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界限：沖繩・愛努・台灣・朝鮮，從殖民地支配到復歸運動

序章（節錄）

所謂「日本人」這個詞彙，指涉著哪些範圍裡的人們？這是本書的第一個設問。
這個「日本人」的界限，又是依據哪些要素而設定的？這是本書的第二個設問。
透過「政策論述」的觀點來檢證近代日本的邊境地區—亦即沖繩、愛努（現今北海道）、台灣、朝鮮等地—重新檢討「日本人」和「日本」的概念，便是此書的主題。

「日本人」界限的變動
所謂的「日本」、「日本人」，這些詞彙指涉的範圍究竟到哪裡（為何）？乍看之下似乎是很奇怪的設問。在現今普遍的概念中，認為上述地區裡的沖繩及北海道一直都是「日本」，而朝鮮與台灣則不是「日本」，只是在某段時期以「殖民地」形式領有過的區域。但是，這種區分相當模糊不清。
例如，近年來有人傾向倡議將北海道與沖繩也定位為日本的「殖民地」。這種看法認為，上述兩地在明治時期之前都屬於別的「國家」，是後來透過侵略與同化政策才將其納入「日本」。同時就侵略與同化政策而言，與對朝鮮或台灣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
不過，面對這樣的論述，也有可能採取相反的觀點。亦即，在二戰之前，無論朝鮮或台灣人，還是沖繩與愛努人，同樣都擁有日本國籍，是法律定義的「日本人」。就這點而言，住在日本拓展勢力範圍內—遼東半島租借地（即所謂的「關東州」）以及華北占領地區—的居民，其國籍為「中國人」，另外「滿洲國」的大多數居民（除了住在那裡的「內地人」及「朝鮮人」外），並不具有日本國籍，這些都與前者不同。在1930年代的國定教科書中，理所當然把沖繩與北海道居民視為國民，甚至朝鮮、台灣、樺太（庫頁島）等地的居民，也全都被視為日本的「國民」；另一方面，國定教科書並沒有把「滿洲國」、華北占領區、南方占領區及國際聯盟託管的南洋群島等地居民視為「國民」。從此可看出，這裡存在著與當今略有不同的「日本人」的界限。
但是，朝鮮人與台灣人即便是擁有日本國籍，卻不曾平等享有屬於「日本人」的待遇。以法制面來舉例，他們大部分（居住於日本內地的人除外）沒有參政權，也就是無法在帝國議會中擁有自己的代表；初等教育也非無償教育。愛努人則根據《北海道舊土人保護法》而適用不同的教育制度；沖繩人也得等到1919年才取得參政權。在法制面之外，他們所受的莫大差別待遇，自不待言。即便持有日本國籍，無論在制度上或日常生活中也都受到差別待遇，成為一種雖然是「日本人」卻又不是「日本人」的存在，這就是遭遇到所謂「『日本人』界限」的人們。
本書設定的主題如下：通過檢證近代日本對沖繩、愛努、台灣、朝鮮為主的「政策論述」，探求「日本人」的界限如何被設定。
當然，此處所指的「日本」或「日本人」並非固定不動的實體，而是依據時代或時勢而改變、屬於「言說」層面的概念。某一些人—例如原本居住在沖繩或朝鮮的人們—因為時代或時勢緣故，有時被視為「日本人」；有時則不被視為「日本人」。在這種情況下去質問「這些人是否真的為日本人」，並沒有意義。嚴格來說，「真正的日本人」的概念並不成立。上述這些人在「國籍上」都是日本人，同時他們也以某種形式被排除在「日本人」之外。另外有一些人—例如沖繩居民—為了論證他們是「真正的日本人」，屢屢拿出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說根據，但這些論證也毫無意義。因為正如本書接下來將討論的，這些學說都是在沖繩已經被納入日本之後才出現。此外，例如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朝鮮人，也曾依據人類學、語言學、歷史學等學說來「舉證」為「日本人」的一支。
針對這些現象，本書要探問的是：「這些人為何以及如何被分類為『日本人』？」更準確地來說，這個問題應該是：「所謂『日本』這個國民國家的政治言說，是根據什麼樣的要素與型態來分類，而將某些人納入『日本人』的範圍內；或者將他們排除在『日本人』之外？」本書之所以要探討近代日本統治周邊地區的相關政策論述，並不只是為了回顧日本的歷史，而是要透過這些案例研究來考察驗證「國民國家在設定『國民』界限時的機制」……

1895年，在甲午戰爭（日清戰爭）獲得勝利的大日本帝國，取得了清朝割讓的台灣。台灣與稍後納入日本的朝鮮同樣具有獨特的地位，雖然皆處於日本國境線的內側，但都是與「內地」制度有所區別的地方。當地居民雖然成為了持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但也被定位成非「日本人」般的存在。
當然，沖繩人與愛努人也是遭「日本人」歧視的對象，但台灣的狀況又與他們有些許不同。即便承受嚴重的歧視，沖繩及北海道在制度上屬於帝國的縣與道，也就是被當作正規的「日本人」納入帝國。然而台灣—如本章與下一章將探討的—在究竟是要把他們包容入「日本人」範疇？或是要自日本人範疇中加以「排除」？在各家提出的諸多議論下，最終仍舊沒有得出明確的方針，只隨著事態而發展。
以下，本章將側重於教育，下一章則將側重於法制，檢證針對把台灣及台灣人包容入「日本」、「日本人」的相關論述之是非對錯。此外，這些關於台灣的論述，一如關於沖繩和北海道的論述，也反應出一個無法忽略的要素，那便是所謂「歐美」這個他者的視線。

台灣統治的紛亂
在檢證關於台灣統治的論述之前，先掌握一下領有台灣時的最初情況。因為這段統治初期的混亂，直到日後仍對台灣的定位帶來影響。
1895年4月，日清締結和約，決定割讓台灣後，日本軍出發前往台灣。然而，台灣當地居民成立「台灣民主國」發表獨立宣言，一方面希冀獲得清朝與歐美列強支持，一方面頑強抵抗日本軍。結果，歐美默認了日本有權統治台灣，台人抵抗終遭鎮壓，但在10月宣布平定全島之前，日本軍蒙受了重大損傷，戰死、病死者約有4千5百人—包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在內—相當於甲午戰爭中日本陸軍陣亡人數的三成。日後被日本方面稱為「土匪」的漢族武裝集團與居住山岳地區的原住民，仍舊不斷的抵抗，武力鎮壓持續到1915年為止。日本面對意料之外的激烈抵抗，一開始是把總督府定位為軍事組織，實施軍政。發布平定宣言後，1896年3月改採名義上的民政移管，但仍舊保有軍事規條。
此事對於應該採用什麼方法來統治台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在決定領有台灣之際，日本方面對台灣的統治構想非常模糊曖昧。根據台灣總督府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的說法：「在我們搭船抵達基隆港之前……幾乎誰也沒考慮過。」從這種白紙狀態突然被帶入軍政狀態，為日後的統治烙印下了深刻的軍事性特質。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決定任命軍人擔任總督。在沖繩與北海道，雖然國防是決定統治方針的重大要素，但縣令與道長官仍為文官。然而台灣的制度上與統治中樞內都有軍人的存在。
這種情況當然也反映在關於統治方針的議論上。1896年，首相松方正義提出的當地報告書〈台灣之實況〉中，對於「關於台灣的施政方針」舉出如下兩種選擇：帝國對該島之領有係應專注於國防上之必要，是否欲排除該島土民致力移殖日本人民？或者帝國領有該島以開發富源為主，綏撫該島土民以利用其資本勞力？
如同過去的沖繩，台灣也屢屢作為國防上的據點而被形容為「南門鎖鑰」。究竟統治的目的是要重視國防，將此地改造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或者要重視經濟利潤與成本？這樣的選擇在沖繩與北海道也發生過。在此應注意的是，這份報告書在這個設問之後又說道：「因為未明示確定的方針，除了全體文官的1/10、2/10外，武官全員一致，皆謬信政府的方針在於排除土民（當地居民）」，亦即軍人與幾乎全數的總督府文官都主張重視國防。
但是此處的重視國防路線，是提議將台灣改造為「日本人居住土地」的方法，並非要把台灣原居民「日本人」化，而是透過推動（日本）移民，將台灣原居民驅逐出台灣島。這份報告書中提及，因為總督府中充滿了這種共通理念，因此為了將原本住在台灣的人驅離該島，故意採用「以嚴酷武斷為最佳手段，一切政令舉動皆採苛暴橫虐、違反公道的方法，使土民怨恨不滿」的措施。
這種共通理念的背後，其實還存在另一項因素，根據決定割讓台灣的日、清之間條約，將給予台灣居民2年的緩衝期間，決定是留在台灣接受日本政府給予的日本國籍，或者賣掉不動產所有權，宣示離開台島。也就是說，這2年之間若能策動台灣居民離開台島，此後只要從日本內地送入殖民者，便有可能把台灣改造為「日本人居住的土地」。在日本內地也存在著這樣的主張，例如福澤諭吉提倡「模仿彼等盎格魯薩克遜人開拓亞美利加大陸之法，將無知蒙昧蠻民悉數驅逐境外，殖產上一切權力由日本人掌握，舉其全土斷然施行日本化」，「藉兵力進行無情掃蕩，斬草除根，殲滅一切醜類（惡黨之意，指台灣居民），悉數收沒土地，抱持將全島收歸為官有地之覺悟」至於在這種想法之下的實際統治狀況，又是如何？
根據這份〈台灣之實況〉報告書，當時的台灣統治大概沒有能稱得上政策的東西，情況極度混亂。首先日軍在島內各地「蠻橫虐待土民，無故加以毆打並以低價強購商品；或以徵收的名義掠奪物資，占領民家祠廟；或者妄加嫌疑逮捕土民並殺害」，應當維持治安的憲兵與警察也「為了掠奪而毆打鞭笞土民，以靴子踢擊，或妄加嫌疑逮捕拷問土民並殺害」。從日軍登陸到宣布平定台島的5個月之間，台灣方面的犧牲者攀升到1萬4千餘人，之後自1898年起的5年期間，據稱尚有超過1萬人遭到殺害或處刑。
對於統治的失敗原由，這份報告書還舉出「破壞廢除固有風俗習慣」一事。只是這裡指責的並非強制推行日本文化等行為，而是占領與破壞寺院及書院、開挖墳墓與暴露遺骨、侮辱或妨礙婚姻儀式等等，由軍方或殖民者對原居民施加的侮蔑行為而已。這並非是依據同化政策施行的系統性文化侵略，而只是單純的失序暴力。
實行這種殘虐拙劣統治的原因之一，在於派駐台灣官僚的素質和道德之低落。對於被日本政府派遣到台灣的官僚而言，在台勤務不過是地方勤務，他們只想盡早回到日本中央去；而且優秀人才也不願前往台灣，因此人事異動相當頻繁。根據這份報告書「在台官吏大抵為庸才劣等之屬，或是在內地無法謀得職位者，或是行為不檢不見容於內地，而前往新領土尋求仕宦者」，「對職務缺乏經驗才能自不待言，加上轉任頻繁，不僅無法熟悉業務，而且性格好逸惡勞，往往託病逃避公務」，處於「缺勤官吏占定員的1/4乃至1/3，且出勤時勤勉守規矩者寥寥可數」的狀態。
台灣總督府官吏素質低落，已經成為一種固定評價，不僅是止於此份報告書。日後擔任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就形容自己前往台灣赴任是「流放台島」，表示：「在轉任台灣官吏的當下，升官之途已絕。」從大藏省次官（次長）轉任台灣銀行頭取（總裁）的添田壽一也幾乎一口斷定地說：「在內地找不到出路的人會申請要前去（台灣），但在內地能有所作為的人是不願意前往的。」在這種素質與道德低落的情況下，當然也頻頻發生貪污瀆職的行為。根據報告書，官吏「不僅與商業買賣勾結，干預工程建設或商務經營，或者威嚇壓抑土民，強買土地與民宅，還透過其他種種手段積蓄自己財富」。
此外，為了把台灣轉換成「日本人居住的土地」，有必要獎勵從內地前往台灣殖民，但渡海前往台灣的殖民者大多數也是在內地無法維生的下層民眾。〈台灣之實況〉報告書指出，居住台灣的內地民間人士「過半與官吏勾結，繳納賄賂，透過各種巧詐手段從事建築營造與採買官方所需物資，皆為貪圖不當利益之徒」。當然他們對原本台灣居民的態度惡劣，「威嚇壓迫土人締結契約，使其賤賣貨物，其行徑幾乎等同盜賊」，「從商人到軍夫、勞工、婦女等，大多數言行暴戾放縱，與土人接觸時肆意詈罵任性毆打，這些情狀看來彷若野獸，毫無親和之情」。
想當然耳，內地人的這種態度自然會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抗。對當地居民的歧視意識，或許與北海道殖民者對愛努人的態度相似。然而，台灣與北海道不同之處，是愛努人在北海道統治上屬於不至於造成困擾的少數人口，反過來，台灣當地居民的去留則屬於無法忽視的情況。此外，原本人口密度已經相當高的台灣，也沒有餘地像北海道一般再送入開拓農民，比起作為農民定居下來，寄生在總督府的下尋求一獲千金的拜金者比例更高。這些殖民者抱持的想法，幾乎都是不圖得到台灣人民信任，以長期獲利為目標，而是使用類似犯罪的手法，盡可能在短期間內攫取利潤然後返鄉。
〈台灣之實況〉報告書中陳述這些內地人的態度「不僅讓土人憎惡，同時也助長了蔑視（日本人）的心境」，對大日本帝國而言，來自當地居民的憎惡不僅與統治困難相關，遭「蔑視」則更關係到帝國的威信問題。在威信問題中特別需要關注的，是與這些拜金者一同流入台灣的內地人女性。高揭促進台灣殖民而成立的《台灣協會會報》所刊登的當地報告中，就有這樣的記述：
……無論前往台北或前往台南，在街上見到跋扈橫行的，就是藝者（藝妓），甚至是酌取女（陪酒女）之流……在台北的日本婦女約有1千3百人左右，其中娼妓、藝妓與酌婦（陪酒女）超過8百人，這種風俗使原本應該向人民表現威嚴的公務員，登上這些酒樓，在土人眼前飲酒、同女人嬉戲，呈現至極醜態……土人見此情狀，也不得不以為這些稱為日本人的傢伙果然是狄夷之流，他們口中說什麼文明，其實跟生蕃一樣……
另外這些內地人女性「被」台灣人買春的事態，也成為造成內地人威嚴低下的因素。台灣也有不少內地去的人力車夫，他們一方面侮蔑台灣人並施加暴力，另一方面卻爭先恐後地爭取有權勢的台灣人搭乘自己的人力車，這種舉止同樣也遭到批判。此種現象不限於台灣，也發生在朝鮮。依據1899年前往朝鮮視察的台灣總督府首任民政局長水野遵的說法，朝鮮鋪設的鐵路上，「乘坐中等以上車廂的是西洋人與朝鮮人」，日本殖民者則大多數搭乘三等車廂。殖民者與當地居民的這種關係型態，反映出日本的國際地位，一方面身為領有周邊地區的帝國，但同時也是把貧困階級作為移民送至海外的弱小國家。在這種狀況下，當時有內地的媒體報導形容：「台灣是內地的人的垃圾場。」
在當地居民持續反抗之下，疾呼「重視國防」的官吏倚賴警力與軍力，不斷反覆進行虐殺與掠奪。人才不足導致統治手法低劣與瀆職，又反招來當地居民的輕蔑。而且台灣居民對土地感情根深蒂固，即便過了2年期限，也僅有0.16%的人離開，日本方面的殘虐行為最終只是徒增台灣人的反感。在這種只能說是惡性循環的情況下，4年間便換了四任總督。
在統治實效無法提升的情況下，唯有統治費用不斷攀升。因為當地治安不穩，地方行政機構也尚未確立，所以無法施行地租改正政策—地租是當時稅收的根基—因此在台灣的稅收終究無法補足對台的統治費用。當時日本政府整體稅收約8千多萬日圓，1896年國庫對台灣的補助達690萬日圓，1897年度也有590萬日圓。而且因為預估1897年台灣財政會出現大幅赤字，當時的松方正義內閣企圖對內地增稅，在增稅失敗之後最終總辭。報紙攻擊政府方面的失策，並形容台灣為「內地國庫的一大負擔」、「母國的一大麻煩」。當時甚至出現一種論調，主張以1億日圓價格把台灣賣給歐美的隨便一國。
即便如此，放棄或出售台灣的主張終究未占多數。中日甲午戰爭後，因三國干涉還遼，日本放棄了遼東半島，於此戰爭中獲得的唯一土地就只有台灣，借用伊澤修二的說法，「台灣是我數千將士以血買來之地」。這種放棄台灣的想法，與報復三國干涉還遼的民族主義復仇輿論並不相容。
而且，即便經濟上出現赤字，台灣在國防上仍具有價值。例如總督府首任民政長官水野遵雖在當時的談話中承認「世人動輒質疑在台灣投下莫大經費究竟能否獲得回收」、「像德國的膠州灣以及俄國的大連、旅順一樣，明顯是許多國家的必爭之地，若我邦未領有台灣，屆時他國在北方據有海參威，在南方以台灣為根據地，那我邦將受雙方夾擊」。在帝國主義競爭的漩渦當中，如同三國干涉中德國與俄國奪取的膠州灣和旅順，考量到被當成歐美列強的前進基地，即便不計成本領有台灣也具有戰略意義，類似這樣的言論在屢見於各處。
雖說如此，對大日本帝國而言，台灣的情況並不容置之不理。不僅因為經濟的負擔問題，也牽扯到帝國面對歐美時的面子問題。