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詩

序 傅璇琮
自從歐洲的第一批耶穌會士抱著傳教的虔誠，越過重洋，在明朝末年來到中國，開始接觸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西方學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和研究，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如果按照《國際政策的文化基礎之研究》作者諾思羅普（F. S. C. Northrop）所說，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於政治而在於文化，這種分歧深深植根於各自傳統的不同概念之中，那麼，四百多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固有精神和價值的探索，實際上可以說是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互相認識和補充。這也構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豐富繁複的圖像。尤其是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它的悠久的歷史文化被世界所認識，以及這種認識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課題。從這個背景上說，宇文所安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詩》被介紹到中國來，它的意義就不僅僅是中國學術界增加一本優秀的漢譯名著，而且還在於它是文化交流的鏈索中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環節。
在探索西方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過程中，我們不應該忘記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國讀書界的注意，特別是近幾年顯得十分突出。是他揚棄了在他之前的歐洲學者的共同學風，即服從於自己的時代背景和相應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來理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正是從韋伯開始，主張應當密切聯繫社會歷史的實際狀況來研究觀念的形成和演變軌跡。這就為爾後的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格局，那就是要對中國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應當探求中國傳統文化產生、發展的歷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國人的思想方式來進行課題的研究。這種情況，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學者那裡，表現得更其明顯。
關於美國學者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人文系及語言學系教授李珍華博士的︿美國學者與唐詩研究﹀（載《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第一輯，一九八三）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這篇文章講的雖然是美國的唐詩研究，實際上足以反映美國於一九五○年代以來漢學研究的巨大進展。我們只要比較一下十九世紀同一時期法國學者對中國那些平庸的言情小說《平山冷燕》、《玉嬌李》的推崇，和二十世紀近三十餘年來美國學者（包括美籍華人學者）對唐詩、宋詞及明清小說的認真探討，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計。日本對於中國文學的研究，往往以綿密的材料考證見長，而美國在這方面卻常以見識的通達和體制的闊大取勝。
正是從李珍華先生的文章中，我知道了宇文先生在唐詩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李珍華先生把宇文先生列為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的第三代學人。而稱為「特別值得一提」，並推許出版於一九七七年的《初唐詩》為「一本傑作」，說「把整個初唐詩作一系統性處理，歐氏可以說是第一人」。李珍華先生對歐洲文化與美國文學均有深邃的認識，而又對唐詩，特別是初、盛唐詩有較深的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話是可信的。由於我參與《唐代文學研究年鑑》的編輯，較早讀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別提及的宇文先生著作給我的印象很深，並盼望能早日見到全書的中文譯本。現在依靠賈晉華女士的努力，這個願望得以實現，甚感欣慰，我想我們國內的唐詩研究者也會從這一譯著中獲得啟發。賈晉華女士前數年從廈門大學周祖譔先生研治唐代文學，她的碩士學位論文論皎然《詩式》及大曆時期江南詩風的特點，也給我很深的印象，她從文學演進的內部規律與外界社會文化思潮相互影響的研究，與宇文先生的治學，也確有不謀而合之處。以賈晉華女士對唐詩所具有的修養來從事於本書的翻譯，必能準確傳達原書的勝義，這應當是無可懷疑的。
在過去一個很長時期中，初唐詩的研究在我國整個唐詩研究中是一個極為薄弱的環節。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時，那就是足有九十年的光景，占了唐代歷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對於這一階段文學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說明盛唐的高潮。對這九十年時期的文學，過去的論著往往只停留在一個籠統的認識，細節研究非常缺乏，這種情況在最近四五年內才有所變化。作為近體的律詩，到底是經過什麼樣的軌跡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詩，特別是盛唐、中唐時一些大家所擅長運用的七古，怎樣從南北朝的涓涓細流，經過初唐作家的多方嘗試和大膽變革，而彙成長江大河，這中間有什麼規律和經驗可求？由「四傑」而陳子昂，而沈、宋，是怎樣一步步遞嬗演進的？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氛圍給予詩人和詩風以什麼樣的影響？初唐時期幾個帝王的宮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賦予文學風格以什麼樣的特色？這些，都需要做細緻的分析。而近幾年來我國初唐文學研究的進展，也正是在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矚目的探討。從這一研究的歷史背景來看，宇文先生作於一九七七年的這本《初唐詩》，在中國學者之先對初唐詩歌做了整體的研究，並且從唐詩產生、發育的自身環境來理解初唐詩特有的成就，這不但迥然不同於前此時期西方學者的學風，而且較中國學者早幾年進行了初唐詩演進規律的研求。雖然近幾年來中國學者的論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學研究的進程，但宇文先生的貢獻還是應該受到中國同行的讚許的。
我們高興地看到，在《初唐詩》之後，作者又於一九八一年出版了《盛唐詩》，更進一步論述了初唐與盛唐的關係，並對盛唐詩人作了使人感興趣的分類（如把張說、張九齡、王維作為「京城詩人」，把孟浩然等作為「非京城詩人」，把王昌齡、高適、岑參作為處於兩者之間的詩人，「京城詩人」多用律體，「非京城詩人」多用古體）。宇文先生近年來的研究格局似更為放開，由論述詩歌創作進而研討詩歌理論。他說他更強烈地感覺到詩歌中那些無法為文學史所解釋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學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對詩歌的其他方面的探討來補充。為此，他又撰寫了關於中國詩論的論文，結集成八篇文章，起名為《中國傳統詩歌和詩論：預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緊接著又是一組八篇文章的集子：《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哈佛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他自己說這八篇文章是一種反系統的處理，將互不相關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嘗試著使單篇的詩作和散文煥發出生命力。這樣做，作者也抱著一種希望，這就是打破美國的中國文學狹窄的閱讀圈子，尋求更多的讀者。
宇文先生的學術著作在其已經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國文學思想讀本》中，更有新的進展。他認為，過去大部分論述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英文著作，都傾向於運用現代西方文學理論的術語，而在他的這部近著裡，卻試圖向英語讀者表明，作為中國詩歌基礎的概念和趣味，與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各種傳統的文學思想都具有偉大的力量，但是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宇文先生的這一認識的確值得讚許，這是對不同民族文化傳統充分尊重的態度，只有持這種態度，才能達到真正清晰的理解。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者在獨立的研究中擺脫西方習以為常的觀念所必然產生的結果，是一個富有洞見的認識。
近十年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已取得可觀的成績。但人們對研究現狀仍不滿意，這種不滿意是多種多樣的。在我所接觸的一些研究者中，越來越感到對古典文學的研究結構需要有所反省，這就是說，研究結構存在不合理的情況。有些課題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卻並不多，許多情況下往往是一窩蜂，趕熱門，結果卻出現了不少缺門，這就必然影響總體水準的提高。這是一個需要詳細論證的問題，不是這篇短序所能承擔的。由宇文先生的著作，使我進一步感覺到，作為古典文學研究結構中的問題之一，就是我們對國外學者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現狀的了解，是多麼的不夠。我相信，在美國、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有價值的著作，一定還有不少，它們以不同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的獨特的文學現象，定會有不少新的發現，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誤失，也能促使我們從不同的文化背景來研究這些誤差的原因，加深我們的認識。如果我們能有計畫地編印一套漢譯世界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代表作，肯定會受到中國學術界和讀書界的歡迎，也將會對我國古典文學研究結構起到積極協調的作用，這是我個人作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著的。

導言
中國詩歌史上的初唐時期，從西元六一八年唐朝建立開始，大致延伸至七一三年玄宗即位時。初唐詩歌本身並沒有呈現出統一的風格：它只是結束了漫長的宮廷詩時代，緩慢地過渡到新的盛唐風格。在七世紀所發生的變化中，宮廷詩的傳統處於中心。「宮廷詩」在這裡特指南朝後期、隋及初唐宮廷的詩。雖然在此前後，宮廷中也作詩，但只有在五世紀後期及六七世紀，宮廷才真正成為中國詩歌活動的中心。在這一時期裡，不但作於各種宮廷場合的詩篇在現存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那些寫於宮廷外部的詩篇中，鮮明的「宮廷風格」也占了上風。
到了七世紀前半葉，宮廷風格日益變得矯揉造作、刻板嚴格；強烈的對立潮流得到了發展，或修正宮廷風格，或尋覓替代的詩風。隨著詩人們越出宮廷詩所嚴格控制的題材和場合，詩歌的主題範圍開始擴大。此外，宮廷詩嚴格的修飾技巧對於創作過程的刻板控制也減輕了。通過這些變化，加上其他一些方式，七世紀後期、八世紀初期的詩人在保留舊風格許多優點的同時，邁向了新的自由。
文學自由應該從反面加以定義：必須先有一個標準和慣例的背景，作為詩人超越的對象。從七世紀後期起，宮廷詩的各種慣例所發揮的正是這樣一種功用：形成一組能夠為較出色的詩人用來表達其自由的詩歌期待。八世紀中葉的詩歌，即盛唐詩，經常被描繪成「直率」、「自然」，然而這些特性從來不是文學的內在本性。盛唐詩歌之所以呈現出這些特性，是由於有七世紀詩歌作為比較的背景。
這本書研究的就是這些標準化的慣例，以及初唐詩人如何突破它們，如何學會利用它們為自己的目標服務。雖然這裡的研究局限於初唐詩，但是這些同樣的標準化慣例也形成了八九世紀詩歌的隱蔽背景。八九世紀的詩人甚至比初唐後期的詩人更善於運用這些慣例和傳統，儘管他們並不喜歡初唐詩。他們讚美作於宮廷詩時代之前的作品，因為那些作品體現了「古風」。然而在具體的實踐上，他們依靠的仍然是發展於七世紀的處理法則。
八世紀對初唐詩的偏見持續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國和日本，有關初唐詩的研究論著寥寥無幾。現存的論著主要是關於個別詩人或聲調格律發展的研究。較大部頭的文學史著作通常只限於確認這一時期的重要詩人，及注意初唐詩風與南朝詩風的關係。沒有人試圖對這一時期進行廣泛的、整體的探討，或追溯此時期在詩歌方面發生的重要變化。
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兩個詩集，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詩，至少是其中寫於初唐的部分。這一刪略是很可惜的，但卻是必要的，因為這兩個集子中的作品離開詩歌傳統的主流太遠，而且在創作日期及作者歸屬方面呈現出許多問題，如果考慮這些問題，勢必會偏離對這一時期實際的文學史問題的討論。此外，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的作品曾為當時的京城詩人所了解。另一位詩人王績的作品，表面上看與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卻包括在這部書裡，這是由於他的作品表現了對於宮廷詩傳統的自覺排斥。我還將劉希夷和張若虛忽略不計，他們的作品準確地說屬於八世紀初期，但他們卻經常被誤認為初唐詩人。
這裡需要說明本書正文及譯文的一些凡例。由於量度在詩歌中極少被精確運用，所以我隨意地以英制不精確地代替漢制，例如將「一里」譯成「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國人計算年齡的體制，即嬰兒一出生就是一歲。我還把中國的陰曆紀年轉換成大致的西曆紀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準確地說已經進入七一○年，卻仍然稱為七○九年。
與任何試圖包括大量資料的著作一樣，我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釋。對於詩中的典故成語，只有在對本書的論述有益，或必須了解詩篇的字面意義時，才加以解釋。中國詩歌的文本往往是綜合性的。如果有現成的校注本，如陳子昂的詩，我通常加以採用。《文苑英華》所錄經常是現存惟一的、最早的原始文本，但其質量眾所周知是很粗劣的。在沒有其他早期文本的情況下，我用《文苑英華》的文字校正《全唐詩》，除非《全唐詩》糾正了明顯的訛誤。我所引用的本文，往往綜合了數種原始資料。除非出現特殊的問題，我將不討論各種異文。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種早期文本及其他未翻譯詩篇的讀者，我根據平岡武夫等編纂的《唐代的詩篇》，標出了《全唐詩》的編碼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