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

自序／攻占全球行動，悄悄進行（英文版序）

要寫一本書來討論中國向海外擴張這麼複雜多變的現象，勢必得承擔一定的風險。讀者在翻動以下書頁的過程中，可親眼目睹這位亞洲新巨人的崛起，已為世界帶來牽連甚廣的正負面影響，我們若想直搗核心，深究這個即將扭轉世局的現象，就必須瞭解其利弊得失往往僅一線之隔。
本書西班牙文原著出版於二○一○年十月底，此後一年多來在世界各地上演的某些重大事件，可能會使我們陳述的內容有過時之嫌。這類突發性變化包括：至今仍在全球延燒的「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最早是在二○一○年十二月於北非突尼西亞爆發），以及中國政權內部的演變——目前最高領導階層正在稍顯混亂地經歷十年內的第一波改革。然而，我們發現以上顧慮與實情不大相符。
相反的，本書敘述的種種事例，已進一步獲得時間的驗證，一則因為書中探討的諸多現象仍與現況息息相關，二則因為我們提出的主要假設與結論始終站得住腳。從伊朗德黑蘭到祕魯馬爾科納區（San Juan de Marcona）、從安哥拉首都羅安達（Luanda）到越南河內，中國的龐大勢力正以壓倒性規模在世界各地竄起，但是他們在開發中國家的所作所為向來不夠透明化，因而掩蓋了亞洲巨龍崛起的事實。
本書英文版已全面更新中國在非洲、亞洲、中東及拉丁美洲等地擴張的現況，我們根據不計其數的真人實事和五百多次的訪談內容，描繪了中國如何保障未來的自然資源供給、開闢新的市場，以及締結有力的盟邦。中國正在打造一個獨裁超級強權，而沒有任何抗衡勢力出手干預，否則其征服世界的活動，可能受到國際社會的嚴密監視。我們也檢討了這些活動為目前已接受中國投資、經費和支援的國家引發的後果。
全球金融危機於二○一二年變本加厲，不僅對歐洲造成特別明顯的痛苦後遺症，也加強了我們在過去兩年內為撰寫本書所逐步研擬的假設：中國的擴張行動勢不可擋，範圍遍及全球，而且是由西方經濟衰退促成。另外，金融危機非但助長了中國在開發中國家的勢力，也讓這個亞洲巨人得以敲開西方大門，因為這場經濟動亂提供了一些令人垂涎的商機，尤其是在歐洲。
因此，中國占領全球的行動已邁入第二階段，在國家資本主義巨大威力的協助下，逐步打進西方市場，這些令他國愈來愈難與之競爭的助力包括：無窮無盡的現金供給、可左右大局且富誘惑力的外交手段、大批孜孜不倦的企業家，以及占絕對優勢的中國產品。無庸置疑的是，我們正在目睹一項長程攻勢，無論中國如何不動聲色與長袖擅舞，這項擋不住的進攻行動，確實正在西方和開發中國家發生。
舉例來說，假如你是法國波爾多（Bordeaux）葡萄酒的愛好者，當你得知二○一○至一二年間，中國投資者已在這個世界高檔葡萄酒重鎮參與最大一波投資潮，買下許多城堡和地產的消息後，你說不定會跌破眼鏡。如果你對高級時尚有興趣，你可能知道設在托斯卡尼的多金中國服裝製造廠，已在義大利貨市場為自己打響名號。另外，你大概也已聽說不少中國富豪正在覬覦英美房地產市場。
再舉一例：金融海嘯讓中國有機會打通昔日總是不得其門而入的關卡，收購可掌控海外策略性資產的股權。現在，拜中國資金充裕之賜，加上西方迫切需要外資協助他們創造短期就業，中國總算能夠輕而易舉地掃除阻礙他們接近西方市場的絆腳石。他們已找到一條明確的途徑，可取得西方最寶貴的資產和技術，這是中國提升品質、加強創新的必要條件。
或許最重要，但絕非唯一的例子，是歐洲對中國開放第一個商港，即希臘最大港比雷艾夫斯港（Port of Piraeus）。自二○○九年以後的三十年內，這個居於特殊重要地緣戰略位置的基礎建設，均委託大陸的國有事業中國遠洋運輸公司管理，該公司以三十多億歐元的代價取得了港口管理權。中國其他的國有企業也已經在葡萄牙的電力事業登陸，並且動用一筆主權基金，收購泰晤士自來水公司（Thames Water）八．六八％的股份。此一擴張行動甚至遠及經濟實力強大的德國，就投資件數而言，中國有史以來首度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外國投資金主。
從非洲、拉丁美洲、中東、亞洲以迄歐洲、美國和澳洲，這項入侵行動毫無疑問已造成重大結構性變化，意味著世界將形成新秩序。舉例來說，今後開發中國家將會明白，他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採用中國式成功配方，是否真是最佳選擇；布魯塞爾（指歐盟）將會繼續運籌帷幄，幾近孤注一擲地試圖調整它與北京的關係，因為雙方關係似乎愈來愈不對等；美國將會嚴肅地設法認清它與世界新強權共存的本質。
與此同時，我們也目睹中國內政的變化，政治高層逐漸把權力移交給新一代領導人，轉移過程始於二○一二年十一月的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止於二○一三年春天。毫無意外的是，十八大依舊秉承慣例蒙著一層神祕面紗，並且為胡錦濤掌權時代劃下句點，而將習近平擁立為政治新強人。出人意料的是，「薄熙來案」這樁醜聞遭人揭發，數星期後，中共便宣布了十八大召開日期。
薄熙來堪稱中國最有群眾魅力的政治人物，其革命背景（父親為中共元老薄一波）以及他在政界的奮鬥過程（歷任大連市長與市委書記、遼寧省長、商務部長和重慶市委書記）所散發的成功光環，使他得蒙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進為新成員。中常會是大陸最有權勢的組織，中國十三億五千萬老百姓的命運，實際上由該組織決定。薄熙來任中常委後，因坐擁特權地位而終於達到權力顛峰，甚至有機會涉貪瀆職。
要不是薄熙來在中國數十年來最大一樁政治醜聞公諸於世之後從雲端墜落，所有壞事都有可能發生。這齣戲碼涉及貪贓枉法、裙帶關係、背信忘義，以及上百萬美元的海外非法商業交易，而且有如劇情豐富的偵探小說般，包含一名英國企管顧問遭人殺害，以及薄熙來最親密的伙伴、有「打黑英雄」封號的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企圖觸法的情節。中共當局想堵住政治權貴和共產黨名譽受損的傷口，於是立刻開除薄熙來黨籍，並且重判每一位涉案者入獄。
「薄熙來案」再次顯示，中國想在黨內統一意志和達成共識有多困難，而要平衡不同派系——從軍隊到最大國有企業董事長、從革命領導人後代到共黨組織首長——的影響力，需經密集談判方能做成決議並分攤權力。薄熙來垮台後，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便少了最大政敵之一，可獲得較前任領導者更多的黨內支持。
習近平身上流著革命熱血，與高階軍事將領關係匪淺，並以實事求是和技術官僚的姿態處理政務。不過，目前尚難斷定他將如何領導全球第一人口大國，或與周邊鄰邦、西方世界和其他國家建立何種關係。我們必須等待一段時間，看他是否有意繼續推動胡錦濤期待的政治改革，抑或選擇採取毛澤東死後中國政界高層普遍接受的漸進路線。
不論發生什麼狀況，中國全球事務未來的走向，端賴習近平對治國大業的敏感度，以及他在長達十年的任期中選擇如何運用個人權力而定，我們也會看到中國在這段期間變成世界最大經濟強權。當然，習近平無論如何都會拿起指揮棒，引導樂團奏出中國向全球擴張的音樂。
我們已提到此項海外進攻行動正在西方登場，雖然尚值起步階段，但攻勢日趨凌厲。本書也會詳述過去十年來，中國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扮演的重要角色。這兩股征伐活動平行進展且相得益彰，象徵一場持續、寧靜的占領世界行動即將改變人類歷史的進程。

前言

「中國人不會拋頭露面……但他們無所不在。」
──開羅一名埃及擦鞋匠對當地中國移民的評語

二○○八年八月八日這個日子，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已不具任何意義，但是當天晚上的八點零八分，卻改變了歷史的軌跡。那是北京奧運舉行開幕典禮的時刻，也是開發中國家首次舉辦奧運。此事曾引起爭議和質疑，因主辦國缺乏經驗而造成不安，還有人擔心幾個月前的西藏暴動遭到鎮壓，以及中共政權的獨裁本質，將為這項運動賽事抹上政治色彩。
然而，十八天後，奧運舉行了另一場與開幕式同樣精彩的閉幕表演。中國已通過最後考驗，將活動安排得有聲有色，並首度成為體壇勁敵，榮獲的金牌超越了美國。不過，中國最大的勝利，並非在雄偉鳥巢運動場的田徑跑道上，或是在水立方的游泳池中達成。真正的勝利，發生在電視機身上，全球有超過二十億名觀眾不約而同地守在這座小螢幕前觀賞奧運，見證一個充滿自信的現代國家展露清新、討喜的形象，那也是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形象。
二○○八年的北京奧運，象徵中國政權極其重要的一次公關活動，不僅有助於國民承認該政權的法統，也顯示中國值得享有某種程度的國際威望，讓世人即刻忘掉坦克車鎮壓天安門的悲劇、西藏的流血衝突，以及頻遭踐踏的人權。幾個月前才揚言要杯葛奧運的國務院和政府領導人，現在卻贏得其他國家更廣泛的讚揚。新聞媒體只對中國經濟現況感興趣，竟然將不公不義或鎮壓行動等社會事件擱置一旁。中國似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我們的同類」（指先進國家）。
從記者的觀點來看，我們認為大多數住在中國的外僑，都是中共政權凌虐、殘暴、恐怖行徑的每日見證人。因此，我們抱著既驚且憂的心情，來看待世界最大獨裁政體「被消毒」一事。奧運結束幾個月後，這趨勢仍有增無減。二○○八年九月十五日，也就是北京奧運落幕三星期前，金融海嘯爆發，造成西方金融體系崩塌。當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宣告破產後，將中國地位捧上天的奧運喝采之聲依然不絕於耳。
歐美金融崩盤所導致的亂象，包括銀行聲請紓困、企業大量倒閉，以及數百萬勞工遭到解雇。種種亂象迄今猶清晰可見，這些創傷必須經過多年才會癒合。然而，中國幾乎是在外界不察的情況下度過了這場危機，因為政府干預金融體系有助於防範事態蔓延，北京當局也做了避免衰退的迅速反應。當全世界面臨經濟解體之際，中國的經濟需求卻持續暢旺，且擁有龐大外匯存底，接著便以救星姿態在遭受重創的西方國家之間出現，並四處購買債券、提供貸款。不到一年之間，中國在全世界的聲望和地位，就有了一八百十度大轉變，從莫測高深的獨裁政權，化身為全球經濟的救世主。
世界強權的天秤顯然已開始向東方傾斜。二○○九年十一月，我們訝異地看到胡錦濤在美國總統初次訪華期間和歐巴馬一起亮相。為北京處理令人不快的長期問題（例如人權），一向是美國歷屆總統的重要外交議題，而從歐巴馬應付這些問題時的低調態度，的確能看出中國已在世界舞台崛起，且影響力日增。這位白宮新主人在訪華數星期前，曾向中國提議成立G2，也就是華府和北京軸心，來領導全球事務，結果遭北京拒絕。北京方面認為，中國已掌握世界領導權，何必跟美國結盟？
國庫充實、重振聲威的中國感受到自己的國力，遂利用金融危機帶來的種種機會，開始廣泛撒網，並提供數百萬美元投資，簽訂原料長期供給合約，收購全球各地資產，這些作法在在證明，中國占領全世界已成事實。據我們在北京辦公室的觀察，也認為這點似乎不容爭辯。因此，我們立刻對這個重大現象產生濃厚興趣：中國不聲不響用金錢而非其他世界強權可能動用的軍隊向全球擴張的本質是什麼？這個亞洲國家真的在殖民非洲嗎？北京與德黑蘭的軍事、經濟、核子發展關係有多密切？這位巨人當真砍光了莫三比克的森林？鄰國俄羅斯如何理解中國的入侵行為？中國的觸角是否早已伸向遙遠的拉丁美洲？
一一浮現的問題加深了我們的好奇心，因為我們無法憑事實找出答案。我們同時也發現，歷史的軌跡就在我們眼前、在安哥拉油井、在祕魯鐵礦場、在中亞的中國貨市場發生變化，因此我們幾乎無法忍受每天報導經濟成長率，以及中國總體經濟其他變數的例行公事。於是，我們告訴彼此：「讓我們回歸真正的新聞專業，開始認真打探這件事吧。」我們相信，唯有透過實地調查來完成本書才有意義，而且務必前往最容易看見亞洲巨人足跡的地方，也就是開發中國家一探究竟。換句話說，該是遠赴亞、非、拉丁美洲親自觀察、感受、瞭解中國如何成為世界強權的時候了。
我們在二○○九年夏天接近尾聲時展開調查，並全力投入兩年完成工作。瞭解「新中華圈」的歷程起初像是一場賭博，但很快就變成一種嗜好，我們常在夜深人靜時，透過電子郵件交換一堆泰半行不通的點子。當我們再接再厲，逐漸理清這現象的關鍵問題和內幕後，調查工作更是令人著迷，欲罷不能。值得慶幸的是，還有其他人也決定挖出更多真相：美國媒體分析公司全球語言觀察機構（Global Language Monitor）在二○○九年宣布，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的崛起」是報紙、電台、電視和網路追得最緊的新聞，所占篇幅超過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或歐巴馬參選總統。對身為記者的我們來說，最令人興奮的事，莫過於動身追蹤「十年要聞」。
新中國能夠輕易、迅速地在開發中國家擴充影響力的直接後果，是它對全球的興趣持續增長。然而，中國打算征服全球的長期志業其實沒有底限，我們的確正在目睹一個遲早會讓中國攻克西方市場的擴張現象。中國已在這些市場投資主權債務，在東歐承造新的基礎建設，收購如港口、公用事業、電力公司等策略性資產的股份，並接收德國科技公司，以及拯救瀕臨倒閉的西方品牌。因此，我們面對的是個緩慢而持續的占領過程，它勢將改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而且極有可能已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新秩序埋下根基，那將是一個由中國領導的世界。
要完成富於挑戰的調查工作，需有萬全的準備；我們必須研讀每天從辦公室電傳機吐出來的所有中國海外計畫，那些經費達數百萬美元的計畫，都在宣告中國崛起的事實。當我們面對中國勢力已伸入世界各角落的證據時，我們自問：接下來該去哪裡？該選哪個國家？該採訪誰？該追蹤哪個頭條？隨後便展開幾個月的密集研究，與北京的專家們安排無數次的訪談，並投入大量時間為手邊的資料進行查核與分類。經過這番努力，我們才對新中華圈已經存在的現象，有了全面性的認識，不久便有機會實地驗證一番。我們得到的所有數據都指出一個事實：二○○五年至二○一二年六月間，中國企業在全球投資總金額高達四千六百億美元，其中三千四百億美元（占總額七四％）用於開發中國家。
眼前的情況昭然若揭：當西方仍在遍嚐金融海嘯的苦果之際，中國卻日益壯大。舉例來說，中國運用「以礦產交換基礎建設」的公式，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簽下六十億美元的工程合約；中國對卡斯楚統治下的古巴也有重大貢獻，讓這個缺鹽、缺米、缺奶粉的島國達到汽車普及化；中國還把人造衛星賣給委內瑞拉。另外，中國的國營企業展開史無前例的攻城掠地行動，以保障石油供應無缺，二○○九至一○年間，這些企業對石油資產的投資額達到四百八十億美元。我們也不要忘了，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以來，已經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出超。不過十年的光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額就翻了六倍，從二○○一年的五千一百億美元，增加到二○一○年的兩兆九千七百億美元。
雖然金融危機確實導致中國影響力大增，並散播至全世界，但這種擴張行動無法與國民的能力，或者跟國家和金融體系的實力切割開來。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沒有數百萬籍籍無名、不怕面對充滿偏見和不安定的環境、在全球最不可能經商的地方創業的小老百姓給予支持，中國的擴張行動不可能達到今日的規模。中國沾了這群老百姓的光，他們擁有驚人、無窮的自我犧牲能力，單憑出人頭地的夢想前往世界各地闖蕩，並持續征服西方人絕對不敢涉足、就算一腳踩進去也會倒地不起的海外市場。
除了民間的幹勁之外，中國經濟模式的效率，也是促成中國向外擴張的重要因素。這套模式運用驚人的財力，來達成國家的策略性目標。中國進出口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提供了幾乎取之不盡的資金，這表示當各國正苦於財庫空虛、現金縮減之際，中國卻擁有一項不可限量的優勢。首先，這些貸款可容許從事資源開採的國營企業購買策略性資產，並取得資源長期供應合約，以及擬定資源開採計畫。再者，無窮無盡的資金來源，可讓中國的營造公司利用市場上最誘人的金融方案，進行國際工程投標，他們甚至很少參與公開招標。
由於進出口銀行和開發銀行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中國始有能力核准數百萬美元信用貸款給伊朗、厄瓜多、委內瑞拉、安哥拉及哈薩克等國。這些貸款幾乎總是以石油做擔保品，且交易過程往往列為機密。儘管全球陷入金融危機，北京仍在二○○九至一○年間，取代世界銀行成為全球最大債主，光是這段時間就批准了逾一千一百億美元信貸。中國因此握有一樣致命金融武器：成為「世界金庫」，這不僅可鞏固中國外交和全球影響力，也讓「中國公司」——由黨政府、銀行、國有企業這三雄組成——擁有可輕易打敗競爭者的必備彈藥。我們已從各國證實這點，而且中國可以為所欲為，毋須向任何人負責。
這問題令我們不安。中國的進出口銀行和開發銀行從何處取得永無止境的資金來源？像中國這樣一個開發中國家，如何有能力在他國承受經濟動亂之際變成金融巨頭？中國有什麼魔法公式？從中共獨裁政權的內部，便能找到這個謎團的答案：簡單說，為國家的夢想和野心付出代價的是人民，無論他們喜歡與否。何以如此？一方面，進出口銀行與開發銀行係以發行多家商業銀行承購的債券，來為自己籌措資金，而這筆支出是以中國十三億存款人的儲蓄作後盾；中國非福利國家，人民會將四○％的收入存起來，儲蓄率居全球之冠。另一方面，這筆金額龐大的存款與經濟學家所謂的「金融抑制」政策相結合，也就是強迫存款人去分擔這些債務，讓他們戶頭裡的鈔票變少，因為當通膨高於利率時，存款利率低於零。最重要的是，儘管這些存戶損失了積蓄，但由於政府嚴控資本外流，因此存款人不得脫離這套制度，另覓理財良方。國內投資選擇有限，資本又遭到嚴格管制，致使存款人無法掏出荷包裡的錢，進行獲利較高的海外投資。因此，人民蒙受的財產虧損，完全符合「中國公司」的需求，後者可運用這筆錢（實質利率為零）為國有企業注入低成本資金，以遂行其占領世界的目標。若撤除管制，這些存款就會脫離現有體制，轉為海外投資，繼而切斷低成本資金的流動。因此，這根可無限量供應資金的魔術棒，是以犧牲中國存款人的利益為代價換來的，中國的商業銀行界也抱怨，政府持有這麼多優先債權有失公平。
總而言之，這套策略讓中國得以發動國際攻勢，並以開發中國家為主要目標。他們可在這些國家尋獲刺激國內經濟的原料，為中國產品找到沒有大量競爭的未開發市場。因此，中國對亞、非、拉丁美洲的擴張行動，是一項策略議題，應從國內政策的觀點來解讀：中國的經濟年成長率至少需達到八％，方能維持社會穩定，因此必須靠持續供應的原料，來避免「世界工廠」和都市化這兩股經濟動力陷入停頓。北京方面認為，把這種事交到市場手裡，風險太大。
從世界各地的情況來看，中國的擴張行動將為其他國家帶來重大改變，而且對非洲的影響最是明顯，因當地長期缺乏基礎建設，就算有這些建設，品質也堪憂(5)。中國已在非洲建造兩千公里鐵路、三千公里道路、數十座足球場、一百六十所學校和醫院，並完成其他工程。但是，我們不該忘記，中國正在世界各地出資興建三百座水庫；在蘇丹、哈薩克和緬甸鋪設數千公里長的輸油管和天然氣管；在安哥拉等遭到戰火蹂躪的國家承建住宅；在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進行鐵路工程。中國改變世界的計畫，還包括其他長期目標，例如北京曾提議打造一條橫越哥倫比亞、長達兩百公里的「乾運河」，以取代巴拿馬運河。中國企業也對一項類似的建設計畫表示有興趣，打算經由亞馬遜河接通太平洋和大西洋。
我們在二○○九年十一月的第一趟旅程中，就感受到中國勢力與日俱增。當時，我們飛往埃及濱海度假勝地沙姆沙伊赫飯店（Sharm el Sheikh）打聽中非高峰會議的最新消息，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一片歌頌中非友好關係的例行致詞聲中宣布，中國同意提供非洲一百億美元的優惠貸款；二○一二年七月，中非高峰會議改在北京舉行，中國又在會中宣布追加兩百億美元貸款。然而，二○○九年高峰會議真正大爆冷門的一件事，發生在中國第二號領導人物召開的記者會結束後。只見溫家寶擺出鬥牛士的勝利姿態，站在擠滿五十多位中、非記者的房間內，微笑地和這批熱烈起立鼓掌的新聞界人士一起拍照，在場記者們還爭先恐後地與這位新的救世主握手。我們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畫面：一群記者居然在為當權者鼓掌！我們不禁自問：「中國在非洲真的這麼吃得開嗎？」從剛才目睹的景象來判斷，答案似乎是百分之百肯定。
於是，我們就這樣展開了一場奇妙又危險的探險之旅，足跡遍及二十五國，目的在於發掘中國是否有資格贏得這些掌聲，同時也想瞭解中國如何進行現有的擴張行動，以及此舉對各地區的影響。我們從剛果民主共和國的銅礦場，走到土庫曼富藏天然氣的沙漠，又從西伯利亞的森林，走到厄瓜多亞馬遜河流域的水庫，一路上始終秉持相同的哲學：要親眼觀察各地的現況，讓參與這場大戲的演員們表達意見，並且運用多年的駐華經驗來解釋這個新現象。以經濟條件而言，我們決定自費完成此項計畫，純屬瘋狂之舉，但為了堅守新聞獨立性，還是值得這麼做。
我們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以免只聽到一些趣聞軼事。過程中曾搭乘八十次班機，飛越了二十三萬五千公里，還跨越十一條國界，冒著生命危險走完一萬五千公里危機四伏的公路和塵土飛揚的鐵路。二○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是我們遠征中華圈的歷程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個日子，因為當天發生的事情，正可凸顯這不是一場輕鬆的旅程。那天一早六點鐘，我們從羅安達飛往剛果邊界的安哥拉省分卡賓達（Cabinda）。出發前夕，我們花了幾小時在沒有電腦設備的機場辦理報到，結果遇到全面停電而進退不得。安哥拉與剛果交界處是非洲最危險地帶之一，再加上邊境檢查站因放假而關閉，許多喝了酒、吸了毒的衛兵都情緒亢奮，因此越境過程特別教人緊張。雖然我們把幾個星期來的工作成果，存放在隨身攜帶的四台筆記型電腦、七台相機和五個硬碟中，但是對通關毫無幫助。
我們剛抵達法紀不彰、一貧如洗的剛果邊城姆安達（Muanda），就被扣押了數小時，當地警察局長眉開眼笑地搓著雙手，以為可從我們身上搜刮一大筆賄款，後來是西班牙大使館前來替我們解圍。接著，我們旅行四百公里，前往剛果首都金夏沙（Kinshasa），途中曾千辛萬苦地行經一條布滿坑洞的狹窄公路，路溝的旁邊躺著幾輛破車，路上的卡車沒開頭燈就全速朝我們駛來。午夜過後，我們終於抵達金夏沙的旅館。這座旅館一到晚上便聚集著三教九流，大家一起在此飲酒作樂，聽吵死人的音樂，還有人把玩手槍。旅館房價每晚一百歐元，上網和自來水是作夢才能見到的奢侈品，睡覺時還得不斷跟蚊子大軍奮戰，我們每天彷彿生活在剃刀邊緣。
我們為調查計畫進行五百次採訪的過程中，也數度踢到了鐵板，尤其是在較不友善的國家，像是查維茲（Hugo Chavez）掌權下的委內瑞拉，或宗教領袖統治下的伊朗。舉例來說，我們第一次造訪軍方管轄的緬甸就出師不利，因為緬甸當局老是對我們採取警戒態度，而且我們的出現，開始為提供消息的當地人帶來風險，所以我們決定離開緬甸，以免他們遭遇不測。當時，我們正在緬北的動亂地區克欽邦（Kachin）調查玉市交易，得知中國商人和緬甸軍政府聯手洗劫當地自然資源，對社會及環境造成嚴重破壞。有鑑於此，我們無法放棄追查這件事，遂與緬甸國內外數十位記者、學者、社運份子，以及深諳緬甸事務的各路專家聯繫。十個月後，我們的努力總算有了回報，一名旅居國外的緬甸人捎來一則消息：「我們已和國內人士取得聯繫，他們願意協助你們，而且會利用克欽邦居民舉行新年慶典期間，在首府密支那（Myitkyina）恭候大駕。請喬裝成觀光客，留在XX旅館等待，直到他們跟你們聯絡。他們會過來找你們。」時隔兩個月後，我們終於成行。為了掩人耳目，我們從瓦城（Mandalay）搭乘火車抵達目的地。此行的用意是採訪玉石開採商、吸毒礦工和娼妓，以及神職人員、地方領袖和社運人士。如果我們不親自出馬一窺當地情況，便無法在書中描繪這個被世界遺忘的角落——中國顯然該為這點承擔部分責任——所發生的事。
我們必須設法克服這些障礙並堅持到底，才有數百人願意讓我們走入他們的生活，然後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為我們說出中國向全球擴張的細節。我們見到為了追求致富機會而離鄉背井的中國企業家、珍惜並維護中國傳統的移民及其後代，還有為了多賺些薪資而在世界最荒涼的地方，替中國國有企業的建設工程日夜賣命的勞工。我們也見到盡忠職守地為公司和國家承攬建設工程的老闆、因中國投資者破壞環境及虐待屬下而受害的人，以及試圖揭露中國貸款真面目，或是為可疑貪瀆事件尋求證據的政治人物、社運份子和學界人士。
中國人通常都會同意與我們見面談論他們的事業和計畫，或者分享他們在某些國家克服萬難、辛苦打拼的細節。還有人熱心地告訴我們，某位中國國營企業最高層地方代表住的房間十分寒酸，房裡只有一張掛著蚊帳的雙層舖。最重要的是，這些人之所以歡迎我們，是因為他們非常好客，范輝方（本書提到的中國人名除重要人物之外，均為音譯）就是一例。這位來自山東的生意人，每年在蘇丹首都喀土木（Khartoum）近郊一座適合耕作的農場，生產一千四百噸的蔬菜。我們和這些人見過面之後，總會有新發現。他們透露的種種細節，充分反映出中國人對他們來到「新世界」的看法。為了讓這些受訪者吐露真言，我們必須營造可贏得他們信任的氣氛，這時我們在中國採訪的經驗就派上用場了。
二○一○年的某個仲夏之夜，范輝方在他家以美味佳餚款待我們。我們入座以後，他晃著一瓶在回教國家（蘇丹信奉伊斯蘭教）屬稀有奢侈品的白酒對我們說：「敬中國大使館。」在座者還有范輝方的朋友龔先生，此人在喀土木近郊的中國石化公司煉油廠擔任物流經理，他和范輝方一樣興高采烈地喝下了第一口甘醇。酒過三巡後，我們的談話才進入正題。
「中國幫蘇丹搞發展，讓俺覺得很驕傲。」范輝方用莊嚴的口吻告訴我們：「要不是咱們來到這兒，蘇丹老百姓不會有前途。」
「八年前我們剛到喀土木時，這裡最高的樓房只有三層。」龔先生吐出一大口菸圈，補充了一句。
「是啊，這幾年咱們已經看到這個國家發展起來了。」范輝方附和：「從前他們啥都缺，沒馬路，也沒汽車，中國是改造這個國家的大功臣。」
「蘇丹想建設他們的國家，就去找西方求助，可是遭到了拒絕，於是我們就幫他們的忙。現在，西方嫉妒中國，因為他們看見我們撈到了好處。」龔先生用指責的語氣說。
范輝方不假思索地接腔：「老美來這兒丟炸彈的時候，咱們在蘇丹鋪馬路、蓋房子、造醫院。咱們來這兒是想給蘇丹老百姓過好日子。」他指的是一九九八年美國人用飛彈襲擊一座蘇丹圖書館那檔事。
范輝方認為，中國勢力擴及開發中國家帶來了一些好處。雖然他的看法大都屬實，但是中國採取的多項行動，就算不會公然引起爭議，起碼也值得商榷。事實上，一旦撇開北京的黨內官方政策，就會發現中國在開發中國家的諸多計畫，都欠缺合理的解釋，那些政策總是大肆宣揚中共獲取的國際利益絕對合法，而且是用創造「雙贏」的花言巧語來包裝。長久以來，中國政治體系的內部運作實況，始終散發著諱莫如深的神祕感，每當我們試圖探究某些問題，例如海外工程合約內容、中國承攬的建設對環境的衝擊，或是職場的工作條件，也總是會遇到資訊不透明的狀況。
我們一展開調查，就同意遵守一條基本原則：除了聽取其他人士的意見，也不能輕忽中國政府各階層，以及擴張行動主導者的聲音。我們期待中國官方願意為這些擴張行動說明理由和動機，並且就本書提出的幾個問題給予正式答覆：中國如何確保石油供應無缺？中國的海外投資對環境有何影響？北京為何支持世界各地的獨裁政權？中國的外交策略是什麼？中國的民營企業如何攻占難以打入的市場？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移民規模有多大？中國在全世界興建足球場、道路和水庫真正的動機是什麼？中國提供投資機會到底是誰受惠？這個亞洲巨人的崛起對全球有何影響？
遺憾的是，中國官方完全不肯合作，始終維持神祕姿態，我們也就無法信守承諾，容許官方有說話權利了。各地中國大使館很少回覆我們的電話，幾家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國石油集團、中國石化、中國海洋石油——也拒絕在北京或其他任何地方受訪。中國外交人員不是迴避我們的問題，就是根本拒絕作答。然而，某些擅長在中國人的生活圈和商業界拉關係、套交情的專家，一直努力提供我們寶貴的協助，因此每當我們無法在現場收集到第一手資料（例如在土庫曼和阿根廷遇到的情況），照樣有辦法填補資訊漏洞。
當然，官方資訊不公開的狀況，仍有一些例外。我們晉見備受尊敬的中國外交官、駐非洲特使劉貴今的經過，即為一例。他在訪談中向我們透露，中國當局內部還是有人會坦白、公開地提出一些疑問，並努力改善現狀。話說回來，無論是外交官、學者、國有企業國內主管，或是與當權者密切合作的專家，就算有些人真的願意主動告訴我們官方對某些事的看法，我們也常發現他們仍然選擇嚴守黨內政策。
舉例來說，二○一○年十月九日這一天，事情似乎有好轉跡象，因為我們終於獲准採訪中國國際策略的重要推手：中國進出口銀行。我們坐進這家銀行設在北京金融區的總行辦公室以前，已投入一整年做準備，期間曾發出數十份中文傳真文件，還打過五十餘通電話。然而，我們原有的熱情很快就被澆熄。三位技術官僚出身的該銀行主管，在一間十分氣派的會議室接見我們。長達一小時的訪談中，他們一直在設法閃避我們的提問，現場氣氛變得越來越詭異，例如三人之中的首席代表，竟然像個小學生似的貼在一名同事的耳畔，用大聲的耳語告訴對方，千萬不能洩露中國在開發中國家採購哪些資產和天然資源，儼然把中國採購石油和礦產當成了國家機密。接下來，他又否認該銀行有任何重要統計數字，提到他們對其他國家或外國企業的信用貸款總額。
當我們拋出最後幾個問題時，情況更是急轉直下。這位表情緊張的受訪者費了一會兒功夫，才勉強擠出僵硬的笑容回答我們所有的疑問，當時我們天真地以為，他只是聽不懂那些問題罷了。他不但拒絕讓步，還一味地東躲西藏，繞著話題打轉，而且只提供一個答案：「我不知道。」我們目瞪口呆地自問，他為什麼要糟蹋這個好機會，不趁現在告訴我們中國進出口銀行對亞、非、拉丁美洲的發展有何重大貢獻，難道這家銀行有不可告人之密？一小時過後，他始終沒給我們任何有用的資訊，但這次訪談充分顯示了北京公開其海外計畫的重要性。
我們根據實際的旅行體驗所提出的疑問，或許不太容易回答，又或許正如一位熟稔中非關係的西方專家所說的，這些問題「失之偏頗」，不夠客觀。雖然中國的海外發展動向一直是熱門話題的來源，但是許多觀察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具正面形象的擴張計畫，而淡化甚至忽略任何違法事件，以及擴張現象的副作用。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的目的只是想披露中國悄悄占領全世界的每個面向，包括種種利弊得失。我們終究沒有忘記一件事：記者的職責不在於將手裡的火把擺在聚光燈下，而是讓火把照亮最黑暗的角落。本書即是我們努力的成果，它並非根據街頭傳言和學術理論，而是依據真人實事寫就的。

進軍安哥拉搶石油
一陣摻雜著龍蝦、辣味雞和油煎花椰菜味的微風，輕輕地飄散在可飽覽盧安達和大西洋美景的「上海拜雅」（Shanghai Baia）餐廳露台上。時間是二○一○年夏天，一群喧鬧的中國商人正在狼吞虎嚥，彷彿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似的。附近摩天大樓射出的燈光，在他們的臉上閃動著。那些大廈裡的公寓十分搶手，住有許多外國石油公司員工，每月租金一千美元起跳。餐廳裡那票中國商人不斷問道：「多少錢？」有位仁兄嘴裡塞滿了東西，一開口就把食物渣子噴得滿桌子都是。盧安達是全世界生活費第二高的城市，離這家餐廳數公尺遠的碼頭上，有個航海俱樂部，外頭停滿豪華遊艇，住在這個高消費之都的企業大亨們，可以乘著那些遊艇揚帆迎向遼闊的大海，逃離安哥拉首都的騷亂。
走過盧安達市中心的人，難免都會好奇這裡的事情怎會變化得這麼快。二○○二年，安哥拉才結束了長達二十七年的內戰，這場戰亂不僅對這個國家（人口一千八百萬）的社會經濟造成難以挽救的破壞，也摧毀了一九七五年安哥拉獨立之前，葡萄牙人在此建造的大部分基礎設施，例如損壞的橋樑估計有三百座。戰爭結束不到十年後，盧安達的主要道路出現了大量水泥卡車，令交通陷入癱瘓，無法應付全國各地正在進行的數百項道路工程。五十多家中國國有企業和四百家民營企業，也加入了這個瘋狂的建設計畫，忙著幫安哥拉建球場、修馬路、蓋新屋、裝潢政府部會。所有工程經費皆來自安哥拉的地下資源：安哥拉為非洲第二大產油國，每年出產的石油，可創造五百二十億美元的營收，安哥拉也是中國第二大石油供應國，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因此石油營收有一大部分來自對中國出口的原油。
這場被世界銀行形容為「安哥拉模式」的革命，打算以大量嶄新的公路、鐵路和大學來建設國家。一九八○年代以降，安哥拉也和其他幾個國家（包括中國）一樣，採行「直接拿石油換基礎設施」的策略。為了配合中國的到來，獨裁政府領導人桑托斯（Jose Eduardo dos Santos）總統，自二○○四年起也一直大力鼓吹這個模式。盧安達和北京政府達成的協議內容很簡單：中國的營造公司負責履行安哥拉各地工程計畫，並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支付薪水，安哥拉則透過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Sonangol）及其分公司，依中國指定的輸出量供應石油，以償還中國的貸款。
安哥拉亟需重建基礎設施，但無法取得適任勞工，也缺乏所需經費，因此可透過這種模式快速達成建設成果，而且跟中國合作可獲得大量資金。這套模式也能防止貪腐政權私吞貸款，避免數百萬美元的公共建設經費流入瑞士或開曼群島的祕密銀行帳戶，因為安哥拉政府收不到任何款項，中國銀行會直接轉帳給承包工程的廠商。
這套模式固然為安哥拉帶來顯著利益，但中國也是因為想趁機取得資源，才將觸角伸向安哥拉。安哥拉內戰結束後，桑托斯政府（一九七九年掌權）需要爭取財源以推動施政計畫。然而，「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成立於一九六一年的非政治官方機構，因常在巴黎某旅館聚會而得名，亦稱「十國集團」）之類的傳統貸款組織，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卻要求盧安達進行金融、政治和經濟改革，目的是讓這個嚴重貪腐的國家經由改革建立償債能力。他們還堅稱，安哥拉應該先還掉一部分舊債，他們才願意放寬安哥拉積欠未還的債務。
雙方的拉鋸戰一直延續到二○○四年三月，因為中國在安哥拉的出現打壞了這些富裕國家的計畫。當時中國進出口銀行二話不說，就撥給盧安達二十億美元新貸款，讓負債累累的安哥拉得以逃避多項債務。中國為安哥拉提供了幾個優惠的貸款條件，包括：貸款利息只比倫敦銀行同業拆放利率多一．五個百分點、還款期限二十年、寬限期四年。北京運用雄厚的財力，設法將中國企業推入非洲重要石油產業，例如二○○四年七月，中石化排除萬難，接收殼牌石油公司在安哥拉十八號深海油井的股份，據說安哥拉可藉此抵償中國提供的貸款。
這只是兩國交易的開端，爾後中國政府透過幾家國有銀行，為安哥拉提供了逾一
百四十五億美元的貸款，安哥拉則以供應石油和授權中國長期開採該國石油
的方式償還。雖然這項投資規模龐大，但安哥拉除了取得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開發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提供的貸款之外，也獲得中國民營企業的資金。
一棟二十五層高的金色玻璃帷幕大廈，鶴立雞群地站在首都盧安達的建築群中。當夜幕降臨後，從城裡各角落都能看見這座聳立在國民議會旁邊、被五顏六色燈光點亮的地標建築。大樓裡有許多戒備森嚴的辦公室，樓頂則有三個英文字母CIF，代表中國全球擴張史中的一個重要名字：中國國際基金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Fund）。這是最神祕莫測的中國企業之一，也是安哥拉最有勢力的一家外國企業，因該公司為安哥拉政府提供了二十九億至九十億美元的貸款，而且和安哥拉政府高官關係匪淺。
根據官方說法，中國國際基金係民營企業，二○○三年十一月成立於香港，屬於某個錯綜複雜的中國企業集團（所有成員都登記了同樣的地址：香港金鐘道八十八號，太古廣場二座十樓），成立宗旨為針對四大特殊行業：石油、鑽石、營造、金融，與盧安達政府進行談判。中國國際基金是該集團的金融部門，但也涉足鑽石業，參與了安哥拉國營恩迪阿瑪鑽石公司（Endiama）的投資。此集團另外兩個最重要的公司，分別是安中石油公司和安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他們也是安哥拉石油產業中僅有的兩家中國與安哥拉合資企業。雖然美國的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ExxonMobil）仍是安哥拉最大外商，但這兩家中國企業也在當地石油業扮演重要角色。
由於該集團的組成份子大有來頭，任何人都會以為中國國際基金及其關係企業，肯定在某些行業擁有扎時的資歷，以及赫赫有名的國際經驗。但實際狀況是：中國國際基金除了曾經標到盧安達新國際機場的營造工程，以及班圭拉鐵路（Benguela railway，殖民時代所建）的整修工程之外，完全沒有從事過營造業。中國國際基金網站上張貼了各種語焉不詳的參考資料，曾提到該公司執行的其他計畫。由於中國國際基金在其他資訊不透明、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也設有營業處，其所屬集團往往會透過該公司或是安中石油公司，出現在幾內亞、剛果共和國、辛巴威、馬達加斯加、奈及利亞等地。
中國國際基金的高層主管，似乎也都不是什麼業界的知名人物；這個企業組織幕後雖有一群董事和總裁，但他們在石油業或鑽石業任職時期，只有少許或完全缺乏應變能力，安哥拉國家石油公司總裁文森（Manuel Vicente）則屬例外。更令人訝異的是，中國國際基金因簽下多筆資金龐大的合約而引起外界關注，但是萬能的中國政府卻無法或無意協助外界瞭解該財團從事這些活動的原委，中國駐圭亞那、奈及利亞和安哥拉的大使，以及中國的外交部代表，都曾再三提出這類聲明。
因此，我們決定自行設法多發掘一些內幕，而且選擇直接上這家公司敲門。我們曾親自前往中國國際基金駐盧安達、香港、新加坡的辦公室登門拜訪，然而對方不是拒絕答覆我們的問題，就是不願接受我們的採訪。我們當然想知道，他們會出現這些反應，是因為該公司資訊不夠透明、習慣保持神祕，還是因為和法孔（Pierre Falcone）之類的人物有瓜葛？「理由很簡單：透過中國（即中國國際基金）進行交易，是中國掠奪安哥拉資源最容易、最有效的途徑。」反對安哥拉政府暴行的記者莫雷斯（Rafael Marquez de Morais）義憤填膺地用顫抖的聲音對我們說。
莫雷斯長期追蹤中國在安哥拉的行動，曾比較過中國和西方在當地扮演的角色，對兩邊都有微詞，「東方和西方是半斤八兩，都在從事祕密交易。無論美國、中國、西班牙、葡萄牙……他們目的都一樣，都想直接跟安哥拉政府的決策者掛勾，盡可能以最輕鬆的方式獲得最多的利益。」他指明中國和西方唯一的差別在於「規模不同」，並且認為中國正在推行某種「新帝國主義」，「中國國際基金已經在安哥拉敲定了幾項重大工程計畫，但目前為止沒有一個計畫兌現，一個都沒有，所以我們不禁要問：他們真的會提供貸款嗎？這些錢真的會進來，還是被偷走了？」我們在盧安達停留期間，設法打聽到中國國際基金計畫斥資二十多億美元，為安哥拉建造一座國際機場，預計二○一○年底竣工。不過，這座傳說中的非洲最大機場，竟連個影子也沒有。我們開車沿著維安納—卡提特（Viana-Catete）高速公路走了大約三十公里後，發現機場工地周邊只有少數活動，通往機場的那條黃土路上，也幾乎不見任何車輛，只有數名總統衛隊派來的武裝軍人，頂著烈日站在機場入口守衛，一副無聊至極的模樣。我們跟他們理論了二十分鐘後，依然無法融化一位「長官」的決心，讓他放我們進去瞧瞧。這位體格魁梧的高階軍官頭戴貝雷帽，腰帶上配了把手槍。「本機場是高度警戒區，而且是總統直接授命安哥拉軍隊保護，閒雜人等一律禁止進入管區。」他丟了這句話給我們。兩年前，有個華人家庭在機場附近開了一間中國餐館，巴望著能吸引蓋機場的工人前來用餐，後來發覺在這種地方開店，形同搬磚頭砸自己的腳，不但是自討苦吃，而且幾乎賺不到足夠的生活費，「餐館打從開張生意就很清淡，根本沒有顧客上門。」他們說。
後來，我們和一名住在盧安達的西班牙建築工人聊起這檔事，他說如果那機場附近的兩座工廠沒在生產水泥（情況正是如此），即可確定機場並未施工。「假如那些工廠沒有生產活動，就表示沒有工程在進行，因為建造機場的每個階段，都得使用水泥。還有，如果那裡正在蓋機場，一定會有卡車不停地進進出出。」因此，我們在盧安達通往機場工地的高速公路上見到的空曠景象，為莫雷斯的論點（中國國際基金投資的營造計畫沒有一個兌現）提供了有力的佐證。莫雷斯斷言，中國國際基金宣稱提供的貸款，若不是從未進入安哥拉的口袋，就是只有部分送到安哥拉。因此，這些貸款被安哥拉政府當成了藉口，以便替那些從未執行的工程尋找「還款」正當理由。換句話說，這些貸款只是個幌子，可以讓政府大規模掠奪國家天然資源，是不折不扣的集體搶劫。
「他們說：『這筆貸款給你們拿去蓋機場吧。』過了五、六年後，新機場沒出現，那些錢也下落不明，於是又有一批新貸款撥給同一個機場，後來那筆錢也不翼而飛。政府表面上欠下一屁股債，自然有正當理由每天把二十萬桶（這只是舉例）石油送到中國。」莫雷斯認為，此種共犯結構可協助政府在不違反會計規定的情況下洗劫國家資源。「你還能用什麼方法每天偷走二十萬桶石油？任何官員都不可能明目張膽地說：『你幫我偷走這批石油吧。』因為會受到國際的嚴密檢查，只要查驗船貨就知道哪些東西被賣掉。可是如果你說，你每天把二十萬桶石油運到中國，是為了償還貸款，那就沒有人會繼續追究了，因為既然欠債，就得還錢。」
莫雷斯自創「透明洗劫」（transparent looting）一詞來描述這種五鬼搬運法，也有人稱之為「貿易錯價」（trade mispricing，進口商蓄意多開發票金額，或出口商故意少開發票金額的避稅方式）。安哥拉急需正視這個問題，因為最近有份報告提出的相關數據令人毛骨悚然，例如單是二○○九年，安哥拉遭到侵吞的貸款金額就高達六十億美元，相當於國家總預算的六分之一。換句話說，桑托斯總統夥同安哥拉政治權貴，在這一年內為某些從未執行的計畫浮報帳單和開支，非法A走了國家這麼多錢。
他們縝密周詳地虛報國家支出的過程中，中國國際基金及其關係企業安中石油公司，扮演了關鍵角色，因為兩家公司幫這些貸款開立發票，並且取得用來償還債務的石油配額，讓數十萬桶「黑金」名正言順地運到中國。「萬一遇到國際檢查，每樣事情都會攤在陽光下，所以你需要一家洗錢公司（中國國際基金）來處理你從安哥拉偷走的鈔票，並且由中國國際基金提供必要的證據（證明政府有正當開銷）。」莫雷斯解釋。安哥拉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特設組織，專事包庇政府持續暗中搶劫的行為，那就是目前已停止運作的國家重建內閣（National Reconstruction Cabinet）。
此內閣二○○五年由總統成立並直接授命，負責管理中國國際基金提供的國家重建經費，而且不必接受任何管制或提出會計報告，領導人是直接受總統指揮的軍事局局長韋拉將軍（General Manuel Hélder Vieira），別號「柯普立帕」（Kopelipa）。「自從柯普立帕將軍掌握了中哥兩國的關係後，就扶搖直上建立了私人商業帝國，涵蓋的行業有航空、銀行、電信……可說是包山包海！他已經無中生有地成為非洲鉅富之一，而他能走到這一步，跟中國的貸款和他擔任國家重建內閣首腦時所管理的金錢脫不了干係。中國人已經變成助長貪腐之風最有效的工具，導致安哥拉國庫被盜用數十億美元。」莫雷斯說。
中國政府在其中扮演何種角色？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一群專家的研究顯示，中國國際基金所屬集團內部的中國股東們，不是現在就是過去和中國的國營企業有瓜葛。然而，最令北京感到不安的，或許是該集團股東之一、中國國際基金的董事武洋把他家的住址，寫成某個祕密機構的總部地址：北京東長安大街十四號二十八樓。目前並沒有確鑿的證據，可證明北京在幕後支持中國國際基金及其相關組織，也無法證實北京在為安哥拉政治權貴輸送利益(，但我們還是難以相信中國政府不知道誰是誰，因為某些國營企業（例如專門製造軌道交通裝備的中國南車集團，以及中信建設和中國石化公司）都是中國國際基金和安中石油的轉包商或同業。
如果中國政府並非該集團股東，這些國營企業如何，以及為何跟中國國際基金共同投資數百萬美元的合約？這問題又牽扯出幾個疑點：這家民營企業怎有能力動用通常只有國家才能取得的龐大經費？它如何跟中國政府競爭？它和非洲獨裁政權進行祕密商業交易，導致中國聲望嚴重受損，中國政府為什麼從不出面糾正？
「中國一直未對中國國際基金採取行動，是因為不想犧牲政府從安哥拉石油部門獲取的商業利益。」設在倫敦的英國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Chatham House）非洲計畫主持人萬斯（Alex Vines）說明，「有些西方公司已決定不再跟安哥拉政治權貴玩這種把戲（意指普遍的貪腐行徑），因為他們擁有可明哲保身的專業技術，但中國欠缺這種技術，只能和安哥拉政府狼狽為奸。」他繼續說：「中國必須設法適應安哥拉政府的現況。」換言之，如果不同流合汙，誰都無法在這個國家做生意。因此，中國國際基金成立的目的似乎是：盡力滿足安哥拉權貴的需求，既不讓中國國營企業觸法，又可以讓中國繼續分享安哥拉的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