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之路：人類、氣候與文明的未竟故事

地球是一本書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尋常的一天

今天是二〇二五年七月七日，我坐在研究室中，努力完成《地球之路》的介紹文。兩天前，也就是七月五日，不少人擔憂日本將發生強震或火山爆發，為這個世界劃下句點。在七月七日這個當下，我的研究室外面正吹著強風，因為颱風丹娜絲在幾個小時前從嘉義登陸，雖說已轉為輕度颱風，但呼呼的風聲仍然揭示著它的存在。在國際新聞方面，歐洲正深陷熱浪，美國德州則遭洪水侵襲，死亡人數逼近百人。鹿兒島的櫻島火山正在噴發，煙塵直噴三千公尺高。然而，放大時間尺度，二〇二五年七月七日恐怕是二十一世紀尋常的一天。問題就出在，生活在現代， 我們愈來愈感覺到，任何一個尋常的日子，常常就充斥著不尋常的環境事件。你或許會懷疑，以前的人是如何理解與應對這些事件？人們有沒有設法控制它，而這些事件又如何形塑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歷史學界的搖滾明星

這便是《地球之路》想要處理的主題。作者彼德．梵科潘出身劍橋大學歷史學系，目前在牛津大學歷史系任教。梵科潘是一位全球史家，專攻中東與中亞的歷史。他的成名作是《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The Silk Road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於二〇一五年出版，全書約六百五十頁。

二〇一五年，梵科潘才四十幾歲。或許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他跟他的同行表示：各位做的世界史都還是歐洲中心的歷史。他說：不是說探討歐洲人征服世界就是世界史；不管各位對這段歷史的評價如何，各位就是沒把歐洲以外的地方理解為中心。梵科潘說，他的《絲綢之路》就是要訴說一段不一樣的世界史：對於「絲路」，各位或許多少有聽過；但《絲綢之路》不是闡釋這條路如何銜接了東西兩大文明，而是要探討這條路本身，並把它以及它所串聯的人群，當成世界的中心。我們所熟悉的現代世界，其實是環繞著這條路緩緩開展，如同花朵般地綻放。

《絲綢之路》為梵科潘贏得莫大的學術聲譽，也相當暢銷。這位牛津大學教授不時出現在媒體上，發表他對中東與中亞地區的看法。梵科潘的形象鮮明，口才便給；他穿著休閒鞋與剪裁合度的襯衫，扣子總是沒有扣滿。《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如此評論：這位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就像個搖滾明星。

⏹︎氣候與文明？

睽違近十年，梵科潘以《地球之路》回歸。這一次，他要說的是各種意義的全球史。他的全球就真的是「地球」，而這個「全球史」就是地球四十五億年的歷史。在英文版長達七百頁，中文版六百多頁（另外有兩百頁的註腳，放在出版社網頁上）的篇幅中，梵科潘的聲音更加宏亮，語調也更為激烈，如同隆隆的鼓聲與吉他riff：「我一直想揣度，我們怎麼會走到彷彿懸崖邊緣的地步，讓我們物種以及一大部分的動植物世界，面臨未來存亡關頭？」

即便《地球之路》的時間尺度是四十五億年，空間尺度就是地球，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梵科潘還是為人類留下絕大部分的篇幅。《地球之路》的第一章是「太初世界」，涵蓋了四十五億年前至西元前七百萬年。從第二章開始，梵科潘就開始說明「我們物種的起源」，即約西元前七百萬年至前一萬兩千年，再一路往下，走過「最早的城市」、「草原的前沿」、「帝國的黃金時代」、「中世紀溫暖期」、「小冰河期」、「工業與自然世界」、「重塑全球環境」再到最後的「瀕臨生態極限」。透過二十四個章節，梵科潘帶給讀者一個波瀾壯闊的氣候與文明史。

為何一位絲路研究者突然轉向至四十五億年的全球史？梵科潘表示，在撰寫本書時，他有三大目標：一、把氣候「擺回過去的歷史當中」；二、勾勒人類與自然界互動的千年史；三、拓展看待歷史的視野―他的意思是，寫歷史以及「有歷史」的人不會只在「全球北方」，即歐洲與北美洲那些相對富裕的社會。他也批評，歷史學家過於強調城鎮、國家與官僚等，這導致大部分的歷史是由都市人所寫，供都市人閱讀，重點也在都市人的生活，這就導致「我們看待過去、看待周遭世界的角度出現偏差」。

這是個相當大膽的舉動。從人文社會的發展來看，梵科潘不是第一位對此主題感興趣的研究者。早在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年）即在《論法的精神》（De l’esprit des lois，一七四八年）中構思氣候與文明的關係。他的結論是，氣候會形塑人們的精神，從而形成迥異的生活方式，如寒帶人勇敢，熱帶人軟弱等。二十世紀初，美國地理學者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一八七六－一九四七年）出版《文明與氣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一九一五），論證氣候區就相當於「種族」（race）的界線，溫帶人位於文明的高峰，由此種族來管理其他氣候區，以及生活在此氣候區中的那些低等種族，是溫帶人的「昭昭天命」。二次世界大戰後，目睹種族主義為人類帶來的災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與氣候或環境保持距離。與其強調氣候或環境如何決定人類文明的發展，他們強調人的能動性與可能性。環繞在「氣候與文明」的討論被視為「偽科學」，或至少是有害的科學。然而，隨著太空科技的發展，「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的概念也開始成熟。人類是地球這艘太空船上的乘客；若地球沒了，人類就會無處可去。人類可以做的就是愛護它與保護它，或者設法以永續的方式運用它。從後見之明來看，這便是當代環境主義的起源。

⏹︎更紮實的歷史學

梵科潘繼承了這數百年的研究傳統，同時小心翼翼地與種族主義、氣候與地理決定論保持距離。他批評，在目前的歷史學寫作中，鮮少有研究者把天氣，氣候與環境因素當成歷史背景，當然就不會把這些因素視為理解過去的一扇窗。雖說如此，他也注意到氣候決定論有復甦的趨勢，如地理學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大崩壞》（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二〇〇五年），便是以「人類破壞環境，遭到環境反撲，最後自取滅亡」為基調。對此，梵科潘批評，這其實是把「複雜的敘事過度簡化為狹隘的解釋」，且往往是「搞錯先後順序，以今非古」。

梵科潘的策略很簡單。如同年輕的他，在探討絲路時，得學習各種語言，以撰寫絲路的全球史，現在的他也得學習新的語言。這個語言便是地球科學、大氣科學與電腦科學的語言。他指出：「歷史學家如今可謂身處黃金時代。機器學習、計算模型與數據分析不僅提供了探索其他歷史時期的新視角，更揭露了大量過往所未知、未見的資訊」。他潛心了解光學雷達探測出的亞馬遜雨林遺址，以及紅外線光譜資料如何呈現辛巴威沙希河（Shashi）周遭聚落的變化。他也試著了解大氣學家的數值模型，學習他們如何建構全球氣候系統及其次系統間的關聯。

梵科潘甚至注意到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劉啟清與另外兩位國外學者發表的論文。該論文發表在二〇〇九年的《自然》（Nature）上，以花蓮為例，探討颱風與「慢地震」間的關聯。慢地震的規模小、溫和且持續時間長；劉啟清等人指出，颱風的低氣壓對陸地與海底的岩石帶來不同的影響，促成斷層滑動，因而誘發地震。
梵科潘以短短幾句話總結劉啟清等人的研究成果。讀到此段，臺灣讀者當會會心一笑。二〇一五年，藝人炎亞綸在臉書上發表下雨地震說，又對質疑的讀者拋出「你地質系」？引發一陣風潮。當風波平息後，又有網友翻出劉啟清等人與其他相關研究成果，風向又開始轉彎，網友又湧入炎亞綸的該則貼文，讚嘆「先知總是孤獨的」。

梵科潘當然不知道颱風與地震是臺灣社會一度熱議的議題。然而，諸如此類挑戰人們一般認知的傑出研究成果，讓他體會到傳統歷史學研究的限制。梵科潘顯然善用了牛津大學的研究資源與社群。從《地球之路》的字裡行間，我們幾乎可以想像，這位歷史學者，是如何在各種場合，把握機會，向地球科學研究者交流，倡言各自專業下的地球史與人類史。

回顧這個過程，梵科潘表示他原本「只是想寫氣候如何形塑你我周圍的世界，寫全球氣候、降雨和海平面的調變，乃至暴風雨、火山爆發與隕石撞擊等極端事件如何影響歷史」。然而，當他真的開始思考全書架構時，他意識到他得談「天氣模式的變化，談人類對自然界的干預，進而探討更費解的問題與挑戰，像是農產剩餘與官僚體系起源的關係」等主題。問題是，他隨即發現，地球科學家所探索的區域，往往屬於「已經過深入探索，且資源豐富的國家」，造成嚴重的「研究失衡」。他指出，「這一點實在很諷刺，因為是最窮困的區域與國家受到氣候變遷最嚴重的衝擊」，但「它們的聲音卻是最細微，甚至完全被歷史所忽視」。

⏹︎更好的讀者

那麼，該如何做才能解決如此研究失衡的問題？挑戰似乎一關接著一關。最後，梵科潘找到了可能的解方：深入無文字人群的口述史與神話，搭配考古學者的洞見，藉此「拓展歷史的疆界，讓未來的歷史研究看得更遠」。

在謝辭中，梵科潘寫道：「寫這本書，使我不得不去跟新類型的文獻材料打交道，尤其是科學文獻，並學習如何詮釋這些材料；寫這本書，也把我推向以前並未深入研究過的區域，探討當地人的歷史，讓我大開眼界，過程也令我成為更紮實的歷史學者」。

從這個角度，《地球之路》不只探討地球如何被人類活動所轉變，抑或人類如何為地球所形塑，還包括一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如何轉型的旅程。

就讀者而言，閱讀本書的樂趣也就在於，看這位歷史學界的搖滾明星，如何意識到自己的局限，在消化數量龐大之科學文獻的同時，深入探究林林總總的地方史，最終將這些材料編織為一個地球與人的大歷史。

這也讓我想起伽利略著名的比喻：自然是一本書，且是由數學與自然科學寫成的。《地球之路》提醒讀者，數學與自然科學至關重要，但這本叫做「自然」的書還包含各式各樣的語言。梵科潘其實並未告訴讀者，面對氣候變遷，人類究竟該如何做；不過，他以行動證明，要了解地球未來會如何，以及人在其中的命運會如何被改變，我們得成為一個勇於挑戰學科界線、願意學習各種語言，且對不同文化的自然觀保持敬意的人──換言之，在地球這本大書面前，我們得成為更好的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