都依舊沿襲的是執政黨的全套紅色話語。堅守和聲援者都陷入了疲憊和迷惘，新來的外地加入者又不斷升級著偏激的主張。流言和威脅瀰漫在整個古都，沒有任何人群和力量可以左右這場街頭民主運動。
他在這個充滿悲情的「場」中，邂逅了詩人、學生、記者和便衣，甚至發現了更多的市民，工人、保姆和農民工。他——隱隱然感覺一個結構性的時代巨輪，正在開始轉動。被綁在黃土地上的人，已經走出來了。這裡凝結著一切複雜的期待：共產國家民主改革的契機，在這裡；掙脫出中國數千年封建傳統的幼芽，在這裡；而上層權力鬥爭的壓力和五十萬軍隊的震懾力，也在這裡；民主的前途，十一億人的希望，全世界華人的希望，都在這裡。
他從這一天開始，從廣場到書齋，從學生到精英，採訪了眾多人物。然而，他越來越多地開始質疑和失望，看不到這場運動和平落幕的結局。
他——望著這幾個青春的背影，走向紀念碑的方向。「不知為什麼，那一根高聳的石碑，和旁邊隆起的高台，讓我有一種祭典般的感覺，彷彿他們正在走向一個青春的祭壇。在這遼闊的廣場上，還有多少青春要在這裡相遇，在這裡相愛？這歷史的相遇，會不會改變他們的人生？」他發現——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因為畏怯，在運動之初的落後和缺席，使得他們現在已經失去對廣場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而「這些孩子啊，能不能把握自己的初心？他們能通過內心的貪慾、權力的慾望、鬥爭的本能、人性的試煉嗎？他們既單純又複雜，既理想又世故，他們既不是白紙一張，也不是成人世界的縮影，而是所有的改革與理想，權力與慾望，夢想與野心的總和。」
悲劇的歷史往往就是如此弔詭，沒有人掌控民運進退的策略，也沒有人再有能力調動這些激情支配的人流。緊接著在學生的簇擁之下，豎立的民主女神雕像，以及侯德健、劉曉波等四君子加入進行為期三天的絕食行動，都只能加速屠伯的殺人機器。
他在六月三號下午五點，恐懼地看見「天安門城樓那邊，天空中突然出現一大群烏鴉，也不知有幾千隻，突然飛臨在天安門廣場的上空，如一張黑色的天網，罩住了廣場。牠們並不是一般的飛行而過，尋枝而棲，而是群聚似的，來來回回，在天空中翱翔盤旋。黑色的羽翼，飄動如烏雲，黑色的天網，遮蔽了半邊的天空，天地瞬間闇了下來。」關於這一無法解釋的恐怖奇觀，很多倖存者都能旁證。
他——明明知道悲劇正在來臨，只能無力的注視著，無力阻止悲劇的發生。也曾努力想探詢學生運動的撤退之路，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悲慘的終局來臨，當一個悲劇的見證者。中國好不容易有一點民主的火苗，好不容易才種下脆弱的種籽，卻把所有的希望都在此夜葬送。

四
就在那最殘酷的鎮壓之夜，他親眼見證了彈壓和民間寧死不屈的反抗，也見證了廣場上最後的悲傷撤退，以及醫院停屍間的喋血慘狀。然而最驚心動魄的事情還是發生了——他一路同行的台灣記者徐宗懋，被流彈擊中命懸一線，一個善良的外地木匠，將他背到了醫院。楊渡趕去時，這家眼科為主的醫院，已經一籌莫展。一個護士為了搶救徐宗懋，在血庫已空的情況下，已經兩次自己輸血。
在得知他們是台灣記者，緊急安排轉到天壇醫院治療顱外傷之際，那個護士「環顧四周的醫生護士，清晰的注視著我說：『我們只求你把北京的真實情況，報導出來，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只求你，要幫北京的忙，幫中國人的忙，把北京的真相報導出來。』」「我永遠無法遺忘那一瞬。那孩子似的臉龐，那善良的眼睛，那悲憫的淚水，讓我重新相信，這世間還是有一點美好的東西。」
一邊是政府鐵血無情的殺戮，一邊是民間冒死相救的道義和善良。在朋友生死掙扎的那一刻，是小木匠、三輪車夫，護士醫生協助他們穿梭在烽火線上。更為奇特的是，在天壇醫院，徐宗懋被救活，而楊渡勢不可擋地愛上了那個美女主治醫生。就像張愛玲所說——為了成全他們的愛，一座城市都傾覆了……
他們在烽火亂世的這場愛情，應該是人間最撕心裂肺的電影。兩岸的睽隔，帶不走也留不下的宿命，難捨難分的繾綣，和雙方背後的國安隨時都在檢控的眼睛，註定了最後的失散。他們曾經孕育而又不得不捨棄的那個孩子，儼然就是這一場早夭民運的象徵——一切的美好生活尚未開始，就這樣被殘忍地扼殺在獨夫的手中了。
曾經的台灣立法委員，後來大陸的人大常委黃順興，在探視了醫院中的他們之後說——「這個國家啊，政治這麼艱難，帶給老百姓那麼多痛苦，卻還有這麼善良的人民。如果不是這麼善良的人民，這個國家實在不值得為他奮鬥啊！」
我寫過也經歷過不少可歌可泣的愛，還是被楊渡的這一場傾城之戀所擊中。這彷彿是那個年代才應該有的純情，明知毫無結局卻又義無反顧的彼此獻奉。廣場上的共同經歷，成了他們愛的暗號和密語。正如他寫的——我們再次緊緊相擁，有如走過了千山萬水，走過烽火連天，才終於相遇；有如在這個亂世裡，人生只能有這一次的相遇。她的擁抱，帶著一種死去都無所懼的決絕。彷彿此生，只要愛這一次，什麼都不管，死了就死了吧。那是近於一起赴死的愛戀。

五
在那之後，楊渡無論是作為記者、作家和學者，還是作為半官方的文化交流使者，他的命運似乎從此奇特地與大陸中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我們所見證的中國兒女之血，未能描繪出此土之藍圖，卻意外地澆開了他國的花朵。世界的格局一夕巨變。最核心的共產主義陣營，紛紛土崩瓦解。楊渡幾乎每年都要來故地重遊，他注意到八九後的中國，朝野都在靜悄悄地發生「價值觀革命」。政府曾經那些冠冕堂皇的合法性理由，變得羞於一提。「六四的記憶，漸漸被新的城市叢林、燈紅酒綠淹沒。」
他為了瞭解「民間中國」，繼續走訪了無數城市鄉野，從官員到各種流亡者，從倖存的牢釋犯到轉行的媽咪小姐。他一直看重探尋民間新興的生命力，他無數次感嘆——如此幸運，竟得以在北京遇見那麼多善良的生命。一路照應，讓我平安度過最艱險的歲月；一路護持，讓我的心沒有絕望至死；一路叮嚀，讓我學習那平凡而無畏的襟懷；一路指引，讓我看見一個勇敢而深沉、古老而美麗的文明。
一晃三十年過去，他在無數個場所，結識了許多當年那一代志士。每個人都在經歷了各自的命運之後，開始從不同角度審視和反省當年那一場革命。他一直在追問——那世代的學生已經都五十來歲了，無論在政府任職，或從商就業，也應有所成。這一代人，午夜夢迴，當年的理想主義精神，當年改造社會的激情，當年的民主自由的火種，歷經這三十年，是不是已經焚盡了？是不是已經變成熟了？或者，因為失落，變成更加現實的利己主義者？是不是遺忘到無情無夢？或者，只是把夢埋在心底，作為午夜獨酌的私語？
我是時常要面對這樣的內心拷問的，我和他一樣，始終還在用我們的書寫，為那個未盡的歷史繼續旁證。正如他所說——愈是寫到最後，我愈是明白，我所有的紀錄，不是為了表白事件的真相，不是為了記錄當時的社會面貌，而是探討更深層的人性；探尋更幽微而脆弱的人心。北京是我的絕望，卻也是我的救贖。
三十幾年來，無數的親歷者多選擇了沉默和忘卻。僅有的一些反映那一場運動的書籍，多數只是片面的私人回憶和自我辯護，還幾乎沒有一部書像楊渡的這部書這樣，讓我全面地看見那一場青春狂怒的高尚和卑微，壯烈與幼稚，甚至悲慘與遺恨……在本書之前，我們已有的著述，都完全配不上本族這一場空前絕後的苦難。
書中也寫到了我，以及我的眾多朋友。如果終有一天，大地重光，這是多麼偉大的一部電影作品啊。這一切記述，都是為了人類不再重蹈這樣的悲劇……
二○二一年四月十五日於清邁

1989年，5月26日，菲律賓，馬尼拉
空氣中，浮動著人體的汗騷味、美式的廉價香水、海港特有的海水加魚腥的氣味，以及熱帶氣候下，燒得異常乾燥的菸草味。
機場大廳裡，喧騰著各種語文的口音。聲量最大的是叫客的菲律賓TAGALO 語，帶一點殖民地土腔的英語、日本語對觀光客喊著：「Taxi Taxi」；幾個華人以廈門式的閩南口音道：「要坐車麼？」偶爾也傳出不標準的普通話「計程車」。
人種與衣著亦是各色夾雜，穿著花布衫的男子圍繞著剛剛下飛機的人招呼；鮮紅的菲律賓貴婦妝扮、閩南人的淡素南洋衫、美式的高大西裝、台客的夏威夷花襯衫，以及大包小包的行李。
馬尼拉機場像一盤花色繁多的什錦沙拉，以菲律賓的土質陶器為底盤，以西班牙與美國的殖民地的花色為裝飾，盛裝著各種顏色熱帶的水果、鮮紅的櫻桃，以及早熟的肉體，濃重的體味。
即使有這些豐富的色澤，也難掩這個地方的貧窮。衣著破爛的孩子在攬客的司機之間穿梭，瘦而黑的腳上趿著拖鞋，單薄的汗衫蓋不住骨質的身子，細長的手臂伸出來，向旅客乞討。
馬尼拉機場如一面小小的鏡子，映照出菲律賓的歷史和現況。
我從出關處走出來，預計今天在馬尼拉辦台胞證，過夜，明天上午拿到證件，隨即轉機飛北京。
北京的學生運動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開始，歷經亞洲銀行年會、戈巴契夫訪華，以及學生絕食、李鵬接見學生等重大事件，現在，學生仍占據廣場，無法收拾，眼看著幾乎要失控，最後的大鎮壓可能無法避免。我雖然已經派了一個記者在北京採訪二十幾天，但碰到大場面的群眾運動，一個記者遠遠不足。我在報社負責組建了一個社會運動採訪小組，對台灣各種類型的群眾運動有四、五年的採訪經驗，基於職責得去北京，為這一場震驚世界的學生運動，做最後的報導。
一個穿著寬鬆黑色西褲、手提小皮包，看起來就像旅行社業務員的年輕男子走上前來。
「楊先生嗎？」他用閩南語口音說。
「是。」我說。對方表明是旅行社的人，接過行李，說：「我叫李萬金，你叫我小李好了。」
「謝謝你。」我讓他幫我提上行李。
「小心自己的手提包，這裡有很多扒手。」他細心叮嚀。
我望著那些窮困的孩子，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混進來機場的，只是為菲律賓感到難過。
「旅館已經訂好了。我先帶你過去。回頭你把護照給我，這就去辦台胞證。明天一早就可以拿到。我會來帶你去機場。」小李很專業的邊走邊說。
「太好了，只要快就好。我趕著去北京。」
在香港辦台胞簽證，排隊的人太多，需要一個星期的時間，而菲律賓只要兩天，再加錢，給小費，今天到，明天就出來了。
「這就是菲律賓的好處啦！有錢，什麼事都可以辦成。」小李說。他的祖先是福建人，來菲律賓好幾代了，對這裡的國情頗為了解。「不過這時候，北京已經亂得一塌糊塗了，你為什麼要趕著去？」
「有事要辦。」我簡單說。
「有什麼事呀？這麼緊急。現在很多政府單位都停止辦公了，什麼事也辦不成呀。」小李不放心，嘮叨著說：「北京正在搞學生運動，社會亂得一塌糊塗，部隊都開始戒嚴了，交通也不通。我們旅行社的團都不敢出到大陸去，尤其是北京，你去那裡能辦什麼事？」他問。
「我就是去那裡，採訪學生運動的。我是報社的記者。」我直率的說。
「現在去很危險啊！」他說。
「可能要結束了吧，很可能鎮壓。我就是去採訪最後的收場。」
「哦，那就沒辦法了。」他年輕的臉上笑了起來。「你們這種人啊，只能去危險的地方。柯拉蓉選舉的時候，也有很多記者來採訪。」
「新聞就是這樣，你還是得去現場看，才能寫出真實的報導。」我說。
「要小心一點。你有沒有保險？」他問。
「有吧？報社辦好了。」我自己也不確定。
「如果要保險，可以在機場找找看。有些公司可以在這裡辦的。」
「算了吧，反正記者這行業就是這樣。」
「這種時候，我們旅行社也來不及幫你的忙了。不過你的回程機票要不要先訂好，免得到時候回不來？」
「沒關係，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我有些茫然的看著機場出口的地方，一輛寫著旅行社招牌的車子在等候。「就看學生運動什麼時候結束吧。」
車子駛出機場，我轉頭望向窗外，只見一些可樂、啤酒、汽車輪胎等的大型廣告看板，成排的立在空地上。廣告牌子之間，那些雜草叢生的空地裡，有幾個人圍著一個大鐵桶，鐵桶下燒著火，似乎在煮什麼東西。有幾個年輕人站著抽菸，有幾個人在踼足球。
「他們在幹什麼？」我問。
「燒東西吃吧。煮玉米啊，什麼的。他們都是鄉下來的人，當臨時工，沒住的地方，或者沒地方去。就先住在這裡。」
「有多少人？」
「不知道，可能有上千個吧。反正機場附近的空地多，飛機太吵了，沒人住。他們就住下來了。」
「政府不會來趕他們走嗎？」
「不會啦。這裡是公有地，沒人管。除非有一天，財團來買了，就會開始趕人。」
「艾奎諾夫人怎麼樣？菲律賓社會發展有沒有好一點？」
「唉！別提了。還不是一樣。他們家族都是有錢人，往來的都是以前的權貴，掌權的還是那一群人哪。」
「難道人民忘了她當年的承諾？」
「人民都累了。只想安定過生活。你看，那些招牌，不是很漂亮嗎？」小李似乎做慣了導遊，還一邊介紹。那招牌畫著快樂的人民，正在喝可樂。「你不要以為菲律賓都是這樣。這些都是政府叫人家做的。」
「為什麼？」
「要掩蓋掉後面的貧民區啊。政府不想讓觀光客看到貧民，就叫跨國公司來做大大的廣告牌。還可以收錢呢！哪，你看，一整排都是。你可以想見，有多大一個貧民區。」他笑著說。
「人民的力量，怎麼變這樣？」
「革命革命，換個招牌而已。老百姓的生活，還不是一樣。」

一九六○年代，菲律賓對台灣人來說，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富裕之地。有一些台灣人甚至搭漁船偷渡，到馬尼拉打工。然而在馬可仕的統治下，富豪家族都發達了，窮人卻更多。當亞洲四小龍崛起，菲律賓反而成為亞洲的窮國。
一九八六年初，艾奎諾夫人出馬競選總統，打著丈夫艾奎諾被馬可仕總統暗殺的悲劇訴求，情勢看好，卻因馬可仕在選舉過程中舞弊做票，自行宣告當選。她不服，以「人民的力量」為號召，聚集百萬群眾上街頭，最後包圍總統府，逼得馬可仕在美國大使館的安排下，流亡到關島。
菲律賓完成亞洲第一場「人民民主運動」。影響所及，韓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台灣也進入環境運動與社會運動興起的年代。亞洲幾個新興工業化國家湧起一波民主浪潮。
那時候，我總希望可以來菲律賓，採訪那些隱身在叢林中的新人民軍、那些發動街頭遊行的領袖、那些拿著吉他、唱垮一個政權的歌手……。
現在，利用赴北京採訪的轉機時間，藉機觀察一下。然而，望著貧窮、混亂、穿梭在人群中的孩子，我終於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出來抗爭，原來都從這裡出來的。這麼多遊民，一無所有，唯有心中充滿憤怒，有機會走上街頭，吐一口怨氣，何所畏懼？
我對小李說：「原來，革命群眾都在這裡。」
「什麼？革命群眾？」小李笑起來：「你都不知道，他們菲律賓人，上了街頭，丟石頭，跟警察打架，主要是發洩。發洩什麼？發洩不滿。平時被警察趕來趕去的，太不爽了。」
車子進入市區比較繁華的地段，小李才說：「你今天住希爾頓飯店，這裡比較安全，不會有搶劫綁架。晚上如果要出門，千萬要小心，路上騙子很多，還有，附近的酒吧還算好，不過，女人的方面，要那樣也可以，不會很貴。菲律賓嘛。只是要小心。記得，不要跟他們回家，以免被洗光光……。」
「不會啦，放心，我最多是去海邊散步。」我笑起來。
「還有，你要不要買一點食物帶過去？明天我早一點來，帶你去買。」小李關心的說。
「為什麼？」
「那裡在鬧絕食，商店萬一不開，你要吃什麼？」
「絕食的只是學生，又不是整個北京城都不吃飯了！」我忍不住大笑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