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

序（節錄）

打開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這本書不只是有關陳逸松先生的個人生命史，它更是一本有關台灣戰後的時代史；它突破了兩岸分隔的歷史界限，打開了新的歷史空間和想像。

一、寫作的機緣
寫作這本書的機緣是這樣的。
大約二年前，陳逸松先生的長女陳文惠女士和陳逸松先生生前忘年之交陳正德先生，通過聯經出版社來找我，希望我替其先父整理戰後部分的回憶錄。因為他們讀過我十年前在聯經出版的《一九四五‧破曉時刻的台灣》，書中寫了不少陳逸松在那歷史時刻扮演的重要角色。他們認為十分忠實客觀，希望我接下整理和出版陳逸松回憶錄的工作。
其實，我早已讀過林忠勝先生撰述的《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前衛出版社，一九九四年），且曾引用過書中的一部分資料。又因為我二十年來專注於台灣光復前後十年期的史料蒐集和寫作，早就熟知陳先生在那時期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深感其思想和行動的進步性，本來就心懷敬意。同時，我也大略知道，後來他衝破反共和冷戰防線回到中國大陸，被國民黨反共派列為「投匪」黑名單，又被台獨派視為「不愛台灣」「賣台」任誰都知道在台灣只要被貼上這兩重標籤，大多會打入歷史冷宮，學界、文化界、媒體都不會有興趣，誰都不敢碰。也許因為如此，陳逸松先生的後半生在回憶錄一直都沒人整理，未見出版，這實在是台灣現代史的一大撼事，對此，我早就感到不平。現在連知識人都遺忘了他，不知道這個人，台灣戰後歷史，深受中國、東亞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也受到島內多重政治經濟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嶇而複雜。這使得一般人生活中，或者一般知道份子的觀念中，充滿了片面和迷思的歷史形象。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和評論，主要致力於撥開這些歷史迷思，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
我也知道，陳逸松先生後人曾把陳先生的一些資料交給中研院台史所，寄望台史所的專業，進行整理出版，但都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理由是說沒有經費。我想起了陳逸松先生一生的理想主義精神，他賣了幾棟房子辦《台灣文學》、《政經報》，拋棄家產名位毅然離開台灣，賣一生藏書攢旅費到北京（結果被人趁火打劫）等等，完全超越了個人名利，這種大我精神，早為時代所遺忘，因此，我以個人的力量，不計酬勞答應接下這項重大的付託；不只為了整理陳逸松個人的生命史，還為了彰顯其個人史所代表的重大的時代史意義，後者，觸動了我不計名利不計毀譽投入這項工作。為此，我花費了兩年時間，自掏腰包整理蒐料資料，特別在最近半年，我推辭一切雜務和活動，終日與陳逸松先生對話，閉關寫作下才完成了這本書稿。

二、本書所使用的陳逸松資料
本書所使用的陳逸松資料，有下面幾種：
一、林忠勝先生和吳君瑩女士，分別在一九九○年和一九九四年對陳逸松先生進行了長時間的錄音訪問，林忠勝先生提問陳逸松先生回答的方式進行，總共錄下了七十三卷錄音帶（其中有幾卷遺失或沒錄好、跳號），本書主要使用了第十七卷以後的戰後部分。林忠勝先生居於愛鄉土的感情，在陳先生晚年盡心力完成了這批錄音訪問居功厥偉，令人感佩。這批錄音帶和一份由吳君瑩女士從錄音帶騰寫出來的手稿，由陳文惠女士交給了我。這批錄音帶包括了陳逸松先生對其一生各時期的回憶，內容豐富多彩，可說是第一手資料。只可惜，當時陳先生已八十三高齡，講述內容駁雜，敘事跳躍邏輯不完整，一件事沒說完又跳到另一件事，幾乎沒有一件事有完整的敘述，許多事情都交雜在一起，很難掌握完整內容。既便如此，它還是保留了陳先生經歷的多彩多姿的人生和獨特的感情思想。許多歷史的細節在他的口述中活生生的出現。許多台灣現代史人物他都有交往，在他口述中鮮活生動。因此，整體串連出一部台灣戰後史的史詩，但這部史詩只是著稿，每一個部分都要再參的他歷史材料，比對梳屯，去蕪存菁，理清脈絡，最後才再現它的原貌。
二、陳逸松先生一生中最獨特，也是最受爭議且大家最想要瞭解的部分，就是他在一九七三年回北京後的十年經歷。關於這部分訪問錄音內容同樣不清晰，也不完全，脈絡跳躍，很難掌據全貌。另外，採訪時陳先生已離開北京十年，兩岸政治經濟情勢有巨大的變化，天安門事件剛過，在敘述上難免受大局勢的影響。幸好，陳先生二女兒陳綺紅女士適時提供了陳先生在北京十年的日記（一九七　年後的　年日記）。陳先生有寫日記習慣，每天大小事、心情起伏、論人評事，都有詳細記錄，日記的白紙黑字與隔數十年後的口述不同，是一部最完整的堅實的不容改變的史料。由於這批日記的幫助，使本書能比較客觀地完整呈現陳先生在北京十年的經歷和思想。
三、陳先生家屬先後提供了陳先生的書信、札記和文章，使我增加了參考對照的面向。
㈣自從接手大批訪問錄音帶，著手整理後，經常陷入無法清楚掌握事實脈絡的煩惱。因此開始四方蒐集陳先生在報刊雜誌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前前後後記者採訪他，發表在日本、香港、美國報刊雜誌上的文章，或者是他自己寫下來的手稿。這些都保留了他在各時期的思想和看法，是瞭解他或評論他的最重要的材料，有了這些資料，對陳先生的思想才有公開討論的堅實基礎，不會再落入口水的爭論，或僅憑口述歷史的缺憾。
這些文章將編輯成《陳逸松文集》出版，讓大家有個本本，以免陷入無止境的爭議。

三、浪淘盡的世代
陳逸松先生屬於台灣第二代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一代知識分子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接受了比較完整的現代教養，同時，殖民統治的民族歧視造就了他們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同時，他們又逢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的高潮期，大多受到左翼運動和思想的洗禮。因此，漢民族意識、祖國情懷和左翼思想成了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最大特徵。他們身負殖民地之子的重擔，一生都是站在台灣人民立場的祖國派，且兼具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左翼思想。雖然各人表現程度不一強弱不同，有些人有較濃厚的漢民族意識，有些人傾向左翼思想，當然也有人走上完全相反的道路去，這是任何時代都會有的。
這一世代的知識分子活躍於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年代的政治、社會文化舞台，從日據後期經光復期到國府撤退台灣。他們經歷了日本戰爭總動員、皇民化、台灣光復、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他們投入社會運動、抗拒皇民化、迎接光復、參與二二八和國共被鬥爭，一波波驚濤駭浪淘盡。有人入獄、有人冤死、有人逃亡。在台灣倖存者不是沉默噤聲，就是在狹窄的政治空間中求生存發展，更有一大批人先後逃命祖國大陸，如蘇子蘅、蘇新、陳文彬等，無數後來被稱作大陸的「台胞」。

四、超越統獨的世代
陳逸松可說是這一世代知識人的代表。他兼具前述的三種思想和感情特質，在各時期的動盪中走在風口浪尖上。舉一個例子，日據期的台大教授，戰後成為日本法政大學總長（校長）的中村哲，在一篇〈憶台灣人作家〉（張良澤譯）中，描述了陳逸松的形象，他說：
「陳逸松是繼清廷以來的豪族林獻堂之後年輕一代受總督府敵視的一方之雄……成為台灣人新生代的中心人物。總督府視他為異端的原因，是因為不得晉身官場而想投奔大陸就職於中國政府。戰時中，台灣人的聞名者不管是誰，都編入『翼贊體制』，但只有陳氏被排擠……」。
從這一段簡單的描述，我們可以一窺陳逸松在那時期的時代角色，與其突出的漢民族意識和祖國情懷，這種時代角色和理念貫穿了他的一生。他一生力爭民族平等與尊嚴、追求民主法治以及社會平等，這從他年輕時參加左翼活動，組三青團、參與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參政員到七十年代出走北京擔任人大常委的生命實踐就可知，可是這些都根基於追求台灣人的幸福。這不是用今天的「統獨理念」可解釋的。
從這樣的大時代的角度去理解陳逸松的一生及其時代角色和理念，才不致於陷入今天的統獨框視中，換言之，陳逸松的一生超越了今天的統獨觀念。

家屬序

化作春泥更護花──陳綺紅
看著牆上掛的爸爸喜歡的龔自珍的詩句「落花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想到一晃眼，爸爸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但感覺上他似乎從未離開過我們，他平日的言行教誨，時時縈繞在我們腦海中。
爸爸十三歲就去日本留學，在異鄉努力吸收新知識。在東京大學畢業後，由於不想擔任必須聽命於曰本政府的職務，選擇當能獨立思考的律師。在東京開業三年後，決定回台，為被壓迫的同胞辯䕶。多年的奮鬥與律師辯護經驗，使他以「䆺慎安詳」為座佑銘。他認為做任何事都要事先謹愼地審思，但是在做了以後，不論後果如何，皆須安詳処之，不要患得患失。所以爸爸在簽署任何文件前，都要詳細閱讀過才慎重地簽名，即使生病時簽英文的醫療文件，也要我們仔細翻譯才簽，這給我很大的啓示。
但是爸爸留給我們的不只是這點，他從來不给我們讀書的壓力，甚至開玩笑說，「讀書不必爭第一，只要吊在車尾就好」。雖然我們不致於吊車尾，但因沒有壓力，可以自由地涉獵於各種學術領域，並且有餘暇體驗生活中的樂趣。我們小時候及中學時期，爸爸常要我們為他按摩肩膀，同時天南地北地聊天。爸爸大學時修的外國語言是德文，常談及歌德及其「少年維特的煩惱，後來還特地去歌徳故居憑弔。他也對英國文學有興趣，喜歡英國詩人雪萊及莎士比亞的戲劇。這對我後來唸外文系有很大影響。他有一套古老的大英百科全書，對我研究很有助益。我臺大外文系英詩的蘇维熊教授是爸爸東京帝大的學長。爸爸也常教我下象棋，說如能贏他就有獎金，我一直努力研究，縂算後來有一次蠃了他，拿到獎金受到很大的鼓勵，覺得只要鍥而不捨，終能達到目標。從小，爸爸就常跟我們說「你們每天早上醒來，不論是天睛或下雨，都要告訴自己，「今天是個好日子，不管發生什麼事，都要保持心情平靜愉快，記住「日曰是好日」」，年輕時還不太能體會，後來才領悟到這是修行的好方法。爸爸是「日日是好日」的奉行者。每天都會製造些生活上的樂趣，對生命充滿了好奇，関懷與希望。雖然年紀大了，仍愛動手做書架，桌子及小工藝品。常常幽默風趣地與家人，朋友談古論今，所以他有很多「忘年之交」。他常說「一切事物都在不斷變化中」，所以他不執著於當年的輝煌，能在老年時坐擁書城，樂在其中。後來我們幫他装了電腦，讓他能看世界時事，他雖然不太會操作，但嘆了口氣說，「縂算沒被高科技落在後面！」
爸爸熱愛旅行，為瞭解各地風俗民情，並探索臺灣的方向與出路，曾獨自環遊世界兩次。當他九十歲時，我報名參加張家界及九寨溝的旅遊團，但後來爸爸身體不適，我想取消，爸爸瞭解我多年來響往旅行，一再鼓勵我去，並拿出他珍藏多年的廣角鏡頭，要我多拍些照片給他看。即使後來我在旅途中打電話問候他時，他也一再說他很好，不必擔心。爸爸就是這樣很少抱怨他身體的病痛。即使在最後兩年進出醫院抽肺部積水及打針，他都很平靜地說「我不痛，我很好」，醫院的醫師及護士都稱讚他是「最好，最合作的病人」
有次我與媽媽及從臺灣趕來幫忙的妹妹雲端陪爸爸在診所等候醫師，等了很久，爸爸用手招呼妹妹過去，一本正經地說，「我用的藥名與我這醫師同名，因為是他發明的。」看到妹妹信以為真，爸爸頑皮地笑起來。想到這時爸爸還有心情開玩笑，媽媽與我也不禁笑了。
爸爸認為做人處事要有原則，不能隨周遭的環境而改變原則。所以他一生不附會權勢，保持超然的立場。美國德州佛教會的「佛光法苑」的編輯曽訪問過他。問他「回顧過去，如果可以從頭做起，你是否會有不同的做法？」他思惟良久後說「我看仍是這樣做而已。雖然客觀的環境不能如我們意」。他的一生，因為堅守原則而「無怨無悔」。
爸爸最後住院時，朋友來探病，他從不談自身病痛，而是関心地與他們討論臺灣政情與世界局勢，尤其之前他関心臺灣選情，為看到選舉結果徹夜未眠才加重病情。他固然當時為陳水扁當選而希望臺灣前途光明，但也擔心他太年輕，經驗不足。朋友忍不住勸他好好養病。有一次病重昏迷不醒，剛好宏意法師與一些朋友來探病，就為他唸佛，不久他就清醒了。後來在「法苑」訪談中，他說他不覺得自己是從鬼門關回來，但是已悟到生死一如的道理。他常研究「自然法」，認為一切行為要遵循自然的法則，而殺人偷盜等就違反了自然法則。他認為人的身體只是一種物質，人老了好像馬匹老了，就再換匹馬騎。但他認為還有一種精神（神䛊）狀態存在，不斷地相續下去。
爸爸最後在九十三歲病重時，向照顧他的親友，尤其一生相知相隨的媽媽致謝，「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要健康地與你們多相處些日子，但現在已經沒辦法了請你們多保重」，並要我們好好照顧他最放不下心的媽媽。他決定出院回家休養。當晚好友們聽到他出院了，都趕來看他。他仍與他們談笑風生，他們都走後，他對雲端說「今晚共有十批朋友來！」她一算果然是十批！
爸㐧二天早上就平靜地往生了！許多師父，師兄姐為他助念時，他寧靜安詳的面容，使一位來探望的朋友以為他正在睡覺。的確！爸爸並未離開我們，他只是化作春泥更護花！

家父──陳雪梨
文惠姐提到，家父每天晚餐時要和家母聊天，將一日之事和她敘說一番。作為家中的老么，小時候跟著爸媽來來去去，在父親的朋友圈裡，被取了個「秤錘」的綽號，好像總是掛在爸媽的手臂上。也因此，從很小的時候，就聽了許多似懂非懂的情事。父母聊天的時候，時不時就要提醒：家中聽說的事，外面千萬不能去說，如有陌生人搭訕，不要說什麼，可能是特務向小孩子探聽消息！「特務」這個名詞，記憶中好像比什麼叫「電影」還要早知道。確實，當時我們住在北投的泉源路上，是蔣介石上下班的必經之路，家中不定期就有陌生人闖進來「查戶口」，一種莫名的緊張氣氛，像罩頂的烏霾一樣，在小小心靈中留下了印象。
不知始至何時，就知道有二二八這樣的事。家父每次隱晦的談起，就有一種肅殺沉重的語氣。他會談起某某某，二二八失蹤了，某某某，他被槍殺了。他說台北律師公會二二八前有多少人，二二八后剩不到一半。到上小學時，才知道有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共產黨是萬惡的這些話，但沒有多久，就已習慣性地把校長朝會的訓話，國歌裡的「吾黨所忠」當做是耳邊風的反面教材，學校裡、同學們的世界和家裡、大人們的世界，有著不同的肌理和色彩。
另一件和別人家不同的地方是，家父喜歡把「男女平等」掛在嘴邊。可能因為是寡母帶大，家中四個女兒，他又和媽媽特別談得來，他確實由心底認為男女應該平等。文惠大姊考大學時原來是想讀理科，他天天希望她讀法律，繼承他的志業，終於如願以償！回想起來，我的潛意識中還真沒有所謂「第二性」（Second Sex）的影子，從小不喜歡玩洋娃娃，也從來也不會以為因為自己是個女孩，就覺得有什麼不可以做的事。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美國甘乃迪總統遇刺身亡，副總統詹森無縫對接繼任總統。爸爸每天盯著報紙，聽收音機，在餐桌上對媽媽和十一歲的我述說著美國民主憲政的穩定是多麼難得。
一九六四年一月，法國戴高樂總統宣佈中法建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爸爸又是每天盯著報紙，聽收音機。有一天，他面色沉重，在餐桌上宣佈他決定要競選台北市長，他說一個變化的時代又將來臨，他希望台灣人能多一些行政人材，不要一碰到變局，就很無助地束手無策。他說高玉樹告訴他這次不准備參選，那只好自己來了。（當時他沒想到高後來還是宣佈參選，那時他已無法退選。）
選舉時，我小學五年級，休了幾個月的課，跟著大人當「秤錘」。爸媽對我沒去上課，好像也不在意，大概是相信我不會留級。對於那次選舉，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演講時用沙啞的嗓門，聲嘶力竭地講述著沒太多人在意的黨外政見：廢除戒嚴法、民主憲政、都市計劃…。
家中，尤其從北投搬到台北後，始終有許多人來來往往。每天下課回來，總不知晚餐桌上會有多少人共餐，每天聽著各式各樣的言論。家中有一個當時算罕見的冰箱，裡面隨時都有吃壽喜燒的凍肉、洗好的大白菜。每來一位客人，媽媽就添一付碗筷，發一個雞蛋，調料自己來，凍肉、白菜不夠了再拿一盤出來。客人中除了爸爸的酒友、棋友、「文化仙仔」，姐姐的同學、朋友，還有日本客人，美國客人。大家高談闊論，什麼都談，那時的監聽技術大概還沒有太發達。
猶記有一次，爸爸與美國使館一位常來的朋友談論台灣的前途。爸爸提到波茲坦宣言、開羅宣言、聯合國、人權、民主憲政等等，對著以國際力量來對應國民黨政府的苛政抱著期待。柯先生操著熟練的國台語，說：「陳先生，您要知道，美國人不會為台灣人出什麼力的，美國人是現實主義的，台灣人只有靠自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現實主義」這個名詞。
從小，爸爸要我們不要迷信、不要怕黑怕鬼。他不讓人向我們（至少是我）講鬼故事。北投家中周遭是一圈院子，到晚上除了月光，幾近伸手不見五指。他和媽媽坐著聊天，小孩子們只要繞屋子走一圈，就給一角。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是我的第一桶金！
他常跟我們講一個故事：他大學時和同學打賭，到亂葬崗去過夜。他說他喝了點酒，就去了。當時也不能說沒有點毛毛的。但他壯下膽，演說起來：「請各位知道，我是東大學法律的，各位朋友如有什麼冤屈，可以來告訴我，我會盡力替你們伸冤！」結果，一夜無事，他就此認為沒有鬼神這類的事。
爸爸確實也有著丘罔舍的愛玩鬧、幽默、有點創造力的一面。他喜歡釣魚、看魚。由北投搬到台北後，住在樓房裡，沒有養魚的條件。他就異想天開，將樓頂的天台塗了層防水漆，放了淺淺的水，養起耐命的泥鰍起來！當時我還在初中，住在頂樓，霸佔著家中唯一的唱機，一面聽華格納的歌劇，一面聽由屋頂漏到接水的幾個臉盆裡叮咚叮咚一下的聲音。這個實驗大概持續了不到半年。
高中時，日本友人介紹了一位日本「救世教」的教主和他的幾位教友來找爸爸。救世教認為可以用心力幫人治百病，基本上，就是集中精神，對著病人舉著手掌相向，病人就有所感！他們在家裡做了幾次示範性的治病聚會，好像對某些人還真有點效果。每日家中，各式各樣的病人居然就多了起來。接著，日本教主就讓爸媽也參加治病的行列。我放學回家，看到媽媽煞有介事，舉著手掌，像個觀音娘娘，在幫人治病。從小的理性主義訓練，讓我忍不住躲到房間裡噗滋噗滋地笑。問爸爸到底在幹什麼，他很嚴肅地說：「這樣特務才不會懷疑我們家為什麼一天到晚有那麼多人出入！」哦，原來如此！結果，有一天回家，居然看到我們一女中的教務主任也在病人行列。從此，我多了一個black mail的對象。在學校裡遲到早退、逃課，就更有恃無恐了！
一九七一年，幾位日本年青人來訪，送了一盒羊羔，沒多久，特務就到家裡來把父親和羊羔帶走了。那時我大一，住在台大對面新生南路的一條小巷子裡，家裡的禁書、自己從牯嶺街搜來的各種書刊都跟著我搬出來，堆在小房間的床下，地上，也是萬幸，這些東西當時不在家裡。媽媽特地叫人捎信給我：爸爸被抓了，你暫時不要回家，也別打電話。那時兩個姊姊都已出國了，我的戶口好像還掛在北投，故特務們一時還搞不清家中還有我這個女兒。猶記那時在黑夜裡的台大校園，我芒茫然一個人走著，不久前，朋友們還為了保釣在這裡掛長布條標語，我的一位法國朋友還帶著那時罕有的一部專業級照相機在校園裡到處拍照。大家激情萬丈，但我還能自由多久？會不會牽連到大家？如果被酷刑，我能挺住嗎？走到校園盡頭一個偏僻的公用電話亭，我打了個電話給柯先生，「爸爸被帶走了」，後來知道他馬上將消息傳了出去，紐約時報上登了陳逸松被捕的消息。打完電話，已是將近深夜，我搭了最後一班公車回家，在家對面隔著寬闊的松江路看附近好像暫時沒人盯梢，我就已最快的動作過了街開了門鎖溜進家裡。媽媽還沒睡，我和她說已給柯先生打了電話，她說她已到處奔走，在探聽爸爸到底被哪個特務機關帶走，帶到哪裡。天未亮，我又由家中溜出去。
那盒羊羔，幸好爸爸先放在祖母靈前，沒有打開過。警總的人拿走看了也知道確實是羊羔，不是炸彈，家裡有個壞掉的鬧鐘，爸爸手癢拆過，沒裝回去，特務們原以為是製作定時炸彈的道具，後來大概經專家鑒定過確認不是。也可能是紐約時報的小段新聞發揮了一點制約作用，沒多久，爸爸終於回家了。我們見到他，彷如隔世！
如今他下半生的回憶錄終於即將出版，有幸得以藉此緬懷他日常家居的二，三事以識懷念之情。

序章
一、我的出生和教育
我於一九○七年出生於宜蘭縣羅東東南門外九份陳家。
父親陳振業早歿，所以自從有記憶起，我只有母親。母親在陳家守寡撫養我，十分艱辛；她在傳統大家族中的各種不平等生活從不屈從，不斷地抵抗和爭取，這無形中讓我知道了弱者要自立自強的道理。她對我很嚴格，我和人打架她都先打我，這反而激發我長志氣，決心要做「豪人」（台語：有成就的人），雖然那時我不懂得「豪人」是什麼意思，只知道不要被人欺負且會幫助人的人就叫「豪人」。所以直到今天，看到弱者或貧困的人受到壓迫，我總愛出來替他們打抱不平，我想這是受到母親教養的影響。
一九二○年（大正九年）是我生命轉折的一年。那年，我小學老師佐藤要回日本，三叔兒子陳進東想跟他去日本讀書。那時去台北讀書都很稀奇，何況去日本讀書，那簡直像爬上天國。我去問三叔可不可以一起去，他說去問你媽媽。我永遠不會忘記母親回答我的一句話：「借錢也要給你去！」因此，連同我在內共五人，就以十三歲之齡隨佐藤老師到日本岡山進二中就讀。母親每月寄三十元讓我們寄宿在高原先生家。高原先生在高等女學校教書，一下課他就回來教我們，高原家族對待我們都如自己的孩子一般，我很尊敬他。
考入岡山六高以後，就如出籠鳥，我的思想開始展翅飛翔。高等學校並不大管你的成績，聽說這是仿德國高等學校的制度，學校老師十分博學，大多是可當大學教授的人。高等學校三年，我經常和朋友去旅行，也學會下棋的習慣。我選德語為第一外語，無形中受德國古典哲學和文學的影響很深，馬克思思想自然進入我的世界。在學校的學生社團，我加入了「社會科學研究部」，再加上學校老師幾乎都有左翼思想，當時也有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學生來學校當學生導師（tuter），都是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因此，大家都在理論殿堂中高談闊論。那時正逢日本大正民主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都有，不管是自由主義或左翼都百花齊放。
進入東京帝大法學部政治科就讀後，我加入了東大的「新人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因此認識了蘇新和許多左翼青年，結為終身好友。由於「新人會」和蘇新的關係，我又和日共和日本左翼運動發生了一些關係。在日本左翼運動的最後一波高潮期，也是日本警察大舉鎮壓異議運動的時候，我曾經兩次被日本警察逮捕，遭到嚴刑拷打，我永遠不會忘記被八個警察用竹劍從八方打到全身是傷的情景。被釋放後，我在一九三二年於東京帝大畢業，本想走學者的路，但因殖民地人任公立大學教職困難而放棄。我考上律師資格，加入了「日本自由法曹」團，站上法庭為在「三．一五」、「四．一六」大鎮壓中遭逮捕起訴的日本共產黨員辯護。又為幫助受到地主壓迫的日本農民和受到日本右翼欺凌的朝鮮人勞工，我親訪偏遠鄉下現場，調查事故原因，為他們解決問題，和替他們在法庭上義務辯護。

二、我的思想和文藝活動
東大「新人會」和「社會科學研究部」
東京帝大「新人會」，是在大正年間由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之介和其他在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共同創立的。它原本兼含濃厚的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色彩，後來轉向共產主義，實為日本時局驟變和日警對社會主義壓迫的結果。當時新人會反對日本軍閥的專橫，且以平等對待弱小民族，特別主張為殖民地台灣人、朝鮮人爭取平等待遇；這種新人會的精神吸引了我加入。當時，參加「新人會」的台灣人只有我一個，另外還有二位朝鮮人。在那同時，東京帝大另外有一個由台灣人組成的「新民會」，但兩者性質完全不同。
必須一提的是，我參加的東大「新人會」和朱昭陽、陳茂源和高天成他們組織的「新民會」，完全是兩個性質不同的團體。「新民」兩字我不喜歡，因為它的意思是要做日本的新國民；日本以殖民地對待我們，我們又要當他們的新國民，那豈不是奴隸思想？而東大「新人會」的精神是主張民族平等以及被壓迫弱小民族的解放，這與當時日本的社會主義潮流普遍支持殖民地獨立運動一樣。我認為台灣人或中國人應該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自強，而「新民會」他們認為台灣人只要做新的日本國民就好，這和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但當時東大的大多數台灣人菁英都加入了「新民會」，我沒加入，所以算少數派。
東大「新人會」於一九三二年解散，原因是日本軍閥、軍國主義抬頭，不但抓社會主義者，連自由主義者也抓，迫使「新人會」轉向以激烈的共產主義對抗。總而言之，「新人會」的精神原來是站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後來變成了激烈的共產主義，在日本軍國主義起來後不得不解散。
嚴格說，我的思想主要傾向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原來是求社會全體的平等發展之意，這和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的極端思想不同，這也是我和蘇新他們雖是好朋友，但始終行動不一致的最大原因。蘇新他們看我太溫情主義，不過我掩護蘇新到宜蘭太平山，要不是我的溫情是無法做到的。我在學生時代很苦悶，一時很嚮往左翼社會主義，積極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部，另一方面也是對左翼朋友如蘇新、林加才、蕭坤裕等人的同情和支持，盡力幫助他們對抗日本的軍國主義。後來新人會一些人被抓，我也以律師身分站在東京法庭為他們辯護，可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也可說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坦白說，其中混合著小資產階級的情義在。
我不贊成極端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絕對化的階級鬥爭論，特別在我晚年開始研究易經哲學後，更體會到鬥爭和調合兩者實為一體的道理。

我始終沒加入共產黨
因此，我始終沒有加入共產黨。
我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但對階級鬥爭學說持懷疑態度；毛澤東說知識分子是「臭老九」，我不能心服，因為知識分子不是一個階級，它只是每一個階級中的菁英分子，它領導其階級甚至全人類向前進步。我也不能接受「無產階級專政論」，我認為應以人道主義為基礎，尊重人性，然後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的餘地。否則單用階級鬥爭論，只為了打倒對手沒有第三條路，這反而不好。因此晚年後我開始研究易經，主張陰陽協調，一個階級應該把另一個階級包含進去才對，而不是打倒它消滅它。
在東京，我受到左翼社會科學的啟蒙和訓練，使我能夠用科學理性的態度以及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觀察世事變化。到了北京，我仍然孜孜不倦地博覽群書，包括毛澤東思想、馬克思著作、中國革命歷史，甚至周易、魏晉哲學。然而，我一生遇事據理力爭毫不退縮，幫助弱者抵抗強權，幫助貧窮的人抵抗有產者，這些稟性大多來自小時候環境造成的，特別來自母親的影響。
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共產主義」一詞，是直接挪用自日本人的德語漢譯，我認為這是錯譯。communism 中的commune 原義是「公社」或「自治體」的意思，因此「共產主義」應該譯為「公社主義」才對。譯成「共產」好像要把所有的個人財產都沒收去，這是大誤解，其實，原意只是把「資本」或公共財產委由社會、公眾管理的意思而已。另外，「唯物主義」materialism也應翻成「物質主義」，「獨裁」dictatorship 也應該翻成「專政」。最早把「共產主義宣言」翻成中文的陳望道先生，與我同是中國人大常委，我問他這事，他笑說年輕時留日就直接從日文引用了，現在要改過來實在不可能。我一直認為，錯譯的「共產主義」用語，實在對社會主義運動的展開造成很大的阻力。
現在，我相信易經的宇宙觀。萬事萬物都有一陰一陽，陰陽相生相剋，萬物才會生生不息。凡事有陰陽對立面也有調和面，沒有絕對的調和，也沒有絕對的對立；調和中有對立，對立中亦有調和。譬如社會的階級矛盾和對立，必定發生階級鬥爭，馬克思主義主張打倒階級才能解決問題，我的想法不是用打倒的方式，而是用調和的方式來處理對立的問題，也就是陰陽調和的觀點。再如，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對立，國民黨和台獨之間的對立，有這種對立才有動能，也就是前進的力量，才有今天的場面；但只有絕對的對立會互相毀滅，要如何處理？我認為，只有用陰陽調和的思維，使對立達到更高層次的調和，才能避免互相毀滅而得到互利互進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