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詩歌【二冊套書】

總序／文學做為一種民族防禦

孫大川 paelabang danapan

介入書寫世界應該是臺灣原住民近半個世紀以來，最突出的文化現象。藉由文字書寫的形式，原住民終於能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分說話，與主流社會對抗、溝通甚而干擾、豐富彼此的內涵，這實在是整體臺灣千百年來最值得讚嘆的事。我們終於能擺脫「半調子」的本土化口號，與島嶼的「山海世界」面對面的相遇。原住民嘗試使用文字符號進行書寫，當然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在和西班牙、荷蘭接觸的時代，即以拉丁羅馬拼音符號翻譯、記錄自己的族語。清代的漢語、日據時代的假名，甚至戰後初期國語注音的使用，都曾經是原住民試圖介入臺灣主流社會，渴望和外來者彼此認識、溝通的手段。可惜這些努力，都沒有形成一種結構性的力量，讓原住民的主體世界真實敞開。

對原住民或所謂少數民族而言，「介入」之所以困難，主要是因為介入的行動是兩面刃，是藉由離開自己來找回自己的一種冒險。原住民或少數者的聲音要被聽見，必須用主流「他者」的語言或符號來說話才行。說它是冒險，是因為這樣的介入極可能要付出自己文化、語言和認同流失的代價，清代的平埔族群就是明顯的例子，當代臺灣原住民面對著同樣的挑戰。不同的是，清代「土牛」界線的漢番隔離，以及日據時代特殊化的理蕃政策，使廣泛的中央山脈一帶和花東地區的原住民各族，即使到戰後，雖面對許多同化力量的衝擊，但仍大致保留了各自的族語、祭儀和風習。「介入」的風險雖然巨大，但底氣猶存。如何掌握臺灣內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意識型態的變遷，以及國際大環境總體趨勢的發展，在夾縫中找回自己民族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正是這一代原住民族人共同的使命和實踐目標。

「介入」牽涉到許多不同的方面，也包含著各個不同層次的問題，文學創作當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主體說話了，它是原住民自我的直接開顯，宣示自己的存在與權力。我們曾經說過，對原住民或少數民族來說，真正的介入是一種冒險，一種離開自己朝向他者的路。從目前有限的資料來看，具民族主體意識，藉他者語言說話的例子，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早期受日文教育的泰雅族樂信．瓦旦、鄒族的高一生、卑南族的陸森寶、阿美族的黃貴潮（Lifok ‘Oteng），以及戰後以漢語寫作的排灣族陳英雄（Kowan Talall）、鄒族的伐依絲．牟固那那、泰雅族的游霸士．撓給赫、魯凱族的奧崴尼．卡勒盛等等，都是藉他者的語言來說自己的故事。一九八〇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接受比較完整漢語教育的原住民知識青年，有了更大介入書寫世界的實力。文學方面胡德夫、拓拔斯．塔瑪匹瑪、瓦歷斯．諾幹、莫那能、利格拉樂．阿和夏曼．藍波安等人，在文壇漸露頭角。不過，這段時期原住民的文學書寫大致上是零星的，也比較是伴隨政治運動的產物。一九九三年「山海文化雜誌社」成立，原住民文學的運動與隊伍，才逐漸以組織的型態集結、運作與成長。這種語言混用的情況，在部落即興歌謠或所謂林班歌曲中，有著非常豐富的創作傳統，至今不衰。

我在一九九三年《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的序裡這樣說：「語言文字的問題，也是《山海文化》必須克服的難題。原住民過去沒有嚴格定義下的『書寫』系統，因此『雜誌』的呈現，對原住民原來的『言說』傳統，其實是一個極大的挑戰。通常，我們可以嘗試兩種策略：或用漢文，或創製一套拼音文字來書寫。《山海文化》的立場，願意並同時鼓勵這兩種書寫策略；而且為尊重作者本身所習慣使用的拼音系統，我們不打算先釐訂一個統一的拼音文字，讓這個問題在更充分地實踐、嘗試之後，找到一個最具生命力的解決方式。漢文書寫方面，在語彙、象徵、文法，以及表達方式的運用上，我們亦將採取更具彈性的處理原則。因為，我們充分理解到原住民各族皆有其獨特的語言習慣和表達手法；容許作者自由發揮，不但可以展現原住民語言的特性，也可以考驗漢語容受異文化的可能邊界，
豐富彼此的語言世界。」

鬆開族語的顧慮，大膽介入漢語書寫，目的不是要拋棄族語，而是想激發原住民創作的活力。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當時對語言使用的彈性策略，應該是有效的。《山海文化雙月刊》雖因經費困難而於二〇〇〇年停刊。但自一九九五年起至二〇〇七年止，「山海」共籌辦了七次原住民文學獎，其中兩次與中華汽車合辦，另五次皆由「山海」自辦。二〇一〇年之後，由於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政策性支持，每年皆以標案的方式由「山海」承辦「原住民族文學獎」、「文學營」與「文學論壇」三項活動，至二〇二二年止共十三屆。二〇二三年之後，則由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續辦。這一連串的文學推動措施，深化了原住民文學創作的質量，不但培育了三十多位成熟的作家梯隊，也拓寬了原住民文學的內涵和題材。作家們的成就，受到多方的讚賞，迭獲各大獎項的肯定。教學和研究的現場，文學外譯的挑選，都有我們原住民作家活躍的身影。

二〇〇〇年以後，之前的關注焦點雖然仍是作家們持續反省的主題，但觀點更深入了，寫作的技巧與手法也更加細膩。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參與的作者不但增多了，而且陸續有年輕的世代加入了寫作的行列。巴代大部頭系列的歷史小說，奧崴尼．卡勒盛或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風格，毫無疑問的，歷史的原住民詮釋，是原住民文學二〇〇〇年之後，以不同的筆法、角度和切入點，思考歷史對原住民的意義。他們明顯受到線性時間系列的影響，對事件的解釋，徘徊於神話傳說和歷史考據之間。前輩作家夏曼．藍波安，二〇〇〇年之後其創作力更為雄健。大作陸續出版，將海洋的書寫推向極致。同樣地，瓦歷斯．諾幹也不遑多讓，他的《當世界留下二行詩》和微小說，不但是一種新的寫作形式之嘗試，也作為他推廣文學教育的實踐手段。年輕世代的乜寇、Nakao、沙力浪、馬翊航、程廷、黃璽、林纓，以及參與歷屆原住民文學獎的寫手，有些作者雖還未集結出書，但都有亮麗的表現。他（她）們創作的興趣和關心的議題，已與主流社會共呼吸，性別、科幻、政治、醫療、生態、族語、部落變遷與都市經驗等等，都是原住民作家要去面對、處理的課題。因為族群的特殊視角，對這些議題的理解和想像，自然與主流社會有著不同的判斷。

簡單地回顧這半個世紀以來，臺灣原住民介入文學世界的情形，特別著重二〇〇〇年前後的對照，是想讓讀者對原住民文學發展的能動性能有一個概括的掌握。從集體到個人、時空環境的變化，都反映在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中。不同於以往，這些作品一篇篇串連成一道民族的防禦線，取得另一種客觀的存在形式。為保持原住民文學歷史發展的完整性，本選集盡可能收錄有明確作者掛名的最早作品，如鄒族高一生的〈春之佐保姬〉、〈獄中家書〉、阿美族黃貴潮的〈日記選粹〉和卑南族陸森寶的〈美麗的稻穗〉、〈思故鄉〉等。但，為避免和二〇〇三年印刻版選集重複，我們不得不對若干作家的精彩作品割愛。

此套選集分《小說》四冊、《詩歌》二冊、《文論》三冊、《散文》三冊，共十二冊。《小說》由蔡佩含、施静沂負責選文，蔡佩含撰寫導論；《詩歌》由董恕明、甘炤文負責選文，董恕明撰寫導論。《文論》由陳芷凡、許明智負責選文，陳芷凡撰寫導論；《散文》由馬翊航、陳溱儀負責選文，馬翊航撰寫導論。編選的過程，經過多次的討論，考慮文章的代表性、文學性、主題的開拓與篇數的平衡等等，為容納更多作品，小說以短篇為主，長篇則徵得作者的同意，做精彩片段的節選，並節制選錄。為鼓勵創作新手，我們也大量選錄參與各類文學獎的作品（包括山海及其他單位舉辦的獎項）。

編輯的過程中，我們都驚嘆於原住民作家創作的熱情，短短的幾十年，卻能生產出這麼多質量兼備的作品，原住民多麼渴望訴說自己的故事啊。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夷將．拔路兒主委的全力支持，沒有他的首肯，我們根本無法進行這項工作。感謝聯經出版公司的林載爵兄及其編輯團隊的盡心協助，能與像聯經這樣具有學術聲望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是原住民作家的福氣。謝謝山海的林宜妙以及所有參與選文、撰稿、校對、編輯的老師與同學們，你們的辛勞成就了這個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將這一切都獻給每一位原住民作家朋友，你們創作的無形資產會是原住民未來文化的活水源泉。

導論／吼吼吼、呼呼呼，共耕靈魂――二〇二三年原住民詩歌選小誌

董恕明

嚴格意義下，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從八〇年代興起至今，悠悠走過三十餘年。此一「文學拓荒」的志業，如置於文學史的長河觀之，興許只是一瞬，可就是這個瞬間，對於長久以來在臺灣這座島嶼上，狀似無聲實是多音交響存在的族人，於樂舞祭儀、藝術展演、運動競技等領域之外，另闢蹊徑。

學者孫大川以「用筆來唱歌」一語，概括「原住民文學」的出現（線），實是在建構一以生活作田野，文化當沃土，書寫為舟楫的「民族防禦工事」。至於原住民漢語詩歌在其中，常能發揮它進可攻，退可守，不進不退之間可糾纏的精神，向內深掘民族靈魂的同時，對外拓墾族群的邊界！

原住民詩歌和散文、小說、報導文學這些以敘事為主的非韻文相較，當更加凸顯它「用筆歌唱」的文類特質。選文中收錄了高一生和陸森寶兩位以日文／族語創作的作家作品，不僅是延伸了原住民當代詩歌創作的縱深，同時還點出了原住民詩作中的「音樂性」（旋律、節奏、聲情……），它既屬於形式亦是內容，彼此或有消長，卻從未偏廢。

每年由不同的原、漢詩人所組成的評審團隊，總有機會從參賽者的作品中，更具體細緻地區辨——首先是一首好詩，從內容到形式充分展現它身為「詩」的「質地」！這當然和「作者」有關，同時也和他／她怎麼善用（調動）和發揮「詩」的文類特質，將其思想、情感、價值……藉由詩的觀察力、想像力、創造力等等，說服、打動、感染和「啟發」了評審（讀者）。這些捕捉材料和編織細節的過程，一定不僅是源於作者的「身分」，更有他／她自此身分而有的深思與跨越，唯能如此，創作才有它的「真自由」！即便「文學獎」常是「某一群讀者」的品味和決定，但令這群讀者「眼睛為之一亮」、「心神為之撩動」……最終脫穎而出的作品，歷經時間的淘洗，仍自在開闔。在這些詩作中，正含藏著古往今來的詩人們，對這世界最深情的「呼吸治療」……。

原住民文學中傳達出的「悲情」，就像開腸剖肚過後的山林，初見怵目驚心，一旦習以為常，實可波瀾不驚。若作者要持續表達從「山地人」到「原住民」，不同世代對民族存亡、文化斷續、社會公義的「主體抗爭」，更是「吃苦當吃補」的鍛鍊。詩歌中充分見到，這種對於親人、族人、家鄉的綿遠情思與深思，沒有年歲差異，只有下筆時墨色的濃淡深淺。而詩，亦可見到當代部落質樸的生活切片，這些「寫生活」的詩篇，風姿各異，卻多能舉重若輕，將眼前的失落、缺憾或憤怨，提煉成「苦中作樂」的良藥！

若說在原住民詩歌中有一種往復的主旋律，是在說出或辨識「我是誰」，緣此而生的即是「我有什麼」的就地深掘，是無可取代的「這個我」，不是誰要誰「復返」，更不是誰要誰「扮演」的「某個我」！自八〇年代四年級生莫那能寫下〈恢復我們的姓名〉，九〇年代五年級生瓦歷斯．諾幹這位集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評論及論述無役不與的全才型作家，寫家族、部落、民族以至世界原住民族群的歷史際遇和現實處境，彷彿無傷卻盡是殤。何況那些對他者而言無關宏旨的公理與正義，一如既往地在時間之河歷史之流裡，時隱時現、載浮載沉，打撈定格尤是詩人責無旁貸的稟賦。

「詩」在文類上的獨特性是如何透過有限的文字，傳達最豐富的意義，而「有限」不是局限，「豐富」未必是繁複。詩人不只是文字的煉金術士，更是「靈魂的工程師」，不過「靈魂」的世界終究太抽象，所以需要一些指引，且讓像瓦歷斯．諾幹詩作中「他們」（狂馬酋長、小鴉酋長、約瑟夫酋長……）一樣的我們，跨越時空的界線、人性的障蔽、現實的頓挫……，不論是或不是原住民，只要是在邊緣、弱勢、少數、亂離、不幸……之人，終能夠在「彼此」的喜樂憂傷中，學會面對、理解與承擔人類的有限，作家的「責任」，就是寫成「好作品」，至於什麼是好或不好的作品，讀者固然有讀者的喜好，但唯有作者自己最清楚，清楚自己有沒有機會成為自身與他人生命裡的電光火石，雨露春風，在呼吸的每個瞬間，有山的律動、海的丹田、綠野的淺唱低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