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身體、現代性

自序

六年多前的一個炎熱夏天，我坐在辦公室草稿《政體與身體》的書稿，窗外的中庭傳來一陣陣的軍事口令，與學生辦活動的吵雜聲響。當下困擾我的不只是這些連日來的軍事口令、術語與動作，還有一個突來的迷惑。這不是一所大學嗎？結束動員戡亂的時間到現在不是也將近十五年了嗎？為什麼自己高中和大學時期經歷的場景，到現在都還存在？為什麼學生會用部隊集合的方式，來組織和擺置自己的身體？為什麼沒有其它的辦活動方式？這些素樸的困惑讓我想找一個足夠說服自己的答案。在最開頭，我只打算寫一篇單篇的論文來解答這些困惑。開始認真思考和蒐集資料後，我改變想法，覺得應該用十萬字來交代這個歷史過程。經過幾年的陸續寫作，當初的單篇論文想法，最後變成一本十七餘萬字的書籍。這個變化確實是自己沒有料想到的。
草稿這本書時，最常碰到的問題是資料不易尋找，相關的研究，特別是對1949年後的軍事體制和活動的系統研究十分欠缺。資料的封鎖和欠缺保存是主要原因。這些困難只能透過斷簡殘篇的資料蒐集，機關單位記述自己的豐功偉業紀錄，和個人的傳記來填補與克服。書中的部分資料甚至還是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研究所，在回收的廢紙堆中挑選保存的資料。沒有這些零雜的資料，書中的許多論點將缺少說服與趣味。
以戰爭、身體和現代性做為全書的標題，我希望顯現的是歷史的複雜與矛盾。這裡頭牽涉的不只是戰爭對台灣歷史、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深遠影響，也牽涉到戰爭與個體身體的建構關聯。另外，戰爭與現代性的共生和互制關係，乃至戰爭與文明進程的關聯發展，都是我想反思的課題。與一般討論戰爭問題不同的是，國族和主權之戰不是戰爭的全部，關涉於戰爭的還有社會場域內的攻伐與征服，以及國家與社會的共謀。這些領域的操作和襲用，是戰爭技藝和軍事治理擴散於社會，或者說，滯留在非軍事領域的原因。在步入後軍事社會的當頭，我們更需要對軍事的專業化、職業化和資本化發展，以及軍事在社會場域的滯留與蔓延，有清楚的認識和掌握。我們或許不能消弭戰爭，但我們至少必須知道戰爭是什麼，以及戰爭的日常化發展。這是理解「人」不能缺少的要件。
在過去的數年中，我曾陸續發表這些篇章。〈戰爭與現代性〉發表於2006年東海大學社會學系舉辦的「宏觀與微觀的華人社會學分析」研討會。〈武化的身體系譜 (I)〉以〈近代中國的軍事身體建構，1895-1949〉為名，發表在2004年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上，我要感謝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同意作者轉載這篇論文。配合全書的議論，我修改了這篇論文的部分內容。〈武化的身體系譜(II)〉發表於2005年在福州大學舉辦的「經濟發展與社會整合」研討會。〈戰爭與治理〉發表於2006年在東海大學舉辦的「戰爭與社會」研討會。〈敵體化的社會〉發表在2006年東海大學舉辦的台灣社會學會年會上。〈共謀性的治理〉則發表在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的邀請演講上(2006)。藉此機會，我要感謝李丁讚、黃崇憲、鄭志成和蕭阿勤等位對這些篇章的評論，以及張瑞德、汪宏倫、丘為君、楊維真、范郁文、章英華、趙剛、王天夫、陳美華、吳嘉苓、曾嬿芬、林國明、劉恆汶、李明璁、范雲、柯志哲和林鶴玲等朋友，和其他與會學者與研究生的意見提供。
除此之外，我也要感謝國科會對這些研究和寫作計畫的支持，讓我有足夠的經費可以完成這些討論。我同時要感謝林崇熙和蘇曉倩的資料提供，讓我能克服無米可炊的困擾。我的計畫研究助理林碧茵、蔡連裕、施勝文、戴春涵和趙思怡的協助，是這本書能夠完成的重要支柱。與此同時，我也要感謝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的全體同仁，在過去四年中給予我的行政協助與包容，讓我能在行政職務和教學工作外，留下一些時間來耕耘這本書。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的匿名審查委員，和聯經的兩位匿名審查委員對本書部份論點的批評與建議，是我要衷心感謝的對象。我同時也要謝謝林載爵發行人和沙淑芬小姐的協助，讓本書能順利進行出版。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父親、姊姊、妻子和女兒對我的支持與包容。過去的十五年，我的星期六多數是在研究室中度過。隨著女兒的長大，益發覺得陪伴她的時間有點不夠。因著這本書的完成，我可以開始彌補這些年的缺席。雖然女兒還小，不曉得皓首窮經的意涵，我還是要把這本書獻給最摯愛的她，也希望書中提及的情景，不會再出現在她的成長與人生過程中。這本書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有形與無形幫忙，但他們都不必為書中的論點負責，所有的文責由作者自負。

自序

自從一九八八年起，我經常往返苗栗、台中、彰化等地，並開始接觸台灣中部的土地與住民，迄今已十七個年頭。從最初當地平埔族裔隱藏其族群身分、不願面對本身祖先的歷史，到今天，越來越多人坦然接受過往歷史，部分族裔並毅然投入平埔文化復振運動的現象，對於一個投入平埔研究的人，自然點滴在心頭。本書問題意識主要源自這種族群意識的變化，希望藉由平埔族群歷史變遷的呈現，以及歷史上平埔原住民的處境，凸顯其認同變遷過程。同時彰顯該族群的生命力與韌性，並做為今日平埔文化復振運動歷史脈絡的理解背景。
本書主要依據筆者的博士論文〈從部落認同到「平埔」我群－－台灣中部平埔族群之歷史變遷（1700-1900）〉（2003年），以及近兩年來陸續完成的若干研究成果，修改而成。部分內容曾在《臺灣史研究》、《新史學》發表，今日獲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接納，得以出版，衷心感謝。
本書之能順利完成，首先要向我的指導教授王世慶老師，致上最深的謝意。由於王老師對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視，特別是利用檔案、古文書對台灣庶民生活史的堅實成果，使我在進行族群歷史研究時，深受啟發。王老師的學問風範，在研究上最特出的是能運用原始檔案作精密的研究，在大方向具廣闊的視野，令我在進行這篇論文的過程，不敢須臾或忘。王老師完全的支持與鼓勵，給予我最大的探索空間，這份寬容是我特別衷心感激的。同時，我也要對施添福、黃富三、許雪姬、吳密察、潘英海幾位女士先生，在百忙中願意撥冗擔任博論口試委員，表示最高的謝忱。由於他們的耐心評閱與指正，使本論文在觀點論述、資料鋪陳等方面，更臻於完滿。他們的珍貴意見與提示，對於往後我在研究工作的進展上，當不時自我警惕。
過去十餘年來，我在中部地區的平埔研究，特別感謝民俗收藏家鐘金水夫婦、郭雙富夫婦，以及彰化縣文化局局長陳慶芳先生，因為他們的熱情與熱心提供研究材料，使我面對研究資料備感欠缺的平埔研究，得以長時間堅持下來。至於田野中熱情支持的中部朋友、行政單位全力支援我調閱資料的女士、先生，以及接受訪談，或僅有一面之緣的平埔後裔，都是我由衷感謝、難以忘懷的。
多年以來，在家庭、事業與學術之間折衝的我，必須謝謝夫婿邦彥的體諒並分擔教養兩個寶貝兒子的責任，本書完成階段，他並耐心的幫忙閱讀、校稿，對出身理工背景的他，這真是一件不容易而難能可貴的真情相助。在研究工作繁忙的日子裡，由於婆婆全力支援家務工作，減輕我許多日常瑣務的負擔，也十分感謝她。因為寶貝兒子帶來的歡笑，在繁重、忙碌的歲月裡，增添不少生活情趣，謝謝文軒、少軒在我生活上帶來的調劑作用與歡樂。
最後，本書得以完成，來自多年來的研究累績。1988年筆者進入中研院服務以來的研究生涯中，承受太多師友的觀念啟發與意見交流，特別是台史所族群史組的同仁們定期的聚會、交流與切磋，提升了魯鈍的我許許多多的見識與分析能力，我也要表達深深的謝意。在本書醞釀的階段，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我所任職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與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研究補助，使我有機會在澳洲進行長達九個月的訪問研究(2001.12 – 2002.9)。訪問研究其間，澳洲國立大學（ANU）亞太系（Division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and Asian Studies）與跨文化中心（the Center for Cross-cultural Research）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源，特別是Prof. Tim Rowse, Dr. Jo Diamond, Dr. Jeremy Taylor，以及澳洲國家博物館（Australia National Museum）Dr. Ruth Lane, Mrs. Feng Tien等有關原住民研究的經驗交流，讓我的研究視野更加開闊。此外，Miss Marion Weeks, Dr. Hui-yu Mei, Dr. Mandy Scott, Dr. Adrian Tien等在生活經驗、資訊交流上的協助，讓我更容易進入澳洲人的世界。而在本書寫作期間，中研院台史所的同仁，不僅給予支持與鼓勵，並且盡量減免我應分擔的所務，使我得以專心於研究與寫作，衷心謝謝大家。
此外，本書部分研究成果的完成有賴於多位研究助理的協助資料整理；他們是前任助理賴玉玲、劉安怡、陳玦勳、洪廣冀，以及現任助理鄭梅淑、吳奇浩等女士先生，在此也一併誌謝。中研院計算中心GIS小組陸天瑢女士幫忙本書地圖的繪製。這一切，除了感謝之外，我還是要說聲謝謝大家。惟筆者才書學淺，書中誤繆之處必在不少，尚祈方家、同好不吝指正。
玆值付梓，僅以本書敬獻給一生劬勞的雙親。

第一章：戰爭與現代性

暴力的藝術

在知識探索的領域中，並不經常出現重要性和探討成果的嚴重落差，不過，這個命題並不適用在關於戰爭、身體與現代性的討論上。之所以出現研究成果不及現實發展的落差，和幾個問題的盤根錯節有直接關係。首先是戰爭研究本身具有的難度和挑戰性，讓這個問題不易獲得一致、肯定的答案。再來是社會學和歷史學在研究戰爭課題上的先入之見，也侷限兩者對戰爭問題的觀看，讓戰爭的歷史重要性無法獲得充分顯現。第三是戰爭和備戰動作的機密性，也增加學術討論的困難度。在「國防機密」的阻擋和資料的闕如下，要學者一窺堂奧，自然有其困難。這些橫亙在前的問題，也是本書在討論戰爭時必須面對和克服的問題。當然，做此聲稱並不代表過往的軍事、社會和歷史學者沒有完成一定貢獻，但相較於戰爭具有的重要性和決定性，這些討論還有大幅成長的空間。事實上，這種現實利害的發展和學術考察的落差，在台灣又比在歐美的學術界有更明顯的差距。為何會出現這種不對稱的發展與如何彌平兩者的落差，是這本書在謙虛面對歷史時，想要解答和進行的工作。
過去的半世紀中，台灣的學術界並未對戰爭的相關議題，和其與身體和現代性的問題進行過嚴肅討論。因此，許多重要的問題都沒有被提出或獲得清楚的解答。這種因為理論侷限或資料封鎖而產生的空白，到目前為止依舊沒有太多改變。如何形成突破性的觀看，仍舊考驗著學者的興趣與智慧。當然，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是一種對自己生命的考察，讓許多發生過，但卻未知其所以然的歷史獲得新的編織和省察。在無意掩飾自己的好奇與興趣的前提下，我把這些考察記錄下來。我相信這些考察記錄的不會只是個人的身世之謎，它們也是對台灣歷史的認真書寫，讓散落的史實能在戰爭與現代性的開展平台上獲得新的解釋與對待。當然，以戰爭做為寫作歷史的線索必然會形成可見與不可見，或者說容納與排除的問題，這是所有的研究都會面對的難題。警覺於這種侷限，不代表我們可以就此逃脫視角與議題的限制，但這種侷限也不應該成為無所作為的藉口。把身體和現代性置入戰爭中來思考，必然會面對相似的侷限。我無意掩蓋這個不足，但也確信這個特定的討論和彰顯的因果關係，會清楚顯示人類歷史的複雜，與生為「人」的不易。
進行這場探索，我必須先聲明的是，我無意宣揚戰爭的力與美，也無意把戰爭視為人類歷史的全部。在本書的篇章中，我們不難讀到戰爭的無所不在，與各式戰爭的同步進行，但戰爭終究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在戰爭時期如此，在備戰時期亦然。另外，戰爭的毀滅性是所有研究戰爭歷史的學者都無法否認的面貌，但戰爭的生產性也應該受到充分的認識。這個平衡的看待不是要歌頌戰爭的存在，而是要針砭戰爭發生的原因、條件和結果，讓戰爭與現代性的交錯和辯證開展獲得清楚的顯現。最後，必須說明的是，我無意從事戰史的研究，這本書也不是在編年紀事的層次上針對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冷戰或台海戰役，進行書寫的作品。對作者而言，發生在中國或台灣的戰爭，各自有其主權或利益的考量。這些戰爭的開打，就如克勞塞維茨(C. von Clausewitz)研究拿破崙的戰爭時做出的結論一樣，有著將戰爭視為國家政策延續的成分。這種以國為單位的決戰，確實是十九世紀後戰爭的主要形式，也是總動員作戰出現的歷史原因。但比較吸引作者注意的是，戰爭和備戰引出的身體營造與政治治理，以及這些政治或軍事治理的常規化發展。另外，戰爭如何做為現代性誕生的原因、條件和結果，以及戰爭對現代性的挫折，或者說，對現代文明的反噬，也是我關注的問題。我相信這些研究可以讓我們對戰爭與社會的發展產生深度的認識，並洞察戰史研究在廣度上的不足。
討論戰爭與社會、戰爭與現代性、戰爭與國家、或戰爭與資本主義的發生關係，在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中並非新鮮的課題。不過，相較於其他的研究領域，這些宏觀和歷史性的研究在數量和課題上都還有增加的空間。從史賓塞(Herbert Spencer)提出軍事社會的概念後，社會學對戰爭和軍事領域的研究一直受到「戰爭為非常態」的觀念影響。這種視戰爭為短暫、逸出和非理性的認知，深含在自由主義的思維中，也包含在馬克思主義對無階級剝削社會的設想中。這種後設的想法也是Michael Mann在檢討戰爭社會學未受重視時，指出的關鍵因素。 將戰爭視為短暫和非理性的狀態，或者將戰爭視為文明的矛盾逸出，容或有其論點，但僅以人類追求和平和烏托邦的世界來判斷與審決戰爭的本質，將其歸類為非常態的過程，可能也過於單純化戰爭與人類社會的複雜關聯。
當然，這裡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是：甚麼是戰爭？甚麼是本書所認知的戰爭？它與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和軍國主義所設想、召喚的戰爭有何關聯？以歷史的進程和發生的例證來說，出現在十九世紀後，以國家為單位進行的軍事動員或總動員決戰，自然是最經典地對戰爭的認知。拿破崙的征服歐洲戰爭、兩次的世界大戰、兩次的中日戰爭、韓戰、越戰和兩次的美伊戰爭，都是典型的例證。它們的出現清楚顯示戰爭的國家化傾向。這些為時不長、空間特定的戰爭，經常也是克勞塞維茨或約米尼(Antoine H. Jomini)等人的觀點被運用來解釋的對象。這些涉及戰略、戰術、兵員、武器、領導、後勤和外交策略的戰爭，是戰爭的一般性版本。它們也是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或俾斯麥以降的軍國主義，在設想戰爭時的主要參考對象。本書在討論戰爭時，也是以此做為參考版本，這個採納也符合台灣實際經驗過的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和台海戰役的場景。
不過，這些古典性的戰爭類型並不足以涵蓋戰爭的所有類型，也無法彰顯戰爭的常態面貌。戰爭是否真的如軍事史家、自由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所聲稱地那般短暫，背叛或脫離文明的歷程，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可以爭辯的餘地。另外，除了主權之戰外，階級戰爭、農民戰爭或其他形式的內戰，也構成戰爭的重要類型。發生在1930年代的中國蘇維埃革命，就例示這種戰爭的性質，和革命戰爭可能遭遇的內外交迫、兩面作戰難題。不過，由於革命政權的建立，這些戰爭極可能走上主權戰爭的形式，動用一定的武力在固定的疆域內進行會戰與決戰。主權戰爭具有的戰略、戰術、動員和經濟管制的措施，在革命戰爭中都可以發現。這個事實說明，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並不是戰爭爆發的唯一場域，在國家之內，種族、宗教、剝削、飢餓和不義，都可能變成戰爭的起因與戰爭陰影繚繞不去的理由。這些戰爭的出現沒有推翻克勞塞維茨和約米尼的戰爭論或戰爭藝術觀點，它們的實際發生和對這些發生過程的研究，確實能豐富我們對戰爭問題的思索。
與克勞塞維茨的論點較有差別，而且也凸顯出戰爭的常態性存在的是傅柯對戰爭的宣稱，以及揭露的戰爭面貌。對傅柯而言，戰爭必須被重新發現，戰爭與政治的關係也必須被重新定位，甚至改寫。不同於克勞塞維茨的宣示－戰爭是政治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傅柯從戰爭的恆常化中結論，政治是戰爭通過其他手段的繼續。這個對立性的宣稱，不但讓戰爭的國家化發展變成必須檢討的課題，同時，存在在社會中的鬥爭、社會戰役，與這些戰爭的職業化和技術化發展，也成為分析的焦點。傅柯個人對規訓權力、生命權力與生命政治的討論，以及對邊際性群體的研究，就顯現社會之戰的無所不在。後者的集中分析與揭露的戰爭面貌，讓主權之戰不再成為戰爭的唯一代表。「我們處於一部份對另一部份人的戰爭之中；戰鬥的前線穿越整個社會，永無寧息之日，正是這條戰線把我們每一個人都放到這一個或那一個戰場上。沒有中立的主體，人必將是某個別人的對手」。 這個宣示沒有終結克勞塞維茨的命題，也沒有降低主權之戰的重要性，但戰爭的多樣性和不同戰爭之間的關聯與共構可能，卻因此顯現出來。
也從這種交錯、關聯和共構的關係中，我們看到戰爭的複雜面貌與分析戰爭的不容易。這裡，我要指出的複雜不只是傳統觀念下的戰爭，即克勞塞維茨筆下的戰爭樣貌和傅柯所謂的戰爭國家化問題。這些為君主、將軍和前線指揮官在意的戰爭類型，本身就隱含許多難以估算的變數。這些變數讓戰爭充滿不確定性。備戰的動作和嚴格的訓練，只是希冀在理性的層面上，應付一個非理性和難以預期的狀態，這裡頭沒有固定不變的勝利規則可循。「就是把古今的名將，都匯集於一堂，讓他們組織一個委員會去研究這個問題，他們也還是不可能為戰爭的一切階段，製成一套完善、絕對和不變的理論」。 這個評定性的看法是研究戰爭的學者都會同意的看法，也是將軍們面對戰爭時最大的夢魘。不過，在承認這個事實的同時，也不能忽略社會之戰和主權之戰的共構發生問題。
在傅柯的討論中，社會之戰成為主要的內容，規訓權力、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都圍繞著社會之戰而產生解釋效力。這種劃分和著重容或能平衡過往對戰爭的片面考察，但付出的代價則是社會之戰被割裂於主權之戰來討論。這個割裂在傅柯早期的作品中特別明顯。也因為如此，我們必須對兩者之間的呼應保持一份敏銳，才能避免類似的疏漏。這個共構成分的提出不是要否認傅科的睿智與洞見，而是要讓歷史過程中實際存在的連動，獲得應有的重視。僅以社會之戰來討論戰爭的面貌，會忽略掉主權戰爭對社會戰爭的開展影響，以及這裡頭可能隱藏的權力層次分配與流動問題。另外，社會戰爭的形式、知識與技能，如何受惠於主權戰爭的啟迪，也會變得隱而不顯。這些實際發生的交錯說明，以國家中心論來討論戰爭的面貌，或以傅科式的多元無中心論來聲稱戰爭的發生，都無法給予歷史與戰爭正確和足夠的描繪。兩者的連動與配合，或者是獨立性的共謀經營，才是戰爭體現於世的面貌。不過，截至目前為止，以克勞塞維茨為典範的戰爭研究，以傅科為首的社會戰爭研究，和以戰爭為對象的歷史社會學研究，都對兩者的共構與共謀缺少足夠的認識。
在Charles Tilly和Michael Mann討論歐洲國家體系的誕生與變化時，戰爭都是關鍵的要點。戰爭的發生不但關乎國家的意圖與存亡，戰爭的過程和結果也會牽涉到國家的直接支配能力建構，或者用Mann的話來說，基礎行政權力的建立。 備戰、作戰和建國一直處在緊密關聯的狀態，三者很少缺一而發展。Mann更用「歷史是由贏家來書寫」的字句，說明戰爭在歐洲歷史上的作用。 這些歷史性的討論清楚顯示，以國家或主權做為出發點的戰爭一直是戰爭的主要型式，但從直接支配或基礎行政權力的發展中，也不難看到某種身體調動權力的存在。這些表現在徵兵、收稅、教育、法律和愛國意識上的動作，雖然不若規訓權力和生命權力那般，指涉活潑、細緻、綿密與生產性的權力操作方式，卻將權力的強制、綏靖面貌表露無遺。我們或許不能勉強這兩位歷史社會學者改宗接受傅柯對權力的宣稱，但切割或對立他們在論題上的關聯，卻可能將原本可以更豐富、更貼合歷史進行的討論，封鎖於無形。畢竟，權力的層次分配和交錯發展，是研究暴力的藝術必須具備的面向，特別當戰爭的對象不只出現在邊界上，也出現在國境之內時，這種警覺更有必要。
相較於歷史社會學或身體史學的考察，軍事社會學一直受到國防機密和行為科學研究取向的牽制，沒有出現理論或研究典範的變革。這個相對保守的發展和三個因素的牽連有關。首先是軍事領域本身的敏感性，讓多數關乎國防和作戰計畫的經費、兵力、訓練、設備和武器研發都被視為國家機密。在「保密防諜」的要求下，這些機密成為研究的禁地，許多資料在未解密之前就被銷毀於焚化爐或碎紙機中。這些保密的動作和對洩密的恐懼自然不利於學術研究的發展。再來是軍隊本身的組織、使命與封閉性，乃至軍隊的領導統御作風，也讓分析性和反省性的研究無足產生。為了形成服從的習性，因應戰場的指揮需要，軍隊以異於常人的規定、紀律和訓練要求於軍人，這種異質的訓練和服從要求，不但表現在體力、意志和戰鬥技能的訓練上，也表現在空間的封鎖和訊息的控制上。這些異於常人的要求和產生的問題，並不是軍事單位願意曝露出來，或被當成問題來研究的課題。在部隊榮譽、主官前途和軍事機密的考量下，對軍隊進行直接研究的管道多被禁止，只有少數的研究能在軍方的特許下進行。
不過，這些由軍方支助，或獲得軍方同意的計畫通常都具有實用的取向。不獨台灣如此，各國的軍事社會學多半也都有這類的傾向。這種系統性的出現反映一個事實，即各國的軍隊都面臨專業化的個人調適問題。因此，軍事專業化、軍事組織、軍民關係、軍校生的適應、軍人的志業、眷屬的照顧和軍人的家庭生活等，紛紛成為軍事社會學討論的課題。為了解決軍人面臨的調適問題，各種的行為科學研究成為軍方看重與尋找答案的途徑。除了編列固定的研究經費外，在軍事院校中成立相關的研究系所也成為軍方採行的做法，因為隸屬於國防部，他們有更多的條件接觸到研究對象，但代價是研究的歷程、取向和結果都必須符合軍方的期待與管理。在可研究和不可研究的界線已然劃定的情況下，軍事社會學變成行為科學操作和表現的場域，成為軍方解決問題的知識來源。這種應用性高過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發展，讓軍事社會學無法擺脫自身的瓶頸，走出獨立的研究路徑。在期盼這條界線鬆動的同時，我們也期待看到一個新的、具有反身性的研究情景的出現。
在宏觀地省視戰爭的類型、相關的論點和軍事社會學的發展瓶頸後，我們可以確信，戰爭問題還有很多可以分析討論的部分。這個批評不代表一種否定，而是要指出社會學對戰爭的分析和討論還有不足之處，而戰爭本身的與時俱變也讓這種討論存在著條件。戰爭的結束不會終止戰爭的研究，很多時候，它甚至是全新討論的起點。這種新意不盡然全部來自學者的創意，戰爭本身的變化和突破既有的文明思維與框架，也是促生的條件。總體戰的出現，和高科技戰爭對總體戰形成的威脅與挑戰，就說明戰爭內含的流變。在科技的助長下，以機器人或生化人來代替人類進行作戰，也可能成為下一世紀戰爭的主要類型，我們不能排除這種變化的可能發生。這種看似遙遠的變化，是目前的戰爭最有可能選擇的發展路徑。由於這個議題已經離開本書的議論範圍，我把這個課題留給未來學和戰略研究的學者繼續思考。在下一節的討論中，我將把焦點轉進到戰爭與現代性的思考上。我希望透過這部分的討論，釐清一些基本看法。

現代性的再思考

在思考戰爭與現代性的開展時，我傾向採取後啟蒙的角度來考察兩者的關聯。這個立場的選定和兩個知識論的立場有關。首先是對進步的質疑與保留。從啟蒙時期以降，進步的宣稱一直成為知識生產和文明生成的代名詞。在宣佈科學戰勝神學的當頭，天文學、生物學和政治經濟學分別取代上帝的教義，成為人認識自己和支配世界的利器。這些知識的出現，特別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與《國富論》的成為顯學，讓社會競爭和政治經濟支配獲得義理的支持與清楚的解釋。與此同時，圍繞著「人」而進行的知識生產也大量浮現，形成人文、醫學和社會科學的發展溫床。從蟄伏到群學爭鳴，一股進步、解脫的氣勢油然而生。然而，隨著這種進步史觀而來的是人對人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支配，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各種社會控制和監視制度的發明，讓啟蒙漸次走到解放的對立面。這股深層的變化讓康德口中宣稱的敢於知曉與質疑(dare to know)的年代，變成傅柯眼中充滿規訓與監視的起始年代。 歷史的流變和權力的不平均分配、毛細孔化，讓啟蒙的光環不再。也因為如此，現代性隱含的反諷與張力、預期與未預期的變化，就更值得注意。
考察戰爭與現代性的關聯時，Philip K. Lawrence和Hans Joas也不約而同的注意到，啟蒙運動引發的進步思潮，和自由、權利與解放的訴求，在實踐上蘊生出來的背反發展。 證諸科學、技術和戰爭的結合，以及文明與生命遭受的消磨，我們實難將啟蒙視為是走向光明、進步與幸福的康莊大道。這個質疑不代表啟蒙運動一無是處，也不代表人類文明必然走向沒落。過度的樂觀，就像過度的悲觀一樣，都忽略掉歷史的複雜與難於測度。一次大戰的發生和造成的文明反噬，就清楚例證文明的進程不能以線性、進步的角度來觀看。同樣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戰爭結束後的正義爭論和利益分配，可能成為再度發動戰爭的理由。巴黎和會的戰爭責任歸咎和戰債償付要求，就讓德國在二十年後以謀求日耳曼民族翻身的理由，再度揮兵進襲歐洲大陸。連同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二次大戰的死亡人數為一千五百萬人，傷殘人數為兩千五百萬人。人命的消耗和暴力的漩渦，都不是啟蒙思想家在呼籲自由、平等和博愛時曾經設想過的局面。另外，冷戰的出現和造成的國族對立、親情割離與軍備競賽，也實在難用進步來名稱。這些對立和消磨都不能切割於啟蒙和現代性來省視。這個說法沒有暗示啟蒙以前人類社會沒有戰爭，沒有種族與宗教紛爭，提出這些質疑只是要打破啟蒙等於進步的迷思。
第二個相關的立場是對戰爭的生產性的重新審定。不過，這個立場應該和前面的討論聯繫起來思考，才不會形成矛盾的反省。也就是說，在考察戰爭的生產性時，我將不把生產性概括地視為是進步的必要或充分條件，兩者的關係必須就生產的實際流程和結果來診斷。特別當戰爭涉及的不只是人命的消亡、資源的損耗和國族的興衰時，「戰爭生產甚麼」就成為必須考量的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戰爭的毀損面與戰爭做為政治手段的延伸一直是研究的焦點，也因為如此，征服成為檢驗戰爭成敗的重要標準，不戰而能屈人之兵成為戰略的最高境界。然而，在實際的操作中，慘敗和慘勝往往只在一線之間。戰勝國固然可以享有勝利的榮耀，甚至把戰債交由戰敗國來償還，但戰場的開闢、武器的消耗和人員的傷亡，也讓戰勝國付出慘痛的代價。相較於此，割地賠款和政權更迭是戰敗國家經常面臨的殘局。一次大戰和二次大戰的開打，就是鮮明的例子。
不過，這些和恐懼、飢餓、死亡、破產、政變牽連在一起的變化，並不是戰爭的所有面貌。在毀滅和非理性的樣態下，戰爭還有濃厚的計算與生產成份。這些理性的成份、成果和利益估算也決定戰爭的部份面貌；甚至，在某些時刻，成為決定戰爭是否開打或扭轉戰局的關鍵要素。職是之故，我們必須對戰爭的理性和生產性賦予一定的重視。除了必須考慮戰爭涉及的價值維護與工具效益外，「戰爭生產甚麼」是我最想釐清的問題。這個課題的討論必然會牽涉到工具理性的實踐問題。為了形成清楚的觀看，我將把工具理性和生產性整併在一起來討論。價值理性部分因為涉及倫理與終極目的的選定，我傾向以「存而不論」的立場來面對價值的多元並立。這個選擇只是為了讓現有的討論不致落入特定的情境來陳述。不討論具體的價值理性，不代表真實社會中只有一種價值，也不代表作者低估價值理性的重要。事實上，排除價值理性的存在，我們將無從對戰爭的發生與涉及的你死我活鬥爭進行清楚解釋。存而不論只是為了維持某種程度的普遍實用性，它不能掩蓋也不能取代價值的事實存在。
戰爭究竟生產甚麼？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結果來思考，形成不同的評判。除了前面提到的死亡、破敗和政變外，積極的成份和某種正面的效果是評述這個問題不能缺少的考慮，否則，戰爭的層出不窮和獲得信賴的理由將無以呈現。以實際的歷史進程和戰爭的開展來說，戰爭的生產性可以陳述如下，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這些面向或結果不一定出現在同一場戰爭中，它們是不同戰爭的歸納和整理結果。以Tilly的研究結果來說，戰爭的發生雖然早於民族國家的出現，但後者的成形和成為歷史主流卻和戰爭的準備與進行脫離不了關係。戰爭生產國家的形式與國家支配的條件，這個說法或許有點極端，但卻符合十六世紀後歐洲國家崛起的情境。從稅收、徵兵到國家直接支配能力的建立，戰爭都是觸發國家強制人民進行國政配合的條件，歐洲的歷史已經清楚證明這個事實。 就此而言，聲稱戰爭生產現代的國家形式與統治能力並非誇張的說法。另外，與國家動員和支配能力直接相關的是統治機器的建立。從包稅制到國家建立層級式的稅制機關，進行直接徵稅，乃至徵兵制度的取代傭兵制度，都顯示國家統治能力的精進。為了達到有效統治，稅務機關、兵役部門、警政系統、人口調查和學校體系成為國家支配的重要倚恃。這些和作戰、備戰有不同親近性的機關，構成國家支配的下層系統。它們的出現和扮演的功能不盡然只以戰爭做為對象，但割捨掉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這些機關將出現合理性的問題。總動員作戰時期的國家特別具有這類特徵。
除了國家權力和統治機器的樹立外，各種民間和國家外圍組織的出現，如童子軍、青年團、勞農團、壯丁團和婦女會的組織等，也多半和戰爭的準備與進行有所關聯。從英國童子軍的成立、共青團和法西斯青年團的出現，以及各種以階級革命為訴求的團體組織中，都不難看到這種親密聯繫。除了一次和二次大戰外，以蘇維埃為名的階級革命也充滿這類組訓機制。它的細密動員程度甚至連其對手都自歎弗如，必須以蘇維埃的動員為學習對象，以對抗革命造成的壓力。 有趣的是，這些以小隊、紀律、任務、年齡和榮譽組合的團體，並沒有長久的存在歷史。相較於十六世紀後出現的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們的存在時間只有一百年。它們完全是二十世紀的產物。這個落差只能透過二十世紀的國家體系(interstate system)與戰爭形式來解釋。當然，國家統治能力的加強是少不了的原因，但戰爭追求的暴力效果與屈服敵人意志，也讓全民皆兵變成不得不然的選擇，而且這種選擇必須以組織方式來行使，才能讓烏合之眾變成有效的戰力。在消弭平時與戰時的絕對差距時，這些組織也成為國家訓練和改造人民的重要管道。
這也就是說，在一般熟稔的武器生產與消費外，戰爭也生產「人」－一種符合現代戰爭需要的、具有特定知識、技能和訓練的人。就好像現代國家需要有素養的公民來支持它的生存，資本主義需要有技術的工人來維繫它的生產一樣，現代戰爭和軍事體系也需要訓練有素的青年來充當它的戰士，經營它的戰場，發揮它屈服敵人的力量。這種需求壓力不會亞於政治和經濟的需求。在戰爭時期，經濟生產和軍事作戰孰為重要的問題，就經常困擾著參戰的國家。這種揮之不去的夢魘，正說明人力在戰爭時期的珍貴，而如何生產與經營一國的人力，使其成為知兵善戰的勇士或後勤支援的力量，也成為國家積極介入的工作。這些平素的經營是社會走上軍事化發展的原因。另外，新式武器的發明、量產和軍火市場的流通作用，也讓軍事教育和訓練漸次被武器所主導。就像資本主義的機器需要特定技術的工人來配合它的運轉一樣，現代的武器也要求操作者必須具有特定的知識和技能來發揮它的作用。這種人與機器、人與武器的主客易位，在前資本主義和前現代時期並不多見。也因為如此，對武器的拜物式崇奉和相對產生的武器決定論思維，也深刻影響存活於其中的個人。這種信任和易位是現代人在面對戰爭的準備與進行時，很難掙脫的網羅。
以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思考，戰爭的準備和發生也和知識、意識型態、榮譽和其他符號性產物的產出有密切關係。不過，這裡我無意也不能將知識、意識型態、榮譽和符號資本等視為一個整體，宣稱它們之間必然存在因果關係。這些意識和符號領域的活動與戰爭有何牽連，需要經驗的論證才能分曉。因為，不是所有的知識、意識、榮譽和符號都以戰爭做為出現條件，這個分際必須謹慎拿捏才不會產生武斷的宣稱。以戰爭做為線索，我們其實不難劃定其相關性和因果性。以知識的領域來說，與武器生產和兵員動員管理有關的基礎和技術性知識，自然和戰爭有關，有些甚至就是為了戰爭才出現於世。另外、戰史、戰略和戰術的知識，也與戰爭的準備、進行和檢討有直接關係。這些以戰爭為本的知識生產構成戰場之外，戰爭的重要組成。它們是戰爭發生的重要條件和結果。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意識型態、榮譽和符號資本的生產問題。這裡我在意的不是關於三者的一般性議題，而是它們和戰爭發生的關聯問題。以意識型態的誕生和操作來說，它的方向和目的通常是開放的。它不見得以戰爭做為最後的目標，雖然後者可能成為最後的結果。這種分歧的發展，或者說預計與未預計的變化，在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各種版本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宣稱中都可以看到。在戰爭動員的過程中，這種精神層次的動員和作戰更是明顯。從維繫自身的作戰能力到瓦解敵人的戰鬥意志，意識型態的生產和操作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實踐直接關係到精神戰力的建立與維護。因此，在討論戰爭的生產性時，意識型態的鬥爭和被賦予的角色應該受到充分認識。這裡頭自然也包括國家榮譽的維護與爭取，以及個人榮譽的營造。戰爭生產榮譽，這種符號性的建構在可歌可泣的戰史撰寫中流露無遺。它符合國家的需求也符合個人的忠貞志節要求。戰爭的出現等於是將人格的極致表現放到戰火中洗煉，營造出榮譽的無上形式。事實上，也只有在戰爭或激烈競爭的過程中，榮譽的價值和維護榮譽的代價才會顯露無遺。名將的生成和受到的尊敬，就和戰爭的進行與國家榮譽的維護脫離不了關係。在和平時期，通常都不會有這類英雄人物和事蹟的出現。這個缺席已然說明戰爭與榮譽、戰爭與符號資本積累的生成關係。當然，隱藏在其後的是國家的存在與做為判準的事實。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平埔研究」之意義

十六、十七世紀由於大航海時代的來臨，遺世獨立的台灣島嶼從此被吸入世界貿易網絡之中。經歷了荷蘭、西班牙、明鄭王權與清帝國殖民統治的西部地域原住民族（在現代學術分類上，他們被統稱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或 Malayo-Polynesian）， 特別是十八世紀漢人大量移居後，面臨嚴厲的生存競爭、文化衝擊，以致其族群命脈幾乎不保。
十八世紀的清代是中國福建、廣東等地漢人移民「開發」台灣的關鍵時期，也是台灣漢人社會建立與轉型的重要階段。 清代台灣漢人社會建立的過程，正是西部地域平埔族社走向少數族群(minority)的終程， 因此平埔部落社會解體的軌跡，基本上可反應漢人社會風貌型塑的歷程。面對漢人移墾社會(frontier society)的壓力與適應問題，平埔各族社固有其個別差異，然而針對某一地區社群歷史變遷過程的解明，應有助於對平埔族群成為台灣社會少數民族，以及漢人社會形塑過程與特質的了解。同時透過平埔族群的歷史變遷，與不同族群的文化接觸和互動內涵，可建立台灣社會的複雜多樣面貌。質言之，平埔歷史的變遷歷程反應的另一面鏡子即漢人社會的型塑過程。因此，「平埔研究」 在台灣整體歷史的了解上，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此外，平埔研究在南島語系民族歷史的理解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依據語言學者對南島語系民族起源地區和時代的研究，一般都相信南島語族起源於東南亞及其附近地區。南島語系包括三百到五百種不同的語言，說著屬於南島語系語言的人口約有二億五千萬（一說一億五千萬），主要活動於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島嶼。由於整個太平洋與印度洋中的島嶼之外散佈著許多海溝，以冰河時代獵人的簡單技術顯然無法橫渡。換言之，依賴季風、洋流漂流抵台的南島語族，除了需要具備修造航海獨木舟的技術之外，並且要能藉觀察星象位置與海潮方向，以操駕獨木舟。南島語族即擁有這些技術，其中在西元前三千年至五千年之間，從不同地方、在不同時期陸續遷移至台灣的南島語族， 成為今日學界所稱的平埔族群與高山各族（總稱原住民）的遠祖。
南島語族是世界上主要分布在島嶼上的一個大語系； 主要居住區包括馬來西亞（Malaysia）、印度尼西亞（Indonesia）、菲律賓（the Philippines）、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波利尼西亞（Polynesia）等。而絕大多數南島語族住在東南亞，自新幾內亞以東僅有一百餘萬人；（圖1-1）在他們進入南島語族東部分布區域以前，當地沒人居住。（圖1-2）因此這個區域內的考古資料所呈現的文化現象，也就是南島語族歷史晚期時代生活的特徵，以這個時代為基礎，可以逐漸向西、向古推上去。 為了追溯大洋洲主要居民，即南島語族的起源與老家，近年來大洋洲的考古學家對亞洲大陸邊緣，尤其是中國東南海岸的考古工作具有濃厚的興趣，原因在此。
然而目前在中國東南海岸地區，僅在台灣有現存的南島語族。 臺灣南島語
族的史前史有考古學上的證據，可以與大陸海岸區域的史前文化相比較，並判定其間的文化關係。換言之，台灣民族學與考古學的豐富資料可以證明史前的南島文化（原南島語族文化）在中國東南海岸上的存在與特徵。因此，在南島語族起源問題的研究上，台灣的資料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第二節 熟番？平埔仔？平埔族？

一九八０年代以來，由於台灣威權體制的解體、政經社會的變動，引起本土化的呼聲與關懷，原被認為已消失成為歷史族群的「熟番」，其族裔也在此潮流下紛紛展開尋根、復名與恢復傳統文化的活動。 雖然近十年來透過學界與民間推動的「平埔研究」，已逐漸使平埔議題的相關論述浮上檯面，並成為大眾熱烈參與討論的議題之一。然則究竟我們應如何界定「平埔人」？或平埔人群的性質為何？今日學界與一般大眾所謂「平埔仔」、「平埔族」與清代文獻所記錄的「熟番」又有何對應關係？
前舉依據語言學者對南島語系民族起源地區和時代的研究，一般都相信南島語族是起源於東南亞及其附近地區；考古學者透過考古資料的印證，也證明在中國東南海岸地區（亦即原南島語族的老家）僅在臺灣有現存的南島語族，並說明南島文化的特徵。大約在近二、三百年以來，臺灣南島語族依語言、文化的差異，可以被分為若干族群，又依其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而分為兩組，即高山族與平埔族。換言之，在十七世紀外力入殖前，臺灣島上這群具有共源的海外移民，已發展出相當不同的語言、生產技術與社會型態。
十九世紀末當這些住民的語言、風習漸被外來異文化消融之時，研究者卻還能依其殘留的語言、風俗，將他們大約分成十群，包括凱達格蘭（Ketangalan）、噶瑪蘭（Kavalan）、雷朗（Luilang）、道卡斯（Taokas）、巴宰（Pazeh）、巴布薩（Babuza）、洪雅（Hoanya）、拍瀑拉（Papora）、水沙連（Sa），以及西拉雅（Siraya）等族群。 顯然早期他們是個多語言、多樣文化的族群，因此十九世紀末研究者還能依其殘留的文化現象，加以分類。然而在清及清以前的中、西文獻資料中，對他們的記錄僅見部落（tribe）、村社（village）名或「熟番（cooked aborigines/shu fan）」的集體稱呼，並無族屬分類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