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能與不能：科學的方法、侷限與迷思，兼論人文的價值

13.愛情的科學：科學方法的濫用與迷思

傳統上愛情與幸福是哲學界與文學界的課題，不屬於任何「實證科學」。心理學與社會學從一九四○年代起就企圖為兩性的愛情（即英文的 romantic love）與愛情觀建立起各種較可靠的量測指標，並且進而研究愛情的型態與分類（譬如浪漫的愛情與友伴型的愛情），其所含的成分（譬如喜愛、依戀、關心、平等對待、充分投入、一體感、自主與分享等），兩性感情可能的演變（譬如從浪漫的愛情逐漸轉變為友伴型的愛情，或者無以為繼而仳離），以及影響親密關係的各種因素等。歷經數十年的努力後，終於歸納出一些有利於長期維持親密關係的因素和不利的因素，也發展出一套對七成個案可能有所助益的諮商輔導技巧，然而依舊沒有能力預測哪些新婚佳偶會在十年內仳離，哪些人會白首偕老。

 

簡言之，迄今我們對於愛情與婚姻的瞭解止於或然的知識，而沒有任何具備因果關係的必然性知識。然而絕大多數人想要知道的是「此生不渝」的愛情如何可能，以及自己所愛的是不是一個值得託付終生、永不變心的人。

 

於是，有些研究者就想利用基因科學與腦神經科學之助，突破既有的研究瓶頸，發展出「愛情魔藥」和「愛情的科學」。然而未來真的會有愛情魔藥嗎？而「愛情的科學」有機會發展成像物理學那樣可靠的「科學」嗎？

 

更根本的問題是，實證科學真的可以無遠弗屆地持續擴張其地盤，不但逐漸侵入傳統的人文領域，並且在未來建立起迥異於既往的「人文科學」，甚至徹底取代與顛覆人文的傳統與傳統的人文嗎？

 

讓我們在接下來的這兩章裡先談談「愛情魔藥」與「愛情的科學」，之後再逐漸深入上述議題。

 

⏹︎ 「愛情魔藥」：從實證研究到恣意的妄想

 

在中世紀傳說崔斯坦（Tristan）與伊索德（Iseult）裡，任何人服用了愛情魔藥，就會愛上眼前的那個人，而且一輩子只愛那個人，永不變心。假如腦神經科學真的可以研發出這樣的靈藥，讓每一對新婚的人同飲，世上就再也不會有變調的愛情或婚外情的糾纏、妒恨與痛苦。反之，假如有一種「疵情解藥」，任何人服用了它就再也不會愛眼前的那個人，世上就再也不會有人因失戀或單戀而痛苦。

 

易言之，愛情魔藥和疵情解藥的藥效都必須是針對一個明確的對象，且僅限於這個明確的對象，而且藥效還要能維持一輩子。如果有一種藥，吃了以後會讓你愛上不只一人，甚至還見一個愛一個，它就不是愛情魔藥，而是「濫情藥」。從這個角度說，多巴胺、催產素、抗利尿激素、搖頭丸等都不是愛情魔藥，因為它們不會讓你只對一個特定的人產生好感，而是讓你對身邊的每個人都鬆弛警戒而變得易於親近，甚至濫情。此外，截至今天還沒有任何已知的藥物能只對一個人發生特定效果，而不對其他人發生類似效果。從這觀點看，愛情魔藥是不可能存在的。類似地，研發疵情解藥的持續努力很可能只會得到「絕情藥」，使得服用者再也不愛任何人，而不是再也不愛某個特定的人。

 

而且，就算有基因科學和大腦磁振造影技術之助，也不可能研發出傳說中的愛情魔藥。根本的關鍵是：實證科學以歸納法為本，但是歸納法只能針對同一類事物去歸納出群體的共通特性，至於群體中的個體差異或個體的特殊性，則不是實證科學或歸納法所長。

 

所以，統計學家可以篤定地跟你說，當你把一個骰子擲六千次時，它的每一個面朝上的次數都會是大約一千次。但是你若問：擲到第一百三十二次時哪一面會先朝上？或者哪一個面會先達到一千次？以及為何最終「五」一共朝上一千零一次而「二」只朝上九百九十八次？這些問題都不是統計學或歸納法可以回答的。類似地，當重複的研究顯示某種藥物對96％的患者都有發生預期的療效時，沒有人可以事先確定某個特定的病患會是96％的患者之一，或者是另外那4％的患者之一；也沒有人能回答為何其他4％的患者沒有起反應。

 

這些侷限性是歸納法與統計學固有的限制，不管基因科技與腦神經科學有多進步，都不可能突破，因此未來也絕不可能會有傳說中的「愛情魔藥」以及想像中的「疵情解藥」。

 

⏹︎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當個體差異遠比群體特徵更重要時

 

李玟的一首流行歌劈頭就問：「魔鏡魔鏡告訴我，男人到底要什麼？」二○一二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似乎在回答這問題，它從既往研究裡彙整出八十二個理想伴侶的可能條件，並請兩萬多個線上的志願者從中遴選他們心目中理想伴侶的條件。受訪者的年紀從十八歲到六十五歲，目前都沒有固定的異性伴侶。結果顯示女性對於理想伴侶的條件較多元且挑剔，包括富有、慷慨、聰明、有教養、有社經地位、親切且懂人心、幽默、能逗人開心。而男人對理想伴侶的期望則很簡單：吸引人的外貌、有創意、會持家。

 

這個發現吻合過去數十年來絕大多數相關研究的發現，也吻合細心的人日常的觀察，然而李玟的歌迷們很可能不會滿意於這個答案。因為他們真正想知道的，並不是「絕大多數男人所想要的通常是什麼」，而是「我所在乎的那個唯一的男人究竟想要什麼」。

 

真實世界裡的愛情，往往跟實證研究的答案有一段可觀的距離。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為了迎娶一位二度離婚的美國婦人，而在即位後才一年就遜位，成為溫莎公爵。許多人大惑不解地問：這個年已四十的婦人相貌平凡，有無數女子可選的愛德華八世究竟愛上她的那種魅力？反之，被譽為「台灣第一名模」的女子通常相貌姣好而贏得許多男人的好感，但是在許多文青眼中卻表情單調造作，言談庸俗乏味，缺乏吸引力。

 

十個男人愛同一個女人各有不同的理由，如果你硬是用歸納法去找它們的共同點，或許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許那些共同點對每個男人而言都不夠重要，並非他們「非卿不娶」的關鍵理由。然而在愛情的世界裡，只有當事人的感受算數，其他人的感受一概不算數，因此通過歸納與統計所獲得的答案鮮少有參考價值。

 

以《紅樓夢》裡的賈寶玉為例，這個多情種子喜歡大觀園裡的每一個女子，卻又獨鍾林黛玉，非她不娶，還誠心賭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當兩人相愛而矢志「非卿不娶，非君不嫁」時，他們在乎的不是理想戀愛對象的共同特徵，而是那個唯一的人所具有的獨特性。然而當個體的獨特性遠比群體的特徵更重要時，統計學、歸納法與實證科學就沒有置喙的餘地了—你不可能用統計學和歸納法證明賈寶玉為何在眾女子中獨鍾林黛玉，也無法用統計學和歸納法證明後來的溫莎公爵夫人是靠哪一種魅力吸引了愛德華八世。

 

更何況，一個人墜入情網時往往說不清楚真正的理由，而沒覺察到的理由還比說得出來的更重要。而且戀人的感情瞬息萬變，熱戀時千軍萬馬也阻撓不了他們同生共死的意志，激情消退時卻又悄無聲息且無跡可尋。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初戀就是典型的案例。他幼年失怙，一個人孤單寂寞地長大，因而十分渴望愛情。十七歲那年他愛上美麗、溫柔、善良且受過良好大學教育的艾莉莎‧史密斯（Alys Smith），因而不顧祖母的強烈反對而跟她結婚。從初戀到婚後的七年，他們始終極端地親密，無話不說，毫無隱私地分享一切，而且羅素相信艾莉莎在許多方面都有著比他更成熟的智慧。他對自己的聰明和美滿的婚姻極端滿意，再無他求。然而某天當他騎著腳踏車回家時，卻在半路上突然警覺他對艾莉莎的愛已經不知不覺地徹底消失，無論如何都想不起來那是何時發生和如何發生的，而且他再怎麼努力都喚不回那一份愛情。

 

在每一個真實的愛情故事裡，事實就是事實，經常沒有道理可言，也很難找到因果性的解釋和或然性的規律，當然也就不會有「愛情的科學」。

 

然而心理學家依舊積極從「集體特徵」的角度在研究愛情的心理學，而不是從你、我等特定個體的角度在研究。這樣的研究應該被稱為「愛情的實證研究」，意味著其研究設計有良窳之別，研究的結論有不同程度的可靠性和參考價值，然而絕非可以預測未來的「愛情的科學」，也不是有關愛情的因果定律。此外，文青的愛情和鄉民們的愛情相去甚遠，「愛情的實證研究」往往不是以文青為主要研究對象，其結論也往往不適用於文青。

 

因此，當我們在解讀這樣的研究成果時，不能抱太大的期望，還必須十分小心，否則有可能會被誤導。至於坊間以「愛情的科學」為號召的暢銷書，絕大部分充滿各種恣意的渲染與迷思，更是不能不審慎提防受騙。

 

⏹︎ 愛情的「科學」：嚴謹的學術，或嘩眾取寵的渲染

 

學術界所謂「愛情的科學」主要是彙整動物研究的相關結論，再根據人類與動物的類似性去揣測人類感情生活的可能機制和影響因素，而不是學術界已獲普遍共識的成熟理論。譬如結合草原田鼠的研究以及對人類的有限觀察，據以推測人類腦化學、腦部構造與功能，以及神經傳導路徑等。

 

然而動物與人類的基因數、腦容量、語言與文化表現等都差異懸殊，使得這種推測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因此嚴謹的學者都會一再使用有待斟酌的口吻和「我們主張」（argue）、「提議」、「似乎是」等字眼，以示這些觀察和論述都還有待進一步的驗證。不嚴謹的學者卻會省略掉這些字眼，把不成熟的觀察與線索當成熟的結論，還恣意渲染與過度解讀—尤其在寫暢銷書、接受媒體訪問，或者進行通俗演講時，更加如此。

 

其中有一群學者粗率地對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腦部影像過度解讀，並且根據極為天真的假設去推論人類的愛情，一再牴觸基本邏輯概念、統計學原理和心理學界早已熟知的事實而不自知，卻被主流媒體與群眾捧為「愛情的科學」而廣泛流傳，甚至進一步曲解與渲染。譬如在兩篇被譽為「創舉性研究」的二○○五年論文中，海倫‧費雪（Helen Fisher）及其同僚用功能性磁振造影記錄下十位女性和七位男性的腦部影像，比較他們在觀看情人的照片與其他熟人的照片時腦部影像的差異。此外，受測者在觀看情人照片時必須回想著他跟情人共有的甜蜜經歷，而觀看熟人照片時則想著尋常的事件（譬如看電視）。最後，研究者在分析與比較過二千五百多張腦部影像後，發現受測者觀看情人照片時腦部有兩個區域顯得特別活躍，並因而推測熱戀時的快感與期待跟這兩個區域分泌的多巴胺有密切關係。

 

對於這兩篇出自同一項研究的報告，思考縝密的人難免會有許多疑問。其一，受測者只有十七位且都來自大學校園（大學生與研究生），這樣的取樣偏差會不會太大？其二，受測者都自稱處於熱戀期，然而該研究設計並無法排除有人是因為好奇、好玩加上五十美元的酬勞而謊報自己正處於熱戀中。其三，只因為受測者看著情人的照片且回想著一段甜蜜的時光，就認定接下來的三十秒內腦部功能性磁振造影所記錄的主要訊息（活動）就是「熱戀」，這種假設未免太天真武斷。譬如，那些腦部的活動訊息有可能只是一段美好往事的回憶，而不同於當年事件發生時所經歷的情感本身。

 

事實上二○一六年的一篇論文就指出：人的情緒會隨著跟人的互動而動態地變化，它跟當時的情境以及互動的脈絡都有關；如果企圖用靜態的照片與回憶去重現過去的情感狀態，被激發的情緒可能全屬被動的反應，而沒有當事人主動參與時所伴隨的情感與情緒，因而跟事發時的真正情感狀態有鮮明的差異，還很容易受到干擾因子的影響。作者因而建議，如果想要研究人類情感與腦部活動間的可能關聯，最好把真實的人際互動給帶進實驗室，不得以時至少要用動態的錄影或紀錄片。它並引述美國心理學之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對類似問題的評論：「猶如造作地模仿打噴嚏會欠缺某種真實性，如果在欠缺正常的情感激發因素下去模仿某種情緒，結果通常都會相當地『空洞』。」

 

此外，著名的心理學家史考特‧利林菲爾德（Scott O. Lilienfeld）在二○一三年與同僚出版《洗腦》一書，指出許多腦神經科學常見的迷思。他們指出，關於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腦部影像，我們目前唯一確知的是它跟腦部的耗氧量有關，至於腦部影像與人類的內心活動間是如何對應的，仍有待大量的基礎研究去釐清，目前尚屬間接的推測，甚至是有限線索下的模糊想像或大膽猜測而已。其次，就算某種刺激會使大腦的特定部位顯得活躍，也不能倒過來推論說「當大腦的這些部位特別活躍時就必然是因為該刺激所引起的」—感冒會導致發燒，但是發燒不必然意味著感冒；同理，熱戀會使大腦的某些部位較活躍，但是當這些部位較活躍時並不必然意味著受測者處於熱戀。此外，海倫‧費雪等人的研究企圖證明「戀愛跟吃巧克力的快感不同，它不只是獲得獎賞時的快感，還有因期待而興奮」；然而每個戀愛過的人都知道這個事實，根本無需科學家贅言，因此《洗腦》稱這類研究為「贅餘的科學」—科學要研究的是常識所不知道或無法確定的，否則就是贅餘。史考特‧利林菲爾德還提醒讀者：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與既往的綜合表現判斷他是否處於熱戀，這種研判的資訊豐富度與準確度都遠超過目前功能性磁振造影技術所能提供的。因此，在基礎研究還沒完成且還沒有真正的重大突破之前，沒必要（也不應該）對功能性磁振造影所產出的影像做過多的臆測、解讀和渲染。

 

其實所謂「愛情的科學」目前仍有太多疑點，甚至多到難以細數。一篇二○一八年的論文就有系統地彙整以功能性磁振造影研究愛情的所有文獻，並清列出這一系列研究中許多未經證據支持的隱藏性假設。面對這麼多的疑點，慎思的人難免要問：如果用功能性磁振造影記錄下某人一系列腦部活動的影像，再請該領域的學者研判受測者是否處於熱戀之中，他們研判正確的機率會不會明顯地大於瞎猜（正確的機率有50％）？

 

鑑之既往，想用儀器偵測人類心理狀態的案例不勝枚舉，測謊機可能是最有名且最具爭議性的。

 

心理學家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發現說謊的人會有些生理上的變化，包括冒冷汗和異常的血壓與呼吸，因而據此設計出測謊機，成為審訊嫌犯和戰犯的工具。到了二十世紀末，美國有些法庭禁止用測謊機的結果當證據，有些法庭則允許。然而測謊機最為人詬病的是：經過訓練的人輕易地就可以騙過測謊機，而無辜的人卻可能會擔心測謊的結果而緊張、冒冷汗。由於其測試結果可能使無辜者被終生監禁或判死刑，兩位著名的心理學家特地寫信給國際心理生理學會和美國心理學會的學者，請他們評估測謊機的科學根據。兩個機構的回函率分別為91％和74％，其中大部分回覆都認為常用的測謊機沒有嚴謹的科學依據，尤其反對它被法庭採納為證據。後來有學者發表較嚴謹的實測結果，發現測謊機的平均正確度僅約54％，鮮少高於60％，只比瞎猜（正確度50％）好一點點。此外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在詳盡審視與測謊有關的研究報告後，在二○○三年的報告中指出：大部有關測謊的研究都是品質低劣且預設立場，欠缺專業的嚴謹度和學術的批判性；此外，雖然在某些特定的人群與特定事件裡測謊機確實比瞎猜更準確，然而「品質可接受的研究都聚焦在特定事件，因此不該據此推斷說它們也可以在其他情境下被普遍用來分辨謊言與真話。」

 

說謊是個相對單純的事，想用儀器去鑑定卻已如此困難，更遑論「愛情的科學」。

 

第 8 章曾指出，自然科學能夠累積成果並持續進步，先決條件是每個術語都只能有一個意思（同名同指），絕不容許一個語詞具有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同名異指）。然而愛情是個極端複雜的概念和事實，古今無數哲學家與心理學家都無法達成有高度共識的定義。在這種情況下奢言「愛情的科學」，恐怕是對「科學」的方法和侷限欠缺嚴謹的認識。

 

此外，就像一篇原本題名〈社會性神經科學中的巫毒相關（voodo corelations）〉的論文所指出的，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腦部影像是經過複雜的數學演算後由電腦製作出來的，並非大腦活動的直接攝影；如果對這個演算過程欠缺必要的瞭解，就會在操作與解讀時犯下荒唐的錯誤，而其結論的可信度就會跟原始部落的巫術預測一樣。

 

對自然科學與儀器欠缺深刻認識的人往往把儀器當魔法鏡，以為可以用它看見一切肉眼所看不見的真相，揭露既往所不知道的事實。然而對實驗略有所知的人都早已熟知：未經校正的儀器和操作不當的實驗設備都可以產出無意義或荒誕的數據和解讀。在功能性磁振造影與人類各種心靈活動的關係尚未嚴謹地被釐清之前，只憑著它跟腦部耗氧量有關就大膽地進行各種臆測與推斷，這種作為不僅不配被稱為科學，更違背科學的基本素養。

 

事實上，學術界研究愛情與婚姻已有數十年，而仍有許多難以突破的瓶頸，並非只因欠缺有效的儀器，而是因為「愛情」的概念與事實太飄忽不定，影響婚姻的因素和機制更是複雜且變化多端，即便有儀器能透徹地解讀人心，也不可能會有像古典力學那樣準確地預測一對新人的婚姻前景。下一節就扼要地談談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