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歷史，寫就壯闊的民族史詩
走過天下分合的漫漫長路
14位作者以14篇民族運動作鏡、瞭望未來
蘇格蘭、北愛爾蘭獨立公投、俄羅斯興兵克里米亞、加拿大魁北克的獨立運動……，美國總統威爾遜於二戰後大倡「民族自決」，後來世界強國衰弱，民族獨立運動風行世界，締造了許多新興國家。戰爭從此無關國界，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家外事，也是一國之中人與人的家內事。
《當代歐洲民族運動》收錄十四篇研究論文，探討南斯拉夫、俄羅斯、西班牙、義大利、蘇格蘭、愛爾蘭、德國與加拿大等地的民族運動，解析這些地區民族衝突的原因、過程，在煙硝烽火間找尋解開心結、邁向和平的道路。
不僅限於人種、語言、地域，民族運動的生成原因有更多來自歷史共業，且至今方興未艾，甚至隨時代潮流變動出不同的型態繼續發展，當中牽涉的經濟、政治、文化因素，都有複雜而糾結的歷史背景。
民族運動是世界性的，是抵擋不了的潮流，是你我身邊現正進行中的真實。我們該借鏡他國的歷史、當下發生的事件，拋開舊有的偏見、拓展視野，並反思自身處境，瞭望未來。
本書特色
◎梳理蘇格蘭、北愛爾蘭獨立公投背後與英國的千萬糾葛。
◎解析克里米亞危機中俄羅斯與烏克蘭文化認同的問題。
◎審視東、西德由分裂而統一的過程，藉這段疼痛的歷史凝視民族運動的可能未來。
※ 作者簡介
洪泉湖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暨發展學系教授。
楊三億 中興大學國政所副教授。
張婉珍 僑光科技大學應英系副教授。
劉華宗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副教授。
趙竹成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民族學系教授。
連弘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
卓忠宏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教授。
鄭得興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鍾文博 新生醫護管理專校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林浩博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
閔宇經 健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孫治本 德國波昂大學社會學博士。
唐玉禮 國立政治大學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主編序 洪泉湖
當代民族運動的理論與實際 洪泉湖
南斯拉夫的解體與繼承國的獨立 施正鋒
義大利威尼托地區之分離運動觀察 楊三億、張婉珍
比利時的法蘭德斯分離運動 劉華宗
徘徊在歸附與自決之間──烏克蘭東部與克里米亞的選擇 趙竹成
車臣的獨立運動及俄羅斯的回應 連弘宜
多元文化主義與族群認同──西班牙案例研究 卓忠宏
捷克及斯洛伐克的分合與國族主義 鄭得興
給和平一個機會──從「和平協定」看北愛爾蘭分離運動 鍾文博
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聯合vs.分離 林浩博
法國新喀里多尼亞和科西嘉的分離運動 閔宇經
波羅的海三小國獨立的啟示──大國衰落，少數民族才有獨立的可能性 孫治本
加拿大的魁北克獨立運動 唐玉禮
德國1949-1990年之統一經驗與啟示 唐玉禮
編者序
這幾十年來，台灣都一直強調國際化、國際視野，也因此各級學校，莫不重視英語教學。但平心而論，我們國人真的有國際視野、國際觀嗎？恐怕不然。我們頂多只了解美國、日本，但恐怕也只是片面的認知而已，或者有一些人懂得歐洲，也怕只限於政治或文化藝術的面向，國人對於鄰近的亞洲，甚至連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我們好像也不怎麼想去了解他們。
果如此，那我們還有什麼國際觀呢？
歐洲近三、四十年來，陸續出現了許多民族運動，導致烽火連天，生靈塗炭者不可勝數。但我們國人大多不知道那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會這樣？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嗎？甚至連發生衝突、戰爭的地方，究竟在哪裡？可能也不一定知道。
台灣這樣不關心其他國家，又怎能祈求別的國家關心我們呢？因此，本書之作，旨在結合國內學者，包括留學歐洲或從事歐洲研究者，分工合作，共同撰寫一本介紹、分析歐洲當代民族運動的專書，提供給大學生乃至學術教育界人士參考，希望喚起國人對歐洲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族群各方面的注意，從而逐漸認識當代的歐洲，也就拓展了大家的國際視野。
也許有人要問，歐洲大多是民主國家，而且經濟發展也相當不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的國家會出現民族分離運動？甚至引發連天戰火？難道他們不能透過民主協商的方式，去處理民族的衝突嗎？在這全球化的時代，他們為什麼還是那麼強調國家主權呢？難道國家主權比基本人權還重要嗎？其次，民族分離運動如果出現了，那它的訴求是什麼呢？它的策略是什麼呢？它成功的可能性在哪裡？失敗的因素又有哪些？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又是怎麼對待它的？強力鎮壓嗎？還是溫和妥協？結果又如何呢？這些可能都是大家想知道的。本書希望能夠根據事實，提供值得參考的答案。
台海兩岸，也有統獨的問題，但因不屬歐美，所以不在本書的討論範圍。不過，從歐美民族運動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啟示。孟子說「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本書中加拿大聯邦對魁北克的分離運動，西德對東德的東進政策，是「以大事小」的成功案例；塞爾維亞對待波士尼亞和科索沃的分離，則是「以大事小」的失敗案例。蘇格蘭對英國的獨立公投，魁北克對加拿大的獨立公投，是「以小事大」的佳例；而車臣對俄羅斯的分離，北愛爾蘭前期對英國的恐怖攻擊，則是惡例。成功的案例，當然是兩造皆大歡喜，而失敗的案例，責難免交互指責、推卸責任。但無論如何，能以仁、智治天下者，則生靈方能免於塗炭，國家方能臻於文明。吾人若仔細觀察省思歐美這些民族運動的案例，或可解答：台灣海峽兩岸，需要為統獨問題而相互仇視乃至大動干戈嗎？
本書共收集有關歐洲（及美洲加拿大）的民族運動研究論文13篇，其中屬民族分離運動者12篇，屬民族統一運動者僅1篇。以台灣目前的專書出版而言，僅有專門討論一個民族分離個案者，或只有論及兩個個案之比較者。因此，本書應屬最為周全，適合供大學生作為課程參考用書，也適合作為研究人員之參考文獻，而對於國人之認識歐洲，則更有直接之助益。
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的演進
蘇格蘭的民族主義運動，是多階段、長時間的歷史累積動態過程。捷克的民族主義學者羅奇（Miroslav Hroch）就曾表示，民族主義運動歷經三個相互部分交疊的階段，先是A階段的文化與語言復興運動，之後是B階段的民族主義先驅，最後是C階段的大規模政治運動。同樣以為民族主義是長時間、多階段累積進行的，還有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他認為，在18世紀下半葉的現代化開始之前，尚有先前就已存在的文化痕跡可當作「民族」建構的材料，比如宗教、語言等等。現在看看蘇格蘭的民族建構，也能發現多個階段一層層累積變化的軌跡。
第一階段的變化，是建構「蘇格蘭」作為一個有一定土地疆域、人口的「民族」概念之存在。西元前55年的羅馬帝國將軍凱薩（Julius Ceaser）進攻大不列顛島但未成功，直到西元43年羅馬帝國才把不列顛征服。 無法攻下大不列顛島北方高地，羅馬帝國轉而在島的北部修建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從而奠定未來蘇格蘭（長城以北）和英格蘭（長城以南）兩地分界。羅馬統治大不列顛島南部的時候，來自愛爾蘭島西北部的海盜前來掠劫，之後部分的海盜及其親屬遷移到長城以北之處，因此羅馬人對這群海盜的稱呼「Scotti」一併指稱大不列顛北部。歷經中世紀的不斷族群爭端和結盟，封建的蘇格蘭王國形成，且在16 世紀的時候經教宗利奧十世（Leo X, 1513-1521 年在位）詔令，成為Scotia唯一國際政治代表，並正式切斷和愛爾蘭島的名稱和意義重疊指涉。蘇格蘭（Scotia）也從羅馬史書的一個愛爾蘭島部族，演變成一個國家和民族。
第二階段的變化，則是「蘇格蘭」和「不列顛」兩個身分認同的並存相容。在都鐸（Tudor）王朝的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8-1603）駕崩後，英格蘭的王位因為先前王室之間的聯姻傳到了蘇格蘭的斯圖亞特（Stuart）王室手裡，意味著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共主邦聯之開始，同時也替往後兩國的政治合併鋪路。
1707年的《聯合法案》建構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利益結盟，以及「不列顛」國家的誕生。當時候經濟危機的蘇格蘭由此獲得英格蘭海外殖民市場和豐沛資金，英格蘭的新教徒為主議會，則得以確保敵對的斯圖亞特舊教王室成員不會繼承成為國王。以為代價的，是蘇格蘭和英格蘭兩國議會的合併。兩國的合併代表著新國家的出現，也就是現今所指稱的「英國」──聯合王國（UK, United Kingdom）之誕生。聯合王國取代了以往中世紀時候的蘇格蘭、英格蘭之分，成為大不列顛全島共有而統一的政治代表，但在內政方面，卻又允許英格蘭與蘇格蘭分開治理。因此，蘇格蘭雖然得在外交、軍事等方面和英格蘭共同由「不列顛」主掌（因為人口、土地、經濟、軍事等實力的差距，英格蘭是較占主導地位的），但仍可以在宗教、教育、法律自主，以長老教會和地方仕紳組成的自治單位施行自治。
蘇格蘭藉《聯合法案》進入不列顛聯合王國後，歷經帝國的輝煌時代。蘇格蘭的商人、移民、官員、傳教士等隨帝國而散布全球，廣大的帝國管理經營也提供大量工作機會給蘇格蘭人，中央的首相之位也歷經多位蘇格蘭人擔任。在19世紀中葉，蘇格蘭人就相信他們是大英帝國的平等夥伴，英國並不只是英格蘭的代稱，國號「大不列顛」指的是「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聯盟」，此即「1707年聯盟精神」。換言之，英國──或說「不列顛」──是蘇格蘭民族的認同國家，他們並不會對英國有情感排斥。摩頓（Graeme Morton）稱這種認同不列顛為其國家，但民族仍認同蘇格蘭的民族意識形態，為「聯合民族主義」（unionist nationalism）。
聯合民族主義的雙重認同特性，使得蘇格蘭民族主義並不像鄰居愛爾蘭有強烈反英仇恨。蘇格蘭人擔任不列顛士兵、官員，甚至首相的經驗，以及帝國擴張過程中帶來的政治、宗教、經濟利益，如：藉帝國的霸權地位而能決策國際事務、蘇格蘭的教會因帝國而能擴大到全球、蘇格蘭商人因殖民地市場獲利豐厚，讓蘇格蘭人有相對於其他民族的優越感，這樣的優越感又因為是來自於大英帝國的龐大國力，使他們對不列顛有高度國家認同。而這個認同因王室對蘇格蘭高地文化的喜愛和推廣，又更加強化。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就曾表示，自己身上因為祖先曾和斯圖亞特王室聯姻之故，所以流著蘇格蘭人的血，並且每年夏天定期到蘇格蘭的城堡避暑。王室藉著多次的象徵行動，諸如住在蘇格蘭的城堡、使用蘇格蘭的王室稱號、強調自己的蘇格蘭血緣身分、支持蘇格蘭的文化活動等等，一步步消除白金漢宮和蘇格蘭人們的距離感，把自己有形無形地化約成為蘇格蘭文化或認同的一部分。同樣的，蘇格蘭人得以擔任首相、治理英國，甚至可以說全世界的事實，除了讓蘇格蘭人不會完全感到自己是英國政治經濟的次等公民，當然也有助於「不列顛人」的身分情感認同。
第三階段的變化，則是聯合民族主義的弱化。聯合民族主義的維繫，有一大部分是依賴英國的強盛、蘇格蘭人參與並足以影響英國政治這兩點上。雖然英國因為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而元氣大傷，但蘇格蘭的政治人物仍是英國政壇的一大影響力量，比如多個蘇格蘭選區的國會議員擔任首相，或是自由民主黨和工黨的領導階層有一大部分是蘇格蘭人。在經濟上，英國的衰落的確重傷蘇格蘭重工業、造船業為主的產業結構，但在前述政治人物的政策引導下，蘇格蘭的勞工貧窮與無屋可住問題，得以藉著產業國有化、住宅興建的方式而緩解。在這些計畫的背後，則是較為富裕的英格蘭東南、主要是倫敦居民的埋單。這樣的財政資源分配，長久下來，不意外地會激起英格蘭群眾的不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