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經濟現代化之路：社論一寫四十年

自序／論證台灣經濟四十年

在《經濟日報》創刊前的民國 56 年 3 月初，《聯合報》總主筆楊選堂（筆名楊子）來訪，向我提及兩件事：
一是聯合報系要發行經濟專業性報紙——《經濟日報》，在台灣是首創。雖然聯合報會調派資深記者協助，但他們對政府經濟施政並非專業；同時經濟日報也會招聘新進記者，希望他們在採訪我時，能給他們多多指導。我當場表示，聯合報要辦《經濟日報》，做經濟專業報導，這是了不起的工程。而財經政策的宣導，也是我任務之一，義不容辭，我會盡可能幫助他們對政府經濟施政的前因後果，有比較完整的了解。
二是他兼任《經濟日報》總主筆，希望聘請我參加他的主筆陣容，每週寫一篇社論。我立即說明，各重要報紙社論是我每天必讀的課程，不僅增進我對社會脈動的了解，而一般社論內容充實文字之優美，也是我所欣賞與敬佩的。但我自知文筆樸拙，本身工作又太忙，實在不敢接受。而選堂兄回說，我在報紙寫的專論他多曾覽讀，寫《經濟日報》社論沒有問題，在選堂兄一再勸說下，我才說給我一些時間考慮。
民國 56 年 4 月 20 日《經濟日報》創刊，第一篇社論題目「為工業化添動力，為工農商作喉舌」，簡明扼要揭櫫創刊宗旨。《經濟日報》創辦人王惕老（吾）在《經濟日報》發刊辭堅定地說明他的心願：「國家現代化、工業化途中，為促進經濟加速發展，這一份專業化報紙，一定能有所貢獻」，又說明「《經濟日報》是我們新聞專業工作者，對百年建國應盡的責任。」說明《經濟日報》的重責大任，以及創辦人的高瞻遠矚、決心與魅力，令人敬佩；也增加我對《經濟日報》的信心。於是更認真考慮是否參加該報主筆陣容。
經過多時考慮，我想我已在政府工作多年，當時我是經合會綜合計畫處副處長，是台灣經濟建設四年計畫設計規劃工作，以及經濟政策研究幕僚作業的主持人，我有意見，有主張都可透過內部管道直接向上級建議。以後若兼任《經濟日報》主筆，也可將我的看法與主張，透過社論呼籲社會各界凝聚共識，配合政府經濟施政，共同為建設國家現代化努力。如此內外相呼應，應可產生更大的效果，最後遂決定參加該項工作。
當時我想，作為《經濟日報》主筆，寫社論應把握的幾個原則：
一、因我工作關係接近政府決策階層，對於政府重要經濟施政的前因後果多有所了解。當行政院院會通過的重要經濟政策與措施，乃至後來蔣經國總統在財經會談中所提出的看法，見報後，我可立即配合撰寫社論加以闡釋，作簡明扼要的分析，幫助讀者對政府經濟施政能真正了解，以利政府決策順利有效執行。
二、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 54 年成立「國民所得統計評審委員會」，我奉派代表經合會為該會創始委員。民國 81 年我退休後失去代表資格，該會改以專家身分聘請我繼續擔任該會委員，迄今已長達 56 年。由於擔任該會委員，對各種統計資料的掌握，透過研究分析，不僅可了解我國經濟進步的實況，有時亦可從統計中發現許多問題，甚至一些潛在的經濟問題，我可在社論中及早提出，呼籲社會重視，並建議因應對策，採取未雨綢繆措施，透過社會共同努力，往往可將大問題化小，小問題化無。
三、介紹新知。由於經合會每月出版《自由中國之工業》月刊，中、英文本並有台灣工業統計，及每年編印英文統計手冊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與國內外著名大學與圖書館交換定期刊物，有機會讀到各種新知，可以透過社論介紹給社會大眾。
四、提出前瞻性看法與主張。因當時台灣還是落後的經濟，工業主要靠勞力密集產品出口，重要原材料及零組件靠進口供應，經簡單加工後出口，故附加價值率甚低。由於我主持設計規劃四年經建計畫及十年長期展望，必須要向前看。因此，在各項計畫中，會有許多前瞻性的規劃與主張，有的可透過社論，呼籲工、農、商各界積極配合政府計畫共同努力，以提升產業結構，早日成為工業化、現代化國家。
五、對於社會有些不合理的要求、不正常的主張與看法，我也可以透過社論，以公正立場、國家與人民利益為先的基本原則及時提出糾正與駁斥，以正社會視聽。
六、對部分政府單位的本位主義，和以技術問題阻礙正確政策的落實執行，我也可透過社論鞭策相關政府機構，以大局為重，國家整體利益為先，做好民間的表率。
此外，因我工作是負責經濟計畫設計及政府經濟政策研究的幕僚，對國內外重要經濟新聞都要關注與掌握。如要寫社論，對個別問題更要深入了解，才能提出檢討、批評與建議，對我本身研究工作也有助益。於是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我終於在民國 59 年 8 月 12 日試寫第一篇社論「動用外匯準備推動現代化運動」，送請選堂兄指教，他立即將該文於次日 8 月 13 日《經濟日報》社論刊出後，並電告該社論深獲好評，要求我繼續寫。沒想到這一開始一寫就是四十年。四十年間《經濟日報》主筆陣容曾多次改組，每次我都被留下來。事後想來，因我所寫每篇社論都能把握上述原則，不僅內容充實，以明確統計數字為討論問題的依據，而且適時、有看法、有主張，並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建議，受到讀者的歡迎與報社主管的賞識，所以一寫就連續寫了四十年。至民國 99 年 8 月，我已屆 85 歲高齡，為了不給自己大壓力，也給年輕人機會，乃決定辭職封筆。四十年來共寫了社論 1,927 篇，其中 129 篇刊登在《聯合報》，總計超過 350 萬字。
三年多前，與經濟日報前社長劉國老（瑞）、聯經出版公司林載爵發行人相聚，國老提起我曾為《經濟日報》寫了四十年社論，是一項歷史紀錄，建議編輯出版專書。當時我也想，寫了四十年社論，也應該精選一些整理出版，為社會留個記錄，遂承諾下來。
但沒想到不久後我因腰椎移位，疼痛問題逐漸嚴重，需要進行手術，而因年齡太大產生副作用，又進行了心臟手術，在八個月內先後進出醫院五次，住院 150 多天，連復健共耽誤了近兩年。在復健過程中，一方面復健，一方面開始規劃社論出版事宜。
我寫社論是從民國 59 年 8 月開始至 99 年 8 月，正好跨越四個年代，即民國 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及 90 年代，以此劃分每十年為一章，共計四章。但要選哪些社論，要選多少篇；應先確定編輯體例，才能有一個選輯的方向。由於社論通常是以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申論為主，都有個別的主題，要將其與當時經濟發展趨勢銜接起來，才有意義。於是，確定在每章之前，先編寫一篇當代（十年）國內外大事紀要，然後再將相關精選的社論銜接進去，這樣雖要多花很多功夫，但可讓讀者對當年代國內外發生的大事，能有全面整體的理解或回憶。同時，也可讓讀者了解，寫每篇社論的前因後果。
如此編輯下來，結果每章（十年）精選出 70 篇社論，四章（四十年）共選 280 篇，占所寫 1,927 篇的 14％，約有 50 多萬字。
我要為劉國老當初的建議，林載爵發行人的鼓勵，以及聯經出版公司工作同仁，對本書的編輯、出版所付出的極大心力，深深表示謝意。還要感謝，我寫社論期間，歷任總主筆的指導，以及當年的秘書蕭美枝及賀玉鳳小姐給予我很多的協助。此外，在我寫社論的前二十年還沒有傳真機的時代，報社老詹先生每於週四晚間九時準來舍間取稿，我有時還未寫完，必須請他枯候等待，實在是於心不安，深感抱歉。四十年來寫社論的點點滴滴，我都將長記心中，難以忘懷。
最後，我要藉此機會感謝我內人，聶又云女士，我能活到今天（96 歲）全靠她的細心照顧。尤其大病時期，高燒不退、暈迷數日，先後住院 150 多天，臥病在床動彈不得，難過痛苦，但較之陪伴照顧病人的家人，不僅勞累，心情更是焦急，其痛苦遠勝於病人。而且在復建的一年多期間，又云不僅全程陪伴，還不斷的鼓勵、激勵、誇讚萬安勇敢的繼續做復健外，還能心無旁騖專心完成此書，萬分感激，永誌不忘。

台灣經濟設施在二戰期間遭受盟機猛烈轟炸，損失慘重，故在光復初期農工生產及交通運輸營運量不及日據最高時期的40%，損失高達60%以上。因此，生產凋蔽物資極端缺乏，物價高漲陷入惡性通貨膨脹、財政有鉅額赤字、外匯枯竭、失業問題極為嚴重。在此惡劣環境下，政府一方面推動一連串改革，如農地改革、幣制改革、稅制改革等等；另方面盡全力進行戰後重建工作。但因缺乏財力、物力與人力，只能就重點的修復或重建，整體進度緩慢。幸美國經濟援助及時到達，加速了修復及重建工作，至民國41年底，台灣農工生產及交通運輸營運量，已恢復到日據時期最高水準。
於是政府於民國42年開始，在美援支持下，推行了一連串「經濟建設四年計畫」，開始「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農工相輔相成的發展政策，以加速農工業建設增加生產，充分物資供應。繼之，自「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政策，並推動「外匯貿易改革」及設置「加工出口區」，積極推動出口，帶動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
當民國48年得知美國經援政策的改變，甚至有隨時停止的可能，最高當局鼓勵國人團結奮鬥，共同努力，達到自力成長目標。於是政府隨即擬就「加速經濟發展計畫」，並訂定「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方案」，進行全面性的財經改革；同時頒布「獎勵投資條例」，以免稅、減稅、退稅措施，鼓勵儲蓄、投資與出口。在全國上下共同努力下，所有計畫、改革及法令都能有效進行。當民國54年（1965）7月1日美國經援停止時，國內儲蓄已大幅增加，至民國59年開始，國內儲蓄已能充分供應投資的需要，達到「自力成長」的目標。
在當時，許多接受美國援助國家，不僅在接受美援期間，其經濟成長率遠低於我國，而且在美援停止後，經濟就開始下滑。而我國在接受美援期間，由於有效利用美援，已獲得高度經濟成長；在美援停止後，經濟成長不僅沒有下滑，而且經濟成長率更向上提升，被國際間譽為「經濟奇蹟」。
再就前述各年代大事記要及精選的社論，觀察民國60~99年的四十年間台灣經濟的不斷進步實況，可整個為下列各點：
一、台灣從光復初期的純粹農業社會，民國60年代就進入「新興工業化國家」之林，90年代更成為「現代化國家」。
二、經濟體制方面，自早期的「管制經濟」，70年代實施「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基本政策，開始逐步解除管制，開放市場。至80年代除對大陸經貿尚有嚴格管制外，其他幾已成為「經濟全面自由化國家」。故於2002年（91年）初加WTO時，所受衝擊不大。
三、工業結構：自早期以「勞力密集產業」為主，民國60年代全力推動「十大建設」，成為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國家。由於60年代及70年代積極推動科技研究發展和高科技產業發展，尤其推動「積體電路」、「電子、資訊」產業，獲得顯著成就，80年代已成為高科技產業重鎮。
四、投資財源：在早期投資財源極端不足，依賴美援支持高占40%；後經政府採取有效政策措施，鼓勵國人節約消費增加儲蓄，由於全民的努力，不僅民國60年就達成「自力成長」目標，而後且對外大量投資，在國際間成為投資大國。我國國外淨資產經常高居全球第五或第六名。
五、對外貿易：台灣早期在世界貿易無人注意，且有鉅額入超，靠美援支持。但自「進口替代」改為「出口導向」政策，並配合「外匯貿易改革」、「十九點財經改革」、實施「獎勵投資條例」及設置「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等後，出口大幅增加，民國60年開始即由入超轉變為出超，且成為「貿易大國」。尤其出口在民國75～77年三年間，連續成為全球第11位出口大國，不僅高居「新興工業國家」之首，亦超過許多工業國家。
六、失業率：在早期台灣失業問題極為嚴重，除城市失業率估計高達6%以上，在農村還有許多隱藏失業人口，估計總失業人口高達10%。不過經過民國50及60年代的經濟快速成長，製造業就業每年增加率高達6%。在當時，有工作能力、有工作意願的人力，都能找到工作，因此，失業率大幅下降，至60年代已降至2%以下，進入「充分就業」階段。
七、物價：在光復初期，物價飆漲陷入惡性通貨膨脹，除物資極端缺乏外，人民對舊台幣失去信心，產生預期物價上漲心理，亦為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除增加生產，充裕物資供應外，早在民國38年即實施幣制改革，廢舊台幣發行新台幣，且限額發行、黃金十足準備，以及採取各種配套措施，建立人民對新台幣的信心，物價漲幅即開始下降。加以美援物資於民國40年到達，物價更逐漸穩定。至民國50及60年代經濟快速成長，物資供應充裕。民國50~61年的12年間，台灣物價平均每年上漲率為3.3%，與工業國家同期間每年上漲3.5%比較毫無遜色，較開發中國家上漲9.7%，穩定很多。
八、所得差距：所得差距，在國際間通常是採用五分位法中最高與最低所得者間的差距來比較。所謂五分位法是將所有家庭按所得大小排列起來，分為五個等分，每個等分即20%家庭為一組。從最低的開始，第一組為最低所得者，以此類推，第五組為最高所得者，以最高的第五組平均每戶所得，與最低的第一組每戶所得比較，其倍數即代表高低所得者間的差距。台灣在早期有學者調查研究民國43年，高低所得差距是15倍。嗣後政府統計部門開始調查研究，民國53年是5.33倍，到69年又降為4.17倍，在當時是全球所得差距最小的國家之一，即經濟快速成長，其效益為全民所共享。
九、每人所得：台灣在民國41年重建完成時，每人所得估計不及100美元，在國際是屬低所得者，是貧困地區。不過由於全國上下共同努力，至民國70年代中期的77年已提高到6,541美元。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研究，當時每人GNP超過6,000美元，屬「中高所得者」，所以民國70年代我國已進入「中高所得國家」之林。到民國90年代末的99年，我國每人GNP為19,765美元，已成為高所得國家了。
過去四十年我們雖曾獲得以上成就，但不可諱言的，自民國80年代後期，整體經濟即開始走下坡。在民國85年以前，政府是以「經濟掛帥」，施政目標是加強經濟建設，早日成為「現代化的高所得國家」，政治要為經濟服務。可是民國85年總統選舉改為人民直選，政府施政以爭取選票，能獲得總統當選或連任為追求目標，經濟要為政治服務，轉變為「政治掛帥」。
再加以李登輝前總統於85年11月祭出「戒急用忍」政策，訂定一套嚴格管制兩岸經貿往來的法規，不僅阻礙兩岸經貿發展，更種下台灣經濟「由盛而衰」的禍根。民國89年第一次政權輪替，民進黨的陳水扁擔任總統，以「意識形態」治國，無預警停建「核四」發電廠，震驚海內外，不久後雖恢復興建，但傷害已造成，由於政策不連續，惡化投資環境，國內外投資卻步，至次年淨投資驟降40%，使該年經濟淪為五十年來首次負成長。當年「經發會」兩岸組為改善兩岸經貿關係，建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以化解「戒急用忍」政策。當陳水扁主持「經發會」開幕致詞時，一再強調「經發會」的共識建議，政府將百分之百的不打折扣執行。可是「經發會」兩岸組共識建議的「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陳水扁將其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採取鎖國政策，兩岸關係凍結。陳水扁在任時，總統府成為炒股及貪凟中心，根本無暇治理國政，經濟豈能不下滑。
民國97年第二次政權輪替，國民黨的馬英九高票當選總統，他以「和中、友日、親美」及「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以及「開放與鬆綁」為施政主軸，改善兩岸關係，不僅開放三通直航，且與大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23項協議，突破李登輝「戒急用忍」的制約，更是兩岸分治六十多年後，邁向實質合作的重大契機，也利於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馬政府雖有意恢復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的趨向，但時不我與，一方面大陸這十多年來經濟的快速崛起，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非當年的大陸，而且彼長我消，優勢盡失，難再有合作的可能。另方面原來在野的民進黨，已執政八年力量壯大，在立法院雖屬少數，但其杯葛力極強，加以立法院長的未能配合，使許多重大政策，被立法院擱置，未能通過執行，影響政府施政。
如「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送到立法院後，不僅遭到杯葛未能通過，更引爆「太陽花學運」，學生竟然竄進國會議堂及行政院，後者雖即時取締清場，但國會議堂在民進黨立法委員抗拒及立法院長王金平拒絕警察進入取締下，占領超過20天，癱瘓國會運作，嚴重破壞憲政秩序。這是中華民國史上首次行政中樞機關及國會殿堂遭學生入侵，尤其後者被占領20多日，未能有效處理，不僅荒唐，也顯示執政當局的無能，政府威信盡失。再加以馬英九上任不久，即遭逢「亞洲金融危機」及「八八水災」，經濟遭受嚴重衝擊；以及已列預算的軍公教退休年終慰問金停發，又失信於民，怨聲四起，經濟怎能不再度下滑。
附表係選擇六項重要經濟指標，包括經濟成長率、每人GDP、出口金額、出口世界排名、失業率及消費者物價每年上漲率，代表經濟施政成果，與亞洲其他三小龍比較。在民國60年代我國在六項指標中，有四項（經濟成長率、出口金額、出口在世界排名及失業率）在亞洲四小龍中均排第一，兩項（每人GDP及物價上漲率）排第三，綜合結果，排第一，為四小龍之首。
民國70年代，我國六項指標中，僅失業率排第一，經濟成長率、出口金額、出口排名及物價上漲率排第二，每人GDP仍排第三，綜合結果排第二。
民國80年代，我國六項指標中，四項排第三，失業率與物價上漲率排第二，綜合結果再降一名排第三。
民國90年代，我國每人GDP被南韓超越，出口金額及出口排名被新加坡超越，均排名第四，經濟成長率及失業率排第三，只有物價上漲率排第二，綜合結果排第四，在四小龍中敬陪未座。
顯示四十年來我國經濟施政成果，在亞洲四小龍中排名，確是每況愈下；尤其我國出口世界排名，在民國69年時，我國領先南韓五名，至民國99年反落後南韓九名之多，也拖垮了整體經濟。過去四十年我國經濟由盛轉衰，關鍵在民國85年的轉捩點，由「經濟掛帥」轉為「政治掛帥」，政黨惡鬥，內耗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