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癖

冷靜的完美敘事　好看的憂傷故事／鍾文音（作家）

韓少功是認識大陸硬派作家的一個重要關鍵字，他的厲害之處，是在於小說敘事時所埋藏的那種銳而不尖的東西，直勾著你的眼讀下去，但又不傷到你的心。

韓少功的小說，是我長期關注的作品，當然除了韓少功小說的魅力外，這也和我的私心有關。
好像提起韓少功，我輩就將他和其經典譯作：《生命不可承受之輕》連在一塊，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在韓少功的中文優美文筆翻譯之下，顯得如此的情韻繚繞，這個譯本是我書架上的永恆經典。後來有出版社重新出版翻譯此書，我卻無法再讀其他版本，可見韓少功的中文魅力。

這本韓少功的《鞋癖》，和之前聯經出版的《紅蘋果例外》非常近似，都是短篇小說集結成書，且大多仍不脫寫實基調，對話靈動，敘述統一，頗有為大陸一整個世代衍生的亂象，重新加之解碼的氣魄。

小說裡有兩個敘述觀點，一個「我」，一個「他」，不論是走進角色敘述的我，或是以旁觀敘事的第三人稱他，韓少功都將故事切進大陸的黑暗面，他以帶著黑色語氣的諷刺荒誕角度，將大陸當代社會百態栩栩如生地以文字演出。為何我說是「演」出呢？因為韓少功的小說魅力就是「對話」，活靈活現的對話，宛如場景現前，很具視覺感與生活趣味，加之保有地方性語言，極其生猛。

我一直認為大陸小說在地方語言的保有下，顯得特別生猛與張力十足，可惜台灣小說卻多將地方語言一致漢化（又或是特地台語客語與原住民語音譯化書寫的極端），使得台灣小說的敘述面目易趨於一致（或因刻意語言分界而和讀者脫鉤），少了大陸多種語言的繁花似錦。也因此韓少功的對話語言，在我讀來顯得特別突出，他的作品通篇幾無形容詞，不讓形容詞來烘托渲染人物，而多直寫人物動作和情境對話，以故事帶故事，以人說人，毫無多餘贅詞。他的短篇小說在我看來，具有為百姓發聲的力道，故事開頭下的力道頗重，結尾卻往往悵然。

讀韓少功的小說往往發現，結尾才是高潮，簡筆幾句結尾，竟是精華意賅之所在。我隨便舉個例：〈領袖之死〉結尾：「他該下決心娶個女人了。」〈故人〉結尾：「這些瘋子現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山上的聲音〉結尾：「那支菸，永遠留在山裡面了，也許我眼下來能找得到。」〈鞋癖〉的結尾更妙，復活的父親找上門了，「我聽到陽臺那邊，父親坐的籐椅咯嘎一聲。」
結尾往往是想像力的開始，悠遠的開始。

這一本短篇小說集《鞋癖》，集結韓少功作品的時間漫長，從1987至2009年，跨越十多年的二十一篇短篇小說，幾乎是一個動盪時代的縮影，從文革傷痕末梢，一路疾走至開放後人心浮動向錢看的種種荒誕，因為有了歷史的時差，所以小說人物的荒誕歷程不顯而彰。於今讀來，有些短篇小說竟成了「鑑往知來」的社會劇，韓少功的小說具有十足的社會性，挑動了大陸人心身處時代晃動的微妙神經。

這本集結的短篇小說裡，我個人很喜歡〈鞋癖〉這一篇，這一篇有點像是寫實大陸版的王文興名作〈家變〉的縮影與變形，一個父親不見了，母親和兒子卻都希望他死了，因為死了比活著光彩，死人不麻煩，真正帶來麻煩的是還活著的人，至於為何對鞋子有癖好？一開始斷定父親死，是因為找到的一雙鞋，小說末端則雲開見月，原來鞋子是當地人送死迎生最重要的物件，罵人還用「你祖宗八代沒鞋穿」為要命詛咒，讀來讓人莞爾（竟至頗有異國情調之感）。
韓少功的小說通篇情韻深厚，但在敘事時卻冷靜異常。韓少功的小說，一直保有這樣的冷靜基調，但那暖熱的情感卻總是滲透紙背。

韓少功經典名作《馬橋辭典》並不是很親切的小說，但短篇小說卻是例外，毫無韓少功那種淡漠的遠觀書寫，每一篇讀來都十分親近（可喜可愛但又可憎──社會百姓與官場人物現形記）──每一篇小說裡，都可見到韓少功對人物心境的掙扎無奈，或自我嘲諷的凌厲書寫。

80年代末，大陸首批富裕者多半入過牢，他們帶著出獄後的城市戶口開始了新生活，經歷過極窮與極富的生命兩極。這種兩極與時代軌跡的生活敘述，或許也為韓少功敘述的手法帶來了轉變，他一方面以生動對話來浮現人心的真正所想與所掩，一方面回頭寫人物在時代跳動裡所緊握與失落的細節。這本書雖是短篇小說集，但集結到一個程度，竟也刻畫了一個晃動時代下城鄉裡的無盡小故事。

比如收錄的〈領袖之死〉，台灣人讀來應該也有共鳴，這也讓我想起南美作家馬奎斯的短篇小說集，有近似的旨題書寫與國族變動下人物內心的多重凝視。

在這裡，我說一個題外話。

我們都知道，大陸知名小說家在台灣出版小說，未必能造成像在大陸一樣的熱潮，主因是文字敘事的隔閡，以及情境和台灣大相逕庭。大陸是小說故事的糧倉，生長於無故事年代的我輩（出生於60年代末期後的作家）應該都很羨慕那取之不盡的小說故事糧食，但我讀韓少功的小說，也體悟到作為一個台灣小說寫作者，或許只能好好欣賞對岸名家之作，確實只能是「欣賞」，想偷點小說法寶都有點難，因為我發現不獨是兩岸文字使用的差異，最重要的是，故事的源頭與敘事方法差異也甚大。

以韓少功為例，他的社會經驗與地方寫實書寫，其實也是內省的再現，荒謬只是其敘述主調，保有對純粹小說的極度語言自覺。相反的，台灣小說則多走向極度個人化與內化書寫，關於寫實，其實往往是不寫實的，或說虛構往往指向寫實，虛實光暗交錯，使得台灣小說也產生了自己的獨特情調，但和大陸小說已然大異其趣，也因此韓少功的小說給了我不同介面的欣賞，像是在看一部又衝突又協調的好看電影。這也可以說明為何我比較喜歡他的短篇小說，都不是他近期所寫的，我喜歡這本書收錄的短篇小說，多是他8、90年代所寫的小說，我喜歡他銳而不尖、諧而有趣，在嘲弄下隱含著難以言盡的傷懷書寫。

無可挑剔的完美敘述，無可逃遁的殘缺人生。

誰能不讀韓少功？

至少我不能。

後記　我為什麼還要寫作／韓少功

寫作顯然不是一種最好的消遣。我們不能否認釣魚、跳舞、下棋、旅遊、保齡球也可以娛人，而且比寫作更有益於身體健康。事實上，除了極少數的天才，寫作者的日子常常有些孤獨，甚至把自己逼得焦灼不寧心力交瘁，苦惱的時間多於喜悅的時間。

如果把寫作視為一種職業，那也沒有非持守不可的理由。各行各業都可以通向成功，尤其在時下的商品消費社會裡，比寫作具有更高回報率的從業空間正在展開，有更多的機遇和捷徑正在廣闊市場裡不時閃耀著誘人的光輝。一個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個世界也需要人們做文學以外的很多事情。以我平庸的資質，也曾當過數學高才生，當過生產隊長，當過雜誌主編，這些都足以支撐我改變職業的自信。

那麼為什麼還要寫作？

有很多作家以及很多大作家回答過這個問題。他們說寫作是為了開心，是為了謀生，是為了出人頭地，或者是因為不能幹別的什麼事情，如此等等。這些說法如果不是搪塞也不是戲言，如果事實果真是他們說的這樣，那麼這些作家在我的心目中只能被一刻也不耽誤地除名。從根本上說，文學不是什麼實用術，不是一件可以隨時更換的大衣。把文學當成一件大衣暫時穿一穿的人，大衣下面必定沒有文學，也不會有多少人氣。

台灣有一位作家說，可以把人們分成男人和女人，富人與窮人，東方人和西方人，但還有一種很重要的分法，就是把人分成詩人與非詩人。這是我十分讚同的說法。前不久，我在旅途中與一位知青時代的老朋友邂逅相逢，在一個招待所裡對床夜談。這位朋友家境清貧，事業無成，雖然愛好小說卻差不多沒有寫過什麼作品。但他關注文學的視野之廣，很讓我吃驚。更重要的是，他的閱讀篇篇入心，文學興趣與人生信念融為一體，與其說是讀作品，不如說是總是在對自己的生命做執著的意義追究和審美追索。一切優秀的作品，我是指那些讓人讀了以後覺得自己不再是從前的我的作品，只能屬於這樣的讀者。因為生計的困擾，他可能一輩子也寫不了書，但比起他來，我的某些作家同行只是一些操作感很強的賣客，文場上屢屢得手卻骨血裡從來沒有文學，就像在情場上屢屢得手卻從來沒有愛情──他們眼中的情侶永遠只有大衣的味道。
在這位木訥的朋友面前，我再一次確認，選擇文學實際上就是選擇一種精神方向，選擇一種生存的方式和態度──這與一個人能否成為作家，能否成為名作家實在沒有什麼關係。當這個世界已經成為了一個語言的世界，當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主要靠語言來養育和呈現，語言的寫作和解讀就已經超越了一切職業。只有甦醒的靈魂，才不會失去對語言的渴求和敏感，才總是力圖去語言的大海裡潔淨自己的某一個雨夜或某一片星空。

我不想說，我往後不會幹文學之外的事情。我也懷疑自己是否具有從事文學所需要的足夠才情和功力。我與那位知青時代的朋友一樣，可能一輩子也當不了作家，當不了好作家。但這沒有什麼關係。作為職業的文學可以失敗，但語言是我已經找到了的皈依，是我將一次次奔赴的精神地平線。因為只有美麗的語言可以做到這一點：一旦找到它，一切便正在重新開始。（1995年）

內文選摘（摘自〈鞋癖〉一篇）
父親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還來不及跟他說一句話，來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此處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此處禁止小便我曾經害怕他活著我現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張著嘴。此處禁止小便這條告示消滅了我十三歲那年的一切動心的言語。

後來我下鄉，讀大學，從湖南到海南，見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里。積攢多年但無法說出的話，現在已開始在我心中腐滅。我很慚愧地承認，我已經沒有信心尋找了，對他的記憶已開始模糊和空洞。我沒法再在牆上的水漬裏找到他，沒法再在牆上的燈影裏找到他，沒法再在牆上的裂紋或黴痕裏找到他。除了他留下來兩張發黃的照片，兩張小膠片未能打撈起來的一切正在流失無蹤。我努努力，也只能記起他戰爭年代參加過國民黨，也追隨過共產黨，在共產黨的軍隊裏立過戰功，後來一直在教室裏和講臺上度過餘生。我再努努力，能記得他被兒女偷偷紮過一次小辮，在路上被劃破過一次腳等等，如此而已。對一個人來說，這種被忘卻不就是真正的死亡麼？這當然沒什麼。我們不是已經忘卻了幾十代幾百代但仍然在抽煙喝酒或談情說愛麼？

或許他的身體還努力在人世間留下痕跡，比方說力圖把眼睛傳給兒子，下巴傳給女兒，某條鼻子或某對難看的短腿傳給外孫女。但遺傳過程把他的身體特徵分解，不過兩三代，便會使它們完全消融，融進茫茫人海，不會讓它們比記憶活得更長久。比方說，隨著我侄女突然被巧克力喂胖，她那條我父親下巴所特有的曲線，頃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這麼多巧克力工廠，它們每天都埋葬著多少亡人體態的殘跡。

但我們家的某些異象總是尾隨著我們。從父親那只藍花瓷碗開始，我家總是有瓷碗無端炸裂，就像櫥櫃裏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的鮮花綻開，墮下紛紛的花瓣，慶祝母親的生日，或祝賀我的遠行歸來。這實在有些奇怪。我遷居海南之後，爆炸力又從櫥櫃向整個房子輻射，燈泡、鏡子、窗戶玻璃、熱水瓶等等都曾無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紋或燦爛的碎片。尤其是燈泡，有時買上十個回來不到兩個月就炸完了。有人說是燈泡質量不好，或者是電壓不穩定。但這完全不對：為什麼鄰居家幾乎就不買燈泡?而且鏡子的菊花狀裂紋與電壓有什麼關係？日子一長，我們對這場防不勝防和綿延不絕的炸裂，也慢慢適應了、麻木了。有時媽媽掃地時未發現什麼碎片，還會很奇怪：
「咦？這個月怎麼沒什麼動靜？」

媽媽老了，已經紮不動鞋底了，而且兒女都有了穩定職業和收入，無須母親動手做鞋了。因為父親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還發來撫恤金。但她似乎總不能明白錢是怎麼回事。

她穿著瘦塌塌的破布鞋出門。

我告訴她，櫃子裏有新的，換哪一雙都好。穿成這樣像個叫化子，人家還以為我們當晚輩的虐待老人。

她認真地聽著，微笑著，深明大義地使勁點頭，但乘我們一轉身，又十分機靈迅速地把舊鞋穿上，一舉獲勝地走出門去。

有時，她也公開反抗，噘起嘴尖：「我就是喜歡這一雙，你們買的那些鞋，打腳，痛死人。你們不曉得。」其實，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買的，也都試過的和誇過的。現在她可以全不認帳。她對我們買米買鹽之外的任何開銷，對我們購置任何新的用具，幾乎都懷有不滿和挑剔，總是譴責媳婦大手大腳──雖然有時明知是兒子幹的。尤其是對一些有很多鍵鈕或外文字母的家用電器，她總是有種偷偷對著幹的勁頭。買來彩色電視機後，她好幾年還經常鄙棄地收縮著鼻子，說它根本不如黑白電視好看，比如螢幕裏的鮮血紅得太可怕，或者螢幕裏的某位元女郎實在太難看──她總是把任何女演員、尤其是漂亮女演員的年齡無端誇大二三十歲，對她的「老」來俏的作派「哼哼」一番。

她開過冰箱後總是不掩門，用過燃化氣灶具後常常不關氣閥，讓危險的氣體瀰漫到客廳裏來。她說她只顧上吹熄灶火，忘了關氣閥這道程式，或者含含糊糊說那沒什麼關係，沒什麼關係的。她當然更不願意坐車，去我哥哥所在的學校走走，或去大菜場買菜，她出門時就用眼角餘光暗暗提防著你，一旦發現你想為她叫上三輪車，她知道大勢不好，立刻迅速反應，拔腿起跑，似乎兒女叫來的不是司機而是殺手。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跑起來的步子碎密，緊張，踉踉蹌蹌，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機總是騙錢，鬼名堂多！」她為走路而辯護。

其實，有一次我發現本該付一元錢車資，她橫蠻地只給司機八角，理由是當天的白菜漲了價。司機對這樣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惟有一樣東西，她總是催我們去買──她的鞋。她時而惦記膠鞋，時而想念棉鞋，時而打聽一種鞋面是深色平絨布的布鞋。套鞋有兩雙，她好像忘了，皺著眉頭問：「這下雨天穿什麼？」我提醒她，讓她參觀床下或衣櫃裏那些根本還沒穿過的鞋，她哦了一聲，斥責自己記憶力的衰退。臨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給我錢：「你到廣州，我什麼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種面子是平絨，不要系帶子的布鞋有沒有。人家說只有廣州才有這種鞋，也不貴，兩塊多錢一雙。」
她不知道，那種鞋的價格已漲過好幾輪了，最重要的是，那種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裏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點醃酸菜。醃壇照例無端地炸裂，醃大蒜醃蘿蔔什麼的傾翻在地，帶著白色浮膜的醃水流了一線，往樓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傷了盆骨，不便出門了。我找來一些書刊來給她解悶，其中有一本關於她老家的《澧州史錄》。但她只愛讀《水滸》，合上書便驚喜讚歎武松或魯智深的勇武。至於其他的書，她有時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細看，便發現她根本不翻頁，或者眼睛已經閉上。

我倒是翻過這本野史，發現卷四中記載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間，澧州洪山嘴發生過一次民變，土民一起發瘋，披頭散髮，狂奔亂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稱皇上或皇親，被稱之為「鄉癲」。後朝廷令湖廣總督率軍剿辦，統領額勒登保帶兵攻佔洪山嘴，斬劉四狗等十四人，斷癲匪六百餘人之雙足以示懲戒……我吃了一驚。六百多雙腳，血糊糊堆起來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圖上尋找洪山嘴，發現它與我老家相距不過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斷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個或幾個就是我的祖先？而母親奇特的鞋癖，是否循著某種遺傳，就來自幾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來的人腳？

人足變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貴與尊榮之物？

我問媽媽聽到過這些事沒有。她搖搖頭：「沒有。誑講。沒有的事。」

她回憶起老家，講得最多的只是發水災。她說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處是被水淹昏了頭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盤成一餅動也不動。人與蛇差不多就緊挨著睡覺……

那麼，母親的鞋癖到底從何而來？它與六百多人的斷足之刑真的沒有任何關係？抑或它只是貧困歲月殘留下來的一種主婦習慣？我為此請教過一位心理學家，他當時興致勃勃正盯著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團魚湯，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陣。

人真是最說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