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在的3億人：漂流、貧困、難以翻身，中國農民工的掙扎與悲歌

導論（節錄）

這本書要寫的，是一群與爆買或反日無緣的中國人的故事。身為日本人的我，與生在中國內陸農村地區的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期，也就是二十一世紀初來到上海，並在我來到這塊土地上工作與生活將近二十年的期間內，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相識。
在藉由二○○八年北京奧運和二○一○年上海世博等活動推動國家建設的中國，他們是一群靠著身體，將國家描繪的偉大藍圖，體現在上海或中國其他城鎮的功臣。在中國被稱為「民工」或「農民工」的這群人，如果不是他們忍著肌肉撕裂般的痛楚揮下鶴嘴鎬，挺著嘎嘎作響的背部或腰骨不停搬運鋼筋，如今可能就沒有狀似鳥巢、造型充滿個性的奧運體育場，或上海那一幢幢充滿近未來感的摩天大樓；如果不是有她們擔任家庭女傭，接下煮飯洗衣、接送孩童、照護年邁雙親等各種家事，上海的男男女女肯定無法在好不容易建設好的摩天大樓中，全心投入辦公室作業。
另一方面，中國在戰後依然屢屢發生像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一九八九年）等動搖國家的亂事，直到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之際，國家才開始安定下來，其中一群成長於特別落後的農村、到大約二十年前都還沒有機會接受充分教育的無學歷農村出身者，儘管表面上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受到「知識分子要向農民學習」這樣的推崇，實際上卻陷入無法賺取現金收入的「難謀生者」窘境。對那些難以謀生的農民來說，大都市確實起到了提供「賺取現金」門路的作用，而這是農村或地方城市都難以做到的。
其中自十九世紀中葉起約一百年間，曾為英國、法國、美國租界和日本人居住區的上海，正如一九二六到二九年間、共在上海住了將近一年的詩人金子光晴，將租界時代的這塊土地評為：「儘管皆為難謀生者投奔之地，二者卻有些許差異，滿洲是攜家帶眷去種松杉之處，上海則是獨自從人前消失，耗個一、兩年去澆熄熱情之處。」（金子光晴著，《骷髏杯》（暫譯），二○○四年，中公文庫）一樣，這裡向來都在接收那些在其他土地上一敗塗地或難以翻身，以至於走投無路的人。
雖然說是接收，但從來就沒有人熱情招待他們，更沒有上海人舉雙手歡迎他們加入。在居住方面，有些低所得者的住所不僅沒有廁所隔間，甚至連沖水馬桶也沒有，只有一個他們稱為「馬桶」的便盆突兀地放在那裡，環境往往十分惡劣。
即使如此，無論是沒有學歷的農民或失業中的外國人、無論勤奮或懶惰、無論有錢或貧窮，就接收背景成謎、來歷不明的人這一點來說，上海算是整個中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這個來者不拒的寬闊胸懷，孕育出中國第一商業都市上海的活力，形塑出這座過去被形容為「魔都上海」、與中國其他都市有明顯區別的城市的獨特魅力。
作為政治中樞的北京沒有上海這般自由，而且如果在規模不大不小的都市出現不說地方話的外人，立刻會引人注意，被由中國共產黨安插在居民之間，一個名為「居民委員會」的自治組織網給網羅通報，肯定無法自在地生活。倘若不是上海的話，我這個不屬於任何組織的外國人，恐怕沒有機會邂逅來自中國農村的勞動者吧。
我是因為在生活了八年的香港無法繼續謀生才輾轉來到上海，當時雖然已找到落腳的職場，但維持不到半年就失業，至本書出版（二○一七）為止的十七年間，大部分都是以沒有歸屬的自由業者身分維生，但每次都順利得到簽證，可以長居在這座城市。
在這十七年間，居民委員會的相關人員只造訪過我家一次。三年前，在我搬到現居處的隔天晚上，三名中年女性來訪。由於那是我第一次與居民委員會的人接觸，因此稍有防備，但她們問道：「有多少人住在這裡？你有固定工作嗎？」我回答說我自己一個人住，大部分時間都在家寫東西，她們便你一言我一語地嚷嚷了起來：「真虧你有辦法寫文章」、「我就寫不出什麼東西來」，隨後又莫名其妙地瀟灑離開了。
日益擁擠的大都市
過去這二十多年來，儘管經濟方面稱不上充裕，許多農民工還是得以在上海找到安身立命之處，然而他們最近這一、兩年卻面臨不少艱辛與波折。
有的人工作減少，有的人每轉職一次薪水就縮水一次，有的人在失控的房地產泡沫下因付不出房租而流離失所，有的人則一次面臨以上所有衝擊而走投無路。他們在瀕臨極限的狀態下，沒有一天不想著離開上海，其中也有人真的離開了。不過不久之後，所有人又都鬱鬱寡歡地重返此地，因為無論是到其他都市或返回鄉下，他們所處的環境絲毫不見好轉。
農民工的這種行動，究竟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若從結論說起，這代表包含上海在內的中國大都市，都已經沒有餘力接收「難謀生者」了。尤其是沒有學歷也沒有技術的人，無以謀生的現象益趨顯著。無論是在大都市、地方都市或農民工的故鄉，他們甚至連不求「滿足」但求還能「接受」的東西都已經開始無法獲得了。
這些農民工如何才「能接受」這一切呢？關鍵就是，他們能否至少在還無法確信「下一個會輪到我」之前，還能擁有做這個夢的機會。這些農民工住在如同廢墟的破屋中，視而不見高級公寓的都市人，做著都市人不想做的基層勞動或雜活，一直支撐著他們的就唯有這個「明天就會輪到我」的希望而已，但那個希望如今正迅速破滅。
他們這樣的情狀在中國，尤其在都市地區，已被認知為社會問題了嗎？不，事實正好相反。
二○一七年初夏，我向一位在上海數一數二大報社擔任記者、目前獨立出來從事藝術相關工作的上海朋友提到，最近上海愈來愈艱困了呢，沒有工作的人也變多了。他卻說：「啥？艱困是什麼意思？你說誰很艱困啊？」
他一臉不可置信地反問，似乎聽到了什麼真的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於是我告訴他最近發生在上海農民工身上的狀況，他只說了一句：「喔，或許真是那樣吧。」
然後就沒有其他反應了，彷彿這事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一樣。
一想到他是前報社記者，我對他的反應就不勝唏噓。但即使如此，他在上海出身的中國人之中，並不是特別遲鈍的人。因為不光是過去幾乎形同免費從國家取得的房地產，在這兩、三年的失控泡沫下，價格如天文數字般飛漲，而且在上海生活，還會時常聽到附近鄰居成為億萬富翁的傳聞，所以看在上海人應該無法想像那些家庭女傭、工地的體力勞動者，或最近興起的宅急便、外送員等每天出現在眼前的農民工，明明跟自己一樣居住在上海這塊土地，卻遭遇生活狀況比幾年前惡化等情形。農民工的身影肯定投射在上海人的視網膜上，但實質上卻形同視而不見，彷彿他們根本不存在。

推薦序1（節錄）／難以謀生的國度／林立青（作家）

作者在書中不只一次寫到了農民工在城市以及在不同地區的「認命」，而且對來中國的日本作者非常友善，但是寫到城市居民時，他點出了地區階級，其中最明確的便是上海人對於其他縣市人民的優越感。在書中作者用了不少細節，描述上海人對其他地區居民的明顯歧視及找碴的行為，對於安徽以及河南的群眾有近乎於種族歧視的對話，也對勞力工作者極為不尊重。
其次，他觀察到在二○○七年以後，移除舊建築物的都更明顯排除了原先住在此地的群眾，造成經濟差距的嚴重擴大，此時黑心食品也開始變多，而當人們發現就連自己都難以透過勤奮和努力翻身時，道德便開始低落。就連作者自己自二○一四年開始，也租不起位於上海的房子了，因為房價在一年以內長了整整一倍，原先守著店面，願意去掉結帳零頭小數給予老客戶優惠的商販，也退出經營。
再來，出身日本的作者，觀察到在中國進行量化寬鬆，中國旅客到日本大量購買免治馬桶座的時候，中國的房地產泡沫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而且不見遏止，連帶的影響是在關於中日兩國的討論之中出現的各種爆買狀況。
最後一點讓我最掛心的，是國家的體制傷害了弱勢族群的未來可能性。作者寫到一名未婚女性在生下孩子以後，發現自己因違反規定必須負擔高額罰金，只能住在被淨空的廢墟之中，而孩子完全得不到良好的照顧，相比之下，如果有認識的官員，則可以讓罰金降到只剩下不到三十分之一。
在讀完本書後，我一直記得作者提到，中國是一個貧富差距極大，而且讓人們難以謀生的國度。

推薦序2（節錄）／都市要的是勞動力，不是人／洪敬舒（臺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

中國的人口每五人中就有一位農民工，這數據頗為驚人。換算臺灣兩千三百萬人，等於是四百六十萬名工作人口，也就是近全臺一千萬勞動人口的半數。放眼全世界，除了大規模的天災或戰亂，少有地區或國家能出現這麼龐大且規律的人口移動。
移動是全球化的附產品。資金流動帶來或帶走發展機會，讓人必須尾隨勞動市場移動，農民工、臺灣的北漂現象及藍白領的跨國移工都是如此。所以每位農民工動身出發之際，我想大半都與一九九○年林強的〈向前走〉懷著同樣的夢。

　　阮欲來去臺北打拼，聽人講啥米好空的攏在那，
　　頭前是現代的臺北車頭，我的理想和希望攏在這

農民工與臺灣的北漂族有著強烈的既視感。從農村到城鎮到都會區，臺灣也經歷了持續追逐更好的就業機會所形成的內部勞動遷徙；五○年代工業化起跑的同時，農地繼承歷經數代分家切割，漸難以成家，臺北及高雄兩大都會地區工商業的就業機會，成為巨大的拉力。至今許多落戶的臺北人，便是當時父親先離家打拼一陣子，等工作及住所安定就接走老小，等成就規模再大些，再拉著手足親友共同打拼，從移動家庭擴大為家族移動。山田說上海餐廳有許多來自安徽的服務生，臺灣許多行業也有同鄉幫。三重、中永和更是移居家庭的落腳城市，為一河之隔的臺北城提供都市建設或維持舒適生活不可或缺的工作。
……在城市拓張階段，體力勞動最是便捷的本錢，農民工投入建築或流水線生產，憑的不是技術而是不拒絕加班的毅力及體力。勞動的汗與淚成為澆灌產業與都市茁壯的養份，但被吸到乾癟的軀殼總是在某個時刻過後成為被割除的對象，因為他們已被當作髒亂落後的象徵，亮麗都城形象的破壞者。
就業的惡化還不足以逼退一心要向上爬的人。對底層社會的人而言，他們早就不過問想做什麼，只怕明天睜眼後卻沒得做。能夠逼退他們的手段只有剝奪居住機會，於是大規模拆遷出現了。如同書中一直流轉在各處廢墟的喬女士說的：

　　如果光是找到一個住的地方就耗盡心力，也不可能講究什麼工作意義。

推薦序3（節錄）／你是這社會中的少數，還是多數呢？／巫彥德（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也許有人會覺得：我知道貧富差距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好像不缺一本書來告訴我貧富差距有多大。 但這本書之所以值得推薦，是因為作者以不帶偏見的眼光，記錄著他與許多經驗貧窮的主人翁互動，而從這些互動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問題只是貧窮的一個面向，生活在貧窮中的人，他們有的不只有貧窮。例如即便身處貧困，書中主角們仍然重視著人與人的關係，對於遠道而來的作者，也務必要請他吃一頓平常連自己都捨不得吃的大餐。這本書提醒我們，在許多主流媒體追捧著成功、富裕、發展等等「進步」的同時，那些經常被人忽視的餐廳服務員、外送員，也努力地活著，努力記得自己從哪裡來，努力在都市的生活中維持人的樣子，而認識與相信彼此同樣身而為人的本質，只是在不同的生命經驗上有差異，這是改變社會排除最重要且最難的一步。
我想系統性社會包容是否發生，在於整個社會是否有足夠的能力聽見與聽懂更多截然不同的聲音，特別是那些來自社會邊緣的，甚至是來至邊緣之外深淵的聲音。這樣的聲音被聽見的初期常讓人不安、不屑，而當人的素養足夠穿透自身不安與不屑的情緒，多聽見一個過去沒被聽見的聲音，那麼會被社會推向邊緣的人就又少了一群。透過作者的筆，開啟了一扇傾聽更多聲音的門，讓我們聽見生活在上海底層生活者的聲音。

「進步」，是一個人過得特別好？還是大家一起過得不錯呢？

近代中國的大國崛起之勢似乎勢不可擋。在我自己家族聚會的餐桌上，上一代每每談及中國，都是羨慕中國的崛起與富強，多多少少有那麼一絲惋惜沒有跟上這個崛起之勢的意思。然而，大家欽羨的是競爭論下的成功，當每個人都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時，便會帶來社會最大的發展。贏家全拿，而每個人都想當那個贏家，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發展得愈快就捨棄愈多的人。
當我們看到北京切除事件，明白了現代大多數的「進步」是屬於少數者的效率，是以多數無權無勢者的不便利換取少數有權有勢者的便利。那麼，那會是值得我們追求的嗎？

你與我，是這社會中的少數？ 還是多數呢？

二○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幕了。開園第一年的遊客人數就達到一千萬人，遠超過目標的百萬人次，業績似乎蒸蒸日上。
另一方面，在接近「夢幻王國」迪士尼樂園開幕的二○一六年春天，發生了一個鮮有人知的現象，一群過去為了追尋夢想而來到上海的人們，正如雪崩一般大舉遷離上海。遷離的人潮多到有的幼稚園甚至因為大量孩童離開上海，面臨經營不下去的危機。
這群人就是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或體力勞動的農民工。失去工作與住處的他們，在上海著實失去容身之地後，歷經了一番艱辛波折，最後如遭驅逐一般離去。他們是一群即使想走也不知往哪走，一群走投無路、進退兩難的人。一群被迫妻離子散的人。在上海屬於貧富差距社會底層的他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其中存在的真相是，在海納百川的廣博胸襟下逐漸膨脹的上海，如今面臨成長極限，終於開始痛苦哀號，把容納不下的地方出身者驅逐出去。
在這個「夢幻王國」成功引來人潮的城市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一群人，上海的無情切割蘊藏著急速失去光輝的危機，畢竟這裡向來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塑造出其作為一個都市的魅力，並吸引人潮與錢潮的投入。然後上海的這副模樣，在國家憑藉強大經濟實力，企圖以「一帶一路」將勢力擴大至歐洲或非洲，並大手筆買下希臘港口或非洲資源等強勢行徑背後，也與整個中國努力掙扎，連在非洲都試圖創造出國民就業機會的模樣遙相呼應。
在歡慶夢幻王國開幕的上海、在不願再予人夢想的上海，以及再也看不見夢想的人群中，也可以見到拚命扶養四歲女兒的單親媽媽喬女士的身影。

「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剛才房東來趕我離開公寓了，叫我五天後搬出去，或許這次真的撐不下去了。」
我的智慧型手機在二○一六年剛開春不久的三月初旬，收到喬女士在緊要關頭傳來的這封短訊。
「連她也這樣啊。」回撥電話的同時，我嘴裡喃喃自語著，內心確信「他們周圍正在發生什麼事」。
我所謂的他們，指的是農村出身並從農村地方來到上海工作的人們。長久以來，他們都被統稱為「農民工」，但如今農民工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其中也有不少第二代以後的人念到大學畢業，進入都市企業工作，成為所謂的白領。只是目前在整體比例上占壓倒性多數的，還是最初農民工從事的工作，也就是在從「改革開放」進入高度成長的一九八○至九○年代的中國，在都會地區從事因「辛苦、骯髒、危險」而面臨人手不足的建築工地體力勞動、倉庫作業、工廠產線工人、服務業外場、富裕階層或中上階層家中女傭的人。

工作開始減少
前文也提到過，上海的家庭女傭工作大約從二○一五年秋天開始減少。喬女士原本的兩家客戶，也是在二○一五年十一月減少為一家。就在她擔心新的一年會面臨什麼狀況時，又遭到房東的驅趕。
我聽聞喬女士被驅趕的消息後，確信「他們之間正在發生什麼事」是有理由的，因為那兩、三個月以來，除了喬女士之外，也有愈來愈多在上海從事基層勞動的地方出身友人說過「我在煩惱房租要提高一倍的事」、「感覺好像快被趕出公寓了」、「我被解雇了」之類的話。
沒有足夠經濟能力為妻子準備婚宴上的婚紗，只好讓她穿優衣庫紅色羽絨外套出席的長順，也是其中一人。來自安徽省農村的他，在高中升學考試落榜後，十五歲就到母親工作的上海，透過親戚的介紹開始在花市工作。他的父親思順和我同為一九六五年出生，今年（二○一七年）五十二歲，母親比父親小兩歲，今年五十歲，兩人都只讀到小學畢業而已。思順曾經對我說：「雖然我上了六年小學，但最後只讀到三年級而已。」在現年四十歲以上的中國農村出身者當中，思順的學歷並不算少見的特例。
言歸正傳，十五歲就到花市工作的少年長順，因為受不了工作太辛苦，做了兩星期就辭職回到父親以務農維生的老家。附帶一提，我就是在長順辭去第一份工作，失意地搭車返鄉時，在長程巴士上認識他的。其後，他三番兩次變換職業與居住地，一會兒在東北遼寧省的瀋陽幫親戚帶孩子，一會兒又到浙江省沿海城市寧波的海鮮餐廳當服務生，然後再度回到上海當髮型設計師，最後在二○一二年，來到上海浦東機場附近的物流倉庫當作業員。雖然薪水視加班程度而定，但平均下來也有四千元（新臺幣一萬七千六百元）。那一年，他認識了在附近電子設備組裝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同樣來自安徽省農村的十七歲少女，兩人認識之後在隔年的二○一三年結婚，並於同年生下女兒。若加上妻子的薪水，家庭總收入是七千元（新臺幣三萬○八百元）。
我還記得那一陣子，長順曾用稍微多了些自信的表情對我說：「我在工作中學會操作電腦，薪水也調升了。這是我第一次覺得工作很有意思。」
他說將來想買自己的車，載女兒去兜風，為此必須先考到駕照，於是在二○一五年花了一萬元（新臺幣四萬四千元）考到汽車駕照。他成為一個孩子的父親，工作上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從十五歲出社會起算已經第九年了，到二○一五年年中為止的兩年多期間，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階段的長順，出社會以來第一次感覺生活充實，並過著可以描繪未來夢想的生活。

世博與迪士尼的美夢
擔任家庭女傭的喬女士雖然從成為單親媽媽開始，就過著相當辛苦的生活，但從擔任商場銷售員的二○○八年開始，到大約二○一○年為止的那幾年，每天都過得相當充實。「薪水方面，底薪非常少，業績抽成所占的比例比較多，但只要努力就會得到相對的薪水。當時即使把一半的薪水交給鄉下的父母，在上海還是可以留下一筆充足的生活費，也能存得到錢。我那時覺得要存錢重新裝潢老家也不算太困難，心想我有來上海真是太好了。雖然懷了孩子以後，必須辭掉工作，但如果繼續待在那裡的話，我想即使經濟不夠充裕，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出社會八年多來每天為眼前生活忙得不可開交的喬女士，第一次對自己的將來感到樂觀的那一年，就是北京舉辦中國第一場奧運的二○○八年。兩年後的二○一○年則是舉辦上海世博。然後華特迪士尼公司也在這一年，與中方正式簽訂建設上海迪士尼樂園的合約。
長順的父母那一代人，也就是出生於一九六○年代中期到一九七○年代中期的第一代農民工，大約從一九九○年前後開始離開故鄉，前往北京、廣州、上海等大都會。然後大約從二○○五年開始，喬女士、長順等第二代農民工開始往上海聚集。世博和迪士尼樂園所創造出來的需求，將他們吸引到上海，支撐著他們的美夢。
然而到了二○一五年，這些動向卻開始變調。在中國經濟減速的同時，上海市中心的都更也暫緩下來，於是我愈來愈常聽到在建築工地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工朋友抱怨說：「最近工作減少了，害我閒得發慌。」此外，由於都更開始減少，因此以往靠著收集拆除現場廢材料或廢棄物維持生計的農民工，也面臨可回收品項驟減，不得不改行換業的狀況，或是在找不到新工作的情況下，因為無法維生只好離開上海的人也大幅增加了。除此之外，在接近年底的時候，我也開始從家庭女傭口中聽見工作減少的哀號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