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全新修訂譯本）

前言／這一次的資本主義危機

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再造所必要的。人類正是在危機的過程中，正視資本主義不穩定之處，重新設計和塑造相關安排，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版本。我們拆毀和廢棄許多舊事物，騰出空間迎接新事物。一度活躍的生產基地淪為工業廢墟，舊工廠遭拆掉或改變用途，勞工階級社區經歷仕紳化改造。在某些地方，小農場和自耕地被大型工業化農場或豪華的新工廠取代。產業園區、研發中心、批發倉庫和配銷中心散布各處，周遭是市郊住宅區，由公路網連接起來。主要城市比賽誰的辦公大樓更高更迷人，誰的文化建築更具標誌性；巨型購物中心在市區和市郊皆大量湧現；世界主義是眼下全球的預設方向，大量遊客和商務人士不停地經由機場穿梭各地，有些城市的規模甚至倍增。高爾夫球場和門禁社區（設有門禁的社區）興起於美國，如今也在出現在中國、智利和印度，與周遭貧民自建的簡陋住宅形成鮮明對比；這些貧民區在英語世界稱為slums，在巴西是favelas，在西班牙語地區是barrios pobres。

不過，危機最驚人之處，主要不在於物質景觀的大幅改變，而是在於其他方面的戲劇性變化，包括思想和理解方式、制度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政治效忠和政治過程、政治主體性、科技和組織形式、社會關係，以及影響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和品味。危機徹底動搖我們的世界觀，包括我們對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之看法。我們是這個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永不停息的參與者和居住者，無論是被迫還是自願，都必須適應事物的新狀態；在此同時，我們也經由我們所做的事，以及我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對這個世界的混亂特質產生某程度的影響。

身處危機當中，是很難看到出路的。危機並非單一事件：雖然它們有明顯的觸發因素，它們所代表的結構轉變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完成。始於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的漫長危機，要到一九五○年代才終於解決，而期間世界經歷了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以及一九四○年代的世界大戰。一九六○年代末浮現的危機（其標誌為一九六○年代末的國際貨幣市場動盪，以及一九六八年許多城市〔從巴黎和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和曼谷〕出現的街頭事件），同樣要到一九八○年代中期才終於解決，期間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制（一九四四年建立）於一九七○年代初瓦解，勞工運動使一九七○年代紛擾不斷，新自由主義政治在美國雷根、英國柴契爾夫人、德國科爾、智利皮諾契特和中國鄧小平治下興起並鞏固下來。

事後回顧，因為有後見之明，我們不難看到，在危機全面爆發之前，大量的問題徵兆已經浮現。例如美國一九二○年代貨幣財富和所得不平等嚴重加劇，房市出現資產泡沫並於一九二八年破滅，便預示了一九二九年的崩盤。事實上，我們在力求擺脫危機的過程中，往往埋下了未來危機的種子。例如始於一九八○年代的全球金融化趨勢（特徵是債務日增、金融法規日趨寬鬆），原本是想藉由促進跨地域流動，解決資本與勞工的衝突，但最後卻導致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於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破產。

雷曼破產觸發金融體系崩潰，各環節如骨牌般倒下。到我撰寫本文時，這件事已經過去逾五年。如果歷史經驗值得參考，我們實在不應期望現在就能清楚看到復活的資本主義將是怎樣一種情況（如果資本主義能復活的話）。但是，對於資本體制哪裡出錯的診斷，目前理應有多種相互競爭的說法，而且糾正問題的建議也理應大量湧現。令人驚訝的是，新思維或新政策非常少。世界大致分裂為兩大陣營：其中一方延續（歐洲和美國的情況）以至深化新自由主義、供給面和貨幣主義手段，強調緊縮措施是對症良藥；另一方則是重新採用仰賴債務融資的、某版本的凱因斯需求面擴張方案（中國的情況），而方案通常摻了水，忽略凱因斯強調的一件事：惠及低下階層的所得再分配是其方案的一個關鍵要素。無論當局採用這兩種政策的哪一種，結果都是對富豪有利；這些富豪在各國以至全球均構成了政治勢力日強的財閥階層，梅鐸（Rupert Murdoch）便是一名具全球影響力的財閥。全球各地的有錢人全都愈來愈富有。全球最有錢的一百名富豪（來自中國、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印尼，以及傳統的財富集中地北美和歐洲）光是在二○一二年，財富便增加兩千四百億美元──據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估計，這筆新增財富足以立即終結世界的貧窮問題。相對之下，大眾的景況最多也只是免於惡化，較普遍的情況是加速衰退，甚至是災難性地惡化（例如希臘和西班牙）。

近年的情況在體制上的一個重大差異，看來是呈現在中央銀行的角色上：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在全球層面發揮了領導作用，甚至是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不過，自從中央銀行出現以來（英國的央行是創立於一六九四年），央行的作用向來是保護銀行業者，必要時替銀行紓困，而不是照顧大眾的福祉。若以統計數據為標準，美國在二○○九年夏天便已經擺脫了危機，而幾乎所有地方的股市後來也都收復本次危機造成的跌幅；這一切與聯準會的政策息息相關。這是否預示著全球資本體制將受世界主要央行官員的獨裁統治，而這些官員的首要任務是保護銀行業者和財閥的權勢？果真如此，目前各國經濟停滯不前、全球大眾的生活水準每況愈下的問題，看來沒有什麼希望解決。

對於利用科技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可能，人們也有很多議論。雖然新科技配合某些組織形式，向來對幫助我們擺脫危機大有作用，它從不曾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目前許多人寄厚望於「基於知識的」資本主義，而生物醫學、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是當中的焦點。但是創新向來有利有弊。畢竟一九八○年代我們便因為自動化技術的應用而經歷「去工業化」，最後像沃爾瑪（Walmart）等公司（雇用大量沒有參加工會的低薪勞工）取代了通用汽車等公司（於一九六○年代雇用大量高薪且參加工會的勞工），成為美國民間部門最大的雇主。如果當前的創新潮有方向可言，那便是勞工就業機會減少，而資本從智慧財產權榨取的租值則愈來愈重要。但如果人人都試圖靠收租過活，沒有人投資在製造上，則資本主義無疑將走向一種完全不同的危機。

資本主義精英和他們在知識、學術界的追隨者，目前似乎既無法根本揮別他們的過去，也無法針對令人不滿的危機（經濟停滯或成長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家某些權力落入債權人手中），提出可行的出路。但做不到這些事的並非只有他們。傳統左派力量（政黨和工會）顯然完全無法有力地抵抗資本的力量。右派三十年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嚴重打擊了傳統左派力量，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已喪失信譽。一九八九年之後，既存共產體制的恥辱性崩潰和「馬克思主義之死」令情況變得更糟。目前殘餘的基進左派力量，基本上是在所有體制和有組織的反對管道之外運作；他們寄希望於小規模的行動和在地行動主義，期望它們最終能構成某種令人滿意的總體選擇。這種左派怪異地呼應自由至上主義者（甚至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觀念，他們在思想上主要受傅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啟發；這些思想家在後結構主義的旗幟下重新組合後現代碎片，而這種後結構主義偏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並規避階級分析，其多數內容極度費解。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主義者的觀點和行動到處可見，而且相當明顯。但是，因為這種左派尋求在不掌權的情況下改變世界，日益鞏固的財閥資本家階級隨心所欲主宰世界的能力因此仍然不受挑戰。這個新統治階級獲得擁有保安和監視力量的政府協助，後者非常樂於動用警力，以反恐之名鎮壓所有形式的異議。

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了這本書。我的做法有點非傳統：我遵循馬克思的方法，但未必接受他建議的方案；我擔心讀者可能因此無法欣然接受本書的論點。但是，如果想擺脫眼下經濟思想、政策和政治貧乏停滯的困境，我們顯然需要一些不一樣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觀念。畢竟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顯然遇到了重大難題：它劈啪劈啪地蹣跚前行，彷彿隨時可能停下來，甚至是無預警地爆炸。我們期望人人都能過豐盛的生活，但在通往這種生活的路上，每個轉折點都滿是危險警告標誌。資本主義陷入如此重大的困境，但似乎沒有人對它如何陷入這種境地有連貫的認識，遑論明白其原因。不過，情況向來如此。如馬克思所言，全球危機一直是「資產階級經濟所有矛盾的真正集中和強制調整」。闡明這些矛盾應可大幅揭露嚴重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這件事無疑值得我們努力去做。

應用這種特別的思考模式來認識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可能產生某些結果和政治後果；概述這些結果看來也是該做的事。乍看之下，這些結果似乎不大可能發生，遑論切實可行或在政治上受歡迎。但是，無論替代方案顯得多麼不合宜，開始討論它們是必要的；如果情況要求我們執行這種方案，我們更是要把握機會。這樣我們便是打開了一扇窗，因此擁有以前不曾想過、不曾利用的多種可能選擇。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論壇，藉此思考資本在何處、可能流向何處，以及我們該為此做些什麼。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對相關討論有一些貢獻。

矛盾1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我們購買的所有商品都各有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種價值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因為它們往往不一致，這構成了一種矛盾，而這種矛盾有時會造成危機。使用價值變化無窮（即使同一件商品也是），交換價值（在正常情況下）則是一致的，性質上也沒有不同（一美元就是一美元，永遠都是一美元；即使你拿到的是歐元，你也能知道它可以兌換多少美元）。
我們且以房屋為例，想想它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房屋的使用價值相當多元：它為我們提供一個遮風蔽雨的地方，讓我們建立家庭和感情生活；它是我們每天生活、生兒育女的場所（我們在房子裡煮食、做愛、吵架和撫養小孩）；在不穩定的世界裡，房子保護我們的隱私和安全。房屋也可以成為某些人彰顯自身地位和社會歸屬感的工具，成為財富和權勢的象徵、個人和社會歷史記憶的符號，以及彰顯建築成就的標誌；它也可以只是一個旅遊景點，供遊客讚嘆建築之優美，例如像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落水山莊（Falling Water）那樣。房屋也可以成為胸懷大志的創新者之工場，例如矽谷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那個著名的車庫。我可以在地下室偷偷辦一間血汗工廠，或是用它來收留遭迫害的移民，又或者把它當作買賣性奴隸的基地。我還可以舉出房屋的許多不同用途。總之房屋的可能用途非常多樣，似乎無窮無盡，而且各種用途往往十分獨特。。
但房屋的交換價值又如何？在當代世界裡，我們一般必須購買或租下房子，才能享有使用房子的特權。我們必須為此付出金錢。問題是：為取得房子的使用權，我們必須付出多少交換價值？這個「多少」的問題，如何影響我們掌握自己想要和需要的房屋用途之能力？這問題聽起來很簡單，但答案其實相當複雜。
不過，在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的多數地方，房屋是一種投機商品，建出來在市場上銷售，任何人負擔得起和有需要都可以購買。這種房屋供給在資本主義社會早就顯而易見。英國巴斯、布里斯托和倫敦等地著名的喬治式聯排屋，便是以這種方式興建於十八世紀末。後來這種投機建屋方式也出現在其他地方，在紐約市蓋出廉價公寓，在費城、里爾和里茲等工業城市建出勞工階層居住的排屋，而美國典型的市郊社區也採用這種建屋方式。房子的交換價值除了取決於基本的建造成本（勞力和物料的成本）外，還取決於另外兩項成本：投機建商希望賺取的利潤（他們承擔最初的必要資本支出，並支付相關貸款的利息），以及購買土地或向地主租地的成本。也就是說，交換價值等於實際建造成本加上利潤、貸款利息和資本化的地租（地價）。建商的目的是取得交換價值而非使用價值，替其他人創造使用價值是達成這目的的手段。因為這種活動本質上是投機的，真正重要的是房子的潛在交換價值。不過，建商並非必賺不賠。他們顯然會精心策劃一切，尤其是房屋之銷售，盡可能避免虧損。但是，風險總是有的。在這種模式下，交換價值主導了房屋供給。
有鑒於許多人對房屋使用價值的需求未能得到滿足，各種社會力量（包括強烈希望把員工留在工作場所附近的雇主，例如吉百利〔Cadbury〕，以及基進和烏托邦思想的信奉者，例如歐文〔Robert Owen〕、傅立葉主義者和皮博迪〔George Peabody〕）和一些國家的地方與中央政府不時發起一些建屋計畫，借助公帑、慈善或家長式資金，以最低的成本滿足低下階層的房屋需求。如果大家普遍接受人人有權享有「體面的住家和合宜的居住環境」（如美國一九四九年的《住宅法》前言所稱），則使用價值考量顯然將再度成為房屋供給問題的焦點。這種政治立場對歐洲社會民主時代的房屋政策有重大影響，北美和一些開發中地區也受到某程度的影響。多年來，政府涉入房屋供給的程度顯然有起伏，政府對社會住宅的興趣也是這樣。但是，因為資助平價房屋的負擔考驗政府的財力（財政收入萎縮時尤其如此），交換價值考量常常再度悄悄地排擠使用價值考量。
房屋建造中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緊張狀況，有多種方法可以控管。但是，這種體制向來也有失控的階段，此時便會產生危機，例如二○○七至○九年美國、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市便經歷了這種狀況。此次危機並非史無前例。之前的類似例子包括一九八六年起的美國存貸危機，一九九二年斯堪的納維亞的房市崩盤，以及一九九○年的日本土地市場崩盤（終結了日本一九八○年代的經濟榮景）。
在主導多數資本主義地區的私營市場體系中，房屋供給還有額外的問題必須處理。首先，房屋是一種「高單價商品」，要使用很多年，不像食物那樣馬上被用掉。個人可能不夠錢一次付款買下房子。如果我不夠錢買房，我有兩個基本選擇。我可以向房東租房；房東可能專門做這種事：購入投機建商建造的房子，靠收租維生。我也可以借錢買房，可能是向親友借錢，也可能找金融機構辦理房屋抵押貸款。如果是辦房貸，我除了必須支付房子的全額交換價值外，償還房貸期間還必須每月支付貸款利息。還清房貸之後（可能需要三十年），我便完全擁有房子。在此情況下，房屋也成了一種儲蓄工具，我可以隨時拿這項資產的價值套取現金（至少我每月償還房貸，因而取得的部分價值是可以套現的）。房屋的價值會有一些會被維修保養的費用消耗掉，例如牆面每隔一段時間必須重新上漆，屋頂損壞必須修好。但是，我仍然可以期望隨著自己逐漸還清房貸，我掌握的房屋淨值將增加。
但是，利用房貸購屋是一種非常特別的交易。利率五％、本金十萬美元的房貸分三十年償還，總還款額約為十九萬五千美元。也就是說，房貸戶為了取得最初價值十萬美元的資產，必須多付九萬五千美元。這樣的交易看來很沒道理。我為什麼願意這麼做呢？答案當然是我需要這房子的使用價值（我需要一個居住的地方），而我為此付出九萬五千美元，直到我完全取得房子的所有權。這就像我在三十年間花九萬五千美元租房，差別在於我最終可以取得整間房子的交換價值。這房子實際上成了一種儲蓄工具，替我儲存它的交換價值。
但是，房屋的交換價值不是固定的。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波動，受各種社會狀況和力量影響。首先，它會受周遭房屋的交換價值影響。如果附近的房屋全都日趨破敗，又或者社區裡遷入愈來愈多「不對勁」的人，則我的房子很可能將貶值，即使我把它維持在一流的狀態也無法倖免。相反，社區環境「改善」，例如社區仕紳化，則可以提升我房子的價值，即使我並未投入任何資源。房市深受經濟學家所稱的「外部性」影響。屋主經常採取個別和集體行動，力求控制這些外部因素。不信的話，你可以提議在某個「體面的」社區建一個安置出獄者的中途之家，看看會發生什麼事！你將見識到大量的鄰避（NIMBY，不得在我家後院）政治運作：社區居民積極排斥他們不歡迎的人和活動，社區組織幾乎純粹以維護和提升區內房屋的價值為使命（例如社區內若有好學校，對住宅價值大有幫助）。為了保護自身儲蓄的價值，人們會有積極行動。不過，屋主有時也會損失他們利用房屋保存的儲蓄，例如政府或建商為了重新發展某個社區，可能會購入該區相當數量的房子，然後任由那些房子的狀況惡化，進而嚴重損害區內其他房屋的市場價值。
如果我想投資改善屋況，我可能會希望審慎行事，僅做那些顯然可以提升房子交換價值的事。市場上有很多提供相關建議的參考書（建一個配置最先進設備的廚房可替房子增值，在天花板上裝鏡子，或是在後院建一個鳥園，則是沒有用的）。
在全球許多地方，住宅所有權對愈來愈大部分的人口已經變得十分重要。維護和提升房屋資產價值，已經成為愈來愈大部分人口的重要政治目標和重要政治議題，因為消費者可以得到的房屋交換價值，一如建商所能賺到的交換價值那麼重要。
但是，最近三十年左右，房屋已經成為一種投機標的。我以三十萬美元買進一間房子，三年後它的市值升至四十萬美元。我可以把握機會做房貸再融資，把房子增值的那十萬美元換成現金，隨自己高興使用。交換價值不斷上升，使得房子成為熱門的投機標的。房屋成為一種方便利用的金牛（cash cow）或個人提款機，總合需求因此增強，市場上的房屋需求也日益高漲。在《大賣空》（The Big Short）一書中，邁克‧路易士（Michael Lewis）闡述了二○○八年金融市場崩盤之前發生的房屋投機潮。路易士有位重要消息來源雇用了一名保姆，她和她的姐妹一度在紐約市皇后區擁有六間房子。「她們買進第一間房子之後，房價大漲，放款機構建議她們做房貸再融資，拿走二十五萬美元的現金，而她們用這筆錢買了第二間房子。」第二間房子的市值也大漲，她們於是重施故技，繼續買房。「最後，市場持續下跌時，她們手上有五間房子，而且完全沒有能力償還房貸。」
房市的資產價值投機變得熾熱。但是，這種投機總是有某程度的「龐茲騙局」（Ponzi scheme）元素。我借錢買房，然後房價上漲了。房屋市值不斷上漲吸引更多人買房。他們借入更多錢購買「好東西」（當放款機構資金非常充裕時，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房價進一步上漲，因此吸引更多人和機構參與房屋投機。結果造成一場「房地產泡沫」，而泡沫最終必然破滅。這種資產價值泡沫如何形成、為何形成，泡沫會有多大，以及泡沫破滅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取決於多種狀況和力量的具體情況。基於歷史經驗（例如美國房市便曾於一九二八、一九七三、一九八七和二○○八年崩盤），目前我們必須接受的是，這種投機狂熱和資產泡沫是資本主義歷史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中國向資本主義模式靠攏，該國房市也愈來愈容易出現投機熱潮和資產泡沫。我們稍後將再探討此中原因。
在美國最近這次房市崩盤中，約四百萬人因為房貸止贖（借款人因為違約而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利）而失去住家。這些人因為追求房屋的交換價值，結果喪失了房屋的使用價值。數不清的人仍處於房貸「溺水」的狀態：他們在房價高峰期買房，因為房價隨後大跌，他們欠金融機構的房貸比房子的市值還高。這些屋主必須承受巨大的損失，才能擺脫房屋所有權並遷居他方。在房市榮景的高峰期，房價太高了，許多人必須承受他們最終證實無力償還的債務，否則無法獲得房屋的使用價值。房市崩盤之後，這些人可能被迫抱著一些房屋使用價值而無法脫身，由此造成的財務負擔令他們的景況特別淒慘。簡而言之，因為不顧後果地追求交換價值，許多人喪失了取得並持續擁有房屋使用價值的能力。
類似問題也已經發生在租屋市場。在紐約市，約六○％的人口為租屋族；私募股權基金在房市高峰期買進許多出租的住宅大樓，希望藉由提高租金大賺一筆（即使它們面對有力的法規管制）。這些基金刻意壓低這些房子的現行使用價值，藉此替它們的再投資計畫辯解，但它們自己在金融市場崩盤中破產了，留下房客住在使用價值變差但租金反而變貴的房子裡，而且這些房子因為原本的主人破產而遭金融機構沒收，誰該負起屋主的責任往往並不清楚（如果你住在這種大樓裡，發現暖氣爐壞了，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該找誰處理問題）。近一○％的出租房屋遇到了這種問題。因為有人不顧後果地追求交換價值極大化，一大部分人可以享有的房屋使用價值受損了。當然，更慘的是，房市崩盤引發一場全球危機，結果全球經濟至今仍然很難康復。
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資本主義下的房屋供給，已經從追求使用價值為主，變成以追求交換價值為主。因為這種怪異的轉變，房屋的使用價值日趨變質，首先是變成一種儲蓄手段，其次是變成一種投機工具，而利用這種投機工具的除了消費者，還有建商、金融業者和所有可受惠於房市榮景的人，包括房屋仲介、房貸放款人員、律師和保險經紀等等。為大眾提供足夠的房屋使用價值（傳統消費意義上的使用價值），愈來愈受制於不斷深化的交換價值考量。我們致力為愈來愈大比例的人口提供足夠和可負擔的房屋，結果卻是一場災難。

後記
政治實踐構想
我們對資本矛盾的這番透徹審視，對反資本主義政治實踐有何啟示？它當然無法告訴我們，在圍繞著各種具體議題的激烈和總是複雜的鬥爭中，確切應該怎麼做。不過，它確實有助於我們制定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整體方向，而它同時也為反資本主義政治提供論據和強化理由。民意調查機構問它們喜歡的問題「你是否認為國家正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時，它們假定人們對何謂正確的方向有一定的概念。那麼，對我們這些相信資本正朝錯誤的方向前進的人來說，什麼是正確的方向？我們可以如何評估我們在實現相關目標上的進展？我們可以如何基於這些目標，提出謹慎和明智的建議（相對於那些藉由加深資本的勢力以回應人類的迫切需要之荒謬理論，它們確實是謹慎和明智的建議）？以下是從資本的十七個矛盾中推出來的一些建議，可提供政治實踐的方向，希望也能賦予它活力。我們應當以這樣的世界為目標而努力奮鬥：
1.　　優先為所有人直接提供足夠的使用價值（房屋、教育和食物安全等等），而不是藉由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市場體系提供這些價值；這種市場體系將交換價值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上，並以支付能力作為分配商品的基礎。
2.　　創造一種交易工具，它必須能促進商品和服務的流通，但同時限制或排除私人累積金錢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能力。
3.　　私有財產與國家權力的對立盡可能以共同權利制度代替（特別重視最關鍵的兩類公有資源：人類知識和土地），由公民大會和公民社團負責創建、管理和保護此類制度。
4.　　私人占有社會權力的情況不僅受經濟和社會障礙約束，還成為人們普遍厭惡的病態異常現象。
5.　　資本與勞工之間的階級對立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化解，他們與致力滿足共同社會需要的其他社團協調合作，自由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及何時生產。
6.　　日常生活慢下來（移動、行走應當是悠閒和緩慢的），盡可能增加自由活動的時間，同時為自由活動提供穩定和維護良好的環境，不受戲劇性的創造性破壞影響。
7.　　聯合起來的群體評估大家的共同社會需求並彼此告知，藉此為生產決定提供基礎（短期而言，有關實現的考量主導生產決定）。
8.　　創造新的技術和組織形態，以求減輕所有形式的社會勞動的負擔，消除技術分工中不必要的區別，為自由的個人和集體活動釋出時間，並減少人類活動的生態足跡。
9.　　藉由自動化、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應用，減少技術分工。剩餘的必要技術分工盡可能與社會分工分開。行政、領導和治安職務由族群中的個體輪替。我們獲得解放，不再受專家統治。
10.　　賦予公民社團壟斷使用生產工具的集中權力，藉由公民社團動員個體和社群的分散競爭能力，產生技術、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創新方面的差異化。
11.　　多元化潛力最大的是區域社團、公社和共同體中的生活與生存方式、社會關係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文化習慣和信念。區域之中和公社之間，個體自由、不受約束但有序的跨地域移動獲得保障。社團代表定期聚會，評估、規劃和承擔共同任務，並處理各種規模（生物區、洲和全球）的共同問題。
12.　　除遵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所涉及的不平等情況之外，消除物質供應上的所有不平等。
13.　　逐漸消除為遠方的他人所做的必要勞動與自身、家庭和公社再生產中的勞動的差別，使社會勞動融入家庭和公社工作中，而家庭和公社工作成為非異化和非貨幣化社會勞動的首要形式。
14.　　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教育、醫療、居住、食物安全、基本商品和交通運輸方面的平等福利，以保障免於匱乏的自由、行動自由和遷徙自由的物質基礎。
15.　　經濟向零成長狀態靠攏（但保留地域發展不一致的空間），追求人類（個人與集體）能力的最大發展和不斷創新成為社會規範，取代對無止境複合成長的狂熱追求。
16.　　利用自然力量滿足人類需要的工作應快速進行，但必須盡可能保護生態系統，維護一個地方的養分、能量和物質，重新學會欣賞自然之美，認識到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我們確實可以藉由努力為自然作出貢獻。
17.　　非異化人類和非異化創造性角色將出現，他們具有一種新的、自信的自我與集體存在意識。自由締結親近社會關係的經驗，以及對各種生活和生產方式的同理心，將產生一個這樣的世界：人們仍將激烈爭論何謂美好生活，但人人皆同樣值得享有尊嚴和尊重已是社會共識。人類能力的永恆和持續革命將推動社會持續演化。人類將繼續不斷求新。
不言而喻的是，投入戰鬥、對抗資本體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視、壓迫和暴力壓制同樣重要；上述建議不能取代這些其他鬥爭，反之亦然。我們顯然必須聯合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