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高行健

高行健，當代世界文藝復興的堅實例證

二十多年前，我就說，行健不僅是個作家，而且是個大作家。那時就有人表示懷疑；之後，我又說，行健不僅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思想家，此時也有人懷疑。但我卻愈來愈堅定自己對高行健的認識。去年，在香港科技大學歡迎高行健的對話會上（他和我對話），我再次鄭重地說：我欽佩高行健並非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其他數不清的榮譽和獎項，而且因為他很有思想。他的作品不僅使我感動、震動，而且從根本上啟迪了我。我結識過許多作家，他們的作品也曾打動我，但沒有一個像高行健如此給我啟迪。這啟迪。甚至改變了我的某些文學理念和思維形式。
因為受到啟迪，所以就不斷寫些講述高行健的文章。到了二○○四年竟收集成一部長達三百六十多頁的《高行健論》，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責任編輯顏艾琳）。此書的出版，我以為是對高行健認識的一個小結。沒想到，出書之後，一面是高行健繼續前行，並在理論、繪畫、電影、詩歌諸領域不斷創造，成果纍纍；一面則是我對他的認識也隨之加深，在跟蹤閱讀與思索時，繼續受到他的啟迪，而且比以往的啟迪更深邃、更深切。於是，我又繼續書寫高行健，從二○○四年至今的十二年中，我竟然又在法、德、韓諸國以及台灣、香港作了七、八次演講，寫了二十多篇文章，所以今天才能編匯成另一部集子，也很自然地命名為《再論高行健》。我所以抑制不住說話和作文，又是因為高行健啟發我、激發我，使我不得不寫，不能不說。而且每次都覺得有些「新話」要講，就以此次我編好《再論》之後而言，就很自然地想說說我編輯的理由和我為什麼總是敬佩高行健的理由。也許以往寫過的數十萬字的文章已說明了許多理由，但今天我又想對讀者說：高行健有許多獨特的人文發現，也可以說是思想發現，這些發現，是此時讓我心靈燃燒的直接原因。
五月間，我讀了法國哲學家讓─皮埃爾‧札哈戴撰寫的〈高行健與哲學〉一文（中譯載於二○一五年五月號《明報月刊》附冊《明月》上，譯者蘇珊）。札哈戴先生寫過五卷本的《世界哲學史》，是法國著名的哲學史家兼藝術史家。我讀了他這篇論文，由於深深共鳴而激動得徹夜難眠。第二天早晨，我給正在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攻讀博士學位的學生潘淑陽寫了「微信」，說我昨天晚上失眠了，因為一位法國哲學家把我對高行健的一個重要認識，道破了。他說：高行健不自認哲學家，也不願意當哲學家，卻不斷作哲學思考，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排除的哲學層次。對高而言，不管是作為小說家或電影藝術家（且不說畫家），高都表明：哲學就在他的作品中，難分難解，有時甚至難以覺察，但總也在場。札哈戴說的真好，他作為哲學家，感到高行健的作品蘊含著哲學（哲學在場），但又不是哲學。也就是說，高行健的作品是真正的文學品、藝術品，它充分審美，充分藝術，但明明又有哲學在場，也就是除了「充分審美」之外，又「充分哲學」。這些話我早就想講，結果還是被札哈戴率先道破了。不過，還是可以作點補充。我要說明：高行健這種非哲學又很哲學的創作現象，就因為作品中浸透著「思想」，甚至是「大思想」。這些思想是他對世界、社會、人生、審美、藝術獨到的認知。這些認知飽含著哲學意蘊，卻不是哲學形態。我還要進一步說，高行健的一切富有哲學意蘊的思想，乃是文學家藝術家的思想形式──化入文學藝術中的思想（不是哲學家的思想形式）。這在世界文學藝術史上已有許多偉大的先例，例如荷馬，例如但丁，例如莎士比亞，例如托爾斯泰與杜思妥也夫斯基。他們都沒有柏拉圖與康德那種訴諸邏輯的哲學，但它是另一種有血有肉、有人的蒸氣的哲學。高行健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哲學，我寧可稱它為思想，就像但丁、莎士比亞、托爾斯泰作品中的思想。同樣都在思索人的存在，但柏拉圖與康德等哲學家們面對的存在是人的抽象存在，而但丁、莎士比亞們面對的則是人的具體存在。
我特別喜愛高行健，除了他擁有訴諸於具體人的思想之外，還有一種他人未必感受得到的「大思想」，這就是他的人文發現。在我的「高行健閱讀」史上，至少他有四次「人文發現」深深地啟迪了我。
第一，發現中國作家的「現代蒙昧」，即被「主義」（政治意識形態）所綁架、所主宰的蒙昧。二十世紀的政治意識形態覆蓋一切，也覆蓋文學藝術。高行健發現這種意識來自三個方向：來自左方的「泛馬克思主義」與來自右方的「極端自由主義」，還有來自遠方（古典）的「老人道主義」。高行健的《沒有主義》一書，可以說是他告別二十世紀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宣言。這部著作，放在我主編的《文學中國》叢書中。推出之前，我因為職責關係首先作了閱讀。那個時刻，我感到異常興奮：終於有一個人從根本上對包圍著文學的魔咒發出一聲「不」了！這是天下第一聲。當時我就覺得，這是當代文學「解放」的開始。高行健在告別一個各種主義氾濫的時代。「沒有主義」不僅是空谷足音，而且令人振聾發聵。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更覺得高行健不僅是一個文學家藝術家，而且是個思想家，至少可以說，他已達到一個思想家的高度與深度。《沒有主義》這部理論文集，產生於九○年代初期，在他的長篇小說《靈山》剛完成之後。很明顯，「沒有主義」正是他的思想和創作的出發點。
至今，我還記得自己在閱讀《沒有主義》之後，給出版這套叢書的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的負責人劉文良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此書非同一般。它不一定很有銷路，但它的思路是劃時代的，以往我們的作家詩人總是要建立一種體系或一種框架，把文學納入其中。此書卻一反常規，不要這些體系與框架，不要這些『主義』，另闢一條非常明晰的大思路。」我還鄭重地跟劉文良說，此書「沒有主義」，但不是沒有思想。相反，這本書提出許多新思路、新思想，說出許多新話。這些新話，又不是空話。它的歷史針對性極強。針對的是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的謎團，質疑的是「改造世界」、「重建社會」、「重塑人性」的烏托邦，它的態度異常鮮明，它的思想非常徹底。劉文良聽我評介後就說「那就發稿吧，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家之言。」我立即糾正說，「雖是一家之言，但它肯定是百家未言，千家首言」。
高行健的「沒有主義」，是他到海外後的第一人文發現，也是給我的第一個思想啟迪。而他的第二個「人文發現」則是發現「自我的地獄乃是最難衝破的地獄」。他出國不久，創作了《逃亡》這一劇本，呈現的正是這一主題。發表後，左方說他是「反政府」，右方說他是「抹黑民運」，雙方把它視為政治戲。其實，這是一部哲學戲，戲中的思想非常突出。他把沙特的「他人是地獄」翻轉為自我又何嘗不是地獄。筆下之意是：倘若人在關注這大千世界時，不能也關注身在其中的那混沌的自我。這也正是現時代人的病痛。他這種內心的觀審可說是慧能的「去我執」的延續，這種冷觀在他的劇作《生死界》和《夜遊神》中都得到淋漓盡致的現代表述。
高行健為什麼總是抓住尼采不放，屢次批判尼采。因為尼采哲學，不僅不能提醒人們去警惕「自我地獄」，而且造成二十世紀無數浪漫的自我與膨脹的自我。這些小尼采不僅自己陷入「超人」的地獄，也把許多人引向妄言妄行的地獄。從戲劇史的意義上說，高行健在奧尼爾的「人與上帝」、「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他者」之後又開闢了「人與自我」的第五維度；但從思想的意義上說，高行健在沙特的「他人是自我的地獄」之後發現了一個更為深刻的命題：自我乃是自我的地獄。這是一個敦促人類所有個體進行自我反省的卓越人文命題。高行健在《靈山》中設置「我、你、他」內在主體三坐標，那個他，是第三隻眼睛，用以關照、審視「你」和「我」，這是寫作「冷文學」的一種藝術發明。他常說，有這隻眼睛進行自我審視，才有冷靜。他的所有作品，都用這一所謂的第三隻眼睛，即冷靜而清明的慧眼，關注人世的眾生相，同時又觀審混沌的自我，從而放下以文學救世的說教，也嘲弄尼采的超人和救世主這樣的現代神話。意識與覺悟正是來自這種觀審，這也正是高行健認識論的前提。

高氏思想綱要——高行健給人類世界提供了什麼新思想
二○○四年年底，我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了《高行健論》，這之後又寫了〈從卡夫卡到高行健〉等多篇文章。去年高行健七十壽辰的時候，我又寫了《當代精神價值創造中的天才異象》，儘管說了不少話，但總覺得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方面未充分表述，這就是他的具有巨大深度的思想，也可以說，他提供給人類世界的一些新的、獨特的認知。我以往對高行健的評論，總的來說，還是側重於「形式」，即他的藝術創造意識，並不是他的思想系統。今天，我想借韓國提供的會議平台，概說一下高行健的思想要點。
二○○一年初，我在香港城市大學歡迎高行健演講會上致辭，就說過我對高行健衷心欽佩，首先是他非常透徹、非常清醒的思想。上世紀八○年代初，我和北京的幾位著名的作家朋友（如劉心武等），就發現高行健在我們的同一代人中思想特異，新鮮而有深度。我個人則認定，他將不僅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戲劇家、小說家，而且會是一個非常傑出的思想家。後來果真如此。我自己從事文學，但又是一個超越文學的崇尚真理的思想者，因此，三十年來，我一直留心他的思想，跟蹤他的思維步伐，常常為他提出的一些獨到的見解而激動不已。今天，我還強烈地感到，我的祖國未能了解他的思想非常可惜，尤其是我國的當代文藝界，至今未能與高行健的思想相逢，更是可惜。我國在上世紀下半葉的頭三十年，文學成了政治的注釋，政治話語取代了文學話語，文學的自性幾乎沉淪與毀滅，而高行健的思索首先從這種不幸的語境中產生。我個人為了使我國的文學理論擺脫從蘇聯那裡照搬過來的「反映論」（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框架，作了努力，但我帶有先天的缺陷（缺少創作實踐）。而高行健不同，他身兼小說家、戲劇家、畫家和導演，擁有豐富的創作經驗。這些經驗使他的思想充滿血肉，充滿活力。也使他的思想表述不徒有論述，還體現並貫穿在他的作品中。他的思想同他本人的文學藝術創作密切相關，還涉及諸多美學問題和人文科學問題，並且針對歷來的傳統美學提出另一番思路，創造出一套他自己命名的所謂「藝術家的創作美學」，關於這一方面，高行健本人在他的論著《沒有主義》、《另一種美學》、《論創作》等書中已經充分闡述過了，在此不再重複。
我今天要強調說明的是，高行健對於當今時代人的生存條件、人性狀態、社會與政治、個人與群體、自我與他者、存在與虛無等方面的深刻認知，同時也涉及他對文學藝術與當代社會、意識形態與倫理及宗教、文化與歷史、心理與語言以及作家的位置等問題。凡此種種，都有他的見解與論述表述，本人在此試圖提出綱要性的綜述，或者說，是提供一份高行健創作的思想綱要。只是提綱，只是要點，詳細論證留待以後。我特別希望，這份綱要，能成為一種「方便之門」，有益於年輕的學子進入高行健思想寶庫。我自己認為每一個思想要點，都可以開掘進去，深挖下去。下邊是我歸納的十個要點：

（一）
高行健不僅是當代一位大作家和藝術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但他並不企圖建構世界觀，或建立某種哲學體系。相反，他拒絕體系的建構。雖然他的思想慎密，並把思想體現在他的作品中。他有自己的獨到思想，卻不詮釋哲學，也不作哲學思辨。他作為文學藝術中的思想家就這樣與通常的哲學家區分開來。因此，他作品中的思想表述，即使是整章節的，也總是感性的，同人物的處境密切聯繫在一起，而非純哲學的議論。他把思想家分為兩種，一種是訴諸邏輯、訴諸思辨的哲學型的思想家；一種是訴諸形象、訴諸境遇、訴諸情感的藝術型思想家，他屬於後一種思想家。人類文學史上早已出現過藝術型的思想家，如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卡夫卡等，他們既是文學家，又是思想家。

（二）
以《沒有主義》一書為標誌（一九九四年出版於香港），高行健在上世紀九○年代，就公然宣告「沒有主義」，毅然決然走出二十世紀的陰影，擺脫了二十世紀的兩大主流思潮，即馬克思主義思潮與自由主義思潮。他拒絕做「潮流中人」，完全超越所謂「持不同政見」這種政治與意識形態的狹隘視野，擯棄一切意識形態。這一點，高行健一直走在時代最前列，態度不僅最鮮明，而且最為徹底。他的《逃亡》與《一個人的聖經》，徹底告別了共產主義革命，破除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幾代左派知識分子的革命神話（對革命的盲目崇拜），同時也超越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二極對峙的冷戰意識形態，充分展示了現時代東方和西方人類普遍的生存困境。《一個人的聖經》展示東方全面專政下個人的生存困境與心靈困境，也展示西方在淺薄的自由名義下不知限定個人與他者權利界限的困局。《逃亡》則指出，最難逃躲的地獄是自我的地獄，個人在逃避成為他者奴隸的時候，很可能成為自我欲望的奴隸。

（三）
高行健在九○年代初就提出「冷文學」的重大概念。這一概念具有巨大的歷史針對性，即針對政治，又針對市場。他發現文學正在被覆蓋一切的俗氣潮流所吞沒，文學正在變質，變成政治的附庸和廣告的奴隸。在無孔不入的政治潮流和商業潮流中文學的力量就在於它自身獨立不移的品格。於是，高行健把文學的非功利性作了徹底的表述。他強調，文學既不屈從政治和所謂政治介入，也不干預政治甚至也不贊成「文學干預生活」的口號，嚴格分清政治話語與文學話語的界限。政治話語尋求「認同」，文學話語則尋求「特異」，文學絕不可以把政治「多數」和「平均數」來取代文學的「單數」和「異數」。他還強調，文學的非功利，除了必須超越政治之外，還應超越市場與時尚。面對全球文學藝術日益商品化，他如此獨立不移而貫穿始終，從文學的自主到全然非商業的電影製作，也即他獨特的電影詩，在現今的時代這種堅持十分罕見，極為可貴。

（四）
有人問高行健提出「沒有主義」是放下一切時行的政治意識形態，那麼，高行健的思想深處是不是也有某種主義，這個問題高行健本人不可能回答，但我願意如此說，縱觀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其中倒是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懷疑主義」。也許高行健不同意加上「主義」二字，但恐怕難以否定明顯的懷疑精神。高行健以懷疑精神作為他的認知的起點，不斷叩問，他的巨作《靈山》更是顯示不斷質疑的、深邃的精神之旅。從個人生存的意義到社會的眾生相與人類的歷史，乃至文學與語言，無不重新檢視。他的不斷叩問與質疑，不走向虛無和頹廢，卻導致深刻的認知。（他以認識再認識取代哲學本體論的思辨）不認為人能改造世界，同樣也無法改造他人和人性，從而摒棄烏托邦神話。他不以社會批判為出發點，只強調不斷的認知，觀察人生的眾生相，探究人性的幽微。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人的生存條件和人性的見證，不作是非善惡的判斷，從而超越道德裁判和政治正確與否。

（五）
高行健不以一種意識形態來對抗另一種意識形態，因此，正義、真理、道義以及人權人道的空話一概排除，只面對人真實的處境，往往呈現為困境，真實才是他唯一的價值判斷。
真實不是思辨，不在乎誰的真實更真實，純然出於個人，是作家自立的，一種必要的清醒和自覺。真誠則是作家的倫理，真誠是達到真實的必要條件，也超越世俗是非標準和善惡的道德規範。真誠是做人和創作的基本出發點，基本態度，而非道德的準則，以此才可能面對真實。他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所發表的演講中說，對於作家而言，真便是善，此外並無其他善的規範。對讀者真誠，不欺騙讀者，正是作家的基本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