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

孤鳥，與一匹狼的相遇／楊翠

在台灣文學研究的場域中，惠禎的風格，一向不與主流同道。在某個意義上，她有如孤鳥，長年固守被喧嘩群落遺忘的一小方天空，孤身靜飛。
這二十五年，我確實見證了惠禎的孤獨和執著。二十五年前，台灣文學研究尚仍一片荒蕪，中文系出身的惠禎，在主流的側身邊緣，一頭埋進去，靜靜開始研究楊逵；二十五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狀似繽紛，各種研究主題迸生，而惠禎，仍然蹲伏在這塊原初的土地上，一鋤一鏟，探掘楊逵。
回視過往幾年，台灣社會罹患集體創意焦慮症，從商品市場到文化場域，就連學術界也不例外，大家絞盡腦汁想著各種所謂「創新議題」、「先鋒研究」，議題一個個被快速生出來，又被快速消費掉。這些年台灣文學的研究主題，後殖民、後現代、全球化，早早就是民國舊事了，殖民現代性、空間與地方、移動與旅行、離散與認同、倫理、創傷、身體、飲食……，議題流行化，一時風潮，人人爭相競逐，卻又乍起乍落，不久前才充斥各期刊、研討會的研究主題，轉眼間就成為過時舊事。
研究主題本身不是問題，問題是快速流掠，問題是研究者的創新焦慮症，執念於變化咖啡上面的拉花，卻失落了內蘊滋味。然而，惠禎卻是另一種執念。自從那一年的秋日午后，楊逵次子楊建同意把一大疊泛黃手稿交到她手中，午后的溫潤陽光與厚重的歷史氣味，互涉交織，滲入她的思想與情感紋理，此後，無論台灣文學研究的風景如何千變萬化，惠禎總是固守著楊逵這株花樹。
不同於追求時尚、創新、先鋒的媚俗性研究，惠禎的研究，特別有一種悠緩的節奏感，素樸而細膩的韻味，乍看沒有太多花俏的語言，然而，她通過幾乎是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材料撥尋，細密的史料交叉比對，嚴謹的組織與詮釋，對每一個細節都再三推敲求證，對每一個歷史疑點反覆探察，體現了一個真誠學術研究者的風範。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仍是惠禎的一貫研究風格。延續她前一本書處理一九四○年代、二戰前後楊逵的思想與行動，本書所選擇的時間斷限，是一個更關鍵性的歷史切口。以台灣史來看，「戰後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是一個獨特的，更是充滿「難題」的歷史時點。早期的台灣史研究，對這段時期有諸多誤識誤判，總是簡單以「苦悶」、「禁錮」、「沉寂」概括詮釋，我們知道那是一個變局，我們認為那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變局，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粗暴登臨台灣，而台灣人民憂苦噤聲，瘖啞無語。然而，事實不然，當更多史料被探掘，更多研究撥開歷史迷霧，我們才知道，台灣人民並沒有噤聲不語，有志者並沒有沉寂不前，那個時代的鮮活躍動，完全超出我們的想像。楊逵就是其中一個不服從的台灣細胞。
因為各方細胞積極竄動，戰後初期的複雜性，也超出我們的一般認知。這短短幾年，台灣內部、台灣與世界的關係，不是簡單的重新洗牌而已，台灣與中國、左翼與右翼、國民黨與共產黨，各種權力交鋒，各種思想交雜，各種光影迸現，極其複雜，充滿疑團。
因此，探析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究竟面臨何種處境？如何在各種權力光影中左衝右突？如何在各種思想光譜中，尋找安置與實踐的位置？這是一個精神史的命題，更是一個艱鉅的難題。而我們之所以必須深入戰後初期的歷史荊棘，更因為這些難題，也正是現實台灣難題的歷史源頭。惠禎想處理的，因而不僅是楊逵，而是一個牽纏糾葛超過一甲子的台灣母題。
楊逵的思想經常被詮釋為「複雜」，從一九八五年他辭世至今，左右統獨爭相詮釋，或黨同，納為己方陣營，或伐異，斥為叛徒異端，不曾停歇。但楊逵還是楊逵。楊逵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林瑞明，早在一九八○年代末期就清楚揭示：複雜的不是楊逵，複雜的，是他的時代。戰後初期最複雜、最艱難的課題，是台灣正在進行主體重建、世界觀重構的關鍵時刻，國民黨以「遷佔者政權」夾帶「祖國」的政治／文化符碼，強勢介入，干擾了台灣人對自身課題的思考理路。
正因如此，惠禎選擇從「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切入，剝解戰後初期千絲萬縷的複雜時代紋理，精確擊中這個難題的核心，對於刻劃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精神圖示，是很有效的路徑。
通過《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惠禎帶領我們重新認識楊逵──一個有著孤獨、結盟雙重性格的實踐者，一個跨界政治社會、文化文學運動場域的行動派。戰後初期，楊逵以「一匹狼」的孤身戰鬥性格，以及跨組織結盟的開放性格，跨界奔走於各種權力光譜之間，尋求交流、合作、協商、對話，全力投身台灣社會的重建工作。這短短四年，幾乎可以說是楊逵人生最活躍的四年，於是我們知道，在戰後初期那樣詭譎的時代，如此積極的行動者，終而走向禁錮的黑獄，也是得其所哉。
總體來看，在楊逵研究已然豐沛的今日，《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一書的價值，正是對於戰後初期的複雜歷史語境，有著深刻、多向度的掌握，正因楊逵堪稱戰後初期台灣最積極、活躍、跨界的行動者之一，因此，通過楊逵，惠禎所照見的，是整個時代的鮮明斷面。
《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從以下幾個面向，建構複雜的時代、簡單的楊逵。首先，惠禎清楚地指陳戰後初期楊逵在政治社會運動／文化與文學運動的多重實踐面向；跨界於兩重實踐場域，正是楊逵從日治時代以來一貫的運動性格。在政治運動方面，日本一戰敗，楊逵就開始著手準備，以嚴防接收政權的橫暴，他的動靜，連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都觀察到：「只有楊貴……預料在接收後，重慶軍閥政權會專恣橫暴，對此的牽制策略是必須先進行穩固同志思想基礎之工作，在此意圖下，他採取了一些動作……」
楊逵從一開始，就看透了國民黨政權的體質，這影響了他戰後初期所有的行動方向。無論是最初意圖組成的「解放委員會」，或是一九四五年九月的「新生活促進隊」，以及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期間的下鄉組訓，宣揚挺身抗暴，宣傳加入「二七部隊」，還有一九四九年參與起草「和平宣言」等等，都顯示戰後初期他的抗暴行動，不僅延續了日治時期的反殖民抗爭，甚至更加積極堅決。
在文化與文學運動方面，日本才剛投降半個月，國府接收工作尚未展開，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楊逵就創刊《一陽週報》，這是目前所知的戰後第一份刊物，其後他陸續創刊《文化交流》，策畫編輯出版「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主編《和平日報》「新文學」、《台灣力行報》「新文藝」等。以「中國文藝叢書」、《臺灣文學叢刊》的出版歷程來看，可以觀察到楊逵的堅定意志；中日文對照的「中國文藝叢書」由楊逵策畫編輯，並負責多數作品的翻譯，一九四七年一月第一輯《阿Q正傳》出版後，楊逵即因二二八事件被捕，八月出獄後，隨即繼續執行編輯計劃；而預計每月出刊一至二本的《臺灣文學叢刊》，雖因遭遇嚴重通貨膨脹，經費籌措不易，一再延遲出版，但最終仍然出版了三期。可見楊逵即使歷經政治牢獄、經濟困局，在政治運動舞台失落之後，仍舊堅守文學實踐的崗位。
其次，惠禎總結了楊逵在戰後初期文學運動的幾個行動方向，這些方向，都與「台灣、左翼、民主」密切相關，而這也正是楊逵精神的總結。第一，他積極介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重要作家與作品，企圖建構台灣文學發展的主體歷史脈絡。第二，他掀起、並積極參與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論爭」，與一批對「台灣文學」無知、抱持偏見的中國來台作家打擂臺，捍衛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第三，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也都是在「台灣．左翼」的核心思想底下，包括他在「中國文藝叢書」的編譯策略，《臺灣文學叢刊》的選刊作品，都以具有關懷社會現實的作品為主。第四，惠禎指出，楊逵通過文學作品的選刊，以及序文、雜文的書寫，傳達了鮮明的「反抗意識」，如對國民黨接收官僚的批判，對台灣人反殖民抗日行動的刻劃，彰顯出對威權統治的反思，並潛藏著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
最後，惠禎對於楊逵與台共、中共地下黨是否有「組織關係」的爬梳，析辯精細，論證厚實，她明確指出，楊逵與台共、中共，有著個人性的交誼，有著行動上的合作，但並沒有組織性的關係。
這個結論，確實掌握了楊逵的基本性格與思想底蘊。這是由於她對楊逵已經瞭若指掌。如果不了解楊逵的一匹狼、孤鷹性格，很可能任意將他安置在某個特定的組織中，然而，楊逵遠非如此。戰後初期，中國、台灣、左翼、右翼，各方推擠，然而，對楊逵而言，最重要的是台灣主體、民主政治、階級平等，而這些目標，絕不是任何一個單一運動團體可以達成的，他必須保持自由之身，跨界結盟，原因在此。
戰後初期，楊逵既結盟舊台共黨員、中共地下黨成員、中國來台左翼作家等左翼陣營人士，也結合中部青年、文化社群、文學社團等在地行動者，同時也試圖尋求與原日治時期右翼民族運動者如林獻堂、葉榮鐘等人的合作。他努力於尋求各種支援管道，以使戰後初期的台灣政治、社會、文化、文學，走上美麗的繁花盛景。如此孤鷹性格，如此多重關懷，他無法直接依附於某一個既定組織，當然更不會選擇「從政」。當日他的農組舊友劉啟光（原名侯朝宗），從中國返台後，被派任為新竹縣長，楊逵的昔日社會運動舊友如連溫卿、簡吉等人，都進入縣府工作，劉啟光也有意延攬邀楊逵入主縣府民政局或社會科，但楊逵以「要做事情不一定要做官」而拒絕了。
時代很複雜，但楊逵很簡單，只要能掌握他「台灣、左翼、民主」的一貫思想底蘊，就能掌握楊逵被時代光影覆蓋的內在肌理。惠禎的研究，正是既掌握了時代的複雜性，更掌握了楊逵的簡單性。而其實，楊逵，只是「戰後初期台灣知識分子」的一個提喻而已。戰後初期，在各方勢力、各種思想、各種困境雜陳的複雜光影中，如楊逵這般的台灣知識分子，都在努力思索、抵抗、實踐，面對風險，承擔風險。
於是，用盡氣力想要重建台灣社會的一匹狼，終於入了黑獄。在詭譎的戰後初期，一個瘦削的台灣作家，奮力穿梭各種權力光譜，尋求建設更好的台灣，這段故事，從此被政治黑霧深埋。
數十年後，台灣文學研究的一隻孤鳥，遭遇了這匹狼。那一方天地間，歷史裡的這匹狼，固執地站到時代的浪頭上，然後被迫沉入霧霾，而現實裡的那隻孤鳥，從迷霧裡將他打撈上岸，一點一點，撥開重重霧障，拆解這道歷史難題。《戰後初期楊逵與中國的對話》，因而既是一本文學研究成果，也是一個研究者的自剖，安靜而熱情，素樸而真摯。

自序

安身立命之道
一九九○年十月，秋陽從窗外灑進車內，溫暖著初次見面的我和楊翠。當時的我們正從大甲火車站出發，並肩坐在開往外埔楊建老師家的公車內，愉快地聊著我即將進行的，以楊逵及其作品為主題的研究規劃。這一切的因緣來自於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氣，撥了通電話到大甲高工給楊建老師，洽詢商借楊逵未曾公開面世的手稿。由楊翠陪同拜會過楊建老師後數日，楊翠的夫婿魏貽君先生載著我，從台北專程開車到他位於楊梅的老家，領取一大疊楊逵文稿資料。翌日，雙手捧著已然泛黃的手稿，步入中文系辦公室，一頁一頁小心翼翼地翻閱影印時，為了能親炙知名作家的第一手文學史料，竟不自覺地激動到幾乎要熱淚盈眶。那時怎麼也料想不到，楊逵研究竟會在日後的人生中，尤其在自我追尋的路途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一九九一年上半年，多方蒐集研究資料期間，發生調查局人員進入清華大學，逕自逮捕歷史所研究生的事件。政大中文系位於百年樓，恰與歷史學系是上下層樓的近鄰。從助教處聽聞歷史學系輾轉傳來，該系與清大歷史所間的通話，早已被情治單位監聽，相關人士人人自危的傳言後，第一次莫名地感受到白色恐怖的肅殺之氣。儘管已經解除戒嚴，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進行針對楊逵文學的初步研究。坦白說，一九九二年七月獲得碩士學位時，被頻頻詢問「楊逵是那個時代的人？」的同學們連連吹捧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當年倒真的有點兒沾沾自喜。
一九九四年七月，碩士論文在行政院文建會的策畫之下，幸運地獲得正式出版的機會。經過兩年的沉澱之後，重新閱讀在參考資料上親筆寫下，充滿中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眉批時，赫然發現過去深信不疑的台灣史，和研究中搜集到的史料間，竟然存在著嚴重的斷裂。那一刻才頓悟自己不懂楊逵，也不懂他生活過的時代。主要原因來自於過去接受的黨國教育，讓我與日治時期以來的台灣歷史近乎完全疏離。接下來的幾年間，經歷了與原本堅持的信念不斷衝突對抗的過程，不知道究竟能相信什麼，只知道對於從小生長的鄉土近乎無知。於是，舉凡台灣的文學、歷史、族群、民俗、建築，甚至台灣的植物、昆蟲、鳥類、哺乳類動物的入門書籍等等，幾乎是來者不拒地抓到就讀，一本接著一本快速瀏覽完畢。回想起來，那種心情簡直就像在贖罪一樣。
一九九四年起，透過指導教授李豐楙老師的引薦，協助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彭小妍教授整理楊逵資料，參與規劃《楊逵全集》編輯與出版事宜。一九九六年再度回到政大就讀博士班，適逢「《楊逵全集》編譯計畫」在文建會資助下開始執行。由於李豐楙老師與編譯委員們的鼓勵，決定重拾楊逵研究，並聽取陳芳明教授的意見，以研究成果最為不足，社會變動最為快速與複雜的四○年代為範圍。九年間歷經結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以及《楊逵全集》的全數出版完畢，二○○五年七月終於順利畢業。
獲得博士學位半年多後，從通識教育中心轉任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正式踏入台灣研究學界。面對研究績效純以數量計算的評鑑機制，學術事業已不再是單純的興趣或使命感，而是為了累積點數不得不做的差事。適應不良的我在痛苦中，重新摸索研究對於自己的意義。隔年，因為是系上唯一符合系主任資格者，在極力掙扎抗拒之後，仍然不得不違反生涯規劃，兼任行政主管職。在位期間系務繁忙，研究停擺，又遭逢最疼愛自己的父親驟逝，心力交瘁。苦撐完三年任期，以堅決的態度辭謝連任的選舉結果，終於得以卸下行政職。接著，我花了好長好長的一段時間，去尋找原來那個快樂又單純的自己。這些年來由於健康情況欠佳，想要完成一篇論文都很困難的情形下，因為不忍見愛護自己的人失望，終究能督促自我，以蹣跚的步履持續前行。
已經是第三本學術專書了，仍舊以楊逵研究為題，或許在追求廣博與深入兼具的學術界，顯得有些奇怪。其實，不過是藉此回到從事研究的初衷，重溫與楊逵手稿第一次接觸時的感動。在此要特別感謝李豐楙老師、陳芳明老師、陳萬益老師、河原功先生多年來在學術上的指引，還有對我關懷備至的李喬老師與師母蕭銀嬌女士，從不吝於提攜我的黃美娥教授，以及總是站在我身旁的好友楊翠、雅芳、克明、舒亭，成為家人之外支撐我熬過來最主要的力量。當然不能遺忘了我最親愛的家人介人與易安，兩位不僅是我最可靠的後盾，也是我永遠的精神支柱。另外，這本書得以完成，必須感謝科技部提供專書寫作計畫的研究經費，全書出版及書中三章先前投稿學術期刊時審查委員的指正，聯經胡金倫先生與沙淑芬小姐的專業編輯，還有可愛的學生助理李彥陵、賴俊佑、陳冠如協助影印研究資料，俊佑、冠如並參與全書文稿的反覆校對。
長達二十五年的楊逵研究，緣起於楊建老師當年慷慨允諾出借楊逵手稿，以及身為政治受難者楊逵次子，一則則在困頓顛躓中辛苦走來的人生故事，逐步引領我走向認識台灣歷史與文學的路徑，也促使我經由前輩作家的社會關懷，確立了身為台灣人的意義。在楊逵的圖像因為統獨意識的不斷糾葛，依然模糊不清之際，我所從事的楊逵研究，不外是挖掘與整理史料，再把史料放回歷史脈絡中，仔細聆聽它們娓娓道來的故事。感謝楊逵家屬始終惠予必要的奧援，以及從不干涉論點的開放與理解，我才得以藉由戰後初期楊逵身影的描摹，逐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最後，謹將這本書獻給敬愛的楊建老師。

第一章　緒論
一、詭譎多變的戰後初期
一八九五年中國依據「馬關條約」的內容，將台灣割讓予日本。日本統治的五十年間，台灣人曾經運用武力抵抗與社會運動，對抗殖民政權與同化政策。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為加緊改造台灣人為戰爭所用，皇民化運動在全島雷厲風行地推展開來。藉由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日語教育的普及、改日本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手段，企圖由外而內塑造台灣人的日本認同。一九四三年七月王昶雄在《臺灣文學》發表的日文小說〈奔流〉，描繪台灣人無可避免被捲入皇民化的激流裡，除了成為日本人外別無選擇，卻又必須為此拋棄台灣人立場的心靈痛楚，相當程度地展現了中日戰爭時期成長的新世代，在日本人與台灣人兩條對立的路徑中掙扎的苦悶心境。
一九四五年七月底，《臺灣新報》報導了美國、英國與中國三國領袖──杜魯門（Harry S. Truman）、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蔣介石聯合發表「對日共同宣言」（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以及盟軍要求日本投降的八個條件，其中之一在於實施「開羅宣言」，將日本領土限定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被決定的其他諸島。據此，台灣人當已預見日本戰敗之後，即將迎向嶄新的政治局面。儘管曾經是中國領土，有眾多來自中國移民的後裔，戰爭時期除了物資被強徵以支應軍備之所需，文學藝術被迫協力戰爭之外，台灣也因為是日本的殖民地，遭到盟軍飛機的激烈轟炸，為數不少的台灣人更以軍屬、通譯等名義被送往前線，而與中國人站在敵對勢力的兩邊。夾處在交戰的日本與中國之間，戰後台灣人的尷尬處境不難想像。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當期待已久的和平終於到來時，臺灣總督府的資料顯示，台灣民眾竟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只能「靜觀」。作家吳新榮的日記，印證了這項記載的真實性。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的日記中，吳新榮描述與友人脫去衣裳，跳入溪中，「洗落十年來的戰塵及五十年來的苦汗」，上岸後各人朝向海面大叫：「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啦！」的狂喜之後，也記錄了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
噫，悲壯乎，歷史的大轉換是一日之中，是一時之間。噫，感慨哉，自今日雖說是和平之第一日，但難免一種的不安，無限的動搖。總是要光明的前途，必須要再努力、勉勵而已。
此數日中要謹慎，而靜觀世界之大勢。
字裡行間透露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翌日，吳新榮既喜悅又不安的複雜心境。一方面，為漫長的戰事終於結束，台灣可望脫離日本統治而雀躍不已；另一方面，由於無法洞悉時局的趨向，對於台灣的前途充滿疑懼。
八月二十八日《臺灣新報》刊載蔣介石所發表，關於中國獨立達成的聲明，收回台灣及澎湖群島也列為最重要的目標之一。隨著中國接收台灣的態勢逐漸明朗，得以擺脫日本殖民地歧視性的不公平待遇，以及被戰敗國日本支配的命運，轉而成為戰勝國中國之一方，台灣民眾迅速陷入歡欣鼓舞的慷慨激昂中。九月一日張士德返台發展「三民主義青年團」，獲得包括舊台共成員謝雪紅、蘇新、簡吉，與作家張文環、呂赫若、吳新榮等眾多不分派別台灣民眾的踴躍響應。九月十日，由陳炘發起，葉榮鐘擔任總幹事，林獻堂參與領導的「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召開籌備委員會，正式推動相關事宜。國民政府軍接收時的熱情迎接，與國語（北京話）學習的盛況，體現了台灣人對這個新時代的熱烈歡迎，以及重新建設台灣社會的殷切期盼。其間，台灣人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台灣農民協會、台灣總工會籌備會等各種人民團體紛紛成立，為盡速重建戰後新台灣，台灣社會展現前所未見的活力。
戰爭末期在物資統制的前提下，台灣的報紙、雜誌各被統整為《臺灣新報》與《臺灣文藝》一種。日本戰敗後各種刊物陸續出爐，根據學者何義麟的統計，截至二二八事件爆發前為止，台灣島內新創刊的雜誌，至少有一百一十種以上。主導發行者大致可分為台灣文化界人士、官方機構或學校團體、中國大陸來台人士等三種。另有台灣人與大陸來台人士合作的刊物，《台灣文化》為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報紙方面亦為數不少，主要有從《臺灣新報》改組而成，隸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的《臺灣新生報》、國防部宣傳處的《和平日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中華日報》，以及民間創辦的《民報》、《人民導報》、《大明報》等，各自傳達行政機關、軍方、政黨、民間，分屬左、右翼等不同光譜的言論，一度呈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繽紛榮景。
由於經過五十年的日本統治，台灣與中國的社會型態及文化內涵，在戰後已經有了極大的差距。一九四四年四月在重慶的國民政府草擬〈臺灣接管計劃綱要〉，十月由台灣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儀擬呈，並於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修正核定。接收後陳儀政府即以此為方針，推動台灣文化的重建。其中第四條「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第七條「接管後公文書、教科書及報紙，禁用日文」，第四十四條中關於國語普及的「公務人員應首先遵用國語」，以及五十一條「日本佔領時印行之書刊、電影片等，其有詆毀本國、本黨或曲解歷史者，槪予銷燬。一面專設編譯機關，編輯教科、參考及必要之書籍圖表」等條文，不僅預告中國國語文時代的來臨，也以此宣示牴觸中國國民黨的言論，將運用官方的力量予以排除。
行政長官陳儀來台後，為執行中國化的政策，去除日本文化的影響，設立三機構以實踐〈臺灣接管計劃綱要〉的部分構想：「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負責媒體的管制與法令的宣傳，「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行國語運動，「臺灣省編譯館」從事刊物編輯，並接續日治時期的台灣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在陳儀保護下傳播魯迅思想，希望藉由魯迅曾經參與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在台灣的展開，發揚中華民族主義，藉以改造台灣人的國民性，由此掀起戰後台灣文化界的魯迅風潮。一九四六年二月行政長官公署公告「查禁日人遺毒書籍」，已出版者予以銷毀與取締。十月二十五日起廢止報紙雜誌的日文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的禁用日文與日本圖書的查禁，在接收台灣僅滿一年的一九四六年間即已落實。台灣以「去殖民」（decolonization）與「中國化」為兩大前提，逐步邁向重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