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沒有英雄：急診室醫師的COVID-19一線戰記

前言（節錄）

感謝翻開這本書的你。
考量到你可能從未認識過我，而這本書前折口的個人簡介也寫得半吞半吐，因此在這裡先做個自我介紹。（也就是幫自己偷偷拉個好感度的時機。也可能反效果。不過，這就是最真實的我。）
我的父親與親姊都是醫師，我也是。
與他們不同，我並不是兢兢業業、朝五晚九、傳統風骨的醫師類型。我的思想如脫韁野馬，不按牌理出牌，並且多少對體制與監督有些漠不關心。
因此，當我從座落臺北的某間醫學大學（在此匿名，以免危害校譽），以吊車尾的名次與剛剛好達標的出席率過關之後，老爸與老姊都鬆了口氣，不再揮動欲把我趕出宗祠的掃把。
但別擔心，如果你我真的有緣在醫院相見，請記得，我當年是連續以「best intern」（最佳實習醫師）與「best PGY」（最佳一般科醫師）身分，從實習期結業的。
怎麼達成的呢？
全靠我莽撞的運氣，以及一批對我非常嚴格的老師。
這些人，堪稱術德兼備。
你在醫學會議、論文以及新聞上，可能已經看過好多次這些醫界骨幹。他們也會多次出現在這本書裡。
結束實習，就來到醫師重要的命運交叉道—選科的時候。
還是醫學生的時候，我曾經在小組討論課上，遇見一位時為急診科主任的馬漢平醫師。當時我對他描述的急診對病人的宏觀全局、急診科醫師的衝鋒陷陣心生嚮往，夢想的種子也就此於心中萌發。遇見馬老師時，我才大三，從那時起直到選科，歷經整整六年，而我始終沒有遺忘走急診的夢想。我只怕自己不夠格，不足以在一線血鬥死神。
後來，不知道哪個好前輩半哄半騙地跟我說：「唉呀來急診啦，急診都不需要念書啊！」
結果，我進急診的第一天，就在師父一陣狗血淋頭的痛罵中，明白了那個不具名的前輩，肯定只是想把我騙進急診室打工。
急診是個瘋狂、充滿變數、永遠在嘗試新鮮玩意兒的行業。
考驗生理時鐘，考驗臨機應變，考驗智商與情商。
而且，急診常是團體作戰模式；這對非常不擅長經營人際關係的我，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頭兩年，我時常想當逃兵，卻無法抗拒急診的吸引力。例如：每道血流如注的傷口被縫起來的時候；每個謎案被迅速破解的時候；看到中毒病人因為選對解藥瞬間好起來的時候；學到一項新奇技藝的時候。
雖然常常脫去白袍準備回家時，我都覺得自己是個失敗者。但是，還是有那麼一些些、很少很少的瞬間，我會感覺自己的存在，好像讓世界，好了這麼一點點。
於是，我就好像還能再撐個一兩天。
如果世界照常，我想我會在風平浪靜中，慢慢的、調適好自己，一直走到結業，一直到成為一個稱職的主治醫師。
然而，就在我的訓練堪堪走到一半時，瘟疫爆發了。
……這本書裡的故事，為了顧全隱私、不去揭人傷疤，時序、性別與年齡，皆做了改動。出場的角色們，也會以代號處理，但容我保證，這些故事就在你我身邊，真實上演。
之所以寫下這本書，是因為想在歷史洪流之中，記錄下這宛若浩劫的日子。
唯有被人遺忘，才是真正的失去希望。
我不想忘記犧牲的人、流下的血、擦不完的汗，與也許一輩子都止不住的淚，也想告訴大家，當你們喊著「醫護加油」的時候，我們相應做出了哪些努力。

你有要跟他說說話嗎？
這天，來的是個有點喘，胖胖的老先生。
EMT（緊急救護技術員）弟兄推輪椅送他，說倒在路邊，被報案送來。

老先生說，他喘。
我低頭，看到他赤著腳，腳上都是磨破的口子，還起了厚厚的繭。
問他住哪裡？說就在橋過去。家裡都有誰？兩個室友。
我頓時明白了他的人生故事。他大概就是辛苦一輩子，「做工的人」。他所說的「橋過去、有兩個室友」，我大概就能猜到那是為了安置弱勢、政府設的、冬冷夏熱的鐵皮屋，勉強讓他們有個安身之處。
他有點噸位，而且全身沒剩什麼力氣了。我用盡全力把他抱到床上，替他安上氧氣鼻管，氣喘吁吁地說：「老先生，你找家人來，好不好？」
他說好。拿出手機，一直按跟他名字很相似的通訊錄號碼，一直撥一直撥，都沒有回應。

「阿伯，你這麼喘，等一下要插管，願不願意？」
他一點都沒考慮，直接回答：「不願意。」
「阿伯，你知道插管是什麼嗎？是要急救。你不插管，可能等一下就走了喔！」
「走了，就走了。」阿伯說。
我沒敢再跟他說話，因為他沒力氣了；連這麼簡單的話，都說得斷斷續續。

他全身上下就幾塊錢，一張健保卡，一張轉診單，一支手機。死死的攢著。
我將他所有的家當塞入他的西裝褲口袋，將褲袋拉鏈封起來，抓著他的手去摸，讓他感覺得到卡片與手機的形狀。

「阿伯！我怕你東西掉，現在都在這邊喔！好不好？」
他握了握我的手，安心地點了點頭。
「我再幫你找家屬，你休息一下，好不好？」
他已經沒力氣回答我了。頭歪向一邊，似睡非睡地闔上眼睛。

過了幾個小時，報告出來了。
不出所料，是新冠肺炎，而且又是肺臟白成了雪花的那種。

每次閉上眼睛，我都覺得這些X光在嘲笑我。
這群阿伯，象徵著臺北一群無聲無息、容易被遺忘的人口。他們生活的地方擁擠狹小，衛教資訊難以傳遞，更不知道有沒有錢可以替換口罩。首先被新冠肺炎帶走的，一大半就是這批辛苦半生，臨到頭來還不能享清福的苦命人。
我嘆了口氣，準備去跟阿伯解釋，卻意外地看到，家屬居然來了。而且這個家屬衣著嶄新，鬢角修飾得十分乾淨，上衣的標誌顯示著Ralph Lauren。

「現在情況怎樣？」
「情況不好。您是他的……」
「算弟弟吧，不同媽。」他說。
「他有別的家人嗎？」
「沒有。我有結婚啊，他沒有，他自己住。住哪我不曉得。不過我住內湖瑞光路那一段啦！」

他的語氣帶著驕傲，給的資訊卻幾乎沒一條是我需要的。
金邊眼鏡後面的眼睛充滿優越感，仿佛寫著：我與哥哥可不是同路人。

「嗯，他是新冠肺炎。就是最近電視上很紅的那個。他接下來情況可能不是很樂觀，我們有談過了，他說碰到緊急狀況，不要急救，按照規定，我們還是得與家屬講明白情形……」
話還沒說完，他粗魯地打斷：「聽他自己的意思吧。新冠肺炎傳染率是不是很高？」
「非常高。」
「那妳還有需要我做什麼事情嗎？」
我發誓，我已經看到他擦得亮黑的皮鞋，在往門口移動了。
我的聲音也變得稍微森冷。

「你有要跟他說說話嗎？」
「剛剛說過了。」

「那沒事了。」我轉身掀開簾子，看到阿伯仍在半睡半醒的狀況，呼吸並不費力，但血氧是真的在往下掉。
我嘆了口氣。讓阿伯這樣靜靜地睡去，也好。
不過，我還是真心擔心他那兩個室友。
不知道疫調人員，來不來得及找到他們呢？

這裡，不是逞英雄的地方
第二階段愈演愈烈，從救護車上下來的病人，也愈來愈接近生死關口。
壓力愈來愈沉，我的脾氣也愈來愈暴躁。
血性被激發起來，偶爾，也會想打一下那注定贏不了的仗。

那天，太過年輕的我，與負責監督我的主治醫師拍桌子對吼。

「您就這樣把病人送到專責病房，上面人手這麼不足，不一定會照顧啊！不插管，您難道要讓她現在就死在我面前嗎？」
主治醫師一摔手機，帶著滿腔的狂怒指著我的鼻子—這是一向溫和的他第一次這樣對我說話──「妳現在插管，她上去一樣死在病房裡！腦子清楚一點！」
我氣得換氣過度。還想再爭，微微轉頭，卻看到了資深護理師的眼神。
帶著悲憫，帶著溫柔與安撫。
年輕護理師則被診間忽然上升的火氣驚得退到了牆角。
我一下安靜下來。

這裡，不是逞英雄的地方。

我與主治醫師差了三十年的年資，也就是說，我們之間差了至少經手幾十萬個病例的經驗。
病人幾乎沒剩下多少肺容積的X光片，糖尿病、抽菸、慢性肺病長期沒有控制的病史，免疫太差的高齡，實證文獻上那插了呼吸器後低得讓人想哭的存活率。
我又豈不知道病人有多少機會？但是當年的醫療教育只教我無論如何拚一口氣，卻沒有教我讓病人在如此狼籍的情況下，放她舒舒服服地撒手人寰。

我頹然坐下來，迴避了老闆與護理師的眼神。
老闆也不再說話，繼續忙著聯絡專責病床。

我看著肺部X光片，那一個一個的小洞，猙獰地瞪著我。
它們好像在貪婪地說：給我吧，給我吧，她的靈魂我要收走了。

「我。」我低聲說，「去請家屬，與婆婆講講話吧。」
沒人回應。

在臺灣傳統裡，不讓家屬見親人一面就匆匆火化，是一件很殘酷的事情，但是，讓家屬進到急診室裡道別，其實存在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感染控制風險。
病人家屬必須從熱區穿越暖區再進入熱區，交叉感染，很容易增加病毒傳播鏈。

但醫學豈能不講人情？
我這麼軟弱的人，又豈能阻止與生俱來的血水呼喚？

剎那間，我想起了喪屍片裡，那個站在崗哨上拿著衝鋒槍，接到了「不得讓任何人通過此線」命令的軍人。
有個稚齡孩童搖搖擺擺的走了過來，哭著求他，我餓了，我沒病，讓我過去吧。
軍人將槍口抬高了一公分。

防線就此崩塌。人類出現浩劫。

最後的折衷，是我把開著視訊的手機拿給病床上的老太太。
她重聽。通話的雙方不過講幾句話都要重複好多遍，她更是說幾句話就得緩一緩氣。
我坐在急救室外的椅子上等著回收手機，木然地聽著他們家長里短的對話：

市場有沒有開？
孫女喜歡吃的蒿菜還買不買得到啊？
你爹是不是還咳嗽啊？
藥在哪裡知不知道啊？什麼？不在櫃子上？我回家就拿給你啦！

我想，老太太不知道她快死了。
我多麼希望，死神忘了在名單上寫下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